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學者對「中國模式」的研究

摘　要：對於總結中國現代化建設實踐經驗的一個新視角———「中國模式」，國外學者表示了極大的關注。他們對「中國模式」從概念、性質、內涵、特點、到對世界的意義以及未來發展趨勢等方面都進行了各具特色的歸納總結，這對我們進一步建構與「中國模式」相適應的、且能夠和西方相溝通的話語和理論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關鍵詞：北京共識；中國模式；中國特色

　　作者朱可辛，中央黨校科社部副教授　(北京　100091)。

　　「中國模式」這個概念，最初在國內學術界等同於「中國特色」，關於它的討論早在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以後就開始了。不過，它成為國際上的熱點話題，還是在2004年5月美國高盛公司高級顧問、清華大學教授喬舒亞·庫珀·雷默的《北京共識：提供新模式》一文發表之後。尤其是在2004、2005年間，國外學者對於中國模式的研究進入了一個高潮，發表出版了一系列關於中國模式研究的文章、報告和著作。拋開各種紛雜的界說，就總結中國現代化建設實踐經驗的角度來講，「中國模式」概念不失為一個新穎的視角。但直到目前，國內對於「中國模式」的性質、內涵等關鍵問題依然沒有明確。因此，關注國外學者對這一問題研究的學術成果，既有助於我們拓寬理論視野，也對我們進一步建構與「中國模式」相適應的理論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一、關於「中國模式」概念與性質

　　國外學術視野中的「中國模式」是相對於歐美模式、蘇聯模式、拉美模式等多種模式而言的，作為對中國發展經驗的一種概括，這一概念的提出，首先反映出的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對國外學者的深刻影響。一方面，西方學者已經意識到，自己原有的理論範式尚不能圓滿解釋中國成功的原因，因此，雷默如是說，「以前在西方用於討論中國的語言已不再適用」，而要研究中國，必須了解中國，必須具有「中國眼光」。其次，「華盛頓共識」在金融危機中聲名狼藉之後，「中國模式」就成為一個不可多得的研究樣本和可能的替代品。另外，第三世界國家對中國的發展經驗早就開始重視了，近年來包括印度、埃及在內的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甚至俄羅斯都正式使用「中國模式」的概念：普京就曾在內部場合多次提出，俄羅斯要學習「中國模式」。

　　不過，學者們對所謂「北京共識」以及「中國模式」等概念並未取得共識，甚至在是否存在「中國模式」這個問題上也有很大爭議。從肯定的一方看，「儘管這一模式並沒有得到絕大多數進步主義者的廣泛認同，但是許多主流的經濟學家還是將中國的發展視為一種模式」，他們認為中國將成為後發國家進行現代化建設的模範，因為中國快速的經濟發展表明，在現存的資本主義世界體制內，中國提供了另外一種可行性的發展路向。①2004年底，俄羅斯科學院院士季塔連科撰寫的長文在《遠東問題》第5期發表，他提出，中國不僅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切實可行的現代化模式，更避免了社會主義危機。從否定的方面看，由於「中國正處於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期，因此我認為所謂的『中國模式』並不存在。中國的這一轉型期將伴隨著急劇的社會變革和政治改革，這一過程是漸進的、增量的，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談論『中國模式』還為時過早」———這是德國杜伊斯堡—埃森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東亞學研究所所長托馬斯·海貝勒的說法———同時，他也承認「中國的發展進程有著自己鮮明的特徵，有其特殊性，甚至可以認為是獨一無二的」。更有學者提醒，在過去60年，國際學術界多次犯過下結論太早的錯誤，至於「北京共識」抑或「中國模式」，還需要更長時間的檢驗。而美國俄勒岡大學教授、中國問題研究專家阿里夫·德里克則完全否認了這一概念，在他看來，「『中國模式』只是一個想法，而不是一個概念或思想，因為它與概念和思想沒有多少密切聯繫，相互間或者共同的認識累加並不一定就是共識。」

