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刑品案】辦理毒品犯罪案件的「三個紀要」
編者按:關於毒品犯罪案件辦理,最高法院先後於2008年、2000年、2015年以「座談會紀要」的形式發布了3個規範性文件,是目前司法辦案的主要參考依據。這三個「紀要」對一些問題的規定,前後有修改、調整的情況。比如,對吸毒者在購買、運輸、存儲數量較大毒品過程中被查獲,如果沒有證據證明其是為了實施販賣毒品等其他犯罪,2008年《南寧紀要》認為應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2000年的《大連紀要》則認為應以被告人「實際實施的毒品犯罪定罪處罰」。「實際實施的毒品犯罪」受制於在案證據及主觀理解不同,對同種情況就可能有區別較大的認定。故2015年的《武漢紀要》細化規定:「吸毒者在購買、存儲毒品過程中被查獲,沒有證據證明其是為了實施販賣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數量達到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條規定的最低數量標準的,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處罰。吸毒者在運輸毒品過程中被查獲,沒有證據證明其是為了實施販賣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數量達到較大以上的,以運輸毒品罪定罪處罰」;等等。對此類情況,應當按照「從新適用」的原則把握,新舊規定不一致,依據新規精神處理。為方便辦案查閱需要,「說刑品案」公號特將三個「紀要」匯總編髮,轉載請註明出處。
一、武漢會議紀要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印發《全國法院毒品犯罪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通知法〔2015〕129號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解放軍軍事法院,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生產建設兵團分院;全國地方各中級人民法院,各大單位軍事法院,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各中級法院:現將《全國法院毒品犯罪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印發給你們,請結合審判工作實際參照執行。執行中遇到問題,請及時報告我院。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八日
全國法院毒品犯罪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
為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等中央領導同志關於禁毒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貫徹落實《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強禁毒工作的意見》和全國禁毒工作會議精神,進一步統一思想認識,提高毒品犯罪審判工作水平,推動人民法院禁毒工作取得更大成效,最高人民法院於2014年12月11日至12日在湖北省武漢市召開了全國法院毒品犯罪審判工作座談會。出席會議的有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解放軍軍事法院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生產建設兵團分院主管刑事審判工作的副院長、刑事審判庭庭長及部分中級人民法院主管刑事審判工作的副院長。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李少平出席會議並講話。
會議傳達學習了中央對禁毒工作的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總結了近年來人民法院禁毒工作取得的成績和存在的問題,分析了當前我國毒品犯罪的總體形勢和主要特點,明確了繼續依法從嚴懲處毒品犯罪的審判指導思想,研究了毒品犯罪審判中遇到的若干法律適用問題,並對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人民法院的禁毒工作作出具體安排部署。現紀要如下:
一、關於進一步加強人民法院禁毒工作的總體要求
禁毒工作關係國家安危、民族興衰和人民福祉,厲行禁毒是黨和政府的一貫立場和堅決主張。近年來,在黨中央的高度重視和堅強領導下,各地區、各有關部門按照國家禁毒委員會的統一部署,深入開展禁毒人民戰爭,全面落實綜合治理措施,有效遏制了毒品問題快速發展蔓延的勢頭,禁毒工作取得了階段性成效。2014年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國務院常務會議分別聽取禁毒工作專題彙報,習近平總書記、李克強總理分別對禁毒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中共中央、國務院首次印發了《關於加強禁毒工作的意見》,並下發了貫徹落實分工方案。國家禁毒委員會制定了《禁毒工作責任制》,並召開全國禁毒工作會議對全面加強禁毒工作作出部署。
依法審理毒品犯罪案件,積极參与禁毒工作是人民法院肩負的一項重要職責任務。長期以來,全國各級人民法院認真貫徹落實中央和國家禁毒委員會的決策部署,紮實履行刑事審判職責,堅持依法從嚴懲處毒品犯罪,大力加強禁毒法制建設,積极參与禁毒綜合治理,各項工作均取得顯著成效,為全面、深入推進禁毒工作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同時,應當清醒地看到,受國際毒潮持續泛濫和國內多種因素影響,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仍將處於毒品問題加速蔓延期、毒品犯罪高發多發期、毒品治理集中攻堅期,禁毒鬥爭形勢嚴峻複雜,禁毒工作任務十分艱巨。加強禁毒工作,治理毒品問題,對深入推進平安中國、法治中國建設,維護國家長治久安,保障人民群眾幸福安康,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重要意義。各級人民法院要從維護重要戰略機遇期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政治高度,充分認識毒品問題的嚴峻性、長期性和禁毒工作的艱巨性、複雜性,切實增強做好禁毒工作的責任感、使命感和緊迫感。要認真學習領會、堅決貫徹落實黨中央對禁毒工作的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和全國禁毒工作會議精神,切實採取有力措施,進一步加強人民法院禁毒工作。
一是毫不動搖地堅持依法從嚴懲處毒品犯罪。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作用,依法運用刑罰懲治毒品犯罪,是治理毒品問題的重要手段,也是人民法院參與禁毒鬥爭的主要方式。面對嚴峻的毒品犯罪形勢,各級人民法院要繼續堅持依法從嚴懲處毒品犯罪的指導思想。要繼續依法嚴懲走私、製造毒品和大宗販賣毒品等源頭性犯罪,嚴厲打擊毒梟、職業毒犯、累犯、毒品再犯等主觀惡性深、人身危險性大的毒品犯罪分子,該判處重刑和死刑的堅決依法判處。要加大對制毒物品犯罪、多次零包販賣毒品、引誘、教唆、欺騙、強迫他人吸毒及非法持有毒品等犯罪的懲處力度,嚴懲向農村地區販賣毒品及國家工作人員實施的毒品犯罪。要更加註重從經濟上制裁毒品犯罪,依法追繳犯罪分子違法所得,充分適用罰金刑、沒收財產刑並加大執行力度,依法從嚴懲處涉毒洗錢犯罪和為毒品犯罪提供資金的犯罪。要嚴厲打擊因吸毒誘發的殺人、傷害、搶劫、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等次生犯罪。要規範和限制毒品犯罪的緩刑適用,從嚴把握毒品罪犯減刑條件,嚴格限制嚴重毒品罪犯假釋,確保刑罰執行效果。同時,為全面發揮刑罰功能,也要貫徹好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突出打擊重點,體現區別對待。對於罪行較輕,或者具有從犯、自首、立功、初犯等法定、酌定從寬處罰情節的毒品犯罪分子,根據罪刑相適應原則,依法給予從寬處罰,以分化瓦解毒品犯罪分子,預防和減少毒品犯罪。要牢牢把握案件質量這條生命線,既要考慮到毒品犯罪隱蔽性強、偵查取證難度大的現實情況,也要嚴格貫徹證據裁判原則,引導取證、舉證工作圍繞審判工作的要求展開,切實發揮每一級審判程序的職能作用,確保案件辦理質量。對於擬判處被告人死刑的毒品犯罪案件,在證據質量上要始終堅持最高的標準和最嚴的要求。
