從蘇軾的禪詩詞看其禪思想的發展(康國軍)

　　正像歐洲文藝復興時期一樣，北宋時期也是一個需要巨人並且產生了巨人的時期，而蘇軾則是此時期當之無愧的巨人。他的存在，是宋代文化豐富意蘊的表徵，他的詩、詞、文表現了北宋文學的最高成就。在此，筆者嘗試從其禪詩詞的角度分析其禪思想的發展。　　蘇軾受禪影響頗深，並且深得禪的真味，他把老莊以無限的時空看待人生的痛苦和歡樂以及是是非非的觀照方法與禪學以平常心看待人生順其自然的人生態度結合起來，終於達到了「無縛無解，無樂無不樂」的禪境。　　蘇軾的禪思想由無到有，由淺入深，直至化境，與其仕途經歷息息相關。筆者以此為據，將蘇軾的禪詩詞分為四個時期，淺析其禪思想由種禪因、結禪緣、正式學禪及達到禪境的發展過程。　　第一期： 從嘉佑六年（1061年）入仕至熙寧四年（1071年）通判杭州前。代表作為《和子由澠池懷舊》、《鳳翔八觀之四》。此期他尚未習禪，但已種下禪因。　　第二期： 從熙寧四年（1071年）通判杭州到元豐二年（1079年）「烏台詩案」發，貶居黃州前，代表作為《永遇樂?明月如霜》、《宿水陸寺寄北山清順僧二首》。此期他仕途順利，結下禪緣。　　第三期： 從元豐三年（1080年）謫居黃州至元豐八年（1085年）復官登州前，代表作為《琴詩》、《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此期他仕途坎坷，開始自稱居士，正式學禪。　　從元豐八年（1085年）復官登州至元佑九年（1094年）再謫惠州前，所作不多，禪思想變化不大，在此不作論述。　　第四期： 從紹聖元年（1094年）謫居惠州到終，代表作為《獨覺》。此期再陷逆境，但卻自得其樂，禪思想進入「也無風雨也無晴」的至高境界。　　一.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　　蘇軾所處的北宋，禪宗發生重大變革。一方面，禪宗進一步與儒、道融合，向世俗靠攏；另一方面，從惠能的不識一字轉變成禪僧的能詩善畫，以有字禪代替了無字禪，以講禪理代替了講哲理，以含蓄朦朧代替了直接清晰。這些變革無疑和士大夫的心理、情趣、修養相投合，居士思想極為興盛。以至蘇軾云：近歲學者，各宗其師，務從簡便，得一句一偈，自子證。至使婦人孺子，抵掌嬉笑，爭談禪悅……餘波未流，無所不至。　　宋代深厚的學禪之風對於「莫不畢究」的蘇軾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值得一提的是蘇軾是有一定政治地位的士大夫階層的一員，是讀了《莊子》後大發感慨「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的儒士，禪宗與儒、道進一步的融合為蘇軾學禪提供了前因。禪宗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和「明心見性」的自我解脫方式對於不拘一格、不合時宜的蘇軾有著強烈的吸引力。　　除了整個社會風氣外，蘇家幾乎人人學佛或禪的家族環境對蘇軾學禪不無影響。其弟蘇轍言「老去在家同出家，楞枷四卷即生涯」，被燈錄列為上藍順禪師法嗣。其父蘇洵被僧列為居訥法嗣。母親程氏也篤信佛，逝後遺言其佛像供奉從林。妾朝雲臨終仍頌「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蘇軾生於景佑四年（1037年），嘉佑二年（1057年）中進士，因母喪回川，嘉佑六年參加殿試，對制策，入三等。初入仕途的蘇軾志得意滿，詩歌創作進入第一個活躍期。代表作《和子由澠池懷舊》，寓理成趣，預示了禪能入其心。詩云：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哪復計東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　　據查慎行的蘇試補註，飛鴻留爪，取自《傳燈錄》中天衣懷義禪師的話「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能解向中行。」