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加繆

06-04

　　作者：錢翰　　法國二戰後有兩位號稱"精神領袖"的人物，一是薩特，一是加繆。在這兩個人中，中國人更熟悉薩特，在八十年代，他幾乎影響了整整一代中國青年，而加繆則知道了解的人要少得多，其實作為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加繆在法國二十世紀文學史上佔有很重要的地位，他的作品不多，而其中蘊含的精神價值和魅力仍然深刻影響著一代又一代青年。加繆的小說最有名的要算《局外人》，《鼠疫》，哲理隨筆有《西西弗斯神話》，《反抗者》。1913年，他出生於阿爾及利亞的一個工人家庭，是家中的次子，一歲的時候，父親死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由母親和外祖母養大，家境貧寒，在他的隨筆《反與正》中，對童年生活有不少描述，自阿爾及爾大學哲學系畢業之後，從事過各種職業，主要是記者，青年時參加過共產黨，後因不滿黨的阿爾及利亞政策被開除。二戰期間來到法國，出版了《局外人》，一舉成名。而後，他積极參加反法西斯的抵抗運動，參與《戰鬥報》的編輯工作，成為法國知識分子抵抗運動的代表人物，但是他拒絕了法國政府頒發的勳章，因為他覺得死去的戰友更應當取得這樣的榮譽。戰後，他出版的《鼠疫》引起轟動，成為法國銷量最大的書籍之一。1957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1960年，他死於車禍，年僅47歲。　　人道主義思想　　加繆的思想，其核心就是人道主義，人的尊嚴問題，一直是纏繞著他的創作、生活和政治鬥爭的根本問題。《西西弗斯神話》和《局外人》構成了加繆文學創作的母題，包含著加繆未來作品的核心問題。書中，西西弗斯的幸福假設的提出，其本質動機，不在荒誕，荒誕既不能告訴我們幸福，也不能告訴我們不幸，之所以加繆假設西西弗斯是幸福的，是因為他認為只有幸福的生活才符合人的尊嚴，被責為永罰，卻幸福，這絕對是一種反抗，也是在這種條件下唯一可能的反抗形式，而反抗才能體現尊嚴。加繆在假設西西弗斯幸福的時候，充分運用了想像和獨斷，其潛台詞，卻是人類尊嚴的需要。由荒誕的出發點，薩特走向焦慮和不安，而加繆走向幸福，薩特是思辨後的結論，加繆卻是激情洋溢的獨斷。　　二元對立　　加繆的創作存在大量的二元對立的主題，其中有一些直接作為書名如反與正，流放和王國等，荒誕和理性，生與死，墮落和拯救，陽光和陰影，有罪和無辜這些二元對立的主題經常成對出現，而且互不取消，甚至有相反相成的意思，這是他的一大特點和魅力之所在，加繆在他的隨筆中數次使用這樣的修辭方式：用一片黑暗來形容明亮的陽光。隨筆中也許不過是一種修辭，但這種修辭代表的思維方式卻貫穿了加繆幾乎全部的創作，成為他的重要特色。無論是他的小說還是戲劇，或是哲理隨筆，都看不到邏輯的一貫性，到處都隱含著矛盾，這在別的作家那裡，這可能是個致命的弱點，可從加繆的作品中體現的卻是複雜的深刻，丹麥物理學家玻爾說過："和小真理相對的當然是謬誤，可是和偉大的真理相對的仍然是偉大的真理。"正是在這樣對矛盾的正視當中反映了人類思維的局限及其和世界的斷裂。二元對立的兩極互相為對方的存在而存在，形成強大的張力，悖論和歧義性、多義性在此從生，這也成為加繆難以被定義的地方，其間人道主義一以貫之，然而人道主義本來就是意義含混的詞。　　二元對立其實是西方的傳統思維習慣，但是傳統的二元對立主要是主客關係，善與惡，美與丑等一系列概念，但在加繆那兒，這些傳統的理念被拋棄了，善惡美醜問題被諸如流放和王國，陽光和陰影這樣的形象所取代。甚至在講述一樁殺人案的《局外人》中，傳統的罪與無辜的問題竟消解於無形之中，只是作為一個背景存在。加繆的這些悖論性的理念沒有給他找到理論上的出路，卻使他的小說和戲劇有了令人捉摸不定的多義性，成為意義之源。在美學的意義上，則是用簡單，毫不修飾的語言產生讓人困惑的效果，這在《局外人》和《墮落》中最為明顯。　　存在主義　　加繆是一個存在主義者嗎？