二是深入推進毒品犯罪審判規範化建設。各級人民法院要結合審判工作實際,積極開展調查研究,不斷總結經驗,及時發現並解決審判中遇到的突出法律適用問題。各高、中級人民法院要加大審判指導力度,在做好毒品犯罪審判工作的同時,通過編髮典型案例、召開工作座談會等形式,不斷提高轄區法院毒品犯罪審判工作水平。最高人民法院對於複核毒品犯罪死刑案件中發現的問題,要繼續通過隨案附函、集中通報、發布典型案例等形式,加強審判指導;對於毒品犯罪法律適用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要適時制定司法解釋或規範性文件,統一法律適用;對於需要與公安、檢察機關共同解決的問題,要加強溝通、協調,必要時聯合制發規範性文件;對於立法方面的問題,要繼續提出相關立法建議,推動禁毒法律的修改完善。
三是不斷完善毒品犯罪審判工作機制。各級人民法院要嚴格落實禁毒工作責任,按照《禁毒工作責任制》的要求和同級禁毒委員會的部署認真開展工作,將禁毒工作列入本單位整體工作規劃,制定年度工作方案,抓好貫徹落實。要進一步加強專業審判機構建設,各高級人民法院要確定專門承擔毒品犯罪審判指導任務的審判庭,毒品犯罪相對集中地區的高、中級人民法院可以根據當地實際和工作需要,探索確立專門承擔毒品犯罪審判工作的合議庭或者審判庭。要建立健全業務學習、培訓機制,通過舉辦業務培訓班、組織交流研討會等多種形式,不斷提高毒品犯罪審判隊伍專業化水平。要推動與相關職能部門建立禁毒長效合作機制,在中央層面和毒品犯罪集中地區建立公檢法三機關打擊毒品犯罪聯席會議制度,探索建立重大毒品犯罪案件信息通報、反饋機制,提升打擊毒品犯罪的合力。
四是加大參與禁毒綜合治理工作力度。要充分利用有利時機集中開展禁毒宣傳,最高人民法院和毒品犯罪高發地區的高級人民法院要將「6·26」國際禁毒日新聞發布會制度化,並利用網路、平面等媒體配合報道,向社會公眾介紹人民法院毒品犯罪審判及禁毒綜合治理工作情況,公布毒品犯罪典型案例。要加強日常禁毒法制宣傳,充分利用審判資源優勢,通過庭審直播、公開宣判、舉辦禁毒法制講座、建立禁毒對象幫教制度、與社區、學校、團體建立禁毒協作機制等多種形式,廣泛、深入地開展禁毒宣傳教育活動。要突出宣傳重點,緊緊圍繞青少年群體和合成毒品濫用問題,有針對性地組織開展宣傳教育工作,增強人民群眾自覺抵制毒品的意識和能力。要延伸審判職能,針對毒品犯罪審判中發現的治安隱患和社會管理漏洞,及時向有關職能部門提出加強源頭治理、強化日常管控的意見和建議,推動構建更為嚴密的禁毒防控體系。
二、關於毒品犯罪法律適用的若干具體問題
會議認為,2008年印發的《全國部分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大連會議紀要》)較好地解決了辦理毒品犯罪案件面臨的一些突出法律適用問題,其中大部分規定在當前的審判實踐中仍有指導意義,應當繼續參照執行。同時,隨著毒品犯罪形勢的發展變化,近年來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新問題,需要加以研究解決。與會代表對審判實踐中反映較為突出,但《大連會議紀要》沒有作出規定,或者規定不盡完善的毒品犯罪法律適用問題進行了認真研究討論,就下列問題取得了共識。
(一)罪名認定問題
販毒人員被抓獲後,對於從其住所、車輛等處查獲的毒品,一般均應認定為其販賣的毒品。確有證據證明查獲的毒品並非販毒人員用於販賣,其行為另構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窩藏毒品罪等其他犯罪的,依法定罪處罰。
吸毒者在購買、存儲毒品過程中被查獲,沒有證據證明其是為了實施販賣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數量達到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條規定的最低數量標準的,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處罰。吸毒者在運輸毒品過程中被查獲,沒有證據證明其是為了實施販賣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數量達到較大以上的,以運輸毒品罪定罪處罰。
行為人為吸毒者代購毒品,在運輸過程中被查獲,沒有證據證明托購者、代購者是為了實施販賣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數量達到較大以上的,對托購者、代購者以運輸毒品罪的共犯論處。行為人為他人代購僅用於吸食的毒品,在交通、食宿等必要開銷之外收取「介紹費」「勞務費」,或者以販賣為目的收取部分毒品作為酬勞的,應視為從中牟利,屬於變相加價販賣毒品,以販賣毒品罪定罪處罰。購毒者接收販毒者通過物流寄遞方式交付的毒品,沒有證據證明其是為了實施販賣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數量達到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條規定的最低數量標準的,一般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處罰。代收者明知是物流寄遞的毒品而代購毒者接收,沒有證據證明其與購毒者有實施販賣、運輸毒品等犯罪的共同故意,毒品數量達到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條規定的最低數量標準的,對代收者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處罰。
行為人利用信息網路販賣毒品、在境內非法買賣用於製造毒品的原料或者配劑、傳授製造毒品等犯罪的方法,構成販賣毒品罪、非法買賣制毒物品罪、傳授犯罪方法罪等犯罪的,依法定罪處罰。行為人開設網站、利用網路聊天室等組織他人共同吸毒,構成引誘、教唆、欺騙他人吸毒罪等犯罪的,依法定罪處罰。
(二)共同犯罪認定問題
辦理販賣毒品案件,應當準確認定居間介紹買賣毒品行為,並與居中倒賣毒品行為相區別。居間介紹者在毒品交易中處於中間人地位,發揮介紹聯絡作用,通常與交易一方構成共同犯罪,但不以牟利為要件;居中倒賣者屬於毒品交易主體,與前後環節的交易對象是上下家關係,直接參与毒品交易並從中獲利。居間介紹者受販毒者委託,為其介紹聯絡購毒者的,與販毒者構成販賣毒品罪的共同犯罪;明知購毒者以販賣為目的購買毒品,受委託為其介紹聯絡販毒者的,與購毒者構成販賣毒品罪的共同犯罪;受以吸食為目的的購毒者委託,為其介紹聯絡販毒者,毒品數量達到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條規定的最低數量標準的,一般與購毒者構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共同犯罪;同時與販毒者、購毒者共謀,聯絡促成雙方交易的,通常認定與販毒者構成販賣毒品罪的共同犯罪。居間介紹者實施為毒品交易主體提供交易信息、介紹交易對象等幫助行為,對促成交易起次要、輔助作用的,應當認定為從犯;對於以居間介紹者的身份介入毒品交易,但在交易中超出居間介紹者的地位,對交易的發起和達成起重要作用的被告人,可以認定為主犯。兩人以上同行運輸毒品的,應當從是否明知他人帶有毒品,有無共同運輸毒品的意思聯絡,有無實施配合、掩護他人運輸毒品的行為等方面綜合審查認定是否構成共同犯罪。受雇於同一僱主同行運輸毒品,但受雇者之間沒有共同犯罪故意,或者雖然明知他人受雇運輸毒品,但各自的運輸行為相對獨立,既沒有實施配合、掩護他人運輸毒品的行為,又分別按照各自運輸的毒品數量領取報酬的,不應認定為共同犯罪。受雇於同一僱主分段運輸同一宗毒品,但受雇者之間沒有犯罪共謀的,也不應認定為共同犯罪。僱用他人運輸毒品的僱主,及其他對受雇者起到一定組織、指揮作用的人員,與各受雇者分別構成運輸毒品罪的共同犯罪,對運輸的全部毒品數量承擔刑事責任。
(三)毒品數量認定問題
走私、販賣、運輸、製造、非法持有兩種以上毒品的,可以將不同種類的毒品分別折算為海洛因的數量,以折算後累加的毒品總量作為量刑的根據。對於刑法、司法解釋或者其他規範性文件明確規定了定罪量刑數量標準的毒品,應當按照該毒品與海洛因定罪量刑數量標準的比例進行折算後累加。對於刑法、司法解釋及其他規範性文件沒有規定定罪量刑數量標準,但《非法藥物折算表》規定了與海洛因的折算比例的毒品,可以按照《非法藥物折算表》折算為海洛因後進行累加。對於既未規定定罪量刑數量標準,又不具備折算條件的毒品,綜合考慮其致癮癖性、社會危害性、數量、純度等因素依法量刑。在裁判文書中,應當客觀表述涉案毒品的種類和數量,並綜合認定為數量大、數量較大或者少量毒品等,不明確表述將不同種類毒品進行折算後累加的毒品總量。
對於未查獲實物的甲基苯丙胺片劑(俗稱「麻古」等)、MDMA片劑(俗稱「搖頭丸」)等混合型毒品,可以根據在案證據證明的毒品粒數,參考本案或者本地區查獲的同類毒品的平均重量計算出毒品數量。在裁判文書中,應當客觀表述根據在案證據認定的毒品粒數。
