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台灣的禁歌與校園歌曲

06-04

　　台灣自1949年後，沒有開啟流行歌曲的春天，反而迎來了長達三十餘年的禁歌時代。這個禁歌時代其實從1947年就開始了，當時的國共內戰正酣，在南京的國民政府列了89首「靡靡之音」，擔心其腐化軍心而禁播，《天涯歌女》《心心相印》《桃李爭春》《桃花江》《千里送京娘》《想情郎》，就這樣從廣播中消失了。

　　等國民黨敗退到了台灣，1955年公布了「動員戡亂時期無線電廣播管制辦法」，明定電台不能播放被禁歌曲，歌星也不能公開演唱被禁歌曲。

　　這個管制辦法很有意思，就是抓中間而不管前後，意味著編曲、寫歌、灌錄唱片、出版發行都沒問題，但是只要哪首歌被認定成了禁歌，這首歌就不能公開播放和演唱。但是自己去買來聽呢？「法律」沒說。既然「法律」不說，就表示沒問題。

　　因此唱片一出，大家就搶著買，這也造成了台灣唱片業畸形繁榮，等哪天這張唱片里的某首歌不幸被列入禁歌，唱片行就得一張一張地將尚未賣出的唱片封套拆開，將該首音軌劃花，然後照賣。已經賣出的呢？那就算啦，那時候沒有說買唱片需要實名制，賣後也不可能追回。

　　負責執行禁歌的單位是「台灣警備總司令部」負責，簡稱「警總」，可「警總」人員編製其實不多，真正要採取行動時不是靠「憲兵」就是靠警察。而「警總」上頭是所謂的軍方，「憲兵」有「憲兵司令部」，警察上頭是內政部門，各管各的。如果不是大案，誰都不願意搭理誰，長期以來彼此心結不小。而且警察光是抓小偷、強盜都來不及了，也沒閑工夫抓唱禁歌，更沒人記得住這幾百首禁歌歌名。所以雖然是禁歌時代，可是在台灣市面上禁歌並未消失，家裡的唱片還在，市場上的二手唱片也多的是。各地的歌廳，北投的「那卡西」（三人組成的走唱樂團）也是隨口就唱，北投成了台北的音樂之鄉。

　　當然，作詞填曲的就比較倒霉了，禁歌寫多了，「警總」也會特別關照，經常上門拜訪來「關切」作者。大家耳熟能詳的《綠島小夜曲》裡頭有「飄啊飄」「搖啊搖」這些歌詞，被認定有影射台灣政局飄搖動蕩之嫌。「警總」上門拜訪，嚇得創作出《回想曲》《綠島小夜曲》《美麗的寶島》《一朵小花》《家在山那邊》的周藍萍就乾脆辭掉了「中國廣播公司」的工作，跑到香港為邵氏電影寫歌去了。

禁歌、禁書與凈化歌曲

　　「禁歌」的後遺症就是台灣的混血歌和外來歌大行其道。外來歌就是從香港傳來的海派華語流行歌曲和美軍駐台帶來的美式流行音樂。香港當時屬於英國管治，是自由地區，所以港產海派華語流行歌曲並未禁唱。混血歌則是唱片公司找來美國、日本等地流行歌曲，找人重新填詞，只要在填詞時注意別犯禁，被列入禁歌的概率就小些。

　　「警總」里的工作者一般都是由職業軍人轉任，早年職業軍人往往是大老粗，哪知道怎麼管理？所以禁唱就和禁書理由一般，五花八門，千奇百怪。

　　有次「警總」去作家陳映真家中搜查，查到一本馬克·吐溫的書籍，「警總」人員如獲至寶，質問陳映真此反動的書籍從何而來，搞得陳映真一頭霧水，問何以認為此書為反動。這位大老粗厲聲說：「馬克·吐溫也都是『馬克』一家，馬克·吐溫也不是什麼好東西。」

　　禁歌亦然。

　　台灣、閩南語流行歌曲像《燒肉粽》《四季紅》《補破網》等也和海派華語流行歌曲一樣都被列為禁歌。其中《四季紅》的「紅」因為影射「紅軍」，被迫改成《四季謠》；《燒肉粽》《補破網》因被認定歌詞暗指當局無能，導致人民生活困苦而遭禁。同樣原因被禁的還有《收酒矸》（台灣民眾生活富裕，為啥需要收酒瓶過日？）《天黑黑》（台灣的天空是晴朗的，不是黑黑的）等歌曲。

