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袁崇煥 : 重要的歷史只在比較少數人身上

導語：群氓中又有一類人，還極容易自覺充當起道貌岸然、義正詞嚴的衛道士和愛國者。這類人比那普通的庸眾更為可怕。因為他們要麼更加愚蠢，要麼有著更為明確而貪婪的利益動機，衛道士和愛國者的面罩之下，隱藏著的實是奴才、掮客、幫凶和愛國賊的真面目。

一

一介書生，目睹國家邊患不斷，文武兼習，鑽研兵法，矢志守疆衛國。及至朝廷軍隊節節敗退，丟城失地，領軍將帥幾乎誰去誰死，別人唯恐避之不及，他卻以一名小小七品芝麻官的身份，自告奮勇，請纓殺敵，一掃朝廷悲觀萎靡之陰霾。後來的事實證明，他並不是僅憑一腔熱血，夸夸其談，而是確有過人的才略和魄力，比誰都踏實肯拼，能夠挑重擔，干大事。他，就是袁崇煥。

在風雨飄搖的晚明，面對後金攻無不克、所向披靡的逼人態勢，袁崇煥堅守關外，苦心經營，誓死抵抗，取得寧遠大捷和寧錦大捷，打破了雙方開戰以來後金軍不可戰勝的神話，為明朝扭轉了危局，提振了士氣，鼓舞了人心。後來又千里馳援，保衛京師，再次擊敗後金軍，使努爾哈赤和皇太極發動的三次西征均敗在他手裡。

他的破格擢用和提升之快，並不是因為他運氣好，而是與他的才能和性格、為人有直接關係。他之所以取得超乎常人的成就，原因也在於此。大致歸納起來，除了擁有卓越的軍事思想和軍事指揮才能，他的身上還集中了這些性格和品質，那就是：剛毅、愛國、清廉、實幹、進取、親民等。他的才能和人格魅力，使他成為一名既受朝廷倚重，又受軍民擁戴的重要將帥。

但最後，他不是沃血沙場，死在敵人刀槍之下，而是身陷詔獄，被綁縛街頭，處以極刑，死在自己人手裡。

只要稍加了解和分析，就知道，給他定的那一長串罪名（付託不效，專恃欺隱，以市米則資盜，以謀款則斬帥，縱敵長驅，頓兵不戰，援兵四集，盡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潛攜喇嘛，堅請入城），除了「斬帥」還沾得上邊，其他都是站不住腳的。之所以說斬帥還沾得上邊，也僅是因為他沒有通過崇禎帝許可，是先斬後奏。但就當時的情況，袁崇煥此舉也實是出於無奈。他肩負「五年平遼」重任，全面負責遼事，必然要整頓遼東軍務。收攏兵權、統一指揮，既是他分內之事，也很有必要。毛文龍的飛揚跋扈、不聽節制以及其他種種表現，一是給朝廷添亂，二是影響袁崇煥對遼東的戰略部署，三是有叛變投敵的可能。朝廷不是不想處置他，而是他孤懸海島，沒有好的辦法，有所顧忌。事後崇禎帝在聖旨中也數列了毛文龍的罪行，肯定了袁崇煥的行為。就算袁崇煥在這件事上有錯，從崇禎帝當初對待此事的態度來看，哪怕是出爾反爾，秋後算賬，袁崇煥也罪不致死。在袁崇煥死後，毛文龍的親友要求為毛文龍翻案，崇禎帝明確表示不準，仍然說毛文龍是「罪有應得」，由此也可見，崇禎帝認為毛文龍被斬這個事，本身是無錯的。崇禎帝沒必要在這件事情上說假話作掩飾，如果毛文龍真是冤死，趁處死袁崇煥而為毛文龍評反，不是更能坐實袁崇煥的罪行而堵住為袁崇煥鳴冤叫屈的那些聲音么？

有一種說法，就是袁崇煥揮師入關，千里馳援時，沒能在薊州攔住後金軍，致使皇太極領軍越過薊州，繼續西進，最後兵臨北京城下，這不是失誤封疆是什麼？袁崇煥的門人程本直，在一一辯駁袁崇煥的罪行之餘，也指出，在這一點上袁崇煥有過失。可是，能單憑這點治袁崇煥死罪么？何況真要追究和探討起來，袁崇煥在這一點上也是沒有錯的。