對於有吸毒情節的販毒人員,一般應當按照其購買的毒品數量認定其販賣毒品的數量,量刑時酌情考慮其吸食毒品的情節;購買的毒品數量無法查明的,按照能夠證明的販賣數量及查獲的毒品數量認定其販毒數量;確有證據證明其購買的部分毒品並非用於販賣的,不應計入其販毒數量。
辦理毒品犯罪案件,無論毒品純度高低,一般均應將查證屬實的毒品數量認定為毒品犯罪的數量,並據此確定適用的法定刑幅度,但司法解釋另有規定或者為了隱蔽運輸而臨時改變毒品常規形態的除外。涉案毒品純度明顯低於同類毒品的正常純度的,量刑時可以酌情考慮。
製造毒品案件中,毒品成品、半成品的數量應當全部認定為製造毒品的數量,對於無法再加工出成品、半成品的廢液、廢料則不應計入製造毒品的數量。對於廢液、廢料的認定,可以根據其毒品成分的含量、外觀形態,結合被告人對制毒過程的供述等證據進行分析判斷,必要時可以聽取鑒定機構的意見。
(四)死刑適用問題
當前,我國毒品犯罪形勢嚴峻,審判工作中應當繼續堅持依法從嚴懲處毒品犯罪的指導思想,充分發揮死刑對於預防和懲治毒品犯罪的重要作用。要繼續按照《大連會議紀要》的要求,突出打擊重點,對罪行極其嚴重、依法應當判處死刑的被告人,堅決依法判處。同時,應當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體現區別對待,做到罰當其罪,量刑時綜合考慮毒品數量、犯罪性質、情節、危害後果、被告人的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及當地的禁毒形勢等因素,嚴格審慎地決定死刑適用,確保死刑只適用於極少數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
1.運輸毒品犯罪的死刑適用
對於運輸毒品犯罪,應當繼續按照《大連會議紀要》的有關精神,重點打擊運輸毒品犯罪集團首要分子,組織、指使、僱用他人運輸毒品的主犯或者毒梟、職業毒犯、毒品再犯,以及具有武裝掩護運輸毒品、以運輸毒品為業、多次運輸毒品等嚴重情節的被告人,對其中依法應當判處死刑的,堅決依法判處。
對於受人指使、僱用參與運輸毒品的被告人,應當綜合考慮毒品數量、犯罪次數、犯罪的主動性和獨立性、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獲利程度和方式及其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等因素,予以區別對待,慎重適用死刑。對於有證據證明確屬受人指使、僱用運輸毒品,又系初犯、偶犯的被告人,即使毒品數量超過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也可以不判處死刑;尤其對於其中被動參與犯罪,從屬性、輔助性較強,獲利程度較低的被告人,一般不應當判處死刑。對於不能排除受人指使、僱用初次運輸毒品的被告人,毒品數量超過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但尚不屬數量巨大的,一般也可以不判處死刑。
一案中有多人受雇運輸毒品的,在決定死刑適用時,除各被告人運輸毒品的數量外,還應結合其具體犯罪情節、參與犯罪程度、與僱用者關係的緊密性及其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等因素綜合考慮,同時判處二人以上死刑要特別慎重。
2.毒品共同犯罪、上下家犯罪的死刑適用
毒品共同犯罪案件的死刑適用應當與該案的毒品數量、社會危害及被告人的犯罪情節、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相適應。涉案毒品數量剛超過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依法應當適用死刑的,要盡量區分主犯間的罪責大小,一般只對其中罪責最大的一名主犯判處死刑;各共同犯罪人地位作用相當,或者罪責大小難以區分的,可以不判處被告人死刑;二名主犯的罪責均很突出,且均具有法定從重處罰情節的,也要儘可能比較其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方面的差異,判處二人死刑要特別慎重。涉案毒品數量達到巨大以上,二名以上主犯的罪責均很突出,或者罪責稍次的主犯具有法定、重大酌定從重處罰情節,判處二人以上死刑符合罪刑相適應原則,並有利於全案量刑平衡的,可以依法判處。
對於部分共同犯罪人未到案的案件,在案被告人與未到案共同犯罪人均屬罪行極其嚴重,即使共同犯罪人到案也不影響對在案被告人適用死刑的,可以依法判處在案被告人死刑;在案被告人的罪行不足以判處死刑,或者共同犯罪人歸案後全案只宜判處其一人死刑的,不能因為共同犯罪人未到案而對在案被告人適用死刑;在案被告人與未到案共同犯罪人的罪責大小難以準確認定,進而影響準確適用死刑的,不應對在案被告人判處死刑。
對於販賣毒品案件中的上下家,要結合其販毒數量、次數及對象範圍,犯罪的主動性,對促成交易所發揮的作用,犯罪行為的危害後果等因素,綜合考慮其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慎重、穩妥地決定死刑適用。對於買賣同宗毒品的上下家,涉案毒品數量剛超過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的,一般不能同時判處死刑;上家主動聯絡銷售毒品,積極促成毒品交易的,通常可以判處上家死刑;下家積極籌資,主動向上家約購毒品,對促成毒品交易起更大作用的,可以考慮判處下家死刑。涉案毒品數量達到巨大以上的,也要綜合上述因素決定死刑適用,同時判處上下家死刑符合罪刑相適應原則,並有利於全案量刑平衡的,可以依法判處。
一案中有多名共同犯罪人、上下家針對同宗毒品實施犯罪的,可以綜合運用上述毒品共同犯罪、上下家犯罪的死刑適用原則予以處理。
辦理毒品犯罪案件,應當盡量將共同犯罪案件或者密切關聯的上下游案件進行併案審理;因客觀原因造成分案處理的,辦案時應當及時了解關聯案件的審理進展和處理結果,注重量刑平衡。
3.新類型、混合型毒品犯罪的死刑適用
甲基苯丙胺片劑(俗稱「麻古」等)是以甲基苯丙胺為主要毒品成分的混合型毒品,其甲基苯丙胺含量相對較低,危害性亦有所不同。為體現罰當其罪,甲基苯丙胺片劑的死刑數量標準一般可以按照甲基苯丙胺(冰毒)的2倍左右掌握,具體可以根據當地的毒品犯罪形勢和涉案毒品含量等因素確定。
涉案毒品為氯胺酮(俗稱「K粉」)的,結合毒品數量、犯罪性質、情節及危害後果等因素,對符合死刑適用條件的被告人可以依法判處死刑。綜合考慮氯胺酮的致癮癖性、濫用範圍和危害性等因素,其死刑數量標準一般可以按照海洛因的10倍掌握。
涉案毒品為其他濫用範圍和危害性相對較小的新類型、混合型毒品的,一般不宜判處被告人死刑。但對於司法解釋、規範性文件明確規定了定罪量刑數量標準,且涉案毒品數量特別巨大,社會危害大,不判處死刑難以體現罰當其罪的,必要時可以判處被告人死刑。
(五)緩刑、財產刑適用及減刑、假釋問題
對於毒品犯罪應當從嚴掌握緩刑適用條件。對於毒品再犯,一般不得適用緩刑。對於不能排除多次販毒嫌疑的零包販毒被告人,因認定構成販賣毒品等犯罪的證據不足而認定為非法持有毒品罪的被告人,實施引誘、教唆、欺騙、強迫他人吸毒犯罪及制毒物品犯罪的被告人,應當嚴格限制緩刑適用。
辦理毒品犯罪案件,應當依法追繳犯罪分子的違法所得,充分發揮財產刑的作用,切實加大對犯罪分子的經濟制裁力度。對查封、扣押、凍結的涉案財物及其孳息,經查確屬違法所得或者依法應當追繳的其他涉案財物的,如購毒款、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毒品犯罪所得的財物及其收益等,應當判決沒收,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判處罰金刑時,應當結合毒品犯罪的性質、情節、危害後果及被告人的獲利情況、經濟狀況等因素合理確定罰金數額。對於決定並處沒收財產的毒品犯罪,判處被告人有期徒刑的,應當按照上述確定罰金數額的原則確定沒收個人部分財產的數額;判處無期徒刑的,可以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判處死緩或者死刑的,應當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對於具有毒梟、職業毒犯、累犯、毒品再犯等情節的毒品罪犯,應當從嚴掌握減刑條件,適當延長減刑起始時間、間隔時間,嚴格控制減刑幅度,延長實際執行刑期。對於刑法未禁止假釋的前述毒品罪犯,應當嚴格掌握假釋條件。
(六)累犯、毒品再犯問題
累犯、毒品再犯是法定從重處罰情節,即使本次毒品犯罪情節較輕,也要體現從嚴懲處的精神。尤其對於曾因實施嚴重暴力犯罪被判刑的累犯、刑滿釋放後短期內又實施毒品犯罪的再犯,以及在緩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期間又實施毒品犯罪的再犯,應當嚴格體現從重處罰。
對於因同一毒品犯罪前科同時構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被告人,在裁判文書中應當同時引用刑法關於累犯和毒品再犯的條款,但在量刑時不得重複予以從重處罰。對於因不同犯罪前科同時構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被告人,量刑時的從重處罰幅度一般應大於前述情形。
