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與中國社會科學發展：一種開放性的全球化觀

作者：鄧正來 2009-5-12 08:13:48 發表於：博客中國

伴隨著中國對世界的開放，尤其是在中國經由加入WTO等國際組織而進入世界體系以後，我們所關注的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地理意義上的孤立的中國，而是一個全球化時代的中國，一個世界結構中的中國。對於中國來說，這才是3000年未有之真正的大變局。此前的中國，作為獨立的主權國家，雖說也因位於地球之上而與其他國家交往，但是卻從未真正地進入過世界結構之中——這意味著中國雖在世界之中卻在世界結構之外，是「世界遊戲」的局外人。然而當下的情形則大為不同了，中國經由承諾遵守世界結構的規則而進入了世界結構之中，成了「世界遊戲」的一方。在我看來，中國進入世界結構的根本意義乃在於，中國在承諾遵守世界結構規則的同時也獲致了對這種世界結構的正當性或者那些所謂的普遍性價值進行發言的資格。因此，我個人認為，無論是對中國，還是對作為「思想庫」和「智力庫」的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來講，全球化時代都是一個挑戰和機遇並存的時代。對中國社會科學來講，全球化時代的到來，特別是中國經由加入WTO等國際組織進入世界結構以後，我們事實上迎來了學術國際化和中國社會科學發展的新機遇。全球化時代的到來，不僅使得西方理論對中國的支配關係與現代化時代的那種支配關係方式發生了質的變化，事實上也為中國提供了修改世界結構遊戲規則的機遇。一方面，在全球化時代，中國參與其間的這一世界結構，對中國的未來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著一種並非依賴「共謀」而是根據承諾的「強制性」支配。 但另一方面，正如前面說到的，中國進入世界結構的根本意義乃在於：中國在承諾遵守世界結構規則的同時也獲致了對這種世界結構的正當性或者那些所謂的普遍性價值進行發言的資格。這種資格的獲得顯然對中國社會科學的國際化和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並且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但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我們能否適應這樣的要求和把握這一機遇的前提乃在於：中國社會科學必須貢獻出中國自己的根據中國的「理想圖景」，否則這種資格和機會對於我們來說，充其量只能是一種形式資格而已。而僅僅依憑這種形式資格，我們則根本不可能在修改未來遊戲規則方面做出中國自己獨特的貢獻，而只能要麼擁抱西方的既有規則，要麼退回來重談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和中國的傳統。顯而易見，在我們沒有關於中國和世界的理想圖景的時候，我們是沒有能力就修改或參與制定世界結構未來規則做出我們自己的實質性貢獻的。這實際上意味著中國社會科學必須在這個方面做出我們的貢獻，意味著中國社會科學事實上進入到了以探究「中國理想圖景和世界理想圖景」為核心任務的新時代。由此可見，我們能否把握住全球化帶給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機遇，其關鍵在於我們是否擁有自己關於中國和世界的理想圖景。然而，如果我們把全球化看作是西方現代性所主導的同質化、客觀必然的和封閉的進程，那麼，顯然我們就永遠只能生活在「西方理想圖景」的陰影之下。在這個意義上講，要想真正釐清全球化之於中國社會科學的挑戰與機遇，我們必須首先從理論上對全球化進行探究，亦即要將全球化本身「問題化」，探討一種「開放性全球化觀」的可能性。我在《誰之全球化？何種法哲學？》一書中已經初步建構了我所謂的「開放性全球化觀」。我的研究表明：只有將全球化本身問題化，而不是前見性地將其看作是某種必然性的、客觀存在的現實或過程，我們才有可能洞見到全球化與全球性、特別是全球主義的關係，洞見到潛隱於全球化背後的話語爭鬥實質，進而洞見到一種服務於「主體性中國」的開放性全球化觀。全球化不僅是「經濟主義」論者所主張的經濟全球化過程，而毋寧是一個既依憑民族國家又脫離民族國家的社會變遷過程；全球化也不是一種同質化的進程，而毋寧是一個單一化與多樣化、國際化與本土化、一體化與碎裂化、集中化與分散化相統一的進程；全球化更不是一個客觀必然的進程，而毋寧是「全球主義」對其型塑後的產物，是我們根據何種視角去影響全球化進程的「話語爭奪權」問題。