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市化的戰略思考

06-04

作者：來源：新浪博客添加日期：11年04月25日近代以來，在西方工業化和城市化浪潮的衝擊下，古老的中國開始蘇醒。由於封建專制統治腐朽不堪，統治者和國民的愚昧無知，中國內憂外患不斷，戰亂頻仍，使近代中國進一步沉淪。肇始於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洋務運動的中國工業化，一直步履蹣跚。與此同時，日本卻在美國佩里將軍黑船來航事件之後，打開國門，發動了明治維新運動，進而迅速實現工業化，日本一躍成為與西方列強比肩的第一個亞洲強國。在經歷了一個世紀的徘徊動蕩之後，中國終於開始走上了大規模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之路。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以來，以改革開放為契機，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出口國，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據官方統計，中國的工業產值已經遠遠超過農業產值，城市人口已達六億，城市化率已達約45%.雖然有學者質疑城市化率被高估，有二億農民工被統計成了市民，但中國城市化率已經大大提高，卻是不爭的事實。環顧世界，城市化總是伴隨工業化而來，二者是一對孿生兄弟。農村人口持續減少，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持續降低，是城市化的顯著特徵。成熟的城市化國家，城市人口佔總人口的70%以上，直接從事農業的人口甚至低於10%.按照這個標準，我國的城市化還任重道遠，發展空間極其廣闊。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後，世界再次將目光聚焦中國，關心中國經濟是否可以持續高速發展，或者象上世紀末的日本一樣泡沫破裂，從此一蹶不振。樂觀派如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預言中國經濟存在巨大的發展空間，相信中國還可以繼續以目前的速度發展三十年。悲觀派如經濟學家謝國忠，預言中國已經形成巨大的泡沫，2012年前後泡沫破裂，中國經濟將會急劇減速，失去發展的動力。學者的激辯引起官方的注意，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回應，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將來源於城鎮化，要以大規模的城鎮化創造巨大的消費需求，進而創造經濟發展的巨大空間。官方的表態又引起了學者討論的熱潮，城市化一時成為標語口號似的辭彙，炙手可熱。薄熙來在重慶率先發起中國目前規模最大的進城運動，誓言將一千萬農民轉變為城市居民，再次引起廣泛爭議。其實，以城市化帶動經濟發展，並不是一個新命題。翻開《世界文明史》，相關記載真是史不絕書，這是一條人類文明發展的共同道路。城市化此時在中國引起熱議，說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已經到了一個關鍵時期。如何在中國實現城市化？這是當前爭論的核心。與毛澤東時代不同，城市化已是人心所向，反對城市化的論調已經失去聽眾。毛澤東首創了戶籍制度，在農村包圍城市最終奪取城市之後，築起了一道高不可攀的城牆，將城市與農村分割，阻斷了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集中的道路，形成城鄉二元化的社會結構與管理體制。文化大革命時，毛澤東又驅趕數千萬狂熱崇拜擁護他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導演了一幕幕人間悲劇。毛澤東的政策，是反城市化，反現代化的，其結果是百業凋敝，民不聊生。推動中國的城市化，要從經濟社會發展的大局著眼，必須破除隔絕城市和鄉村的制度屏障，拆除各種無形的城牆，打通城鄉之間人口、資本、信息自由流動的通道，打造城鄉共同發展的空間。歷史證明，中國城市化的方嚮應當由上帝的看不見的手指引，不能由政府決定。政府的戰略選擇是，逐步放開農民進入中小城鎮的戶籍限制，發展中小城鎮。我認為這是南轅北轍，無法達到快速推進城市化的目的。政府的選擇當然有其合理性，其目的在於尋求地區發展的平衡，防止人口過於集中於大城市，帶來大城市病。但這一政策忽視了基本國情，我國的工業和服務業高度集中於沿海地區特別是大城市，二億農民工的絕大部分也在這裡就業，如何讓這支大軍返鄉，可不能僅憑政府號召，須知毛澤東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因此，對於已經在城市就業生活一定時間的外來務工人員及其家庭成員，應當就地吸納為城市居民，不能再驅趕他們「上山下鄉」。