　　還有不少學者從根本上反對所謂「中國模式」是因為，在他們看來，中國之所以成功，恰恰是沒有什麼「模式」。而「中國模式」這一概念反而掩蓋了中國經濟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把握機會———中國的改革方式也許比其實際的政策更為有趣———如果真有一條經驗，那就是對改革持開放和實事求是的態度。②

　　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情況下，「中國模式」概念還承擔了一定的政治內涵，或者說是隱藏著西方的一種焦慮：即使中國經濟強大了，卻仍將不會走西方意義上的民主化道路，反而形成一種有別於西方模式的「中國模式」———它有可能成為中國反對美國新自由主義的一面旗幟，從而把那些反對美國的人和國家招致其麾下。一般來說，西方學者在談及「北京共識」或「中國模式」時，大多是忽視或刻意迴避其「社會主義」性質的。因此，他們所界定的「中國模式」更多的是「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而對於這一模式的政治層面則避而不談。當然，也有很多學者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保加利亞著名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家尼·波波夫認為，「中國目前選擇並實踐的模式，是唯一可以挽救和建設社會主義的模式，是唯一正確的充滿希望之路」。印度尼赫魯大學中國問題專家孔塔帕里認為，中國「在不偏離社會主義方向的前提下，在實踐層面奉行務實變通，在理論層面實行兼收並蓄、繼承發展，從而形成了一整套緊密結合國情的發展方略」。沙烏地阿拉伯《中東報》2005年6月5日的文章說：「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功有諸多因素，但最重要的是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為自己制定了明確的目標，並為實現這些目標調動了一切可利用的資源。」美國學者阿里夫·德里克的分析以事實為論據，他指出，「中國模式」中被大力稱道的「民族經濟的一體化、自主發展、政治和經濟的主權以及社會平等等這些主題的歷史和中國革命的歷史一樣悠久，是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提出的」，而這些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遺產，則是「中國模式」中最重要的內容。

　　不過，也有一些學者對「中國模式」的社會主義性質持懷疑態度。英國《金融時報》2004年5月7日刊登題為《中國已發現自己的經濟共識》的文章，認為「北京共識」是「以極其謹慎的態度執行私有化和自由貿易等政策主張。」一些學者對中國推行的「漸進式改革」提出了質疑，認為中國的改革在實效層面無疑是成功的，但中國很可能只不過把俄羅斯或東歐做過的某些事情推遲進行而已。實際上，中國正在走向資本主義。「由於改革的影響越來越明顯，那些視中國在向社會主義邁進的左翼人士的數量自1990年後開始下降」，「那種視中國為發展模式的思想活力正面臨明顯的資本主義復辟……那些依然抱有社會主義態度的人認為中國已經偏離了社會主義……」③

　　二、關於「中國模式」的內涵與特點

　　「中國模式」的內涵是什麼?在這一問題上學者們也是看法不一，研究角度與歸納方式都不相同，既有最宏觀的考察，也有最細緻的技術性的研究。大致說來，西方學者更關注「中國模式」與西方模式的差異;一些發展中國家學者看重中國高速發展的經驗;而像俄羅斯這樣的轉型國家學者則看重中國有效轉型的經驗。另外，世界上一些重要的地區大國，像巴西、印度更關注中國提升國家實力和國際影響的經驗。

　　一種界定是有針對性或有參照物的。比如「北京共識」的首創者雷默就是把「北京共識」的重點放在了與「華盛頓共識」的反衝功能上，他在那篇「基於與中國大學、智囊團和政府的著名思想家的一百多次非正式的討論」的著名報告中寫道：「北京共識」「其核心就是一個國家按照自身的特點進行發展」，它包括三個「定理」：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試驗，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利益，循序漸進、積聚能量。雷默進一步解釋說，「中國的新發展方針是由取得平等、和平的高質量增長的願望推動的。嚴格地講，它推翻了私有化和自由貿易這樣的傳統思想。它有足夠的靈活性，它幾乎不能成為一種理論。它不相信對每一個問題都採取統一的解決辦法。它的定義是銳意創新和試驗，積極地捍衛國家邊界和利益，越來越深思熟慮地積累不對稱投放力量的手段。它既講求實際，又是意識形態，它反映了幾乎不區別理論與實踐的中國古代哲學觀。」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戴維·蘭普頓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他認為「中國模式是從真實世界中發展而來的，而不是華盛頓某智庫的一幫人坐在大樓內憑空杜撰出來的」，「所謂中國模式應該不是一個模式，而是一種發展的方式。當前看來，這一方式非常成功……如今在西方國家，有人可能會找茬批評這個、批評那個，但如果是在貧窮國家，中國的方式就很有吸引力」。

