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從維新志士到國學大師

梁啟超：從維新志士到國學大師

撰文/明明

梁啟超，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歷史舞台上的一個最具影響力的人物，在當時發生的每一個重大歷史事件中，幾乎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梁啟超的一生，充滿傳奇色彩。從1873年出生到1929年謝世，梁啟超雖然只度過了56個春秋，但他12歲中秀才，17歲成舉人，26歲和康有為一起發動戊戌變法；30歲主編《新民叢報》，為一代青年提供精神食糧；辛亥革命前後叱吒風雲，組黨結社，曾先後擔任司法部長、幣制局總裁、護國討袁戰爭的都參謀等；五四之後又潛心研究中西文化，在清華大學、南開大學等地講學，並寫出了一批學貫東西、令人嘆服的學術專著，堪稱一代宗師。

而梁啟超又是一個頗具爭議的人物。時代的急劇變化，曾經的啟蒙者變成守舊派；而他的「善變」「多變」，更是被人詬病。但他憂國愛國，與時俱進，不惜以「今日之我去攻昨日之我」，這正是他能在歷次政治鬥爭中產生巨大影響，並有別於其師康有為的偉大之處。

才華早露與科場成名

梁啟超的早期教育主要由父母和祖父來完成。梁啟超的祖父梁維清是秀才，曾是負責管理一縣文教事業的八品官教諭。父親梁寶瑛也有文化涵養，曾在鄉里教授私塾。母親趙氏知書識禮，教子有方。他們對梁啟超充滿愛心，精心培育。梁啟超二三歲時，母親就教他認字。四五歲時，父母授四書和《詩經》。6歲至10歲，祖父授《中國略史》和五經。

在祖父、父母的悉心教導下，梁啟超學業大進，8歲即能作八股文，9歲便寫出千字的好文章，被鄉人譽為「神童」。有一次，他的父親有位朋友到家裡來玩，梁啟超給客人送來一碗茶。那位客人早就聽說這孩子聰明，小小年紀已讀了不少書，還會吟詩作對子，便想試試他，隨口說了句新會俗語「飲茶龍上水」，要他作對。梁啟超很快也用新會俗語回應：「寫字狗爬田」。客人見他回應得快，隨即又說了一句：「東籬客采陶潛菊」，梁啟超略加思索，對道：「南國人懷召伯棠」。

當然，祖父和父母除了對梁啟超進行文化知識教育外，還重視愛國主義教育和倫理道德教育。比如其祖父與梁啟超說南宋故事，朗誦陳獨麓的《山木蕭蕭》詩歌，「海水有門分上下，關山無界限華夷」。

1884年10月間，12歲的梁啟超到省城廣州參加院試，考取秀才，名列前茅，博得主考葉大焯的讚賞。1885年，梁啟超到廣州求學。先拜呂撥湖為師，次年就學於陳梅坪。他們都有漢學修養，使梁啟超獲益匪淺。1887年，梁啟超進入當時廣東的最高學府廣州學海堂就讀。歷時四年，他一直勤奮異常，成績優異，成為學海堂學子中的佼佼者。

1889年8月，梁啟超參加廣東鄉試，取得第8名的成績，考取了舉人。這年，他才17歲，成為最年輕的舉人。

「公車上書」與「戊戌變法」的主將

1890年，梁啟超拜師康有為，在「萬木草堂」學習了四個春秋。這段時間，對梁一生的道路選擇具有決定意義。康有為的授課內容大體以今文經學為綱、以西學為緯、摻雜佛學等思想資料，抨擊現實，創立學派，鼓吹維新變法。這些思想都為梁啟超日後走上政壇打下了紮實的思想基礎。