(七)非法販賣麻醉藥品、精神藥品行為的定性問題
行為人向走私、販賣毒品的犯罪分子或者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員販賣國家規定管制的能夠使人形成癮癖的麻醉藥品或者精神藥品的,以販賣毒品罪定罪處罰。
行為人出於醫療目的,違反有關藥品管理的國家規定,非法販賣上述麻醉藥品或者精神藥品,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
二、大連會議紀要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印發全國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通知
(2000年4月4日 法[2000]42號)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解放軍軍事法院,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生產建設兵團分院;全國地方各中級人民法院,各大單位軍事法院,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各中級法院:
現將全國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印發,望認真貫徹執行。
附:
全國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
為了貫徹落實全國禁毒工作會議精神,總結交流毒品犯罪案審判工作經驗,最高人民法院於2000年1月5日至7日在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召開了全國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出席會議的有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主管刑事審判工作的副院長、刑事審判庭庭長,解放軍軍事法院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生產建設兵團分院也派代表參加了會議。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劉家琛在座談會上作了重要講話。
會議總結交流了近年來各地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的經驗,分析了當前我國毒品犯罪的嚴峻形勢,研究探討了審理毒品犯罪案件中遇到的問題,對人民法院依法嚴厲打擊毒品犯罪活動,正確適用法律審理毒品犯罪案件提出了具體意見。現紀要如下:
一
近年來,人民法院始終把打擊毒品犯罪作為刑事審判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堅持「嚴打」方針,依法從重從嚴懲處了一大批毒品犯罪分子,為國家禁毒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但是,由於日趨嚴重的國際毒品犯罪對我國的滲透。加之國內販毒分子在暴利驅動下瘋狂實施毒品犯罪,使得我國由前些年的毒品過境國成為當前的毒品過境與消費並存的受害國。因此,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內我國的禁毒形勢十分嚴峻。會議認為,人民法院作為審判機關,在禁毒鬥爭中擔負著非常重要的任務,一定要從中華民族的興衰存亡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深刻認識依法嚴厲打擊毒品犯罪的必要性和緊迫性。要認真貫徹落實1999年國家禁毒委員會在包頭市召開的全國禁毒工作會議精神,充分運用刑法武器嚴厲打擊毒品犯罪。對毒梟、職業毒犯、累犯、慣犯、再犯等主觀惡性大、危害嚴重以及那些具有將毒品走私入境,多次、大量販出,向多人販出,誘使多人吸毒,武裝押運毒品,暴力拒捕等情節的毒品犯罪分子,要重點打擊。對依法應當判處死刑的,必須堅決判處死刑,狠狠打擊毒品犯罪分子的囂張氣焰,始終保持對毒品犯罪嚴打的高壓態勢,以有效遏制毒品犯罪發展蔓延的勢頭。
為有效打擊毒品犯罪,強化對毒品犯罪的綜合治理,在堅持從嚴懲處毒品犯罪的同時,處理具體毒品犯罪案件,還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一是要嚴格依法辦案。無論實體上還是程序上,無論從重處罰還是從輕處罰,都要嚴格遵守法律的規定。特別是對可能判處死刑的案件,必須嚴格執行法律的規定和黨的死刑政策,一定要把死刑案件辦成鐵案。二是要堅持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刑事政策。對於具有法定從輕、減輕處罰情節的犯罪,應當依法從寬處理,以達到分化瓦解犯罪分子和更加有效地遏制毒品犯罪的目的。三是要積极參与禁毒綜合治理工作。禁毒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人民法院要通過專項鬥爭、公開審判、法制宣傳教育等多種有效的方式,積极參加禁毒的綜合治理工作。
二
會議認為,八十年代以來,人民法院審理了大批毒品犯罪案件,積累了寶貴的審判經驗,對進一步做好今後的毒品犯罪案件的審判工作具有重要意義。與會代表通過認真的討論和研究,對近年來在毒品犯罪案件審判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適用法律問題取得了共識。
(一)關於毒品犯罪案件的定罪問題
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規定的「走私、販賣、運輸、製造毒品罪」是選擇性罪名,雖然司法解釋曾對如何適用這一罪名有過規定,但各地執行上仍有較大差異。在新的司法解釋出台前,認定以上犯罪,原則上仍應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禁毒的決定>的若干問題的解釋》確定罪名。對行為人對同一宗毒品實施了兩種以上犯罪行為並有相應確鑿證據的,應當按照所實施的犯罪行為的性質並列確定罪名。罪名不以行為實施的先後、危害後果的大小排列,一律以刑法條文規定的順序表述,如對同一宗毒品,既製造又走私的則以「走私、製造毒品罪」定罪,但不實行並罰。如一審法院根據主要犯罪行為確定罪名的,二審法院可不再變動。對不同宗毒品分別實施了不同種犯罪行為的,應對不同行為並列確定罪名,累計計算毒品數量,也不實行數罪併罰。
非法持有毒品達到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條規定的構成犯罪的數量標準,沒有證據證明實施了走私、販賣、運輸、製造毒品等犯罪行為的,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
對於吸毒者實施的毒品犯罪,在認定犯罪事實和確定罪名上一定要慎重。吸毒者在購買、運輸、存儲毒品過程中被抓獲的,如沒有證據證明被告人實施了其他毒品犯罪行為的,一般不應定罪處罰,但查獲的毒品數量大的,應當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毒品數量未超過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條規定數量最低標準的,不定罪處罰。對於以販養吸的被告人,被查獲的毒品數量應認定為其犯罪的數量,但量刑時應考慮被告人吸食毒品的情節。 有證據證明行為人不是以營利為目的,為他人代買僅用於吸食的毒品,毒品數量超過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條規定數量最低標準,構成犯罪的,托購者、代購者均構成非法持有毒品罪。
(二)關於毒品案件的共同犯罪問題