蘇軾借這一禪曲感慨人生如鴻飛，短暫無常。　　由此詩可見，年輕的蘇軾已經思考人生，並體驗到人生無常。從意識形態上說，禪宗是一種體悟人生的哲學思想，認為人生本來空寂，皆如夢幻，人應隨緣自適。無論蘇軾是受禪影響後發出此感還是與禪的不謀而合，都顯示了禪對其已經或可能存在的吸引力，換言之，蘇軾已具悟根。　　其實，此期的人生無常之感也是他後一期「如夢」、「安心」等禪思想的源頭。正因為思考人生，體驗到人生無常，才會感覺一切「如夢」，而在「如夢」的人生中，「安心」才是真正的「道」、「葯」。　　如果說《澠池情舊》一詩尚有可能是蘇軾僅有感而發，不謀而合，並未深諳佛典的話，那麼同期寫下的《鳳翔八觀》之四——《維摩像唐楊惠之塑在天柱寺》，則可確定蘇軾至少研讀過《維摩詰經》。詩中云：今觀古塑維摩像，病骨磊嵬如枯龜。乃知至人外生死，此身變化浮雲隨。　　蘇軾將維摩詰譽為「外生死」「浮雲隨」的至人，可見他對這種隨緣而安、自然自在的居士風範的嚮往。而他所嚮往的這種人生態度正是禪宗所吸收並推行的。可以說蘇軾的樂觀、洒脫、自在的處世根源之一就在維摩詰居士身上，東坡居士何嘗不是第二個維摩詰呢！　　從對這一時期的分析可見，禪宗和蘇軾雙方都已有了蘇軾悟禪的因。禪宗的發展進一步本土化，其人生觀適應士大夫的品味；從蘇軾看，他已思考人生並歸結到人生無常，崇尚維摩詰居士，有了悟禪的根，禪因已生。　　二.年來漸識幽居味，思與高人對榻論　　熙寧四年（1071年）蘇軾擔任杭州通判，並在此結下禪緣。　　宋時的杭州寺院林立，名僧眾多。蘇軾向來交遊廣闊，以至後來蘇軾在惠州時曾說「吳越多名僧，與予善者常十九」。這一時期的禪僧，不像六祖惠能那樣不通文字，相反，他們是「能文善詩及歌詞，皆操筆立就」「學行皆高」，這也是他們能惺惺相惜成為至友的原因。這些禪僧都鄙棄清規戒律，多不拘形式，對「頓悟」的追求，不僅使他們超然、淡泊於世事之外，更讓他們投身於現實平常事中，而自得其樂。可以說，頓悟的結果，不是指向彼岸世界，而是指向現實人生，使其在本不滿意的現實生活中心理得到平衡。　　暫且拋開禪僧及其思想對蘇軾長期的影響不論，先談一談這一時期，蘇軾禪詩詞特色並由此可見的禪思想傾向。　　首先，表現諸行無常等禪理的詩詞在數量上和內容上比上一時期都有所發展。如《臘日游孤山訪惠施惠思二僧》、《泗川僧伽塔》等，從中可見蘇軾的禪思想主要體現在「如夢」和「安心」兩方面。　　「如夢」是大乘十喻之一，也是禪宗人生觀的體現。禪宗四祖道信對牛頭法融禪師說「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作於1087年《永遇樂?明月如霜》云：明月如霜，好風如水，清景無限。曲港跳魚，圓荷瀉露，寂寞無人見。紞如三鼓，鏗然一葉，黯黯夢雲驚斷。夜茫茫，重尋無處，覺來小園行遍。 天涯倦客，山中歸路，望斷故園心眼。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古今如夢，何曾夢覺，但有舊歡新怨。異時對，黃樓夜景，為余浩嘆。　　異鄉羈旅、天涯飄泊的蘇軾感嘆如此美好夜景卻不為人知，觸景傷情，慨嘆古往今來多少悲歡離合的無常世事，就像是一場幻夢。「君臣一夢，今古空名」「三過門間老病死，一彈指傾去來今」！　　值得一提的是，蘇軾雖有上述長嘆「人生如夢」的作品，但這並非完全的消極，相反，蘇軾在感受過去的事如夢如煙的同時，依然對眼前和未來的事充滿生的熱情，如同時期的《江城子?密州出獵》借寫出獵體現作者保衛邊疆打擊敵人的堅強決心，氣概豪邁。其實也正是因為蘇軾能感受到人生如夢，才能以豁達的態度對待沉浮人生，而這種看似矛盾，實則統一的似是而非的境界才是最難能可貴的，才是禪的真味。　　「安心」是這一時期的又一「悟」。作於1073年的《病中游祖塔院》體現了這一傾向。