　　與上述把西方模式做參照物不同，俄羅斯東方學專家阿列克謝·基瓦在描述「中國模式」時注意到了俄中歷史的相似，他認為中國發展模式「是國家資本主義方式的一種，就像我們曾經推行過的新經濟政策一樣……這種模式的實質是，逐步地、分階段地為形成市場經濟和代表制式的民主創造前提。」

　　也有學者注意到了「中國模式」與「東亞模式」的相似性，如美國霍普金斯大學的喬爾·安德斯就認為，中國走的是一條獨特的東亞道路，其特點是強大的國家、活躍的家庭勞動經濟和主要由小企業組成的私有經濟和小規模資本主義經濟。

　　另一種界定是板塊式的，如內瓦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張維為認為，所謂「中國模式」，是指「重大的經濟改革和較小規模的政治改革」的有機結合，是「以一種循序漸進、摸索和積累的方式，從易到難進行改革，並吸取中外一切優秀的思想和經驗」的改革和發展模式。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的觀點與此相似，他從政治和經濟兩個方面來認識中國模式。就政治模式而言，其內容主要是漸進的、有階段性的政治改革;就經濟模式而言，中國是混合所有制模式。印度中國問題專家的總結更為具體，「中國模式」包括：經濟上，制定適合本國國情的對外開放政策，趨利避害，與全球化潮流齊頭並進;政治上，穩步推進適合國情的民主改革;軍事上，在實現國防現代化的同時，將大量原本投入到軍事領域的寶貴資源轉為民用，極大地減輕了國家的負擔;外交上，與鄰為善、穩固周邊。④

　　還有一種界定是「綜合」式的，如俄共主席久加諾夫更是按照俄羅斯歷史傳統給出了一個「中國成功的公式」，即中國成功=社會主義+中國民族傳統+國家調控的市場+現代化技術和管理。英國劍橋大學的彼得·諾蘭在其著作《處在十字路口的中國》中寫道，「中國的『第三條道路』是一種完整的哲學，把既激勵又控制市場的具體方法與一種源於統治者、官員和老百姓的道德體系的深刻思想結合在了一起。」巴黎大學人文地理學博士皮埃爾·皮卡爾的結論是：「中國模式」是一種將本國國情與具體實踐巧妙結合的模式、一種將過去與未來相結合的模式、一種將中國發展與世界進步相結合的雙贏模式。實際上，學者們在論及「中國模式」的內涵時，往往是從研究其特點入手的。當然，對「中國模式」特點的概括也是意見不一。其中，有比較系統的如張維為的歸納，他認為與西方主導的模式相比，中國模式的獨到之處在於：首先，中國在處理穩定、改革和發展三者的關係方面找到了平衡點：在堅持穩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動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第二，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指導方針非常務實，即集中精力滿足人民最迫切的需求;第三，實事求是，一切都要經過試驗，不斷地總結和汲取自己和別人的經驗教訓，不斷地進行大膽而又慎重的制度創新;第四，拒絕「休克療法」，推行漸進改革;第五，確立了比較正確的優先順序。中國改革開放大致展現了一個清晰的格局：改革的順序是先易後難;先農村改革，後城市改革;先沿海後內地先經濟改革為主，後政治改革;第六，以開放的態度，有選擇地學習別人的一切長處，但以我為主，絕不盲從。⑤美國中國問題專家哈里哈丁認為，與「華盛頓共識」相比，「中國模式」有三個明顯的特點。首先，在發展目標上，強調經濟發展、穩定和人權必須平衡發展，其中人權的含義也與西方不同;其次，在發展戰略上主張通過試驗，在結合當地實際情況下進行漸進改革;再有，在對外援助方面不給對外援助附加任何政治條件。

