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鑫：林茨論民主轉型與鞏固

王鑫：林茨論民主轉型與鞏固時間:2010-07-08 10:57 作者:王鑫點擊:691次 　　1950年，剛從馬德里大學畢業的西班牙年輕人胡安·林茨來到美國，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二戰期間以及戰後，跨越大西洋的經歷似乎成了歐洲學者的獨特優勢，在此岸思考彼岸總是那樣清晰、深刻。在政治學領域，列奧·斯特勞斯和漢娜·阿倫特將古典主義和德意志思維傳統結合，對政治哲學進行了全面的整理。而林茨則根據母國西班牙以及十餘個國家的經歷，對民主化這一戰後政治科學的核心概念之一進行了詳實的解讀。《民主轉型與鞏固的問題：南歐、南美和後共產主義歐洲》一書便代表了林茨和他的同事阿爾弗萊德·斯泰潘長期研究民主化問題的頂峰，也是當代比較政治學的經典之作。　　發端於美國的比較政治學是一種方法論意義上的政治學分支學科，它強調比較視角下的經驗研究。比較政治學研究是一項艱苦的事業。它要求精確的數據、科學的調查和嚴謹的推導過程，也要求研究者深厚的外語功底。數十年來，政治體系、政治文化、政治發展、民主化等比較政治學基本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政治學的代言人。20世紀70年代以來，伊比利亞半島的軍官激起了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這次席捲東歐、南歐、拉丁美洲和東亞的浪潮為比較政治學提供了活生生的素材，民主研究從唐斯的純學理分析走向具體的政策實踐。林茨、斯泰潘、塞繆爾·亨廷頓、亞當·普熱沃爾斯基、拉里·戴蒙德便是後者的代表。　　《民主轉型與鞏固的問題：南歐、南美和後共產主義歐洲》儼然是一部民主化的國別史，它涉及了第三波民主化中除東亞國家（地區）之外的大部分國家。從發生學的角度講，作者將民主化分解為「轉型」與「鞏固」兩階段。因為如果民主轉型的成果淪為非民主政體，那麼不僅民主的合法性會大打折扣，反民主勢力也會從非民主政體復辟中獲得巨大收益。而本書作者這樣為自己的研究定調，「分析後威權時代民主政體得以鞏固的機制」，以完成「完整的民主轉型」。因此嚴格來講，「重在參與」這種不負責的精神完全不適合民主化的過程。這也使我們有足夠的理由像那些出於國民福祉而推進民主化的精英致敬。　　「威權」最早由台灣學者譯自英文authoritarian一詞。這是一個兼具包容性與寬容性的概念，它擺脫了那種「東風壓倒西風」的冷戰思維，可以泛指各種非民主政體。同新制度主義「回歸國家」學說類似，民主化研究向政體的回歸也表明了古典主義某種程度的復興。林茨和斯泰潘的研究起點就始於政體的類型學（typology）分析。在民主的對立面，他們區分了威權主義、全能主義、後全能主義和蘇丹制四種政體類型。自英國開始，「舊瓶裝新酒」一直是許多民主轉型國家的共性，也是羅伯特·達爾等學者從學理上一直讚賞的轉型方式。即使將「舊瓶」摔碎，它的碎片也會四處散落，繼續對新興的民主政體起著牽制或推進作用。更何況，轉型之後的民主鞏固還面臨著構建「公民社會的自主性」、「政治社會的自主性」、「憲政與法治」、「官僚機構的職業規範與自主性」以及「市場自主性和產權多樣性」等艱巨任務。作為負責任的政治科學家，林茨和斯泰潘將民主的態度視為衡量民主轉型是否成功、民主政體是否鞏固的重要指標。對此，想必在不同類型政體中有過生活經歷的林茨有著切身的感受。　　值得一提的是，本書以三分之一的篇幅分析了「後共產主義歐洲」（既東歐和前蘇聯東部）的民主轉型，作者稱之為「最複雜的轉型路徑和任務」。的確，與南歐和南美相比，後共產主義歐洲交互滲透著歷史、民族、意識形態等多種因素，僅僅其中的一項就會令民主化的設計師倍感棘手。況且，作為冷戰的一方和「社會主義陣營」「內耗」的始作俑者，「蘇聯不僅是一種體制，也不僅僅是一個帝國的中心，而且還是一種主要的烏托邦思想的源頭」。波蘭的率先行動引起了東歐各國多米諾式的共鳴，當瓦文薩以全新的方式詮釋了「工人階級當家作主」後，特別是齊奧賽斯庫叛逃未果而被絞刑後，人們不緊感慨，東歐的鏈條到處都是最薄弱的環節。但是，與東歐地區相比，前蘇聯諸加盟共和國的民主化之路卻異常艱辛。在小國，獨立只是在形式上解決了「國家性」問題，然而一旦蘇聯時代的悲情記憶觸動起語言、文化認同等敏感的神經，「非我族類」的極端行為將會對民主化進程帶來致命的打擊。在開啟民主化後選擇放棄或減緩進程，都會面對道義和合法性上的巨大壓力，因此，在序列與質量之間保持平衡始終是民主化進程不可忽視的問題。　　多樣化是民主轉型與鞏固最顯著的特徵，否則，「比較」的價值就會蕩然無存。多樣化不僅為生活在非民主政體中的人提供了無限的希望和期待，也讓秉持「放之四海而皆準」真理的左派們閉上了嘴，雖然無知的他們仍將這種多樣化意義下的「比較」視為「干涉別國內政」。同時對超過15個國家的民主化過程進行研究，其難度可想而知。在兩位作者縝密的分析背後，我們仍能體會到各國或風起雲湧，或波瀾不驚，或動人心弦的民主化歷程。蘇亞雷斯的熱情、梅內姆的強硬、瓦文薩的激蕩、齊奧賽斯庫的殘暴躍然紙上。在這樣的研究中，多元化的相對主義至關重要。歷史傳統、先前政體類型、國際環境等方面的差異造就了多種民主轉型的路徑，並對後來的民主鞏固產生著不同的影響。因此對各國而言，民主轉型與鞏固的道路可謂「沒有更好，只有最好」。但更重要的是，多樣化也隱含著以下道理：一國民主化的失敗絕對不應成為他國拒絕甚至攻擊民主化的理由。　　（《民主轉型與鞏固的問題：南歐、南美和後共產主義歐洲》，胡安·林茨、阿爾弗萊德·斯泰潘著，孫龍等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來源:公法評論 [文章來自共識網：http://new.21ccom.net/articles/read/article_2010070812881.html ]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