「安心」是禪語，出自《景德傳燈卷》卷三。二祖慧可向達摩求法，「光曰："我心未安，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汝安。』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我與汝安心竟。』禪者認為求安心即在自己，不用外求。　　此時蘇軾雖在病中，依然覺得自然界是絢麗多彩的，有「紫李黃瓜」，更認為「村路香」。「安心是葯更無方」，「安心」是一劑良藥，讓蘇軾淡然的看待如夢的人生，安心於這一無常的生活。　　其次，表現禪家寂靜空寒意境的作品也較多，頗得禪趣。此時的蘇軾剛過三十五歲，對世事浮塵感受漸深，更注重心靈的體驗，尋求心理的平衡和解脫。此期他並未認真、刻意的習禪，但安心於人生使他能清靜下來，體味寂靜空寒的禪趣。《宿水陸寺寄北山清順們二首》是其中之一：草沒河堤雨暗村，寺藏修竹不知門。拾薪煮葯憐僧病，掃地焚香凈客魂。農事未休侵小雪，佛燈初上報黃昏。年來漸識幽居味，思與高人對榻論。長嫌鐘鼓聒湖山，此境蕭條卻自然。乞食繞村真為飽，無言對客本非禪。披榛覓路沖泥入，洗足關門聽雨眠。遙想後身窮賈島，夜寒應聳作詩肩。　　此詩作於熙寧五年，描寫水陸寺幽寂環境和寺們淡雅生活，表現了以豪邁著稱的他內心細膩的一面，這種細膩讓他能敏感細緻的觀察周圍世界，重視內心感受則令他用理念來體味沉澱它。這和禪者的「向心求法」如出一轍。　　尚需指出的是，這種「漸識幽居味」「關門聽雨眠」的識禪入禪的情趣頗入修禪的物我和一境界。但蘇軾習禪卻不為禪所縛，即使「冥坐」同樣能悟禪，這也是禪能和儒道相融的前提。　　如果說上二首中的幽寂空寒僅得禪趣的話，那麼可以說《書雙竹湛師房二首》更顯現出他對禪的羨慕，是日後他深入接受禪宗的先聲。詩云：我本江湖一釣舟，意嫌高屋冷颼颼。羨師此室才方丈，一炷清香盡日留。暮鼓朝鐘自擊撞，閉門孤枕對殘釭。白灰旋撥通紅火，卧聽蕭蕭雨打窗。　　此詩作於熙寧六年。蘇軾將自己的仕途比作「高屋」，正如《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中的「高處不勝寒」一樣，是「冷颼颼」的，聽著「暮鼓朝鐘」和「蕭蕭雨打窗」，看著「白灰」「紅火」，讓本欲作「江湖一釣舟」的蘇軾感慨羨慕不已。他對這種幽冷清靜、簡樸淡雅的生活的嚮往，也正是對以這種生活方式處世的禪宗的嚮往。　　由此可見，這一時期蘇軾和禪宗開始結緣。一方面，蘇軾和詩僧交流唱和，相互影響；另一方面，蘇軾寫了大量頗含禪趣，羨慕禪者隨緣自適、清靜淡然生活方式的禪詩。可以說，這一時期完成了他吸收禪思想在感性上的準備，為其日後能和禪宗相融打下了基礎。　　「烏台詩案」後，蘇軾開始深入地體味這些禪理。　　三．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　　蘇軾是一位「一肚皮不合時宜」的人，他「不顧身害，盡言其隱」。正因為他「寒枝不肯棲」才落得「寂寞沙洲冷」。　　元豐二年（1079年），發生「烏台詩案」，蘇軾因詩被陷，於元豐三年貶居黃州。這成為他人生道路的轉折點，是逆境的開始。「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五年的謫居生活，蘇軾的思想有了較大變化，禪對其影響很大，並正式習禪。　　1081年，蘇軾開始在東坡耕田，作下《江城子》一首後，自號「東坡居士」。　　「東坡」這一號是蘇軾借白居易曾居住的忠州「東坡」之名命名自己墾殖的黃州東門外十餘畝的荒地。顯然，蘇軾很欣賞香山居士淡然的人生態度，曾寫「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將自己比作香山居士，認為兩人的道根是相同的，皆有佛緣。　　據《辭海》解，居士一一詞來自梵文，是佛教名詞，音譯「迦羅城」，意譯「家士」。原指古印度吠舍種姓工商業的富人，因信佛教者頗多，故用以稱呼在家的佛教徒。