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工業化到現代化:毛澤東工業化思想的演變
轉載者按：本文梳理了毛澤東工業化思想的演變歷史，有一定學習參考價值。不足之處在於囿於「歷史決議」的錯誤定性，武斷地否定了毛澤東晚年「必須注意把技術和政治結合起來」、「抓革命、促生產」的工業化思想。否定了政治挂帥，一則工業化的目的就會迷失，存在從無產階級專政向技術官僚專政蛻變的危險；二則無法解釋社會主義工業化速度遠快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原因，現代科研工業體系已經走入高度複雜化、高度系統化、高度協作的階段，社會主義公有制在協作過程中恰恰極大發揮了制度的優勢，極大發揮了人的主觀能動性。
摘 要
毛澤東的工業化思想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呈現出不同的思想形態。新中國成立以前，毛澤東工業化思想表現為以建立工業國為目標的新民主主義工業化構想;新中國成立後至1957年2月，毛澤東工業化思想逐步深化，轉向社會主義工業化;1957年2月之後，毛澤東工業化思想從單純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轉向整體層面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在毛澤東工業化思想演變過程中，既受到了中國近代工業化思想的啟發和蘇聯工業化理論的影響，更有其自身追求民族獨立、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內在動因。探索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工業化富強之路是毛澤東貫穿始終的價值追求。
工業化無疑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的重要主題，毛澤東在中國工業化進程中扮演著承前啟後的重要角色。目前，學界對毛澤東工業化思想研究很多，但對毛澤東工業化思想的生髮、演變過程及其原因尚缺乏系統梳理。梳理毛澤東工業化思想的演變有助於我們深入理解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發展道路等重大問題上的選擇。從思想史的角度看，毛澤東工業化思想的演變既受到中國近代以來工業化思潮和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理論的影響，也有其追求民族獨立、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內在動因。縱觀毛澤東的一生，探索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工業化道路是毛澤東貫穿始終的價值追求。
一、思想的萌發:新民主主義工業化構想的形成
毛澤東工業化思想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呈現出不同的形態。新中國成立以前，囿於歷史條件毛澤東的思考重心主要在政治革命和軍事鬥爭上，對工業化缺乏深入的論述。雖然如此，這一時期毛澤東工業化思想的肇端也展現出了許多獨特之處。毛澤東一方面擺脫早期大本大源的救亡圖存思想，逐步認識到工業化是實現中國富強必由之路;另一方面，創造性地提出以土地革命為前提，以建立工業國為目標的新民主主義工業化構想。
中國應該走一條什麼樣的富強之路?這是近代以來各派人物或主動或被動都要去思索的一個問題。從洪仁玕《資政新篇》提出發展近代工業，到洋務運動主張興辦軍事工業，康有為呼籲「定為工國」，工業化的理念雖自晚清即開始萌發，但社會的普遍認知卻經歷了長期的過程。到20世紀30年代末40年代初，工業化理念才逐漸被社會各界普遍接受。在青年時期，毛澤東一度認為求得國家富強需從「大本大源」的思想處著手，而把實業與教育、政治、軍事等皆視為枝節。所以學界一般研究毛澤東工業化思想多從抗日戰爭後期著手。但實際上，最晚至1927年4月在國民黨中央土地委員會工作時期，毛澤東就認識到了中國工業化之必要。毛澤東明確主張，解決土地問題的意義之一在於「發展中國工業」「促進中國工業化」。20世紀20年代正值中國以農立國還是以工立國論戰正酣之際，這場論爭為工業化理念在社會的普及起到重要作用。毛澤東接受工業化理念恰在此時。土地革命時期，儘管中央蘇區只有很少的軍工廠，毛澤東仍然把發展工業生產視為中央蘇區經濟建設的中心之一，毛澤東認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將來向前發展的過程中，他將實行國家工業化政策」。從中也可以看出，此時期毛澤東只是把工業化視為中國未來的任務，並未對具體問題深入思考，其工業化思想尚處於萌芽階段。
抗日戰爭時期是毛澤東工業化思想進一步發展的時期。日本侵華戰爭刺激毛澤東思考中國落後挨打的深層原因。1941年3月1日毛澤東專門致信在國統區的周恩來、董必武，請其儘快向位於重慶的中國國民經濟研究所代購《日本對支經濟工作》《中外經濟年報》《中外經濟拔萃》等系列書刊，並再三要求托購《中國工業資本問題》一書，並叮囑要挂號郵寄至延安。可以看出，此時毛澤東已開始對經濟問題及工業化問題做了較為系統的研究。在1944年5月22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為陝甘寧邊區工廠廠長及職工代表會議舉行的招待會上，毛澤東明確指出:「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必須有工業;要中國的民族獨立有鞏固的保障，就必須工業化。」「中國落後的原因，主要的是沒有新式工業。日本帝國主義為什麼敢於這樣地欺負中國，就是因為中國沒有強大的工業，它欺辱我們落後。因此，消滅這種落後，是我們全民族的任務。」毛澤東號召要充分認識最有發展、最富生命力的邊區工業，因為工業是「決定一切的，是決定軍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這一切東西的，是決定社會變化的」。針對黨內部分不關心經濟、不關心工業、只會做抽象「革命工作」的空頭革命家，鮮明提出「共產黨是要努力於中國的工業化的」的口號。這表明毛澤東已充分認識到共產黨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工業化是中國富強的必由之路。