儘管是禁歌時代，但不代表人民無歌可唱，人民對於調劑身心的歌曲需求是不會終止的，當局除了禁外也知道疏導，搞了好幾次的凈化歌曲選拔比賽。一時間各種抗俄的，「保密防諜」的，鼓舞戰鬥意志的，歌頌孫中山的，歌頌蔣中正的，認同大中國的，懷念舊河山的，「復興基地」台灣寶島的數百首歌曲紛紛出籠，意圖填補大家的心靈空虛。

　　但是人究竟是人，打雞血式的昂揚歌曲時間一長就敵不過輕柔暢快的樂音。

　　1960年代後隨著經濟起飛與「群星會」的節目開播，海派流行歌曲又重新佔據台灣人民的耳朵，當時歌壇新人輩出，歐陽菲菲、鄧麗君、翁倩玉、甄妮、鳳飛飛……

　　禁歌管制對台灣歌壇是個挫傷，經濟起飛對台灣歌壇則是個助力。另外，從1946年開始的「推行國語運動」在隨後的日子裡變本加厲，於1966年成了「禁止說方言運動」。禁止說方言對於閩南語歌曲是個致命的打擊，但對整個歌壇卻是突然飛來的支撐。就因為禁止方言政策，使台灣不至於像香港一樣受到類似廣東話歌曲的衝擊。

余光中與校園民歌

　　上世紀70年代初有四大事件：第一是1971年6月17日的台大學生保釣大遊行，第二是1971年10月25日的退出聯合國，第三是1972年2月1日的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北京並簽訂《上海公報》，第四就是1972年9月29日和日本「斷交」。

　　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不承認台灣當局。

　　身為60年代的我們，在宣洩感情時發現所能歡唱的要不就是「風花雪月」的海派華語流行歌曲，要不就是混血歌曲，再要不就是「土拉吧唧」的台灣歌，可是這些都不能代言我們這一代青年的感情。

　　那麼，為什麼我們沒有自己的歌？

　　在這個時代背景下，經由洪小喬、余光中、楊弦、陶曉清、李雙澤還有一些音樂人的努力，再加上因緣際會的「中山堂事件」及「淡江事件」，台灣新生一代「唱自己的歌」在1970年代初期萌芽，中期開花，並在1970年代末期迅速結果。

　　最早的「唱自己的歌」啟蒙應該是從1971年3月12日「金曲獎」節目的開播開始，當年這個節目標榜的就是「創作、演唱自己的歌」，節目形態是向社會各界公開甄選詞曲，再邀請歌星們唱這些詞曲，然後由電視觀眾以明信片投票選擇最喜歡的歌曲。這個創新的電視節目在當年造成了轟動。

　　我們全家每到周五晚上就會圍著電視看「金曲獎」節目，節目一開始，洪小喬是以吉他自彈自唱一曲自己創作的《愛之旅》開場，然後就是一曲一曲地簡單介紹各類新作品。

　　除了鼓勵創作外，洪小喬每次在節目裡頭也會播出一首台灣歌謠，我也從這個節目裡頭學到了以前不曾聽到的台灣本土歌謠，這個舉措也間接地造成閩南語歌曲的復興契機。

　　這個節目總共播出了一年半，向社會大眾推介了八百多首創作歌曲，各種曲風都有，迥異於當時的海派流行音樂，算是台灣本土華語歌曲第一次的創新嘗試。

　　詩人余光中一向認為詩歌不是寫寫就好，好的詩歌要能唱出來。他在上世紀50年代去美國講學時就對當時的搖滾樂讚不絕口，認為搖滾歌手根本就是吟唱詩人，搖滾樂就是詩歌的另一種表現，搖滾歌詞往往就是對身邊人和事的感嘆。回台後余光中就大力鼓吹「土頭土腦」「帶點稚拙的民間中國感」的民歌，並創作不少詩作來呼應。

　　1975年6月6日，一群文藝小青年在台北中山堂開了一場「現代民謠創作演唱會」，胡德夫、賴聲川、林明敏這些平時混跡於西餐廳、咖啡廳唱西洋歌曲的，紛紛上台演唱自己拿手的西洋歌曲。節目的下半場是由台大生物研究所剛畢業不久的楊弦擔綱，他將余光中的9首詩詞譜曲，第一次公開演唱。結果配角勝過主角，當天到底哪些人唱了哪些西洋歌曲已沒人清楚，倒是楊弦的9首作品牢牢地印刻在了當天每一個現場聽眾的內心深處。這就是民歌史上的「中山堂事件」。