至今，在家學習佛的男女也稱作「居士」。蘇軾效香山居士等人的前例，也自稱「居士」，可見他此時已正式的居家習禪。　　此時期，已正式習禪的東坡居士所作的禪詩詞更重禪理。他除了依然有表現人生無常的「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新涼」，有表現禪趣的「林下對床聽夜雨，靜無燈火照凄涼」，更突出的是些純說禪理的詩。作於1082年的《琴詩》是其中一首，詩云：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　　蘇軾借問琴聲的來源，表達人間萬事萬物要因緣和合才能相生的禪理。可見，作為佛教理論基石之一的緣起說已深入蘇軾的心中。　　元豐七年，蘇軾由黃州遷汝州，路經廬山，與東林常總長老同游並作下《贈東林總長老偈》，同時作下了著名的禪理詩《題西林壁》和《廬山煙雨》，先看《題西林壁》：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該詩歷來有兩種不同觀點：一種認為，這是引禪典，說禪理的詩；一種認為這僅是發自靈性的山水詩。在此我傾向於前一觀點，首先，作此詩時的背景適作禪理詩。《東坡志林》卷一「記游廬山」條自述「最後與總長老同游西林」，「西林」指西林寺，是座古剎禪寺。與禪師同游，題於禪院壁上的詩引禪典，講禪理是很自然的受環境的誘發。其次，詩境和禪境相契合，應是以詩喻禪。「只緣身在此山中」也可指學禪並不在禪中，而在禪外的生活中，正如在廬山並不能識其真面目一樣。而《廬山煙雨》則說盡了「平常是道」的禪理。詩云：廬山煙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到得還來別無事，廬山煙雨浙江潮。　　蘇軾體悟到，有著種種盛譽的物象本質上是平常的，正如佛也是平常的一樣，這平常的物，平常的人，平常的心才是道。有了這份平常心，才會在大喜大悲，宦海沉浮中不沮喪、不顛狂、不頹廢、不發熱。而他的這種感悟在詞《定風波》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詩云：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該詞作於元豐五年（1082年），詞中流露出作者豁達洒脫的處世精神，憂樂兩忘的開闊胸襟，一個不為外物所動，不為憂患所擾，以平常心看待一切的居士形象躍然紙上。而這一形象一直貫穿到此生的終結。　　此期，談禪理的詩具有突出的地位。一方面，詩的形式更得禪的機誚味；另一方面，詩的內容超出前兩期禪詩詞的感性的人生感悟，開始進行理性的思索。　　然而此時的蘇軾勤學佛經，體悟禪理，卻畢竟「只緣身在此山中」，雖感悟到「也無風雨也無晴」「廬山煙雨浙江潮」，這種平常心乃是道，但依然有「歸去」之念，想要「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在實踐上依然處於「求」的階段，仍未能洒脫地應用於人生。　　四、回首向來蕭瑟處，也無風雨也無晴　　紹聖元年（1094年），蘇軾被作為「元佑黨人」貶至廣東高山南郊，謫居惠州，開始了七年的再謫生活。　　如果說，第一次的貶謫蘇軾體悟到「平常心是道」，那麼可以說，這第二次的貶謫，從貶居惠州開始的日子就是他實施「平常」的時期。一方面蘇軾仍不減幽默和樂觀，和朋友繼相往來，贈詩釀酒，過著自然悠閑的生活，發出「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的感慨。另一方面，他利用自己的影響和能力，積極的為百姓做日常的實事，如出資建東西新橋，建議引滿澗山滴水岩的水入廣州，使居民喝上泉水等，這都是他做平常事的體現，毫無貶居後的消極色彩。可見其悟禪已達到了無樂無不樂的境界。　　