梁啟超涉足政壇的起點，是他與康有為共同發動的「公車上書」。那時的他，年僅23歲。

1895年，梁啟超與康有為上京赴考，得知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李鴻章赴日簽訂《馬關條約》，在北京應試的舉人群情激憤。梁啟超奉康有為之命，相繼聯合各省舉人分批發起上書，要求拒絕和議。由康有為起草、梁啟超修改的14000字的「上皇帝書」，收集近1300名舉人簽名。雖然朝廷拒絕接受上書的內容，但此事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影響。康、梁二人亦開始成為全國知名的政治領袖人物。而「公車上書」，卻揭開了維新變法的序幕。

「公車上書」後，全國各地的學會、學堂、報館，如雨後春筍紛紛出現，維新變法思想得到廣泛傳播。

1898年6月11日（清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緒皇帝頒布《明定國是詔》，宣布變法。新政從此日開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發動政變為止，歷時103天，史稱「百日維新」。

在此期間，光緒皇帝根據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建議，頒布了一系列變法詔書和諭令。主要內容有：經濟上，設立農工商局、路礦總局，提倡開辦實業；修築鐵路，開採礦藏；組織商會；改革財政。政治上，廣開言路，允許士民上書言事；裁汰綠營，編練新軍。文化上，廢八股，興西學；創辦京師大學堂；設譯書局，派留學生；獎勵科學著作和發明。這些革新政令，目的在於學習西方文化、科學技術和經營管理制度，發展資本主義，建立君主立憲政體，使國家富強。

可是，慈禧太后認為這些變法維新措施，已威脅其統治地位，光緒帝背叛了她。因此，她從8月底開始，便決意絞殺變法，暗地裡積極籌劃謀變之計。9月21日，終於發動政變，將光緒皇帝囚禁於中南海瀛台，懲處維新人士22人，斬殺「六君子」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楊深秀、康廣仁，通緝康有為、梁啟超等。戊戌變法宣告失敗。梁啟超流亡日本。

開風氣之先的啟蒙思想者

梁啟超在戊戌前後有兩次開風氣的「演出」：一為《時務報》時期，大力宣傳維新變法，一為流亡日本後的《清議報》和《新民叢報》時期，功在啟蒙。

梁啟超曾任創刊於1896年8月9日的《時務報》主筆。他利用這些宣傳陣地，較全面系統地宣傳了他的變法主張、文化追求、改革內容和具體思路。梁在《時務報》共發表文章60篇，其中影響最大的是《變法通議》。

1898年，梁啟超參與戊戌變法，受光緒帝召見。在召見中，梁啟超建議：組織人力，翻譯西方書籍，讓人們閱讀；開辦學校，培養人才，讓學生學習新的科學文化知識。光緒帝認為梁啟超的建議很有道理，便賜給他六品卿銜，辦理京師大學堂和譯書局事務。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逃亡日本，先後創辦《清議報》和《新民叢報》，鼓吹改良，同時大量介紹西方社會政治學說，一度與革命派走得較近。老師康有為為此一度讓他離開日本反思。此後，梁啟超的思想重新回到君主立憲的觀點上。

1905—1907年，梁啟超與革命派就「保皇」與「革命」問題，進行過一番論戰。在這場論戰中，梁啟超站在了孫中山的對立面，認為「革命必招瓜分」，因為革命必然是「群盜滿山」，並「喚起各地方之排外熱」，列強就會「假定亂之名，行瓜分之實」，「中國之亡益速」。

應該指出，梁啟超的主要論點，並不符合當時的時代要求。不過，近年來，不少學者指出，革命派中，不少人正是藉助梁啟超的啟蒙，才學到了一點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學說。一些革命派人士所寫的文章，包括鄒容那膾炙人口的《革命軍》，都大段大段地抄錄梁啟超發表在《清議報》上的文章。十多年後，李大釗、毛澤東分別在北京、長沙建立學會，也以「少年中國」、「新民」命名，足見其影響之深遠。