毛澤東認為，中國的工業化必須以創建新民主主義國家作為政治條件和保障。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提出「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他基於近代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認為出路是要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在毛澤東看來，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創建和工業化的實現存在著互為支撐的辯證關係。他指出:「沒有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的中國，不可能建設真正大規模的工業。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獲得之後，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採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劉少奇也從兩方面談到:「我們新民主主義的政府，是保障工業的發展的，老百姓也需要發展工業，以便於達到工業品的完全自給。」只有建立新民主主義國家才能為實現工業化掃清道路，只有實現工業化國家獨立富強才有根基，在當時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中間基本達成共識。通過建立新民主主義國家為工業化掃清障礙，是中國共產黨工業化構想的主要特點。
在毛澤東看來，土地問題的解決是實現中國工業化的前提。毛澤東主張，「中國的經濟，一定要走『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的路。」所謂「節制資本」就是「使私有資本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大工業歸新民主主義國家所有，所謂「平均地權」就是徹底的土地革命。毛澤東在1944年7月同英國記者斯坦因談話時指出:「新民主主義的主要經濟特徵是土地革命」，「為了發展工業，必須首先解決土地問題。沒有一場反對封建土地制度的革命，就不可能發展資本主義，西方國家許多年前的發展已十分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近代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家，阻礙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主要問題是封建土地關係。在封建土地關係下，農民缺乏流動，經濟基礎是分散的個體經濟，不利於工業的發展。要實現工業化，就必須首先進行土地革命，將分散的個體小農經濟轉變為合作社形式的集體經濟模式。消滅封建的土地關係，就為農業國轉向工業國奠定了基礎。一方面，土地革命可以解放農民，輸送產業工人。「如果中國需要建設強大的民族工業，建設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個變農村人口為城市人口的長過程。」另一方面，農村的發展也可以為工業化提供廣闊的市場。「農民———這是中國工業市場的主體，只有他們能夠供給最豐富的糧食和原料，並吸收最大量的工業品。」所以，土地改革被認為是發展生產力和國家工業化的必要條件。
毛澤東理解的工業化主要是指通過發展大機器工業、變農業國為工業國。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認為這一過程也包含建立工業社會和民主社會的意義。毛澤東在1944年8月31日給秦邦憲的信中說:「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是機器，不是手工。我們現在還沒有獲得機器，所以我們還沒有勝利。如果我們永遠不能獲得機器，我們就永遠不能勝利，我們就要滅亡。」新民主主義社會不同於封建社會之處，就在於它的基礎是機器工業。毛澤東批評那種把新民主主義社會基礎建立在農村中，依靠家庭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民粹主義觀點，指出:「現在農村是暫時的根據地，不是也不可能是整個中國民主社會的主要基礎。由農業基礎到工業基礎，正是我們革命的任務。」工業社會是與傳統社會或農業社會相對應的一個概念。在毛澤東看來，「工業社會」與「民主社會」密切相連，基於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分散的個體小農經濟是中國古代封建主義和獨裁專制的基礎。毛澤東認為，「未來的新民主主義社會不可能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中國社會的進步將主要依靠工業的發展。」「工業化必須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的主要經濟基礎。只有工業社會才能是充分民主的社會。」所以，毛澤東說:「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從侵略者、地主、買辦手下解放農民，建立近代工業社會。」
毛澤東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逐步工業化的構想雖然勾畫了美好的前途，但在理論上呈現著矛盾交織的圖景。首先，毛澤東所追求的「工業國」性質上存在變化的過程。新民主主義理論在不同時期存在發展變化的過程，所以這種工業國的內涵也會有所變化。在抗日戰爭後期，毛澤東倡議的聯合政府主要以國民黨為主導，其所追求的工業國在性質上也只能是指新民主主義工業國。到建國前夕，中國共產黨成為工業化的主導力量，毛澤東就越來越強調新民主主義工業化進程中的社會主義因素，越來越希望通過工業化為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奠定物質基礎。其次，逐步工業化的過程具有一定的模糊性。雖然毛澤東再三強調「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必須有步驟地解決國家工業化的問題」，但由於長期的農村革命鬥爭，理論和實踐準備不足，使得工業化在具體實現過程和步驟方法上都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最後，毛澤東提出的「兩個轉變」也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基於毛澤東的一系列論述，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確認了毛澤東兩個轉變的思想，即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任務完成之後，「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國家轉變為社會主義國家。」但是當時中共領導人對兩個轉變之間的關係並未來得及深入思考，對每個轉變應該何時轉、怎麼轉也沒有統一的看法。正是由於工業國的雙重屬性、逐步工業化過程的模糊性及兩個轉變的不確定性之間多重交織的矛盾，決定了毛澤東工業化思想必然進一步轉變。