質言之，全球化實其實是開放的，是可以根據中國的文化政治需求和國家利益予以型構的。只有樹立這種開放性的「全球化觀」，我們才能為中國以一種「主體性」的姿態，並依據「中國理想圖景」或「世界理想圖景」去重構全球化進程及其方向提供認識論前提；同時，也只有樹立這種開放性的「全球化觀」，我們才能為中國特色、中國氣派、中國風格的中國社會科學「走向」世界，進而為影響和重構當下的全球化進程與方向做出我們的貢獻。「走出去」的必要性與可能性我們知道，黨的十七大對中國社會科學提出了新的要求，即發展創新，做思想庫，走向世界，同時明確提出了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走出去」戰略。如果我們回顧中國社會科學百年「知識引進運動」的歷史，可以發現：十七大所提出的社會科學「走出去」戰略可以被視為中國社會學科發展的一個重要時刻，因為它意味著中國社會科學必須從引進、複製、國際接軌的階段邁向一個全新的階段，即「走向世界」，並與世界進行實質性的思想對話和交流的階段。在我看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實施中國社會科學「走出去」戰略，使中國社會科學走向世界，有著重要的政治戰略和文化戰略意義以及深遠的歷史意義。在全球化時代，只要我們秉承我剛才談到的那種開放性的全球化觀，「走出去」戰略對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其實是一個歷史性的千載難逢的機會，因為它可能預示著中國社會科學進入到一個新的知識轉型階段——亦即根據中國的文化政治需求和國家利益建構「中國理想圖景」和「世界理想圖景」並使之走向世界，影響全球化進程之方向和世界秩序之性質的新階段。具體來講，我們可以從四個方面來把握它的背景。第一，就是我們剛才講到的全球化的「話語爭鬥」維度。通過「話語爭鬥」維度我們再來看全球化時代中國社會科學的走出去戰略，就會發現，它其實是我們實施大國戰略這一政治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思想庫」和「智力庫」，中國社會科學理應自覺擔當起其時代使命，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中國在全球化時代西方強勢文化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所構成的世界結構的裹挾和包圍下成功突圍提供強大的智力支持。而且，當今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響的政治大國不僅都制定了本國社會科學的發展戰略，而且其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事實上都是以其發達的社會科學為智識前提的。比如說，美國對社會科學實施了一種「普適性強勢發展戰略」，主要表現在：利用社會科學方面的資源優勢，大力推動行為科學取向的實證科學研究和量化方法；利用社會科學的全面布局和重點機構，強調社會科學研究及其成果的「無國界」差異和普適性特性；利用高等教育機構的優勢資源，吸引外國學生和學者的加盟，實現社會科學的擴散效果等；大力推行、輸出「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制度模式和「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制度模式，以期獲得全球化的普適性。在很大程度上講，這種社會科學戰略正是美國實施「單邊」外交，保持單極地位的關鍵步驟。因此，在大國競爭的全球化背景下，實施中國社會科學「走出去」戰略就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實施中國大國戰略和促進中華民族和平崛起這一偉大的戰略性和時代性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二，從文化安全的角度來看，當今世界，國際間的政治、經濟、技術、軍事競爭正越來越表現為文化競爭；換句話講，那種「硬實力」競爭，已逐漸被更隱蔽的文化「軟實力」競爭所替代，這在很大程度上構成了國際文化未來的基本戰略格局。當前，世界大國都在採取措施增強自己國家的文化影響力和競爭力，大國的文化安全也就成了不可忽略的問題。除了我們傳統上關注的中西方文化碰撞外，東亞和南亞文化的最新動態也非常值得我們關注。