應該說，此期他的禪思想進入了成熟的忘我期，「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儘是非心」，成敗皆空，榮辱皆忘，已經從禪理中走出來，走入現實生活，是不消反長的表現。　　蘇軾再謫至海南所作的《獨覺》是其禪思想達到極致的表現，也是他一生禪思想的終結。詩云：……悠然獨覺午窗明,欲覺猶聞醉鼾聲。回首向來蕭瑟處,也無風雨也無晴。　　「回首向來蕭瑟處,也無風雨也無晴」兩句是其中的精華。該句在《定風波》中曾用過，只不過，當時仍有「歸去」之想，而此時則是蘇軾自己終其一生後，切身體驗的禪境。　　六十老翁的東坡居士所達到的「也無風雨也無晴」和他在二十五年華所推崇的摩詰居士的「無縛無解，無樂無不樂」的境界何其一致！三四十年前，剛入仕途的他就被這境界，被這種居士風範所折服，隨著他對禪學的深入和體驗，終點回到起點，他最終達到了這種境界。可見，對這禪境的追求貫穿了蘇軾禪思想的始末。　　「也無風雨也無晴」是「無縛無解，無樂無不樂」的禪者才能做到的，而達到這一禪境，就是有一顆「平常心」，以這顆平常的心對待順與逆，憂與喜，最後無順無逆，無憂無喜，心境平和。也正是因為蘇軾有了這顆平常心，他才能在大榮大辱、大喜大悲中保持自身的本性，不為外界所扭曲，依舊幽默，更加洒脫豁達。由此可見，禪宗對蘇軾的影響並不是消極的，相反禪宗使他解決了個人與社會、出世與入世、悲與喜等之間的矛盾，使他形成了以「也無風雨也無晴」為經，以「安心」「平常心是道」為緯的特有的禪思想，使他能洒脫地對待生活，笑對人生。　　當然，蘇軾洒脫豁達的人生態度，是受傳統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影響而形成的，儒家思想和佛老思想在他的世界觀的各個方面往往是既矛盾又統一的。從根本上說，蘇軾首先是個積極入世的儒者，他從儒家出發的比較現實的生活態度，使他對佛家的懶散和老莊的放逸有所警惕。雖然嚮往禪境，但他胸膛里卻藏著一顆被功名利祿激蕩著的雄心，在他的腦海里也翻騰著世俗人情的波瀾。因此，雖屢遭挫折，但在文藝創作上始終孜孜不倦，沒有走向消極頹廢的道路，應該說蘇軾習禪是以不傷其儒學觀為條件和範圍，或者說，蘇軾最終使禪融合入自己的思想，形成獨特的儒釋道於一體的思想。　　縱觀蘇軾禪思想的變化，是一個由感性——理性——實踐的三階段兩轉變的過程。第一階段是謫居黃州之前的兩個時期，此時，蘇軾已能發出「年來漸識幽居味」頗得禪味的感嘆，是對禪自然的、感性的體悟階段。第二個時期是謫居黃州、自號東坡居士至貶謫惠州之前的這個時期，此時，他已經正式從東林總長老學禪，所作的禪詩已是「廬山煙雨浙江潮」之類富含禪理的作品，處於對禪的有意學習、理性的認知階段。第三階段是謫居惠州直至一生之終結，此時，蘇軾已不僅在理性上悟禪，更在行為上身體力行的實施它，處於重新升華的感性階段，洗盡了禪理的束縛，行平常之道，達到了「也無風雨也無晴」的禪境。　　實質上，說蘇軾學習並吸收了禪宗的觀點，倒不如說他吸收並達到了禪宗所提倡的立身處世的態度，即淡泊於世事，以平常心對待一切。使他一生都能保持樂觀，無論多麼坎坷依然胸襟坦蕩，既不完全的出世避世，也不執著的入世媚世，而是萬事皆隨緣自適，「也無風雨也無晴」，這也正是他晚年詩文「不見老人衰憊之氣」⑨的原因。　　禪宗給了蘇軾沉靜的思考習慣和「平常心是道」的人生哲學，這不僅豐富了其思想體系，而且對其創作的積極作用功不可沒。禪的本性是不受約束，自然天成，這也正是蘇軾詩文的特色。思想的自由不僅讓天縱奇才的他能「興來一揮百紙盡，駿馬倏乎踏九州」，更使其最大的發揮了自己的才能，在詩、詞、文、書、畫等各方面都達到了至高的境界。　　「禪宗沒有任何形式的教條，沒有至高無上的神，他實際上是一種觀察、生活、行為的方式」。歸根到底，蘇軾是吸收了這種觀察、生活、行為的方式，達到了「也無風雨也無晴」的境界。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