總之，新中國成立前，毛澤東對工業化經歷了逐步接受、創造發展的過程，並最終形成了以建立新民主主義工業國為目標的工業化構想。新民主主義工業化構想是中國共產黨在工業化道路方面的初步探索。這種構想從中國農業大國實際出發，以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為追求，以解決土地問題為前提，既不同於歐美資本主義的傳統工業化道路，也不同於蘇聯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但是，由於內戰爆發，加之新民主主義工業化道路構想內在的多重張力，為毛澤東工業化思想的轉變埋下了伏筆。
二、思想的深化:從新民主主義工業化到社會主義工業化
從新中國成立到1957年2月，是毛澤東工業化思想發展的第二階段。毛澤東鑒於中國社會性質和社會矛盾的變化，提出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希冀通過工業化促進社會主義改造，加快完成向社會主義過渡。在此過程中，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理論、模式和經驗，都對毛澤東探索中國工業化道路產生重要影響。
從新民主主義工業化轉向社會主義工業化，和毛澤東對革命階段和社會矛盾性質認識的轉變有著緊密的關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要「發展新民主主義的人民經濟，穩步地變農業國為工業國」「創立國家工業化的基礎」。從內涵來看，此處「國家工業化」一詞仍然是指新民主主義國家條件下的工業化。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基本也是從這個意義上使用工業化的。按照毛澤東的設想，新中國成立後首要任務是迅速恢複發展國民經濟，開始大規模工業化建設，為向社會主義過渡奠定基礎。但是到1952年下半年，因為土地改革及恢復國民經濟預定目標的基本完成，加上國營工商業和私營工商業比例發生根本性變化，土地改革後農村互助組的發展等因素，都促使毛澤東思考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毛澤東開始對「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的提法提出批評，認為在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階段，「要對私人工商業、手工業、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這實際上是對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毛澤東本人和中共領導人在社會性質和社會矛盾看法上的重大轉變，也是對新民主主義工業化道路的重構。需要指出的是，毛澤東開始醞釀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時用的仍然是「國家工業化」，而並未明確使用「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概念。當毛澤東在1953年6月15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正式提出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時，是寄希望通過國家工業化促進社會主義改造，加快完成向社會主義的過渡。但僅過半個月，即在6月30日接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時，毛澤東就首次明確指出:「黨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是要經過三個五年計劃，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裡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明確了新中國工業化的性質為「社會主義工業化」。工業化道路性質的改變意味著生產資料所有制屬性將發生變化，也就預示著新民主主義條件下容許非社會主義工業存在的政策也將發生變化。二是工業化和三大改造完成的時限基本一致，即工業化與改造互相關聯不可分離。但實際上，後來三大改造迅速完成，遠遠走在工業化之前，客觀上也促進了毛澤東加速工業化想法的實施。同年10月31日毛澤東在對中央關於統購糧食的宣傳要點稿修改時，更是將其中涉及工業和工業化的六處表述全部改為「社會主義工業」「社會主義工業化」。表明毛澤東已徹底放棄新民主主義工業化而轉向社會主義工業化。蘇聯的工業化道路是當時唯一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模式，所以毛澤東實際上就是轉向了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模式。