何況，他們已經生存在城市，接納他們並不會加重城市負荷，失去他們城市卻可能運行失調。雖然，有人指出，歐洲的大城市也不多，小城市遍地開花，但歐洲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行了幾百年，逐步實現了均衡發展，中國還有漫長的路要走。中國的地區和城鄉差距巨大，農村和小城鎮仍然十分落後，缺少必要的基礎設施，不具備發展現代工業和服務業的基本條件，無法解決農民的轉移就業問題，讓農民就近轉移到小城鎮，難以實現。大城市則可以發揮產業集群優勢，形成強大的人口吸納能力。因此，將城市化改為城鎮化，人為阻礙大城市發展，不是明智的選擇。戶籍制度是城市化的樊籬，必須堅決廢除。戶籍制度的鼻祖應當是西漢初年的編戶齊民制度，但漢朝的目的只是防止人民串聯造反，沒有太多的其他功能，也沒有附著什麼權利。各國都沒有戶籍制度，因為限制人民遷徙自由是嚴重的侵犯人權行為。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廢除戶籍制度會導致人口蜂擁而入，城市將人滿為患。這是違背生活常識的，純粹是杞人憂天。中國的城市為市民提供的福利沒有想像的那麼多，誘惑力沒有那麼大，城市居民中沒有或者僅有一丁點社會保障的人比比皆是。中國不是英國，單憑失業救濟金就可以過上不錯的生活。沒有在城市生存的技能而想進城乞討或者偷盜、搶劫的人，估計不會太多。何況現行的戶籍制度，並不能阻止乞丐、小偷和強盜進城。說穿了，這是政府的政治意願和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問題。土地制度是城市化最大的的絆腳石，必須堅決砸碎。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早已名存實亡，家庭經營的發展潛力已盡，中國農業經營方式已經窮途末路，奄奄一息了。我曾經在飛機上俯瞰廣袤的東北平原，就像是一件巨大的百衲衣，縱橫交錯著一塊塊補丁，不由百感交集。中國以如此原始的耕作方式生產，難怪需要九億農民，我們的農業又如何與美國的農業競爭呢？廢除落後的不切實際的土地制度，還土地於人民，毫不猶豫地實行城市和鄉村土地私有化，使土地回歸其生產要素的本質。通過土地所有權的轉移和集中，實現農業的集約化、規模化經營，既可以大大提高農業的生產率和競爭力，又可以把大量的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成為產業工人的後備軍，這將為城市化帶來巨大的動力。更重要的是，從此以後，土地徵用將會成為歷史，土地的主人可以自由地行使權利，除非為了社會公共利益，任何人也不能加以侵犯或者剝奪。那些駭人聽聞的拆遷自焚事件，從此銷聲匿跡，這將是歷史性的進步。為了使人口有序流動，必須建立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消除城鄉差別。大量國有企業是浪費資源和破壞環境的推手，是腐敗的溫床，應當實行私有化。通過出售國有資產和資源，可以籌集巨額的社會保障資金，同時打破壟斷，極大地增強企業的競爭力和國民經濟的活力。國家應當扶持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的發展，促進地區之間的平衡發展。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前提下，合理引導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大力進行交通、通信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改善投資環境，以吸引人口和產業向中西部地區集聚，減輕東部地區的壓力。對於自然條件惡劣的山區和荒漠化地區，政府可以引導幫助居民外遷，以恢復生態環境。現行的扶貧政策，應當進行調整。城市化的必要條件除了就業，就是住房。居民的基本住房應當由政府提供，輔以市場調節。政府應當保障居民安居樂業，防止形成城市貧民窟。中國目前的貧富分化和分配不公十分嚴重，基尼係數達到0.48，大大超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因此，提高普通居民勞動收入，擴大內需，改善經濟結構，實現社會公平，已是當務之急。為了適應城市化和經濟發展的需要，應當普及高中和職業教育，提高人口素質，為中國城市化提供源源不斷的人力資源。中國的城市化正方興未艾，前景光明。雖然中國的的經濟發展和現代化越來越多地受制於人口、資源、環境的約束，但是只要政策得當，這些問題可以在發展中解決。即使由於政府政策失誤或者社會動蕩可能出現短暫的波折，但中國經濟的內生動力遠未枯竭，在未來數十年內，將會繼續以較快速度向前發展，城市化也會繼續向前推進。錄入：胡雁霞責編：鍾欣將本文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