毒品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實施走私、販賣、運輸、製造毒品等犯罪行為。共同犯罪不應以案發後其他共同犯罪人是否到案為條件。僅在客觀上相互關聯的毒品犯罪行為,如買賣毒品的雙方,不一定構成共犯,但為了訴訟便利可併案審理。審理毒品共同犯罪案件應當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要正確區分主犯和從犯。在共同犯罪中起意販毒、為主出資、毒品所有者以及其他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輔助作用的是從犯。對於確有證據證明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輔助作用的,不能因為其他共同犯罪人未歸案而不認定為從犯,甚至將其認定為主犯或按主犯處罰。只要認定了從犯,無論主犯是否到案,均應依照並援引刑法關於從犯的規定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二是要正確認定共同犯罪案件中主犯和從犯的毒品犯罪數量。對於毒品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應按集團毒品犯罪的總數量處罰;對一般共同犯罪的主犯,應當按其組織、指揮的毒品犯罪數量處罰;對於從犯,應當按其個人直接參与實施的毒品犯罪數量處罰。 三是要根據行為人在共同犯罪中作用和罪責的大小確定刑罰。不同案件不能簡單地類比,這一案件的從犯參與毒品犯罪的數量可能比另一案件的主犯參與毒品犯罪的數量大,但對這一案件從犯的處罰不是必然重於另一案件的主犯。共同犯罪中能分清主從犯的,不能因為涉案的毒品數量特別巨大,就一律將被告人認定為主犯並判處重刑甚至死刑。受雇於他人實施毒品犯罪的,應根據其在犯罪中的作用具體認定為主犯或從犯。受他人指使實施毒品犯罪並在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的,一般應認定為從犯。
(三)關於毒品案件中特情引誘犯罪問題 運用特情偵破案件是有效打擊毒品犯罪的手段。在審判實踐中應當注意的是,有時存在被使用的特情未嚴格遵守有關規定,在介入偵破案件中有對他人進行實施毒品犯罪的犯意引誘和數量引誘的情況。「犯意引誘」是指行為人本沒有實施毒品犯罪的主觀意圖,而是在特情誘惑和促成下形成犯意,進而實施毒品犯罪。對具有這種情況的被告人,應當從輕處罰,無論毒品犯罪數量多大,都不應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數量引誘」是指行為人本來只有實施數量較小的毒品犯罪的故意,在特情引誘下實施了數量較大甚至達到可判處死刑數量的毒品犯罪。對具有此種情況的被告人,應當從輕處罰,即使超過判處死刑的毒品數量標準,一般也不應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對於特情在使用中是否嚴格遵守有關規定情況不明的案件,應主動同公安緝毒部門聯繫,了解有關情況。對無法查清是否存在犯意引誘和數量引誘的案件,在考慮是否對被告人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時,要留有餘地。 被告人受特情間接引誘而實施毒品犯罪的,參照上述規定處理。 對於特情提供的情況,必須經過查證屬實,符合刑事訴訟法和司法解釋規定的證據條件的,才能作為證據使用。 因特情介入,其犯罪行為一般都在公安機關的控制之下,毒品一般也不易流入社會,其社會危害程度大大減輕,這在量刑時,應當加以考慮。
(四)關於審理毒品案件與量刑有關的幾個具體問題 關於毒品犯罪的數量。毒品犯罪數量對毒品犯罪的定罪,特別是量刑具有重要作用。但毒品數量只是依法懲處毒品犯罪的一個重要情節而不是全部情節。因此,執行量刑的數量標準不能簡單化。特別是對被告人可能判處死刑的案件,確定刑罰必須綜合考慮被告人的犯罪情節、危害後果、主觀惡性等多種因素。對於毒品數量剛剛達到實際掌握判處死刑的標準,但縱觀全案,危害後果不是特別嚴重,或者被告人的主觀惡性不是特別大,或者具有可酌情從輕處罰等情節的,可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對於被告人被公安機關查獲的毒品數量不夠判處死刑的標準,但加上坦白交待的毒品數量,超過了判處死刑的數量標準的,一般應予從輕處罰,可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關於毒品含量。根據刑法的規定,對於毒品的數量不以純度折算。但對於查獲的毒品有證據證明大量摻假,經鑒定查明毒品含量極少,確有大量摻假成分的,在處刑時應酌情考慮。特別是摻假之後毒品的數量才達到判處死刑的標準的,對被告人可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為掩護運輸而將毒品融入其它物品中,不應將其它物品計入毒品的數量。 關於國家管制的刑法未明確規定數量標準的精神藥品和麻醉藥品的量刑數量標準。在有關司法解釋出台前,審理這類案件時,應由有關專業部門確定涉案毒品的毒效、有毒成分的大小和多少、吸毒者對該毒品的依賴程度。因條件限制不能確定的,可以參考相關毒品非法交易的價格等因素,決定對被告人適用的刑罰,判處死刑的應當慎重掌握。 關於同時構成再犯和累的被告人適用法律和量刑的問題。對依法同時構成再犯和累犯的被告人,今後一律適用刑法第三百五十六條規定的再犯條款從重處罰,不再援引刑法關於累犯的條款。 關於正確適用沒收財產和罰金刑問題。刑法對多數毒品犯罪都規定了財產刑。司法實踐中,應當嚴格依照法律的規定,注重從經濟上制裁犯罪分子。除對被告人的違法所得應當依法予以追繳外,還要嚴格依法判處被告人罰金刑和投收財產刑。不能因為被告人沒有財產,或者其財產難以查清、難以分割或難以執行,就不判處財產刑。 關於認定被告人協助公安機關抓獲同案犯構成立功的問題。認定被告人是否構成該項立功,應當根據被告人在公安機關抓獲同案犯中是否確實起到了協助作用。如經被告人當場指認、辨認抓獲了同案犯;帶領公安人員抓獲了同案犯;被告人提供了不為有關機關掌握或者有關機關按照正常工作程序無法掌握的同案犯藏匿的線索,抓獲了同案犯等情況,均屬於協助司法機關抓獲同案犯,應認定為立功。
(五)關於毒品犯罪案件中有關證據的認定問題 有些毒品犯罪案件,往往由於毒品、毒資等證據已不存在,或者被告人翻供,導致審查證據和認定事實困難。在處理這類案件時,僅憑被告人口供依法不能定案。只有當被告人的口供與同案其他被告人供述吻合,並且完全排除誘供、逼供、串供等情形,被告人的口供與同案被告人的供述才可以作為定案的證據。對僅有口供作為定案證據的,對其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要特別慎重。
(六)關於盜竊、搶劫毒品犯罪的定性問題 盜竊、搶劫毒品的,應當分別以盜竊罪或者搶劫罪定罪。認定盜竊犯罪數額,可以參考當地毒品非法交易的價格。認定搶劫罪的數額,即是搶劫毒品的實際數量。盜竊、搶劫毒品後又實施其他毒品犯罪的,則以盜竊罪、搶劫罪與實施的具體毒品犯罪,依法實行數罪併罰。
三、南寧會議紀要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印發《全國部分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通知
(法【2008】324號)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解放軍軍事法院、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生產建設兵團分院、全國地方各中級人民法院、各大單位軍事法院、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各中級法院:
現將《全國部分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印發,供刑事審判工作中參照執行。執行中有何問題,請及時報告我院。
最高人民法院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一日
全國部分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
近年來,全國法院認真貫徹落實國家禁毒法律和政策,始終把打擊毒品犯罪作為刑事審判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依法嚴懲了一大批毒品犯罪分子,為凈化社會環境,保護公民身心健康,維護社會和諧穩定作出了重要貢獻。但是,由於國際國內各方面因素的影響,我國的禁毒形勢仍然十分嚴峻。人民法院一定要從民族興衰和國家安危的高度,深刻認識懲治毒品犯罪的極端重要性和緊迫性,認真貫徹執行刑法、刑事訴訟法和禁毒法的有關規定,堅持「預防為主,綜合治理,禁種、禁制、禁販、禁吸並舉」的禁毒工作方針,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充分發揮刑事審判職能,嚴厲打擊嚴重毒品犯罪,積极參与禁毒人民戰爭和綜合治理工作,有效遏制毒品犯罪發展蔓延的勢頭。 為了進一步加強毒品犯罪案件的審判工作,依法懲治毒品犯罪,最高人民法院於2008年9月23日至24日在遼寧省大連市召開了全國部分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最高人民法院張軍副院長出席座談會並作講話。座談會在2000年在南寧市召開的「全國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及其會議紀要、2004年在佛山市召開的「全國法院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和2007年在南京市召開的「全國部分法院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精神的基礎上,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統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權後毒品犯罪法律適用出現的新情況,適應審理毒品案件尤其是毒品死刑案件的需要,對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全國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即「南寧會議紀要」)、有關會議領導講話和有關審理毒品犯罪案件規範性文件的相關內容進行了系統整理和歸納完善,同時認真總結了近年來全國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的經驗,研究分析了審理毒品犯罪案件中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對人民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尤其是毒品死刑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有關問題取得了共識。現紀要如下:
一、毒品案件的罪名確定和數量認定問題 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規定的走私、販賣、運輸、製造毒品罪是選擇性罪名,對同一宗毒品實施了兩種以上犯罪行為並有相應確鑿證據的,應當按照所實施的犯罪行為的性質並列確定罪名,毒品數量不重複計算,不實行數罪併罰。對同一宗毒品可能實施了兩種以上犯罪行為,但相應證據只能認定其中一種或者幾種行為,認定其他行為的證據不夠確實充分的,則只按照依法能夠認定的行為的性質定罪。如涉嫌為販賣而運輸毒品,認定販賣的證據不夠確實充分的,則只定運輸毒品罪。對不同宗毒品分別實施了不同種犯罪行為的,應對不同行為並列確定罪名,累計毒品數量,不實行數罪併罰。對被告人一人走私、販賣、運輸、製造兩種以上毒品的,不實行數罪併罰,量刑時可綜合考慮毒品的種類、數量及危害,依法處理。 罪名不以行為實施的先後、毒品數量或者危害大小排列,一律以刑法條文規定的順序表述。如對同一宗毒品製造後又走私的,以走私、製造毒品罪定罪。下級法院在判決中確定罪名不準確的,上級法院可以減少選擇性罪名中的部分罪名或者改動罪名順序,在不加重原判刑罰的情況下,也可以改變罪名,但不得增加罪名。 對於吸毒者實施的毒品犯罪,在認定犯罪事實和確定罪名時要慎重。吸毒者在購買、運輸、存儲毒品過程中被查獲的,如沒有證據證明其是為了實施販賣等其他毒品犯罪行為,毒品數量未超過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條規定的最低數量標準的,一般不定罪處罰;查獲毒品數量達到較大以上的,應以其實際實施的毒品犯罪行為定罪處罰。 對於以販養吸的被告人,其被查獲的毒品數量應認定為其犯罪的數量,但量刑時應考慮被告人吸食毒品的情節,酌情處理;被告人購買了一定數量的毒品後,部分已被其吸食的,應當按能夠證明的販賣數量及查獲的毒品數量認定其販毒的數量,已被吸食部分不計入在內。 有證據證明行為人不以牟利為目的,為他人代購僅用於吸食的毒品,毒品數量超過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條規定的最低數量標準的,對托購者、代購者應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代購者從中牟利,變相加價販賣毒品的,對代購者應以販賣毒品罪定罪。明知他人實施毒品犯罪而為其居間介紹、代購代賣的,無論是否牟利,都應以相關毒品犯罪的共犯論處。 盜竊、搶奪、搶劫毒品的,應當分別以盜竊罪、搶奪罪或者搶劫罪定罪,但不計犯罪數額,根據情節輕重予以定罪量刑。盜竊、搶奪、搶劫毒品後又實施其他毒品犯罪的,對盜竊罪、搶奪罪、搶劫罪和所犯的具體毒品犯罪分別定罪,依法數罪併罰。走私毒品,又走私其他物品構成犯罪的,以走私毒品罪和其所犯的其他走私罪分別定罪,依法數罪併罰。
二、毒品犯罪的死刑適用問題 審理毒品犯罪案件,應當切實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突出毒品犯罪的打擊重點。必須依法嚴懲毒梟、職業毒犯、再犯、累犯、慣犯、主犯等主觀惡性深、人身危險性大、危害嚴重的毒品犯罪分子,以及具有將毒品走私入境,多次、大量或者向多人販賣,誘使多人吸毒,武裝掩護、暴力抗拒檢查、拘留或者逮捕,或者參與有組織的國際販毒活動等情節的毒品犯罪分子。對其中罪行極其嚴重依法應當判處死刑的,必須堅決依法判處死刑。
毒品數量是毒品犯罪案件量刑的重要情節,但不是唯一情節。對被告人量刑時,特別是在考慮是否適用死刑時,應當綜合考慮毒品數量、犯罪情節、危害後果、被告人的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以及當地禁毒形勢等各種因素,做到區別對待。近期,審理毒品犯罪案件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應當結合本地毒品犯罪的實際情況和依法懲治、預防毒品犯罪的需要,並參照最高人民法院複核的毒品死刑案件的典型案例,恰當把握。量刑既不能只片面考慮毒品數量,不考慮犯罪的其他情節,也不能只片面考慮其他情節,而忽視毒品數量。 對雖然已達到實際掌握的判處死刑的毒品數量標準,但是具有法定、酌定從寬處罰情節的被告人,可以不判處死刑;反之,對毒品數量接近實際掌握的判處死刑的數量標準,但具有從重處罰情節的被告人,也可以判處死刑。毒品數量達到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既有從重處罰情節,又有從寬處罰情節的,應當綜合考慮各方面因素決定刑罰,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應當慎重。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判處被告人死刑:(1)具有毒品犯罪集團首要分子、武裝掩護毒品犯罪、暴力抗拒檢查、拘留或者逮捕、參與有組織的國際販毒活動等嚴重情節的;(2)毒品數量達到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並具有毒品再犯、累犯,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走私、販賣、運輸、製造毒品,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等法定從重處罰情節的;(3)毒品數量達到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並具有多次走私、販賣、運輸、製造毒品,向多人販毒,在毒品犯罪中誘使、容留多人吸毒,在戒毒監管場所販毒,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實施毒品犯罪,或者職業犯、慣犯、主犯等情節的;(4)毒品數量達到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並具有其他從重處罰情節的;(5)毒品數量超過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且沒有法定、酌定從輕處罰情節的。 毒品數量達到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判處被告人死刑立即執行:(1)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從寬處罰情節的;(2)已查獲的毒品數量未達到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到案後坦白尚未被司法機關掌握的其他毒品犯罪,累計數量超過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的;(3)經鑒定毒品含量極低,摻假之後的數量才達到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的,或者有證據表明可能大量摻假但因故不能鑒定的;(4)因特情引誘毒品數量才達到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的;(5)以販養吸的被告人,被查獲的毒品數量剛達到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的;(6)毒品數量剛達到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確屬初次犯罪即被查獲,未造成嚴重危害後果的;(7)共同犯罪毒品數量剛達到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但各共同犯罪人作用相當,或者責任大小難以區分的;(8)家庭成員共同實施毒品犯罪,其中起主要作用的被告人已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其他被告人罪行相對較輕的;(9)其他不是必須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 有些毒品犯罪案件,往往由於毒品、毒資等證據已不存在,導致審查證據和認定事實困難。在處理這類案件時,只有被告人的口供與同案其他被告人供述吻合,並且完全排除誘供、逼供、串供等情形,被告人的口供與同案被告人的供述才可以作為定案的證據。僅有被告人口供與同案被告人供述作為定案證據的,對被告人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要特別慎重。
