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的奧運，為啥總有人給中國找茬？

奧運開始到現在，中國和澳大利亞在游泳上的口炮就沒消停。

最初，霍頓炮轟孫楊是「嗑藥騙子」（drug cheat），中國游泳隊隨後要求澳方道歉；澳大利亞攤手說我們尊重霍頓的言論自由，不道歉；國際奧委會則說我們也尊重每個人發言的權利但希望大家彼此尊重。

本屆奧運，泳池裡似乎是非尤其多。女子100米蛙泳，美國人莉莉金和之前服藥禁賽過的俄羅斯運動員埃菲莫娃互搖手指表示嘲諷，之後莉莉金力挺霍頓，認為涉葯運動員不該進入奧運會賽場；法國游泳老將拉庫特也加入到了抨擊孫楊的隊列中來，稱自己討厭作弊的人，並把矛頭直接對準了孫楊。

事情似乎在愈演愈烈，甚至發酵成為一場圍繞個人道德、舉國體制、體育與政治等議題展開的辯論域。

技術

首先，我們先回答這個問題：霍頓炮轟孫楊是「drug cheat」，對不對？有沒有道理？

拋開感性的成分，霍頓和莉莉金之所以炮轟涉葯對手，主要是因為他們認為涉葯選手不值得尊重，或者不應該參加奧運會。這個言論包含三方面內容：一是孫楊等運動員是否涉葯；二是涉葯運動員是否屬於「騙子」（cheat）；三是涉葯運動員參加奧運會，是否應該得到尊重。

第一方面，孫楊和埃菲莫娃確實曾經因為禁藥問題被處罰。2014年，孫楊因在全國游泳冠軍賽的尿樣中被檢測出曲美他嗪陽性，而被禁賽三個月。曲美他嗪是國際反興奮劑機構（WADA）公布的《禁藥清單》中的禁藥。在2014年，曲美他嗪是一種「比賽時不能服用」的藥物。而在此之後，曲美他嗪也並非像有些媒體人所說的，已經從禁藥清單中解禁，反而是在2015年從「比賽時不能服用」的藥物上升為「始終不能服用」的藥物，管理更加嚴格。所以孫楊曾經使用違禁藥物，是事實。

第二方面，孫楊曾經服用藥物，但是否就是「騙子」呢？在國際反興奮劑機構的《禁藥清單》中，可以看到一個明顯的注釋：「依照世界反興奮劑條例4.2.2的要求，除禁用物質 S1、S2、S4.4、S4.5，S6.a 以及禁用方法M1、M2、M3以外，所有禁用物質均視為『特定物質』。」

在2014年及以後，孫楊被檢測出的曲美他嗪就屬於所謂的「特定物質」，按照世界反興奮劑條例的解釋，「特定物質」容易被運動員以其他的目的攝入，而非為了提高運動成績。孫楊在接受調查期間已經提供了證據，證明自己是服用的是含禁藥的藥物（改善心肌缺血癥狀），因此被從輕處罰。因此，基於這一調查結果，說孫楊是「騙子」，是有失公允的。

那麼，即便是運動員曾經有過葯檢不合格的歷史（無論是如孫楊般誤服，還是如一些運動員一樣故意服用），當他們接受完懲罰、重新參加奧運會的時候，是否應該得到尊重？

當然。國際奧委會發言人馬克-亞當斯就表示，「觀眾希望看到公平、公正、公開的體育賽事，我們希望運動員秉承奧運精神，要求每名運動員做到彼此尊重。」

菲爾普斯：「勝者只關心勝利；輸家只針對勝者。」

偏見

OK，下一個問題：為什麼看上去，西方世界對我們敵意如此之大？網上有人回答說，西方媒體和運動員懷疑中國和俄羅斯的運動員是有原因的，因為在搞舉國體制的國家裡，運動員服藥的動機更強烈。

對此，島叔找到了一份國際反興奮劑機構在2015年公布的一個榜單，這張榜單統計了2013年機構查出的違禁事件排行。在前十名的國家裡，既有俄羅斯、哈薩克，也有「民主自由」的法國、義大利、西班牙。而中國，則未曾出現在這份榜單上。

既然如此，中國維和還是頻頻遭到「國際社會」的「特殊關注」？

比如，2015年寧澤濤在喀山世錦賽奪冠以後，西方媒體就曾拿著他曾經誤食瘦肉精的事情大肆炒作（據說是寧澤濤愛吃火腿）。2012年倫敦奧運會後，美國科學雜誌《自然》公開質疑葉詩文的成績和興奮劑有關（最後50米比男子選手還快）。即便事後國際奧委會公開表示葉詩文尿檢沒有問題，類似雜音仍不絕於耳。