毛澤東轉向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模式有著深刻的歷史淵源，同時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模式也深深影響了毛澤東的工業化思想的演變。一方面，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使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迅速找到發展方向。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曾說:「中國的工業和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就全國範圍來說，在抗日戰爭以前，大約是現代性的工業佔百分之十左右，農業和手工業佔百分之九十左右。」對中國工業狀況的判斷成為建國後毛澤東工業化道路選擇的出發點和基本依據。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毛澤東說:「蘇聯經濟文化及其他各項重要的建設經驗，將成為新中國建設的榜樣。」另一方面，當時參考蘇聯工業化建設經驗存在生搬硬套的弊病，對蘇聯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也沒有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毛澤東後來也認為:「解放後，三年恢復時期，對搞建設，我們是懵懵懂懂的。接著搞第一個五年計劃，對建設還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蘇聯的辦法，但總覺得不滿意，心情不舒暢。」蘇共二十大的召開，為毛澤東調整工業化政策提供了契機。在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毛澤東指出:「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於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毛澤東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落腳點就在於要走「中國工業化的道路」。毛澤東說:「這裡所講的工業化的道路問題，主要是指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關係問題。我國的經濟建設是以重工業為中心，這一點必須肯定。但同時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從照抄蘇聯到以蘇為戒，探索適合國情的「中國工業化的道路」，表明毛澤東社會主義工業化思想最終確立，也標誌著其工業化思想的基本成熟。
如何處理好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關係，是毛澤東社會主義工業化思想的核心內容，也是毛澤東突破蘇聯工業化模式的主要表現。蘇聯工業化模式最主要的特徵就是優先發展重工業。受此影響，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就希冀通過重工業帶動農業和輕工業。毛澤東說:「為了完成工業化，必須發展農業，並逐步完成農業社會化。但是首先重要並能帶動輕工業和農業向前發展的是建設重工業和國防工業。」這是轉向蘇聯工業化發展模式的必然。實際上，在建國初期中共領導人由於對工業化發展道路存在不同認識，在處理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關係問題上是存在分歧的。劉少奇就認為中國的工業化道路應以發展農業和輕工業為重心。因為只有農業的發展，才能供給工業以足夠的原料和糧食，並為工業的發展擴大市場。只有輕工業的發展，才能供給農民需要的大量工業品，交換農民生產的原料和糧食，並積累繼續發展工業的資金。在農業和輕工業發展的基礎上再集中資金和力量去建設、發展重工業的設想，符合毛澤東在抗日戰爭後期設想的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再考慮發展國防工業的新民主主義工業化道路。但是，建國後毛澤東在處理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關係問題上更傾向於優先發展重工業。優先發展重工業需要大量資金，這些資金在當時的條件下必然大部分從農業積累而來。毛澤東把這個問題看作是「大仁政」和「小仁政」的關係。隨著自身工業化建設取得的經驗和對蘇聯工業化模式的反思，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一文中，把如何處理好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關係作為社會主義建設首要問題。毛澤東提出要適當調整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投資比例，在重工業為主的前提下，加重農業、輕工業投資的比例，提倡「多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一文中，毛澤東進一步提出工業和農業同時並舉的思想。毛澤東認為:「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村人口佔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並舉」「農業和輕工業發展了，重工業有了市場，有了資金，它就會更快地發展。這樣，看起來工業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實際上不會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毛澤東甚至在省市黨委書記會議上辯證的指出:「在一定的意義上可以說，農業就是工業。要說服工業部門面向農村，支援農業。要搞好工業化，就當這樣做。」調整工農業投資比例以及工農業並舉的思想有利於突破蘇聯片面發展重工業、長期忽視農業和輕工業的弊端，表明毛澤東對於如何處理好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關係的認識更趨合理。
此一時期，毛澤東工業化思想經歷了從新民主主義工業化向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巨大轉變。從基本上照抄蘇聯到以蘇為戒，毛澤東以處理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關係為核心，試圖突破蘇聯工業化模式，探索形成了基本適合中國國情的工業化道路。「中國工業化的道路」的提出，標誌著毛澤東社會主義工業化思想的基本成熟。在此過程中，既取得成功的經驗，也有深刻的教訓，都為毛澤東工業化思想的進一步轉變埋下了思想因子。
三、思想的超越:從社會主義工業化到社會主義現代化
1957年2月以後，是毛澤東工業化思想演變的第三階段。這一時期，毛澤東一方面從單純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轉向整體視閾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完成工業化思想的超越。另一方面，突出強調科學技術對工業化的促進作用，同時表現出過度強調精神文化、政治因素的傾向，致使基本符合國情的中國工業化道路探索遭遇曲折。在這段時期，思想探索的兩種趨向呈現互相融合、交錯存在的狀態。