加繆一貫反對別人給他加上的存在主義的標籤，但是，在他接受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頒獎詞中依然稱他為存在主義者，這說明存在主義絕非空穴來風。我認為加繆是存在主義者。理由如下：　　1、存在主義不是一種理論體系嚴密的流派，而是一種包容了各種各樣思想的一種思潮，在各種公認的存在主義思想之間也存在著尖銳的矛盾。那麼判斷某種思想是否屬於存在主義就不應該看它們是否有相同的方法論和公理預設。存在主義反映的是人面對世界感到的一種情緒，孤立無援，個人承擔無意義的世界，荒謬而沒有盡頭，人處於一種"被拋"的境地，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是西西弗斯，差別只在是否認識到這一點，就象西西弗斯神話中說的，"起床，電車，四小時辦公室或工廠的工作，吃飯，電車，四小時的工作，吃飯，睡覺，星期1，星期2，星期3，星期4，星期5，星期6，大部分的日子一天接一天按照同樣的節奏周而復始地流逝。可是某一天，『為什麼『的問題浮現在意識中，一切就都從這略帶驚奇的厭倦中開始了。『開始『，這是至關重要的。厭倦產生在機械麻木的生活之後，但它開啟了意識的運動。"⑴在加繆的作品中，對於存在的恐懼，荒誕的感受，都得到了很好的表現，存在主義的重大主題在加繆那兒都有表現，而且用的是存在主義的方式。　　2、加繆不是薩特式的存在主義，但存在主義不是薩特的專利，況且薩特也曾經拒絕過存在主義這個標籤。加繆反對存在主義這個標籤主要也是為了和薩特劃清界限，因為當時的輿論界基本上認為所謂存在主義就是薩特式的存在主義。加繆與薩特的思想有分歧，但也有不少共同點，尤其是荒誕的思想，和面對荒誕的態度，雖然加繆不強調自由選擇。倆人的分歧主要是對待革命和歷史，以及對蘇聯的態度。而分歧的根源在馬克思主義，薩特戰後受馬克思主義影響，而加繆一貫反對馬克思主義，尤其是歷史主義。薩特是個哲學家，更多的被理念所纏繞，抽象得多，加繆的哲學思想更多來源於感性生活，直接體驗，這一點在加繆的散文里體現的最為明顯，他深深熱愛的阿爾及利亞對他而言就是這種感性生活的代表，他一生都沒有放棄地中海式的生活方式的理想，西西弗斯神話和存在與虛無是兩本截然不同的書，這種不同不是表現在觀點的分歧上，而是表現在思考問題的方式上，同樣是荒謬，薩特通過一系列的論證說明你不可能不荒謬，而加繆卻說，我就在這兒，這就是荒謬，薩特的荒謬意識來源於書齋，加繆可能則來源於山頂上的一陣風。　　3、兩者的另一重大區別在於薩特強調行動，而加繆老在猶疑不定，在他的小說中，除了鼠疫外，行動幾乎沒有什麼意義，特別是《局外人》中，更為明顯。這本書在二戰中出版，當時就有人發出這本書出得是不是時候的疑問，莫爾索和加繆親自投入的抵抗運動看起來有點格格不入。而強調了行動的《鼠疫》，我卻認為寫得不好，和《局外人》不在一個檔次上，在深刻性上差一些，雖然它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加繆和薩特都反對虛無，宣揚反抗，然而加繆的反抗和薩特的反抗是不同的，加繆的反抗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即不在於你怎麼做，而在於你怎麼想，有點精神勝利法的味道，但這種辦法使反抗成為一種絕對可能的東西。而薩特恰恰相反，不在於你怎麼想，而在於你怎麼做。加繆的英雄西西弗斯和薩特的英雄奧萊斯忒（Oreste）⑵是兩種不同的英雄。而正是在"反抗"問題上的分歧導致兩人幾十年的友誼破裂，1951年《反抗者》出版後，加繆和薩特的矛盾發展到頂點，以後他們至死未再見面。　　加繆離開人世已經有三十七年，當年的紛紛擾擾不再，我們也能以更超脫的方式重新理解他的作品和他的生活方式，回答他在近半個世紀前提出的種種問題，我們也會對他那些謎一般的作品有種種猜想，無論如何，我們都無法想像將加繆置於我們思考的視野之外。　　　　⑴加繆，《西西弗斯神話》，《加繆全集》，隨筆卷，七星書庫叢書，伽利瑪出版社，106－107頁。　　⑵薩特的戲劇《蒼蠅》中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