三、運輸毒品罪的刑罰適用問題
對於運輸毒品犯罪,要注意重點打擊指使、僱傭他人運輸毒品的犯罪分子和接應、接貨的毒品所有者、買家或者賣家。對於運輸毒品犯罪集團首要分子,組織、指使、僱傭他人運輸毒品的主犯或者毒梟、職業毒犯、毒品再犯,以及具有武裝掩護、暴力抗拒檢查、拘留或者逮捕、參與有組織的國際毒品犯罪、以運輸毒品為業、多次運輸毒品或者其他嚴重情節的,應當按照刑法、有關司法解釋和司法實踐實際掌握的數量標準,從嚴懲處,依法應判處死刑的必須堅決判處死刑。 毒品犯罪中,單純的運輸毒品行為具有從屬性、輔助性特點,且情況複雜多樣。部分涉案人員系受指使、僱傭的貧民、邊民或者無業人員,只是為了賺取少量運費而為他人運輸毒品,他們不是毒品的所有者、買家或者賣家,與幕後的組織、指使、僱傭者相比,在整個毒品犯罪環節中處於從屬、輔助和被支配地位,所起作用和主觀惡性相對較小,社會危害性也相對較小。因此,對於運輸毒品犯罪中的這部分人員,在量刑標準的把握上,應當與走私、販賣、製造毒品和前述具有嚴重情節的運輸毒品犯罪分子有所區別,不應單純以涉案毒品數量的大小決定刑罰適用的輕重。 對有證據證明被告人確屬受人指使、僱傭參與運輸毒品犯罪,又系初犯、偶犯的,可以從輕處罰,即使毒品數量超過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也可以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毒品數量超過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不能證明被告人系受人指使、僱傭參與運輸毒品犯罪的,可以依法判處重刑直至死刑。 涉嫌為販賣而自行運輸毒品,由於認定販賣毒品的證據不足,因而認定為運輸毒品罪的,不同於單純的受指使為他人運輸毒品行為,其量刑標準應當與單純的運輸毒品行為有所區別。
四、製造毒品的認定與處罰問題 鑒於毒品犯罪分子製造毒品的手段複雜多樣、不斷翻新,採用物理方法加工、配製毒品的情況大量出現,有必要進一步準確界定製造毒品的行為、方法。製造毒品不僅包括非法用毒品原植物直接提煉和用化學方法加工、配製毒品的行為,也包括以改變毒品成分和效用為目的,用混合等物理方法加工、配製毒品的行為,如將甲基苯丙胺或者其他苯丙胺類毒品與其他毒品混合成麻古或者搖頭丸。為便於隱蔽運輸、銷售、使用、欺騙購買者,或者為了增重,對毒品摻雜使假,添加或者去除其他非毒品物質,不屬於製造毒品的行為。 已經製成毒品,達到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的,可以判處死刑;數量特別巨大的,應當判處死刑。已經製造出粗製毒品或者半成品的,以製造毒品罪的既遂論處。購進位造毒品的設備和原材料,開始著手製造毒品,但尚未製造出粗製毒品或者半成品的,以製造毒品罪的未遂論處。
五、毒品含量鑒定和混合型、新類型毒品案件處理問題 鑒於大量摻假毒品和成分複雜的新類型毒品不斷出現,為做到罪刑相當、罰當其罪,保證毒品案件的審判質量,並考慮目前毒品鑒定的條件和現狀,對可能判處被告人死刑的毒品犯罪案件,應當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2007年12月頒布的《辦理毒品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作出毒品含量鑒定;對涉案毒品可能大量摻假或者系成分複雜的新類型毒品的,亦應當作出毒品含量鑒定。 對於含有二種以上毒品成分的毒品混合物,應進一步作成分鑒定,確定所含的不同毒品成分及比例。對於毒品中含有海洛因、甲基苯丙胺的,應以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分別確定其毒品種類;不含海洛因、甲基苯丙胺的,應以其中毒性較大的毒品成分確定其毒品種類;如果毒性相當或者難以確定毒性大小的,以其中比例較大的毒品成分確定其毒品種類,並在量刑時綜合考慮其他毒品成分、含量和全案所涉毒品數量。對於刑法、司法解釋等已規定了量刑數量標準的毒品,按照刑法、司法解釋等規定適用刑罰;對於刑法、司法解釋等沒有規定量刑數量標準的毒品,有條件折算為海洛因的,參照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制定的《非法藥物折算表》,折算成海洛因的數量後適用刑罰。 對於國家管制的精神藥品和麻醉藥品,刑法、司法解釋等尚未明確規定量刑數量標準,也不具備折算條件的,應由有關專業部門確定涉案毒品毒效的大小、有毒成分的多少、吸毒者對該毒品的依賴程度,綜合考慮其致癮癖性、戒斷性、社會危害性等依法量刑。因條件限制不能確定的,可以參考涉案毒品非法交易的價格因素等,決定對被告人適用的刑罰,但一般不宜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六、特情介入案件的處理問題 運用特情偵破毒品案件,是依法打擊毒品犯罪的有效手段。對特情介入偵破的毒品案件,要區別不同情形予以分別處理。 對已持有毒品待售或者有證據證明已準備實施大宗毒品犯罪者,採取特情貼靠、接洽而破獲的案件,不存在犯罪引誘,應當依法處理。 行為人本沒有實施毒品犯罪的主觀意圖,而是在特情誘惑和促成下形成犯意,進而實施毒品犯罪的,屬於「犯意引誘」。對因「犯意引誘」實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根據罪刑相適應原則,應當依法從輕處罰,無論涉案毒品數量多大,都不應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行為人在特情既為其安排上線,又提供下線的雙重引誘,即「雙套引誘」下實施毒品犯罪的,處刑時可予以更大幅度的從寬處罰或者依法免予刑事處罰。 行為人本來只有實施數量較小的毒品犯罪的故意,在特情引誘下實施了數量較大甚至達到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的毒品犯罪的,屬於「數量引誘」。對因「數量引誘」實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應當依法從輕處罰,即使毒品數量超過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一般也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對不能排除「犯意引誘」和「數量引誘」的案件,在考慮是否對被告人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時,要留有餘地。 對被告人受特情間接引誘實施毒品犯罪的,參照上述原則依法處理。
七、毒品案件的立功問題 共同犯罪中同案犯的基本情況,包括同案犯姓名、住址、體貌特徵、聯絡方式等信息,屬於被告人應當供述的範圍。公安機關根據被告人供述抓獲同案犯的,不應認定其有立功表現。被告人在公安機關抓獲同案犯過程中確實起到協助作用的,例如,經被告人現場指認、辨認抓獲了同案犯;被告人帶領公安人員抓獲了同案犯;被告人提供了不為有關機關掌握或者有關機關按照正常工作程序無法掌握的同案犯藏匿的線索,有關機關據此抓獲了同案犯;被告人交代了與同案犯的聯繫方式,又按要求與對方聯絡,積極協助公安機關抓獲了同案犯等,屬於協助司法機關抓獲同案犯,應認定為立功。 關於立功從寬處罰的把握,應以功是否足以抵罪為標準。在毒品共同犯罪案件中,毒梟、毒品犯罪集團首要分子、共同犯罪的主犯、職業毒犯、毒品慣犯等,由於掌握同案犯、從犯、馬仔的犯罪情況和個人信息,被抓獲後往往能協助抓捕同案犯,獲得立功或者重大立功。對其是否從寬處罰以及從寬幅度的大小,應當主要看功是否足以抵罪,即應結合被告人罪行的嚴重程度、立功大小綜合考慮。要充分注意毒品共同犯罪人以及上、下家之間的量刑平衡。對於毒梟等嚴重毒品犯罪分子立功的,從輕或者減輕處罰應當從嚴掌握。如果其罪行極其嚴重,只有一般立功表現,功不足以抵罪的,可不予從輕處罰;如果其檢舉、揭發的是其他犯罪案件中罪行同樣嚴重的犯罪分子,或者協助抓獲的是同案中的其他首要分子、主犯,功足以抵罪的,原則上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如果協助抓獲的只是同案中的從犯或者馬仔,功不足以抵罪,或者從輕處罰後全案處刑明顯失衡的,不予從輕處罰。相反,對於從犯、馬仔立功,特別是協助抓獲毒梟、首要分子、主犯的,應當從輕處罰,直至依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被告人親屬為了使被告人得到從輕處罰,檢舉、揭發他人犯罪或者協助司法機關抓捕其他犯罪人的,不能視為被告人立功。同監犯將本人或者他人尚未被司法機關掌握的犯罪事實告知被告人,由被告人檢舉揭發的,如經查證屬實,雖可認定被告人立功,但是否從寬處罰、從寬幅度大小,應與通常的立功有所區別。通過非法手段或者非法途徑獲取他人犯罪信息,如從國家工作人員處賄買他人犯罪信息,通過律師、看守人員等非法途徑獲取他人犯罪信息,由被告人檢舉揭發的,不能認定為立功,也不能作為酌情從輕處罰情節。