現代化(modernization)作為一種理論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學術界首先提出，但「現代化」一詞，早在民國時期的報刊、著作中就經常使用。我國著名現代化理論研究學者羅榮渠曾把現代化涵義歸為四類，其中，第一類「現代化是指近代資本主義興起後的特定國際關係格局下，經濟上落後國家通過大搞技術革命，在經濟和技術上趕上世界先進水平的歷史過程。」並認為「這是我國黨和政府領導人在闡述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方針與政策時所明確表述的一貫思想。」第二類「現代化實質上就是工業化，更確切地說，是經濟落後國家實現工業化的過程」。其實，這兩種觀點並無實質區別。第一種說法更多是從政治意義上分析現代化的內涵，第二種說法更加偏重經濟層面和社會層面。一般認為，工業化或現代化的進程就是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變遷的概括。工業化作為這一變遷的原動力，必然同時引發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的變革。美國學者吉爾伯特·羅茲曼認為:「把工業化與現代化等同視之的傾向，導源於用過程的某一種因素去指稱整個過程的做法」，但同時他也承認「工業化一詞的習慣用法往往是指我們所謂現代化的整個變化範圍」。實際上，在不同時期毛澤東就經常將工業化和現代化在兩種內涵上混用。
在毛澤東看來，工業化是現代化的本質和核心，現代化又是工業化的延伸與深化。從毛澤東關於中國現代化理解的不斷演進可以看出二者的關係。在新中國建立之前，毛澤東就經常把工業化與農業的「近代化」「社會化」作為現代化的不同方面並提。比如，毛澤東說:「中國工人階級的任務，不但是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而鬥爭，而且是為著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而鬥爭。」「農業社會化的步驟，必須和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強大的工業的發展相適應。」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開始將工業化納入現代化的整體視閾下加以考慮。在第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開幕詞中毛澤東把工業化和現代文化相聯繫，他指出:「準備在幾個五年計劃之內，將我們現在這樣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後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在1957年3月20日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會議上，毛澤東進一步指明社會主義國家應該具有工業、農業、科學文化上的現代性，提出要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從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澤東集中兩個多月時間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綜合之前的看法，最終確立了較為全面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思想。毛澤東認為:「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這一思想成為後來「四個現代化」的雛形。從中可以看出，此時毛澤東考慮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以經濟層面的工業化為基礎，但又超越工業化，更加突出現代化的整體性和系統性。從這個意義上說，毛澤東抓住了工業化與現代化之間關係的核心和關鍵。
從毛澤東對於工業化實現衡量標準的變化也可以看出其思想的轉換。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曾提出以建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作為工業化實現的標準。毛澤東認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還沒有解決建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的問題，只有待經濟上獲得了廣大的發展，由落後的農業國變成了先進的工業國，才算最後解決了這個問題」。根據斯大林提出的標準，工業產值在國民經濟全部生產的比重佔到百分之七十意味著實現工業化。但是這一標準對於新中國工農業極端落後的狀況來說顯然存在缺陷。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曾意識到這一問題，並說明:「過去我們經常講把我國建成一個工業國，其實也包括了農業的現代化。」毛澤東在1959年底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更明確地談到:「蘇聯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以後，大工業總產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百分之七十，就宣布實現了工業化。根據統計，我國一九五八年工業總產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百分之六十六點六;一九五九年計劃完成後，估計一定會超過百分之七十。即使這樣，我們還可以不宣布實現了工業化。」因為中國還有五億多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如果宣布實現工業化，不能確切地反映國民經濟的實際狀況。周恩來後來對這一問題也進行了闡述，認為:「蘇聯就是光提工業化，把農業丟了。」「我們的四個現代化，要同時並進，相互促進，不能等工業現代化以後再來進行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毛澤東在1964年12月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肯定了周恩來的這一系列提法。工業化作為經濟現代化的核心部分，以何作為其實現的衡量標準顯然有著重要意義。所以，從中也可以看出，毛澤東已逐漸超越單純追求工業化實現的蘇聯標準，越來越注意從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整體視閾下考量工業化。