　　更多的對「中國模式」特點的概括是「抓重點」式的，如季塔連科注意到，中國60年的經驗，特別是30年改革的經驗，就是實行了最大限度地調動個人積極性的政策———由此，中國模式最主要的特色之一就是中國人民自覺成為改革的主人和參加者。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阿塔爾海珊稱「中國模式」的主要特點是兼收並蓄：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發展模式兼具諸多成功經濟模式的特點。

　　大致說來，在國外學者的視野中，「中國模式」具有以下幾個明顯特點：第一，原創性，它是中國基於自己國情的獨立創造，是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實用的模式」。第二，漸進性或曰增量改革，它「以一種循序漸進、摸索與積累的方式，從易到難地進行改革，並吸取中外一切優秀的思想和經驗」。⑥第三，人民性，它致力於實現絕大多數人的利益。第四，穩定性，它意味著強有力的政府主導和政治穩定。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與忽略社會主義性質這一點相對應，國外學者在論及「中國模式」的內涵與特點時較少涉及它的制度層面。制度的建立是理念的實現，而在多數西方學者看來，支撐中國制度的價值理念與西方本身的價值理念是不相符的。也因此，才會有不少對「中國模式」帶有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的議論，並使之與西方的價值體系對立起來。如美國右翼智庫企業研究所2007年底出版的《美國人》雙月刊發表署名文章說，描述「中國模式」的一個較為簡捷的方式是：經濟自由加上政治壓制。事實上，有學者已經注意「中國模式並非與西方完全矛盾」。⑦托馬斯·海貝勒得出結論說，「中國並非像西方很多人感覺的那樣是一個純粹的專制政權，並且近幾十年沒有發生變化。其實，中國正在邁向一個自治、法治和參與程度更高的開放社會」。

　　三、關於「中國模式」的意義及發展趨勢

　　在談及「中國模式的意義」這個命題時，國外學者更關注的是「中國模式對世界的意義」。在這個問題上也存在不同的聲音，主流的看法是「中國模式」將對世界各國發展產生積極影響。歷史學家湯因比在中國改革開放伊始就對中國的發展充滿了信心，「西方觀察者不應低估這樣一種可能性：中國有可能自覺地把西方更靈活、也更激烈的火力與自身保守的、穩定的傳統文化融為一爐。如果這種有意識、有節制地進行的恰當融合取得成功，其結果可能為人類的文明提供一個全新的文化起點」。⑧美國學者約瑟夫·奈說：「中國的經濟增長不僅讓發展中國家獲益巨大，中國特殊的發展模式和道路也被一些國家視為可效仿的榜樣……更重要的是將來，中國倡導的政治價值觀、社會發展模式和對外政策做法，會進一步在世界公眾中產生共鳴和影響力」。張維為的看法較為實際，他認為「中國模式」回應了當今世界主要是發展中國家面臨的一些根本性的挑戰，並提供了一種現有的西方理論和話語還無法解釋清楚的新模式。季塔連科進一步論證說，中國實現現代化、成功解決深刻的國內和國際矛盾的經驗，不僅為發展中國家樹立了鮮活的榜樣、提供了切實可行的現代化模式，更為它們發展與中國的合作提供了廣闊的平台。中國的經驗為縮小南北差距、打破「金元帝國」對世界格局的壟斷樹立了榜樣。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的里金鈉·艾布拉米總結了「中國模式」的實踐意義和理論意義：從實踐意義看，「中國模式」也許不完全適用於其他發展中國家，但畢竟為他們提供了一條新的發展道路，值得他們思考。從理論意義看，「中國模式」顛覆了公有制企業沒有效率的傳統觀點、新興的大國必是好戰和富有侵略性國家的論點以及經濟發展必將導致西方式民主的定論。⑨就連福山也出乎意料地主編了一本新書《出乎意料》，書中預測未來世界可能發生的七大「戰略意外」中有一項是：「人們將許多不平等現象歸咎於美國式的資本主義，全世界對這些不平等現象的不滿，可能會將人們的注意力更多地轉向像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模式，從而結束美國的霸權地位。」