首先，袁崇煥早就注意到薊鎮北面一帶防線薄弱，擔心為敵所用，數次上疏請求崇禎帝予以重視，加強布防，增設團練，均沒有得到支持，又派謝尚政領兵前往遵化協助防守，巡撫王元雅卻不買賬，將謝打發回去。所以對於遵化、薊州以北長城一帶的防線，袁崇煥實際上已經盡到自己的責任——儘管從職權範圍而言那裡並不歸他直接管轄。其次，薊州一戰，不同於此前的寧遠之戰和寧錦之戰。寧遠和寧錦兩戰時，明軍都是按袁崇煥的方略，以守城戰為主，憑藉堅固的城牆工事，以大炮等火器殺傷敵人，使後金軍鐵騎馳突的優勢得不到發揮，再以機動作戰予以配合。遼西走廊地形狹長，西面又有山海雄關扼住咽喉，後金軍要想從那裡進入中原，必須先攻下寧遠等城所，否則即使已到山海關外，一時難以破關，後面各城所的明軍進行圍殲，後金軍就只有死路一條。因此後金軍對寧遠、錦州是勢在必得。但薊州就不同了，薊州後方沒有山海關那樣的險要關隘阻擋，後金軍也就沒必要非攻佔薊州不可。薊州又是一座孤城，四顧無靠，既未曾設置堅固的布防，也未積極備戰。袁崇煥的軍隊在這裡要做的，並不是像之前那樣守住城池、乘機殺敵、擊退敵軍即可，還要在城外開闊地臨時拉防線，攔截後金軍，否則後金軍完全可能不攻城，徑直繞城而去。這時的關寧軍雖然也有了騎兵，但連日行軍，臨時布控，人數又不佔優勢，在此與善長野戰的後金軍展開陣地戰，要想取勝並全線攔住後金軍，根本就是無把握的事。只能說，袁崇煥是儘力而為，拼力一搏了。後來他在北京城下以少勝多，擊敗皇太極時，就感慨說，那是憑將士們的激昂鬥志和犧牲精神換來的險勝。何況京師之戰，已經重在倚城退敵，而薊州一戰，是要實現全線阻擊，並不比京師之戰容易。在薊州，關寧軍拚死殺敵，能夠取得勝利，已屬不易，至於皇太極領兵另行繞過明軍防線，開往順義，實為在所難免。袁崇煥和關寧軍畢竟是人不是神。看看後來的情況也可以明白這點。已經進駐順義的滿桂和在薊州的袁崇煥面對的是同一個問題：不是守城了事，還要在城外拉防線攔截後金軍。滿桂也正是這樣做的，領兵在順義城外布防，與後金軍決戰，被後金軍一舉擊潰。如果說袁崇煥是大意，或未儘力，或有意為之，那麼滿桂之敗又是何原因呢？滿桂可是一員猛將。滿桂兵敗，朝廷沒有追究任何責任，崇禎帝對他反而器重有加，袁崇煥就罪該萬死了？何況在保衛京師的戰鬥中，袁崇煥兩戰兩捷，比滿桂的功勞要大得多。可見，以薊州之事治袁崇煥重罪，也是站不住腳的。

也有一種說法，就是袁崇煥經營關寧錦防線，耗去朝廷大量銀兩和物資，卻不主動出擊，進攻後金軍。

這種說法關係到兩方面問題，一是軍費投入，一是軍事策略。明朝與後金的局勢到了這個份上，大量投入軍費已經是無奈之舉，是必須的，並非失策性的浪費。此前的多次交戰已經說明，明軍與弓馬嫻熟的後金軍展開野戰是占不到便宜的，連守城都很困難。如今如果不改變策略，利用堅固的工事做依託，而盲目對敵發起進攻，顯然只會自取滅亡，就像取代廉頗而輕率出戰的趙括。在袁崇煥之前，熊廷弼已經認識到這個問題，實行以守為主，先守穩，再圖戰，而非浪戰的策略，收到一些成效，可惜因巡撫王化貞擎肘和權奸陷害，無功而殞命。袁崇煥繼承和發展了熊廷弼的方略，他認為，「虜利野戰，惟有憑堅城以用大炮」，提出「以城護炮，以炮衛城」、「守為正著，戰為奇著，款為旁著」。也是以守為主，不輕易和八旗兵野戰爭鋒，使八旗兵的長處無從發揮，再尋機殲敵。寧遠和寧錦兩戰，明軍之所以獲勝，就是靠這個法寶。要貫徹實現這個方略，需要構築堅固的城牆和堡壘。投入大量財力、物力和人力，也就在所難免。但這些，相較於有效鞏固邊防和禦敵於國門之外，孰重孰輕？單單守著山海關的確省事，但一則不利於提振人心，二則這世上本無破不了的雄關，一旦稍有閃失，便覆水難收。持這種說法的人，為什麼不質問魏忠賢廣建生祠耗去了多少財力，朝廷重修三大殿花掉了多少國幣，福王府里屯積著多少珍寶，腐敗場中糜費了多少金銀，卻偏偏指責袁崇煥在戰火緊逼的邊關築防禦敵使用了大筆軍費？袁崇煥不這樣做，那就只有兩種選擇：要麼率軍冒進，重蹈覆轍，白白葬送明軍將士；要麼僅守山海一關，此關一破，後金軍便直驅中原……