毋庸諱言，中國游泳隊有過不光彩的歷史。上世紀90年代，中國游泳隊在廣島亞運會和珀斯世錦賽上都被查出了集體大規模服用禁藥醜聞，這也導致了中國游泳隊自2000年以來的長期低迷。但也正因此，中國游泳隊對興奮劑極其敏感，以至於「誰出興奮劑、誰就是中國游泳的歷史罪人」這樣的說法在體系內流傳。2011年，時任的游泳中心主任指出，「反興奮劑工作是中國游泳最重要的工作」。

客觀來說，2007年以後，中國游泳隊聘請外教、組織優秀運動員赴澳大利亞特訓、實行「大國家隊」戰略，把一大批年輕人納入到培養體系中來，才有了2008年以後中國游泳的繁榮局面。如果非要把霍頓們的口不擇言，和中國游泳隊20多年前的不光彩歷史結合起來為之找到合理性的話，對當下一批年輕人來說很不公平，歷史的鍋不該他們來背；即使是霍頓們真的因為這種刻板印象而對中國有成見，也應該去反省這種成見。

心態

說到底，偏見的增加，還是因為這些年來我國主流體育項目的大跨步發展。當孫楊、葉詩文、寧澤濤這些運動員能夠在自由泳、混合泳這些高含金量的項目上分走傳統列強的一杯羹時，引起的驚詫註定是不言而喻的。同樣涉及禁藥風波的韓國選手朴泰桓，由於成績比起巔峰時期已大幅下滑，西方惡意的槍口便也懶得對準他了。

如今的澳大利亞游泳隊，在倫敦奧運會時成績慘淡，只拿到了一塊金牌（還承認當時曾經集體嗑藥）；形成對比的，則是中國隊在奧運會的強勢表現，同時，澳國內的優質場館、頂級教練，也被投入越來越大的中國隊佔據。倫敦奧運會後，澳大利亞就口頭禁止了丹尼斯教練帶領中國運動員訓練，搞起了「技術封鎖」——簡直是新時代游泳領域的「閉關鎖國」。

崛起者自然風光，被追趕者也自然焦慮。當澳大利亞這樣的西方國家對我們的崛起充滿惡意與偏見的同時，中國人的心態卻在變化：我們會為日本姑娘福原愛祝福，為繼續書寫傳奇的菲爾普斯喝彩，為越南的首金英雄黃春容欣慰，以一種更加平和包容的心態來感受奧林匹克精神。在中國傳統優勢項目，中國觀眾甚至期望能有隊伍能向中國隊發起挑戰，看到項目更健康激烈的競爭。

政治

體育與政治無關，大概是人類最美好的願望之一。

早在古希臘，奧運會期間各個城邦之間必須停戰。而到如今，每一屆奧運會期間，聯合國都會通過《奧林匹克休戰決議》，要求各國在奧運期間停戰。可事實呢？1980年，因蘇聯入侵阿富汗，全世界近一半的國家抵制莫斯科奧運會，吉祥物米莎在開幕式上留下了淚水；1984年，蘇聯出於還擊的目的，抵制了洛杉磯奧運會。而在2008年之前，西方抵制北京奧運的聲音也一度喧囂。

正當島叔寫到這裡的時候，手機新聞傳來推送，加拿大CBC主持人在直播時對中國游泳隊的14歲小將出言不遜，深深的惡意躍然耳邊。

和平與發展早已成為世界的主題，但過分地把體育臆想為政治無涉的獨立王國，未免太過於「小清新」。正如《紐約時報》所說：「不知是否出於巧合，很多衝突都與源自冷戰的舊有政治分歧一脈相承，來自西方的運動員把矛頭對準了曾經遭到禁賽的俄羅斯和中國運動員。」

《建黨偉業》中辜鴻銘說過一句話：「我的辮子在頭上，而諸位的辮子在心裡。」對於一些人來說，剪短這根「冷戰」的辮子何其難也。

但是現實越殘酷，我們越不能陷入其中。把體育還給體育，本身就是我們的美好追求。有人心中留著的辮子，恰恰成為了我們心態成長的參照。就算充滿偏見和惡意，我們也仍要以競技的精神去贏得尊重，仍要為所有勝利與堅持的人鼓掌。

文／秋月冬梅

編輯／公子無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