　　楊弦將詩與歌結合，譜的曲子混合了中國傳統音樂及美國民謠與鄉村風格，這在台灣是前所未見的創作形式。

　　隨後這9首新曲被灌錄成《中國現代民歌集》發行。不到半年就賣了十多萬張。這張專輯在校園民歌的地位就如同辛亥革命時新軍在武漢打響的第一槍。這張唱片也是我用自己省吃儉用省下來的零用錢買下的第一張唱片。

「唱自己的歌」

　　陶曉清從1965年開始，以一個19歲的妙齡少女，就在「中國廣播電台」主持音樂節目「熱門音樂」，這個節目主要播放的是美國流行歌曲。在楊弦的演唱會上，陶曉清也坐在台下，這幾首曲子引起了她極大的心靈觸動。隔幾天，陶曉清就偷偷地將楊弦這次演唱會的現場錄音放在她主持的電台節目里播放，本來擔心在西洋音樂節目里播放中國民歌會被罵，沒想到聽眾們的反應出奇熱烈，一再要求重播或是多多播出這類歌曲。於是她就在她的節目後加了一段「中西民歌」時間，播出台灣青年自己寫、自己唱的歌謠。

　　當然民歌運動也不是那麼一帆風順，余光中、陶曉清在推動現代民歌發展上，首先就面臨著來自學院派排山倒海的壓力：幾個不是音樂科班出身的年輕人居然搗鼓出一套所謂的「中國現代民歌」，還居然得到社會大眾的贊同，那怎麼行？正統音樂人的面子何在？話語權何在？因此報紙上、雜誌上以及各類座談會上，余光中和陶曉清就被這群掌握媒體話語權的學院派學究們圍剿得遍體鱗傷。

　　在學究們一番痛擊下，從1975年年中到1976年年底，「中國現代民歌」有些落落寡歡、日漸消沉，直到1976年底的「淡江事件」發生，「民歌」又成為大眾注目的焦點。

　　1976年12月3日，陶曉清在台北近郊的淡江大學主持了一場校內的「西洋民謠演唱會」，本來擔任表演者的胡德夫因傷未能出席，由他的好友李雙澤代為上場。

　　李雙澤是菲律賓華僑，幼年時返台，後考入了淡江大學數學系，但是本系的課程沒上幾科，還常在外打工、唱歌、繪畫，以至於後來無法畢業，1975年去了美國和西班牙遊學，從此思想上漸漸帶有左翼傾向。

　　1976年李雙澤回台。在那天的演唱會上，第一個出場的唱了首西洋歌曲，李雙澤第二個出場，他背著一把連背帶都沒有的破吉他，就隨便用一條電線吊著，手上拿著一瓶可口可樂上場，一上台就大聲說：「我從國外回到自己的土地上真令人高興，但我現在喝的還是可口可樂。」然後轉頭問第一個歌手：「你一個中國人唱洋歌，什麼滋味？」

一下子全場噓聲四起，鬧聲不斷！學生嘛，本來就有湊熱鬧的習慣，遇到這種場合當然不放過，有覺得好的大聲叫好，有反對的覺得李雙澤是來鬧場的，爭執聲和吵鬧聲不絕於耳，一些話搞得主持人陶曉清也挺難堪。

　　「唱自己的歌」這個論點很快就成為當時知識分子關注的焦點，展開了一場長達數月的論戰。由於這次事件發生在校園裡頭，北部的各個學校也紛紛捲入，在校學生們的捲入讓「中國現代民歌」悄悄地變形成了「校園民歌」。

　　李雙澤自己就像大多數的左派人士一樣身體力行，自己創作了7首歌曲，其中《少年中國》和《美麗島》在禁歌時代都無法通過審核，前者被認定「親共」，後者被認定「台獨」，因而無法發行唱片，但是詞曲私下流行頗廣。

　　打鐵趁熱，陶曉清從1977年5月開始在自己的「熱門音樂」節目裡頭，每個月播出一次一個小時專門介紹中國現代民歌，到了6月應聽眾要求由一月一次變成了一月兩次，到了年底成了每周兩次。每個月由觀眾票選的最喜愛歌曲前20名居然有12首是現代民歌，而且前7名都是現代民歌。

　　這時候以學生為主體的知識分子群體欣賞口味很明顯地已經從原來的西洋音樂轉向「唱自己的歌」，等到了我上大學的1978年，就沒聽到哪個大學生還在唱洋歌的。

「書摘1992」公眾號shuzhaizazhi

來源/書摘1992

原出處/《我在寶島長大》(九州出版社2016年7月版)

作者/龔顯耀

責編/張燕

製作/蘭宇、躍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