聯想到漢朝時對待匈奴的問題，我們也應該明白，袁崇煥的軍事思想是沒有錯的。匈奴屢次侵犯漢朝，由於匈奴騎兵人悍馬壯，機動靈活，而漢朝基本是步兵，少量騎兵戰鬥力也不強，對匈奴竟一時奈何不得，只有忍受屈辱，以和親與撫賞方式，維持安定。經文帝、景帝兩朝的發展，國力已經強盛的漢朝不願再受此屈辱，漢武帝便下令訓練騎兵。擁有強大的騎兵後，對匈奴發動了反擊，並取得勝利，從此變被動為主動，由頻頻被匈奴襲擊變為尋著匈奴打，使匈奴殘部遠逃漠北甚至歐洲。漢武帝為訓練騎兵和痛擊匈奴，在思想上做了全國性動員，在政策上做了全國性調整，使鼎盛的國力都有所下降，可見對付匈奴的不易。歷史上有個說法，就是「女真人，不滿萬，一滿萬，便無敵」。女真是游牧民族，精於騎射，以肉食為主，體魄強健，在與中原步兵的戰爭中，他們是佔有絕對優勢的。明朝對付後金軍，和漢朝對付匈奴有很大的相似處。但漢武帝時擁有足可稱雄世界的強大騎兵軍團，而此時的明朝卻沒有，袁崇煥命趙率教等人訓練出來的關寧騎兵雖然也很有戰鬥力，但首先在規模上就遠遠不能和漢朝的騎兵軍團相比，也不能和後金騎兵相比，要以進攻的方式全面擊敗後金軍，收復遼東，顯然是不懂軍事的幼稚和狂妄之想。

有人說，如果毛文龍在，有他的牽制，後金軍就不會繞道蒙古，侵犯京師。附和這一說法的人還不少。殊不知，這實是小兒之言，是無限制誇大了毛文龍的作用。寧遠之戰和寧錦之戰時，毛文龍好好的，後金軍怎麼對寧遠和錦州照打不誤？後金出兵朝鮮時，為什麼沒有受到毛文龍的牽制，還順路把毛文龍打得慘敗而逃？毛文龍如果真是積極行動，以跳蚤式的游擊戰對後金騷擾幾下倒是可以，但要在大兵團作戰時實現實質性牽制，他根本就做不到，後金只需以少量兵力一剿即潰。再看毛文龍寫給皇太極的那些書信，及他的種種劣績，他死得還冤？換成別人，早就被處死了。所以，對毛文龍，也許暫時可以不殺，但從整肅軍紀需要將他殺了，並不是錯。崇禎帝對此事的態度和處理方式，也說明了這點。南明也沒有為毛文龍評反，而是給袁崇煥評了反。

還有人說，袁崇煥所言「五年復遼」是吹牛，誇口。五年時間的確有點緊，但只要像袁崇煥對崇禎帝說的那樣，上下協作，配合得法，問題並不是很大。如果說憑這點袁崇煥就該受死罪，那麼毛文龍屢次向朝廷上書，慷慨激昂，陳說收復遼東易如反掌，「得餉百萬，明年可以滅奴」、「兩年之間，有不平遼滅奴，復三韓之舊業，甘治欺君誑上之罪」，糧餉物資得到了，卻未收寸功，怎麼就不被朝廷碎屍萬段？

前後想想，袁崇煥為了抗擊後金，收復失地，迎難而上，甘挑重擔，按照他卓有見識的方略，頂著缺餉少糧、非議不斷、敵人威脅的壓力，築城練兵，處理與蒙古各部的關係，以緩兵之計與提出議和的後金磨蹭、周旋，構築關寧錦防線，斬殺不聽節制的毛文龍，警示薊鎮防務，千里馳援保衛京師……他的每一個舉措看起來都是沒什麼問題的，也有幾次唯有他才能取得的勝仗可以印證，但最後幾乎都反過來成了他的罪狀！