自英國工業革命以後，人類開啟了工業化進程。從20世紀40年代起，世界範圍內又出現了以電子計算機、原子能、航天空間技術等為標誌的第三次科學技術革命。毛澤東無疑關注到了這一點。在現代化的層面，毛澤東十分注重科學技術對工業化的促進作用。他早在1944年5月22日在中共中央辦公廳為陝甘寧邊區工廠廠長及職工代表會議舉行的招待會上的講話中，就號召「學習使中國工業化的各種技術知識」。在1958年1月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毛澤東再次號召:「把黨的工作的著重點放到技術革命上去。」毛澤東認為，「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毛澤東提倡技術革命最重要的目的在於促進生產力發展、實現工業化，以便達到超英趕美、甚至超越蘇聯的戰略和雄心。毛澤東認為:「資本主義各國，蘇聯，都是採用最先進的技術，來趕上最先進的國家，我國也要這樣。」1964年12月毛澤東在審閱第三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時明確指出:「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後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採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強國。」現代化可以看作是人類社會在科學技術革命衝擊下經歷和正在經歷的轉變過程。可以說，「技術革命」為毛澤東繼續加速工業化、建成現代化的構想找到了有力的助推器。
從建成一個工業化強國的目標轉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毛澤東重視科學技術在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作用，又強調不能忽略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內容。從語意分析，毛澤東使用「科學文化」比「科學技術」的概念更早，也更頻繁。無論是在1957年3月20日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會議上，還是在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提出「四個現代化」的最初表述，使用的都是「科學文化」的概念。「科學文化現代化」後經周恩來改為「科學技術現代化」而沿用。前者含義雖不如後者明確，但指稱的內容顯然更加廣泛。毛澤東經常把經濟和文化兩方面作為中國落後的主要表現，所以毛澤東理解的現代化實際可以概括為以工業化為核心的經濟現代化和文化現代化。但從當時來看，毛澤東過度突出了思想文化對經濟生產的促進作用。毛澤東強調「思想政治是統帥，是君，技術是士兵，是臣，思想政治又是技術的保證」，「必須注意把技術和政治結合起來」，「政治和經濟的統一，政治和技術的統一」，「提高勞動生產率，一靠物質技術，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後兩者都是精神作用」。這些思想後來也成為提出「抓革命，促生產」理論的誘因。在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現代化過程中過分突出精神因素的作用，希望通過政治挂帥、文化革命的意識形態方法促進工業化建設，必然導致技術革命讓位於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導致工業化和現代化走入誤區。
這一時期，毛澤東深化了對工業化內涵的理解，開始從現代化的層面總體考慮工業化問題。從單純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轉向以工業化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極大豐富了毛澤東工業化思想的內容，是工業化理論的重要超越。毛澤東注重科學技術對工業化和現代化的促進作用，但通過意識形態方法促進生產、促進工業化的方法，放大了精神因素在經濟建設中的效果。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是毛澤東向早期大本大源救國思想的復歸，從而走向迷誤。
綜上所述，毛澤東一生始終把工業化作為貫穿始終的價值追求，三種不同的工業化思想形態既有明顯的分野，也在一定時段交錯。新中國成立之前，它在近代工業化思潮、蘇聯工業化以及日本侵華戰爭的影響和刺激下，逐步接受工業化理念，謀求建立新民主主義工業化國家。新中國成立後至1957年2月，是毛澤東集中探索符合國情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的時期，從照抄蘇聯到以蘇為戒，既取得成功的經驗，也有深刻的教訓，都潛藏著思想發生轉變的必然因素。1957年2月之後，毛澤東在加速工業化的反思過程中實現從社會主義工業化到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超越。可以說，毛澤東一生都在探索一條適合國情的中國工業化富強之路。正如毛澤東始終強調馬克思主義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在工業化進程中也是如此，當結合問題處理得好，工業化就能較順利的進行，結合問題處理得不好，工業化就會遭遇挫折。深刻理解毛澤東工業化思想的演變，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作者簡介：王贇鵬，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政治思想史研究)
來源：《湖南科技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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