對於辛亥革命本身，以梁啟超為精神領袖的立憲派，也起到了關鍵作用。1911年的上半年，他一面奮筆疾書，聲援四川保路運動、聲討清廷「違法借債之罪」；一面參與謀劃宮廷政變及「國會請願」，逼清廷兌現承諾，使國人對滿清覆滅有了思想準備。武昌起義事前並無周密策劃，給清廷以致命打擊的，有賴於隨後各省咨議局的群起宣告獨立，而多數省的議員，恰是深受梁啟超影響的立憲派。

在19、20世紀之交，梁啟超還倡導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文學革命，提出「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說界革命」的主張，並身體力行，創造了一種文白相間，雅俗相融，生氣盎然，平易暢達的「新文體」，其代表作之一的《少年中國說》，至今膾炙人口。「新文體」為我國文學從古典過渡到現代作出了重要貢獻，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也產生了積極影響。

憲政運動的精神領袖

自從日俄戰爭後，中國上下都認為，日本之所以那樣強大，中國和俄國之所以先後被打敗，關鍵在於實行的制度不同，日本實行的是君主立憲制，中俄實行的是專制制度。因而，梁啟超深感立憲的重要，並與國內立憲派代表人物相互呼應，竭力鼓吹「立憲」；甚至替清廷出國考察的五大臣起草《東西各國憲政之比較》，以助他們奏請立憲。

1906年9月1日，清政府根據考察憲政大臣的奏請，下詔宣示「預備立憲」。梁啟超認為清廷的態度和做法雖然跟自己的設想有很大的距離，但畢竟將封建專制體制打開了一個小缺口，為實行憲政政治邁出了第一步。因而，他從此之後便積極地致力於立憲運動。

在梁啟超看來，為了促進立憲運動，必須組建一個政黨。經過籌劃後，決定成立「憲政會」。可是，由於立憲派中人有著各種矛盾，導致憲政會很快解散。而梁啟超與蔣觀雲、徐佛蘇等人，於1907年10月17日在日本東京成立了政聞社。

政聞社的主要活動是派遣社員「勸告」清政府從速頒布憲法，「勸導」各省咨議局聯合起來呈請清政府限期召開國會。還有些社員深入基層，發動各界人士簽名，向清政府請願，要求迅速頒布憲法和召開國會。

清政府對於政聞社的這種又是勸告，又是請願，又是要求罷撤大臣等行動很是惱火。1908年7月25日，清政府下令將政聞社社員、法部主事陳景仁革職，交由所在地方官嚴加管束。8月13日，清政府頒發上諭宣布查禁政聞社。從此，政聞社便不復存在。這表明清政府對於立憲是毫無誠意的，而梁啟超所致力的立憲運動是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的，否則。它就不會橫遭扼殺。

旅美學者鍾珍維、萬發雲在他們的《梁啟超史話》中指出，「君主立憲」在當時來說，也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救國方案，它實際上是從根本上否認了皇帝的權威和封建專制制度。尤其在當時中國的資產階級力量比較弱小，而封建主義傳統很深、民主主義啟蒙不足的情況下，提出實行君主立憲，也是適合當時中國國情的。他鼓動和支持知識界採取請願等手段，也具有鮮明的近代資產階級的政治色彩，不能因為它沒有取得成功就加以完全否定。

反袁護國運動的主帥

1911年10月10日，中國爆發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史稱「辛亥革命」。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任臨時大總統。2月12日清帝被迫退位，結束了清朝統治。

1912年11月，梁啟超應邀回國，與袁世凱合作，出任袁政府的司法總長與幣制局總裁。梁啟超擁護過袁世凱，但當1915年袁世凱稱帝野心暴露後，他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猛烈抨擊袁世凱稱帝的野心，又策動學生蔡鍔發起護國運動，自己也秘密南下，親自參與領導了反對袁世凱的護國運動。