與其說袁崇煥是死於他的這些莫須有的罪名，不如說他是死於一場官場風波和政治遊戲，或者說死於他的性格。官場政治有它的一套遊戲規則，那些官場中的不倒翁，未必是有多麼能幹，而是性格特點和處事方式特別符合那套遊戲規則。

袁崇煥的性格和才能，使他脫穎而出，可以說是成就了他。從軍民對他的擁戴，也足可看出他的治軍能力和人格魅力。左輔曾經是個畏縮不前的游擊，跟隨袁崇煥幾年，卻成了一員能與袁崇煥死守寧遠、與趙率教堅守錦州的勇將。趙率教和祖大壽曾經是逃將，到了袁崇煥麾下更是成了忠誠勇敢的悍將。即使祖大壽後來無奈降清，也沒有給清廷做什麼事。連一介門人程本直，為袁崇煥辯護不得後，都願意為他陪死。另一個佘姓門人則願意為他世代守墓。如果袁崇煥沒有過硬的品格，是不可能有這些的。而毛文龍部下的幾名將領，那麼容易地，就叛明投敵，成為殘忍屠殺同胞的劊子手。而且，像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這三人在毛文龍手下時，都寂寂無名，降清後卻立馬成了清朝用來征服明朝的重要將領。從這點也可以看出，袁崇煥與毛文龍兩人，分別是怎樣識才用人和培養部下的。

但最後，袁崇煥也正是栽在他的性格上。他的剛毅、耿直、清正、銳氣、實幹、大膽、率性，很容易給他惹下禍患，成為官場風波和政治遊戲的犧牲品。他的悲劇，也正是那種有著剛直個性的實幹家的悲劇。

他曾自謂：「予何人哉？十年以來，父母不得以為子，妻孥不得以為夫，手足不得以為兄弟，交遊不得以為朋友。予何人哉？直謂之曰『大明國里一亡命之徒』，可也。」

有人說，人如其名。袁崇煥，字元素，號自如。他真的如那個「煥」字，熱情的生命之火熊熊燃燒（程本直就說他之所以獲罪，原因之一便是「抱心太熱」，也就是太熱心主動了）；又如那個「素」字，我行我素，質樸無華；並且，揮灑「自如」。

程本直在《漩聲記》里則說：「舉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漢也。唯其痴，故舉世最愛者錢，袁公不知愛也！唯其痴，故舉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惜也！於是乎舉世所不敢任之勞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辭也；於是乎舉世所不得不避之嫌，袁公直不避之而獨行也。而且舉世所不能耐之饑寒，袁公直耐之以為士卒先也；而且舉世所不肯破之體貌，袁公力破之以與諸將吏推心而置腹也。」

這樣的人，會是通敵叛國的奸賊么？

從明朝當時到後來，其他對袁崇煥高度評價的人，還有很多。譬如：

努爾哈赤：「朕用兵以來，未有抗顏行者。袁崇煥何人，乃能爾耶！」

楊惟和：「十餘年奴氛孔熾，士卒畏敵，不畏將帥。袁崇煥一振起之，而將士始用其命，軍民始安其生，天下壯之，真今之方叔也。」

唐甄：「當是之時，非無賢才也，袁崇煥以間誅，孫傳庭以迫敗，盧象升以嫉喪其功。此三人者，皆良將，國之寶也，不得盡其才而枉陷於死，使當日者有一張居正為之相，則間必不行，師出有時，嫉無所施，各盡其才，而明之天下猶可不至於亡。」

談遷：「初，虜勢張甚，人心惶駭欲遁。自崇煥堅拒，氣始振。」

計六奇：「自遼事者，所用人鮮有勝任者。當時所望成功者，惟熊廷弼、袁崇煥、孫承宗。」

梁啟超：「若夫以一身之言動、進退、生死，關係國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於古未始有之。有之，則袁督師其人也。」

金庸：「袁崇煥真像是一個古希臘的悲劇英雄，他有巨大的勇氣，和敵人作戰的勇氣，道德上的勇氣。他衝天的幹勁，執拗的蠻勁，剛烈的狠勁，在當時猥瑣萎靡的明末朝廷中，加倍地顯得突出。」