　　當然，很多學者也注意到「中國模式」遠非完美，恰恰相反，它有不少缺點，甚至還衍生出很多棘手的問題，如環境嚴重惡化，貧富差距拉大，官員的腐敗問題未得到有效遏止，內需也沒有得到有效拓展，等等。俄羅斯學者貝格爾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他談到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質量」問題———與經濟增長的高速度相比，社會回報不高。正因為重大的社會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經濟的穩定發展就缺乏根基;社會發展滯後使經濟發展結構失調，從而變得矛盾重重。社會發展與經濟增長的不協調，還使就業問題、社會兩極分化、城鄉差距變得越來越嚴重。⑩法國國家政治科學基金會國際研究中心中國問題專家讓—呂克多梅納克在他的題為《中國讓我擔心》的新書中也表達了相同的看法，在他看來，中國的經濟增長「浪費」過於嚴重，付出的資源、環境和社會成本過高，中國經濟的頭上有四把「達摩克利斯之劍」———農業、國有企業、股市、金融。○11因此，當一些國內學者在論及「中國模式的世界化」問題時，托馬斯·海貝勒的看法顯得尤為中肯，他提出「中國未來的發展主要取決於國內問題，中國內部的差異是巨大的」。戴維·蘭普頓對此有更形象的說法，「中國領導人要照顧『四個中國』，即：非常富裕的中國，比較富裕的中國，不太窮的中國以及非常窮的中國」。○12里奧·霍恩的分析很有技術性，他認為，「模式」一說至少有三重含意：成功、可複製性和周密計劃，而「中國模式」這三個方面都還有待商榷。中國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13不過，這些學者也提到，「問題的關鍵在於」，中國已經意識到了問題，並儘力在解決。托馬斯·海貝勒就認為，「只要經濟平穩發展，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和參與程度不斷提高，那麼，社會和政治的安定就可以得到保障，中國也將日益成為國際政治中一個值得信賴和負責任的夥伴」。○14另外，與主流看法相對的，是還有不少人以十分複雜的甚至是恐慌的心態看待中國的發展，以至於在各種「中國威脅論」中又有了「中國模式威脅論」一說。從總體上看，國外大多數學者都能本著尊重歷史、尊重事實的治學精神，對「中國模式」採取一種比較客觀公正的態度。但由於問題本身的複雜性，加上對中國國情缺乏了解，因而他們在各自的分析研究中也不可避免地表現出程度不同的局限性。

　　注釋：

　　①③[美]馬丁·哈特-蘭茲伯格、保羅·伯克特《解讀中國模式》，《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5年第2期。

　　②[英]里奧·霍恩《中國模式背後的真相》，英國《金融時報》2008年7月29日。

　　④《中國人民大學秦宣教授談「北京共識」、「中國模式」與中國現代化之路》，《中國教育報》2004年9月28日。

　　⑤張維為《中國觸動全球：鄧小平資深翻譯走訪四國之後的思考》，新華出版社2008年10月版。

　　⑥張維為《中國將以自己的方式改變》，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網路版2004年5月20日。

　　⑦鄭永年《西方為何懼怕「中國模式」?》，《決策探索》(上半月)2008年第5期。

　　⑧[英]阿諾德·湯因比《歷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394頁。

　　⑨《「中國模式」挑戰傳統理論———外國專家評價「中國模式」之一》，人民網-國際頻道2009年5月7日。

　　⑩[俄]貝格爾《中國的社會經濟問題》，俄羅斯《遠東問題》2004年第3期。

　　○11《「世界眼」看中國實踐：美國學者擔憂「中國模式」》，人民網2009年1月13日， http： //politics. people.com. cn/GB/143465/143480/8669683. html。

　　○12[美]戴維·蘭普頓《中國模式為何吸引世界目光》，《環球時報》2008年8月25日。

　　○13[英]里奧·霍恩《中國模式背後的真相》，英國《金融時報》2008年7月29日。

　　○14[德]托馬斯·海貝勒《關於中國模式若干問題的研究》，《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