八、毒品再犯問題 根據刑法第三百五十六條規定,只要因走私、販賣、運輸、製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過刑,不論是在刑罰執行完畢後,還是在緩刑、假釋或者暫予監外執行期間,又犯刑法分則第六章第七節規定的犯罪的,都是毒品再犯,應當從重處罰。 因走私、販賣、運輸、製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在緩刑、假釋或者暫予監外執行期間又犯刑法分則第六章第七節規定的犯罪的,應當在對其所犯新的毒品犯罪適用刑法第三百五十六條從重處罰的規定確定刑罰後,再依法數罪併罰。 對同時構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被告人,應當同時引用刑法關於累犯和毒品再犯的條款從重處罰。
九、毒品案件的共同犯罪問題 毒品犯罪中,部分共同犯罪人未到案,如現有證據能夠認定已到案被告人為共同犯罪,或者能夠認定為主犯或者從犯的,應當依法認定。沒有實施毒品犯罪的共同故意,僅在客觀上為相互關聯的毒品犯罪上下家,不構成共同犯罪,但為了訴訟便利可併案審理。審理毒品共同犯罪案件應當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要正確區分主犯和從犯。區分主犯和從犯,應當以各共同犯罪人在毒品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為根據。要從犯意提起、具體行為分工、出資和實際分得毒贓多少以及共犯之間相互關係等方面,比較各個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毒品共同犯罪中,為主出資者、毒品所有者或者起意、策劃、糾集、組織、僱傭、指使他人參與犯罪以及其他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起次要或者輔助作用的是從犯。受僱傭、受指使實施毒品犯罪的,應根據其在犯罪中實際發揮的作用具體認定為主犯或者從犯。對於確有證據證明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輔助作用的,不能因為其他共同犯罪人未到案而不認定為從犯,甚至將其認定為主犯或者按主犯處罰。只要認定為從犯,無論主犯是否到案,均應依照刑法關於從犯的規定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二是要正確認定共同犯罪案件中主犯和從犯的毒品犯罪數量。對於毒品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應按集團毒品犯罪的總數量處罰;對一般共同犯罪的主犯,應按其所參與的或者組織、指揮的毒品犯罪數量處罰;對於從犯,應當按照其所參與的毒品犯罪的數量處罰。 三是要根據行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和罪責大小確定刑罰。不同案件不能簡單類比,一個案件的從犯參與犯罪的毒品數量可能比另一案件的主犯參與犯罪的毒品數量大,但對這一案件從犯的處罰不是必然重於另一案件的主犯。共同犯罪中能分清主從犯的,不能因為涉案的毒品數量特別巨大,就不分主從犯而一律將被告人認定為主犯或者實際上都按主犯處罰,一律判處重刑甚至死刑。對於共同犯罪中有多個主犯或者共同犯罪人的,處罰上也應做到區別對待。應當全面考察各主犯或者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實際發揮作用的差別,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方面的差異,對罪責或者人身危險性更大的主犯或者共同犯罪人依法判處更重的刑罰。
十、主觀明知的認定問題 毒品犯罪中,判斷被告人對涉案毒品是否明知,不能僅憑被告人供述,而應當依據被告人實施毒品犯罪行為的過程、方式、毒品被查獲時的情形等證據,結合被告人的年齡、閱歷、智力等情況,進行綜合分析判斷。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被告人不能做出合理解釋的,可以認定其「明知」是毒品,但有證據證明確屬被矇騙的除外:
(1)執法人員在口岸、機場、車站、港口和其他檢查站點檢查時,要求行為人申報為他人攜帶的物品和其他疑似毒品物,並告知其法律責任,而行為人未如實申報,在其攜帶的物品中查獲毒品的;
(2)以偽報、藏匿、偽裝等蒙蔽手段,逃避海關、邊防等檢查,在其攜帶、運輸、郵寄的物品中查獲毒品的;
(3)執法人員檢查時,有逃跑、丟棄攜帶物品或者逃避、抗拒檢查等行為,在其攜帶或者丟棄的物品中查獲毒品的;
(4)體內或者貼身隱秘處藏匿毒品的;
(5)為獲取不同尋常的高額、不等值報酬為他人攜帶、運輸物品,從中查獲毒品的;
(6)採用高度隱蔽的方式攜帶、運輸物品,從中查獲毒品的;
(7)採用高度隱蔽的方式交接物品,明顯違背合法物品慣常交接方式,從中查獲毒品的;
(8)行程路線故意繞開檢查站點,在其攜帶、運輸的物品中查獲毒品的;
(9)以虛假身份或者地址辦理託運手續,在其託運的物品中查獲毒品的;
(10)有其他證據足以認定行為人應當知道的。
十一、毒品案件的管轄問題
毒品犯罪的地域管轄,應當依照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實行以犯罪地管轄為主、被告人居住地管轄為輔的原則。考慮到毒品犯罪的特殊性和毒品犯罪偵查體制,「犯罪地」不僅可以包括犯罪預謀地、毒資籌集地、交易進行地、運輸途經地以及毒品生產地,也包括毒資、毒贓和毒品藏匿地、轉移地、走私或者販運毒品目的地等。「被告人居住地」,不僅包括被告人常住地和戶籍所在地,也包括其臨時居住地。 對於已進入審判程序的案件,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提出管轄異議,經審查異議成立的,或者受案法院發現沒有管轄權,而案件由本院管轄更適宜的,受案法院應當報請與有管轄權的法院共同的上級法院依法指定本院管轄。
十二、特定人員參與毒品犯罪問題 近年來,一些毒品犯罪分子為了逃避打擊,僱傭孕婦、哺乳期婦女、急性傳染病人、殘疾人或者未成年人等特定人員進行毒品犯罪活動,成為影響我國禁毒工作成效的突出問題。對利用、教唆特定人員進行毒品犯罪活動的組織、策劃、指揮和教唆者,要依法嚴厲打擊,該判處重刑直至死刑的,堅決依法判處重刑直至死刑。對於被利用、被誘騙參與毒品犯罪的特定人員,可以從寬處理。 要積極與檢察機關、公安機關溝通協調,妥善解決涉及特定人員的案件管轄、強制措施、刑罰執行等問題。對因特殊情況依法不予羈押的,可以依法採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強制措施,並根據被告人具體情況和案情變化及時變更強制措施;對於被判處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符合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一十四條規定情形的,可以暫予監外執行。
十三、毒品案件財產刑的適用和執行問題 刑法對毒品犯罪規定了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刑,司法實踐中應當依法充分適用。不僅要依法追繳被告人的違法所得及其收益,還要嚴格依法判處被告人罰金刑或者沒收財產刑,不能因為被告人沒有財產,或者其財產難以查清、難以分割或者難以執行,就不依法判處財產刑。 要採取有力措施,加大財產刑執行力度。要加強與公安機關、檢察機關的協作,對毒品犯罪分子來源不明的巨額財產,依法及時採取查封、扣押、凍結等措施,防止犯罪分子及其親屬轉移、隱匿、變賣或者洗錢,逃避依法追繳。要加強不同地區法院之間的相互協作配合。毒品犯罪分子的財產在異地的,第一審人民法院可以委託財產所在地人民法院代為執行。要落實和運用有關國際禁毒公約規定,充分利用國際刑警組織等渠道,最大限度地做好境外追贓工作。
來源:《刑事審判參考》執行編輯創辦的「說刑品案」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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