但反面的言論也不少。正因如此，才使爭議一直延續。這裡不一一列舉。

二

袁崇煥的冤死，有權奸陷害，有敵人毒計，而崇禎帝則起了最主要作用。我們無法準確把握崇禎帝當時的心裡所想，但結合他在特殊的成長環境中形成的性格，比如敏感、多疑，及後來不斷加重的心浮氣躁、專斷擅殺，也就不難理解，殺袁崇煥對他來說似乎並不算一件多麼了不得的事。有人統計，崇禎帝在位17年，換了50個大學士（輔國重臣），14個兵部尚書（指正式的兵部尚書，不包括加兵部尚書銜的）。他殺死或逼得自殺的督師或總督，除袁崇煥外還有10人，殺死巡撫11人、逼死一人。14個兵部尚書中，王洽下獄死，張鳳翼、梁廷棟服毒死，楊嗣昌畏罪絕食死，陳新甲斬首，傅宗龍、張國維革職下獄，王在晉、熊明遇革職查辦。他撤換和處斬官員之頻繁，與魏忠賢專權時有得一比。這些人良莠不齊，有的是無辜冤死，有的是罪有應得，有的是罪不至死。從這裡可以看出崇禎帝在識才任人上的缺陷。他登極之後，曾出現過一線新氣象，但終歸有中興之心而無治國之才，忠臣用，奸臣用，庸臣用；忠臣殺，奸臣殺，庸臣殺。像溫體仁這樣除了弄權害人別無功績的巨奸，崇禎帝居然重用多年，死後還給予撫恤，追贈太傅，謚「文忠」，足可見出他的糊塗和昏聵。他與賢后周氏何其恩愛，但周皇后臨死時悲切地說：「臣妾跟從陛下十八年，你沒有聽過妾一句話，以致有今日……」可見他對待忠言良勸的態度，君子遠離、小人翩翩又何足為奇？這樣的一國之君，又怎樣能與精明歷練的皇太極相抗衡？如果他再多活一個多月，看到清軍的鐵騎從袁崇煥曾經為他牢牢鎮守著的遼西走廊浩浩蕩蕩開進山海關，不知有何感想？能否認識到自己處死袁崇煥是自毀長城？朝鮮特進官李廷濟說：「崇禎皇帝若在平世，則足為守成之主，而如袁崇煥輩任之不終，終以此亡。」就是說崇禎帝如果在太平年代，倒也可以守業而過；時逢亂局的話，他就沒有能力了，連袁崇煥這樣的人都不能一直任用，明朝所以敗亡。信然。

很多人希望殺袁崇煥，但起關鍵作用的有三人：皇太極，溫體仁，崇禎帝。

皇太極只是施了反間計，這個反間計本身並不高明，所以他起的作用還並不算大。余奸代表溫體仁是必欲置袁崇煥於死地的，袁崇煥被捕，就是他使的手段，他在給他弟弟的信中承認：「崇煥之擒，吾密疏實啟其端。」後來更是一連五疏要殺袁崇煥，一當周延儒、梁廷棟甚至崇禎帝猶豫時，他就連忙充當催化劑，煽風點火。他和崇禎帝是最終殺害袁崇煥的人。

鑒於明末朝廷的情況，其實袁崇煥對自己的遭遇，是早有預感的。天啟帝時，他在奏疏里就說出了自己的擔憂：「凡勇猛圖敵，敵必仇；奮迅立功，眾必忌。任勞則必招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則勞不著，罪不大則功不成。謗書盈篋，毀言日至，從來已然。惟聖明與廷臣始終之。」他希望皇上能明辨忠奸是非，與他相始終。但結果，卻是他所擔心的成為了現實。他既然知道危情所在，受讒去職後為什麼不徹底抽身離開，像袁可立他們，一去便不再來？還是因為責任和夢想對他的召喚太強烈了，遼東的安危讓他太掛懷了！

如果說，皇太極要袁崇煥死，是強狠敵手的必然想法，溫體仁要袁崇煥死，是一場公報私仇和傾覆東林黨的陰謀，崇禎帝要袁崇煥死，是忠奸不分和複雜心理糾結之下的糊塗，讓人感到可恨，那麼很多市民也希望看到袁崇煥死，還爭著搶食袁崇煥的肉塊，則是一場國民劣根性的大暴露，更加讓人覺得可悲和心寒。我們常說，「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有些事情，要想欺騙他們確實很難；他們也「勤勞，善良，勇敢」。但這些都只是他們身上部分的品質，麻木、愚昧、盲目、自私同樣也屬於他們，使他們很容易被牽著鼻子走，從而帶來冷漠的圍觀和群氓的狂歡，甚至成為「善良的惡人和兇徒」。一生致力于思想研究和文化普及的房龍在其《艱難的求知》里說：「無知的人僅僅由於自己的無知便可以成為非常危險的人……如果他還要為自己的智力缺陷尋找借口，那就更加可怕……本性善良的人很容易被這種致命的幻覺所迷惑，變得像那些殘暴野蠻、嗜血成性的人一樣……」