當梁啟超寫出《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時，袁世凱得到消息，派人送來一張20萬元的銀票，說是給梁啟超父親祝壽，交換條件是這篇文章不得發表。梁啟超斷然予以拒絕，將銀票退了回去。袁世凱派人警告梁啟超說：「梁先生曾經在海外流亡十幾年，其中的苦頭不是不知道，何必再自討苦吃？」梁啟超鐵骨錚錚，軟硬不吃，回答說：「我這個人疲於奔命的逃亡經驗已經很充足了。我寧肯選擇逃亡也不願意在污濁空氣中生存。」

接著，梁啟超與愛徒蔡鍔策劃武力反袁。1915年底，護國戰爭在雲南爆發，1916年梁啟超經越南赴兩廣參加反袁鬥爭，並擔任軍務院政務委員。1916年6月6日，袁世凱因羞憤成疾死亡。這標誌著梁啟超策劃發動的護國戰爭終於徹底擊倒袁世凱，取得了輝煌的勝利。

其後，梁啟超又參與憲法研究會（研究系）的活動，與段祺瑞合作。

1917年7月1日，張勳、康有為擁戴清廢帝溥儀復辟，梁啟超通電反對，與老師康有為決裂，並參加了段祺瑞的「討逆軍」，擔任討逆軍參贊，在再造共和中又立下了不朽的功勛。

著作等身的國學大師

從19世紀末參與維新變法，到民國後與統治階級當權派合作，在幾十年的生涯中，梁啟超始終以一個資產階級政治活動家的面目出現在社會大舞台上。儘管他屢遭挫折，參與政治的熱情卻絲毫不減。然而，在經歷了與袁、段的兩次合作的失敗、政治理想終成泡影后，他對當時的政治終於失望了。1917年底，他辭去了出任僅僅4個月的段閣財長，決心離開官場。退出政壇後的短短10年，成就了他的學術大業，使他成為成績卓著、蜚聲中外的著名學者。

1918年12月，梁啟超與友人開始了長達一年之久的歐洲遊歷的航程，並發表了一部重要著作《歐遊心影錄》。這部著作比較全面地反映了梁啟超對戰後歐洲的考察結果，反映了梁啟超對西方文明的態度和看法。經過游歐，更堅定了他致力於國學研究的決心。在全力從事國學和有關學術研究工作的同時，他也熱衷於講學活動，先後在南開大學、東南大學、清華大學授課，並於1925年出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

梁啟超在學術研究上涉獵廣泛，在哲學、文學、史學、經學、法學、倫理學、宗教學等領域均有建樹，以史學研究成績最顯著。1920年，梁啟超以神來之筆，用一周時間創作了後來久負盛名的《清代學術概論》。而在1922年，梁啟超的煌煌巨著《中國歷史研究法》，可稱是梁啟超史學理論的代表作，也是「中國近代資產階級的史學理論寶典」。1924年，梁啟超整理出版了《清代學術概論》的姐妹篇《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梁啟超一生勤奮，著述甚豐，在3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平均每年寫作達39萬多字，總著述達1400多萬字。梁啟超不愧是天才的著作家和偉大學者。

梁啟超在憂國憂民、勤奮著述的同時，還十分注重對下一代的教育。他將自己的學識和感悟潤澤在兒女身上，言傳身教，悉心培養，使9個兒女各有自己的成就。其中3個成為中央研究院或中國科學院院士，被譽為「院士之家」，這在古今中外的科學史上，也是罕見的。

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離開了這個世界，與世長辭，享年56歲。梁啟超的逝世驚動了社會各界，唁電、唁函、輓聯、輓詩一時間如雪片飛來。2月27日的同一天，北京和上海兩地分別在廣惠寺和靜安寺為梁啟超舉行追悼會。現場的輓聯、輓詩密密麻麻，都在頌揚梁啟超一生對國家、民族的突出貢獻。其中沈商耆的輓聯是：「三十年來新事業，新知識，新思想，是誰喚起？百千載後論學術，論文章，論人品，自有公評。」

梁啟超作為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其思想、學術、行為規範和思維方式，對後人的影響是巨大和深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