而這群氓中又有一類人，還極容易自覺充當起道貌岸然、義正詞嚴的衛道士和愛國者。這類人比那普通的庸眾更為可怕。因為他們要麼更加愚蠢，要麼有著更為明確而貪婪的利益動機，衛道士和愛國者的面罩之下，隱藏著的實是奴才、掮客、幫凶和愛國賊的真面目。

寫到這裡，我不禁想起，抗戰時的張自忠，也一度被人罵為漢奸。

平津失守後，二十九軍被迫撤退，身為三十八師師長的張自忠奉命留在北京，與日軍接觸、周旋。能通過談判和平解決問題自然最好，不能的話，能虛與應付拖延些時間也行，以便上層做好抗戰布置。這是頂著巨大的壓力履行一項使命，軍長宋哲元還特意寫了封手諭給他作為憑證，免得被人誤會。面對友人的勸告，張自忠回答說：「我知道。但是在和平未絕望以前，我希望能夠打開一個局面，維持一個較長的時間，而使國家有更充實的準備，其他毀譽我是不計較的。」果然，「漢奸」之名隨即而至。全國對他一片罵聲，直指他為「華北特號漢奸」，報紙對他百般攻擊和諷刺，一律稱他為「張逆自忠」。一時「輿論大嘩，皆曰可殺」。張自忠不得不偕副官躲進德國醫院，隨後往南逃離。蔣介石迫於輿論壓力，命將張自忠押解至南京，撤職查辦。作為一名鐵血軍人的張自忠，不堪內心折磨和極端苦悶，抽上了大煙。但他始終沒有放棄以死報國，以證清白的決心。徐州會戰時，張自忠獲重新任用，在臨沂戰場與有「鐵軍」稱號的板垣師團鏖戰七晝夜，痛殲板垣兩個聯隊，使其不能前進一寸，坂垣征四郎為此差點自殺。之後，又先後取得「鄂北大捷」、「襄東大捷」。1940年，棗宜會戰中，在襄河戰場，張自忠率軍與日軍重兵死戰，最後以1500人殘部，頂著日軍飛機大炮的轟擊，對抗日軍6000人的合圍。他本來可以脫險，但他自認為，別人都能夠突圍，唯有他不能，直至戰到最後，以身殉國，以集團軍總司令的身份，成為國軍抗戰中犧牲的最高將領。其英勇壯烈，令兇殘的日軍也不由肅然起敬。

在對日作戰中，張自忠每戰必預留遺囑，抱必死之心，親臨前線督戰。誰曾想，一段時間裡，「特號漢奸」的帽子會牢牢戴在他頭上，使他成為口誅筆伐的眾矢之的。後來有人說，他實是死於萬民之口。因為他除了以死明志一條路之外，已經沒有別的方式可以為他洗涮冤屈。作為一名愛國血性軍人，戰死沙場是他的願望，他死得其所，無怨無悔；但從「特號漢奸」到「民族英雄」，他的這條路，走得慘烈而沉重。

晚清重臣曾國藩，也曾被罵為「賣國賊」。

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民眾聽信謠傳，懷疑育嬰堂的外國修女綁架、殺死孩童，挖心剖眼，製作藥材，對天津知縣的調查結果不滿，製造了「天津教案」，殺死10名修女（被剝光衣服強姦、挖眼割乳，然後燒死）、2名神父、2名法國領事館人員、2名法國僑民、3名俄國僑民和30多名中國教民，焚毀瞭望海樓天主堂等幾座教堂及法國領事館。曾國藩奉命前往處理此案。謠言的滋生和傳播自有其土壤，但直面問題時還得實事求是，不能罔顧事實和真相。曾國藩認真調查，把案情據實公布，要求民眾揭發兇犯。誰料引起更大民憤，「詬詈之聲大作」，紛紛痛罵曾國藩為「賣國賊」，京師湖南同鄉尤其把他當作湖南人的恥辱。名譽掃地的曾國藩不得不引身迴避，把案子交由李鴻章善後（李鴻章以不說案情、不提是非，只捕人犯的糊塗法，方才應對過去）。一年後，曾國藩即抱病鬱郁而死。以鎮壓太平天國著名而盡心儘力為大清操勞了大半輩子的曾國藩，沒想到也得了頂「賣國賊」的帽子。

曾國藩的遭遇無法跟袁崇煥和張自忠比。而袁崇煥與張自忠相比，張自忠還算有幸，因為他最終得償所願，殺敵報國，以一死而示清白。袁崇煥就沒有這樣的機會，只能親者痛仇者快地死於莫須有的罪名，靠苟延殘喘的南明小朝廷來給他評反。後來他對手的後代——乾隆皇帝說：「袁崇煥督師薊遼，雖與我朝為難，但尚能忠於所事，彼時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憫惻。」也給他評了反。但這些仍然不能消除對他延續至今的懷疑、誣衊和謾罵。于謙等人被評反獲得了認同，為什麼給袁崇煥的評反得不到認同？難道是因為南明是個小朝廷，對自家前朝臣子的評判也作不得數？好像沒有這個道理。至於乾隆的評反，則有不少人說，他是明朝的敵對方，那當然是不可靠的，他是在抹黑明朝廷。乾隆帝有必要這樣做嗎？須知，給乾隆帝祖上帶來最大屈辱的可並非崇禎帝，而是袁崇煥，努爾哈赤和皇太極都曾敗在他手裡！強悍者往往更看重人的忠誠、勇敢和名節，哪怕是自己的敵人。這已經是常事。乾隆帝曾下令編纂《貳臣傳》，以忠君為標準，把降清的明朝官員稱為「貳臣」。一些明朝官員降清後雖然忠心耿耿，功勛卓著，為清朝做了很大貢獻，但他認為，這些人在時局艱難之際，「不能為其主臨危授命」，以傳統道德觀來看，實在是「大節有虧」。乾隆帝連李永芳、鮑承先、洪承疇這樣為清廷獻計獻策的忠實智囊，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這樣為清廷出生入死的得力鷹犬，都打入了《貳臣傳》，甚至連迫於無奈而降清、卻不願為清廷效力的祖大壽也打入了《貳臣傳》，可見他在對臣子的名節觀念上是多麼嚴苛。如果要達到抹黑明朝廷的目的，他為什麼不說他們是「棄暗投明」呢？袁崇煥倘若真的是因謀叛而被殺，他還有必要去為袁崇煥評反么？明朝末年的政治生態，又還用得著抹黑么？這種凡來自敵對方的看法就是抹黑、凡發自於「自己人」的言論必是真理的邏輯和反應，我們實在太熟悉。

總之可嘆的是，袁崇煥至今也無法完全洗白自己——儘管實際上這並不難，只要後人本著客觀公正的立場和實事求是的態度稍加探究。不僅如此，這樣一樁無比慘烈的公案，這樣一段令人唏噓而深思的歷史，在持續至今的爭議里，有時竟演化成娛樂式的調侃和戲謔。誠然，沒有多少人能夠承擔起嚴肅的學術使命，但至少可以不那麼可悲。

是的。現實距離的隔膜，都足以導致痛感的疏離，何況情景遠逝的歷史。真實的事件是殘酷的，慘烈的，而局外人（尤其是後世人）的談論則往往流於膚淺甚至輕佻。荒煙蔓草湮白骨。喧囂庸碌的日子裡，還有多少人願意用心穿過歲月的漫道，去體味那埋藏於廢墟之中的夢想與掙扎，血淚與吶喊？尋找曾經的真相，思考人性的光輝和幽暗？

從袁崇煥到魯迅筆下的夏瑜，到張自忠，到文革……那種群氓式的愚昧和狂歡，一直頑固地延續著，至今也沒有絕跡。我想，如果袁崇煥活在現世，恐怕也很難逃脫相似的遭遇。

一個缺乏思考和分辨能力，不能認識和尊重自己英雄的民族，是悲哀的。那些原本來自他們之中，連強悍對手都表示敬重和憫惜的傑出之士，以及懷抱丹心卻不願隨風鼓噪的赤忱之子，卻被他們視為漢奸、國賊，儼然只有他們自己才是愛國抗敵的英雄，至於真正的漢奸、國賊，他們也看不見，或者聰明地選擇失聲。這樣的民族，是讓人痛心的，有「醒悟」這副葯需要吃，完成一次必要的蛻變。

「重要的歷史只在比較少數人身上。」錢穆的這句話，是值得玩味的。

三

孟子有言：「春秋無義戰。」因為那時天下大亂，諸侯爭霸，相互攻伐是常事，混亂得很，根本無法釐清誰是誰非。

明朝與後金的戰爭，要簡單得多。它是一場後金髮動侵略而明朝進行抵抗的戰爭。這並不是一場簡單的統治權之爭。後金軍隊所到之處，殺戮無辜，搶劫財物，擄掠人畜，進行的顯然是一場非正義戰爭，按現代社會的說法，已經犯下了戰爭罪。袁崇煥代表明朝一方，率軍奮起抵禦，意在保國安民。不管是以小歷史觀還是以大歷史觀視之，稱袁崇煥為民族英雄，他都當之無愧。

《三國演義》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清朝取代明朝，表面上看是正常的王朝更替，實際上卻有一定的特殊性，客觀上給中華民族的社會變革和文明進程帶來了很大阻礙。

縱觀中國歷史，與世界史對比，在滿清以前，都沒有落後於世界發達國家。漢唐雄風的輝煌，更是領先於世界。宋、元、明等朝代雖然略次，但也是與發達國家一併走在諸邦前列，沒有落伍。我們今天之所以比發達國家落後了一大截，就是落後在滿清。

後金原本是處於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時期。清朝入主中原以後，大部沿用明朝舊制，大量吸收漢文化，廣用漢人，加快了向封建社會的轉變，但其先天性的局限，使其未能在明朝的基礎上有長足的發展，只是對舊王朝的重複。閉關鎖國的政策和固步自封的思想，更是給自己劃地為牢，將自己與世界文明潮流隔離開來。

早在明朝初葉，鄭和率領龐大的船隊七次下西洋，到達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就向世界展示了中國的造船技術、航海技術和軍事實力及地理知識，被稱為世界航海史上的一次壯舉。當時明朝的艦隊，在世界範圍沒有哪個國家能夠相比。但在清朝，到了後期頻頻挨打才意識到海軍的重要，建立起水師。然而制度缺陷、國家腐敗及技術短板，使水師徒有規模，沒有戰鬥力，與日本甲午一戰，最具實力的北洋艦隊便幾乎全軍覆滅。

明朝已經廣泛使用的火器，在清朝也沒有什麼發展。直接導致與敵交戰時，在武器上處於下風。

明朝中葉在中國興起的資本主義萌芽，較之於西方發達國家，在產生時間上也不算遲。但進入清朝後，遲滯不前，沒有得到順勢的發展。直到清朝末年，它的工農業生產方式和經濟形式，與明朝仍無多大差別。而西方發達國家，已經於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實現了資本主義制度取代封建制度，完成了工業革命，開始向現代化社會邁進。拿1787年來說，結束獨立戰爭的美國已經制定世界上第一部比較完整的資產階級成文憲法，決定實行「三權分立」（即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的相對獨立），開始建設以自由、民主、法治為特徵的公民社會了，而中國還處於封建帝國的乾隆時期，靠地大物博養活王朝，「奴才」、「小民」的稱呼還大行其道，女的裹著小腳，男的留著長辮。直到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時，仍以「天朝大國」自居的滿清道光帝和許多大臣還搞不清前來侵略的英國在哪裡。「英吉利在何方？距我大清有多遠？有無陸路可通？」這樣一句話，足可見出當時眾人一頭霧水，面面相覷的窘態。

所以，清朝雖然有著近三百年歷史，但從對中國社會制度的建設推進來說，等於零；從對中華文明的發展貢獻來說，充其量只有一百年。這浪費的時間，便是中國與世界發達國家的差距所在。落後就要挨打。鴉片戰爭的失敗，割地賠款的恥辱，才促使中國那股憋屈了很久的民族情緒在奮發圖強的強烈願望激發之下終於爆發，推翻了滿清統治，開始尋求救國復興之路。否則，如果清朝再那樣延續下去，中華民族的命運不堪設想。

這些常使我耿耿於懷，聯想起晚明舊事。如果袁崇煥不死，如果李自成能有點遠見卓識，如果吳三桂能以國家民族為重……又會如何？

袁崇煥的意義也因此再次凸顯。誠然，明末危機重重，沒有漢光武帝那樣雄才偉略的明君做主導，單靠一個袁崇煥，就算他抗住了清軍的侵略，顯然也很難挽回明王朝覆滅的命運，更何談中興。但有沒有比後來清朝統治中國達三百年之久而導致國衰民弱更好的可能？

這是個關於歷史走向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問題。面對既成的歷史，去設想當初的可能，似乎已經沒有意義。但若能以史為鑒，帶來思考，引發啟迪和感悟，也未嘗無益。

這不是一個人的鄉愁，而是關乎民族振興與福祉的大事。

最後，謹以一首擬古風五言詩，表達我對袁崇煥的悼念。詩曰：

科場年復年，撥雲終見天。

為官解民苦，提劍戍邊關。

時危見英雄，功高招讒間。

嗚呼袁督師，飲恨是大冤。

2016年清明節於東莞

劉大程，籍貫湖南，現居東莞。原寫詩，後開始小說創作。出版詩集《行走的歌謠》《南方行吟》等四部，長篇小說《東莞夢工廠》《湘西童年》二部。

獨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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