比如說，近年來，韓國宣布將在全球一百個地區開辦「世宗學院」，日本在海外增設「日語學習中心」，欲與中國的「孔子學院」抗衡，而印度在擁有了兩艘航母和遠程彈道導彈的核威懾力量以後，也強調2l世紀將是「印度的世紀」，大力加強文化輸出。在這樣的背景下，站在中國文化安全的高度探討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走出去」的戰略，其歷史性和時代性的戰略意義都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從中國學術的自身水平來看，我們已經是經濟大國，但還不是學術大國。過去30年，我們對西方的影響主要還是局限在一般的政治層面、經濟層面和大眾層面，而無力對西方乃至世界學術產生足夠的影響，我們的研究在世界未來發展的問題上、甚至在發展中國家如何發展的問題上幾乎從來不為國際學術界所引證。而作為社會精英的知識界，通過其同事或學生這個通道，一直是影響社會發展和認識社會的最為重要的力量之一，但是西方學術界對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和成果卻是完全陌生的。這一點可以從2007年度SSCI收錄的來源期刊情況的統計中看出。2007年度SSCI收錄1962種由40餘國家出版的期刊，其中以美國最多，所佔比例將近60%，但其中涉及中國社會科學的期刊卻只有10種，真正由大陸出版的只有一種。更重要的是中國學者自己在上面所發的論文引證率也是極其低下的。 這三個方面講的其實是我們走出去的必要性，那麼，我們有沒有可能走出去呢？這就涉及到我所認為的第四個背景，也就是對中國經驗的解釋有可能使我們走向世界。在改革開放的短短30年中，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這變化之中一定隱含著我所謂的中國經驗，因為中國並沒有按照西方的發展模式但是卻達到了發展的目的。在這種中國經驗中，不僅存在著中國人特有的希望結構和運作模式，而且也存在著中國人的哲學、中國人對制度的認識，而所有這些都是西方哲學社會科學所無法解釋的，需要我們通過自己的研究成果來解釋。 在我看來，對最近30年中國經驗的總結為我們走向世界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事實上，我們的某些學科（特別是經濟學）所做的這種努力正在世界學術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影響力。其他學科，像法學、政治學、社會學等也完全可以做出類似的努力。 由此可見，無論是從全球化時代「話語爭鬥」和「文明衝突」的政治戰略和文化戰略的高度，還是從中國社會科學目前的發展水平來看，我們都非常有必要使中國社會科學走向世界；而晚近30年的發展經驗則為中國社會科學走向世界、為世界學術做出我們的貢獻提供了歷史和現實的可能性。中國社會科學的兩大瓶頸及其突破為什麼當下的中國社會科學對世界學術的影響力還比較低呢？在我看來，這涉及到我所謂的制約中國社會科學「走出去」的兩大「瓶頸」。第一大「瓶頸」便是我在前面提到的既有中國社會科學學術傳統中的「西方化傾向」。 這種傾向主要表現在下述幾個方面：首先，中國論者在一定程度上毫無反思和批判地接受西方的概念或理論框架，而這實際上給西方對中國論者的「理論示範」注入了某種合法的「暴力」意義。其次，這種知識實踐的展開，還迫使中國論者所做的有關中國問題的研究及其成果都必須經過西方知識框架的過濾，進而使得這些研究成果都不得不帶上西方知識示範的烙印。更為糟糕的是，上述情勢還導致了一種在中國學術界頗為盛行的我所謂的中國論者對西方知識的「消費主義」傾向。第二大「瓶頸」乃是與上述「西方化傾向」緊密勾連在一起的一種日趨嚴重的、狹隘的「唯學科化」傾向。 我們知道，我們迄今所有的社會科學學科事實上都是伴隨著我們的「知識引進運動」而按照西方的學科體系逐步建立起來的。但是，在以沃勒斯坦等為代表的西方論者在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否思」社會科學學科的時候， 我們的學科化傾向卻日趨發達並僵化。我們必須承認，這三十年中國高等教育嚴格按照一級學科進行設置的模式大力促進了各個學科的獨立發展，然而這裡的要害在於，中國知識生產的整個建制也都是嚴格按照學科設置展開的，無論是學術研究項目的設定、申請或評價，還是學術論文的發表或評價，甚或是學術刊物的分類，概莫能外。具體而言，這種傾向主要表現在下述兩個方面：首先，「學術研究的唯學科化傾向」。就整個社會科學而言，不僅中國的研究生培養是嚴格按照政治學、社會學、法學、經濟學等若干一級學科展開的，因而中國培養的絕大多數都是各個學科甚或某個研究方向的「專家」，而且在學術研究中，中國社會科學知識的生產也是以各個學科的邊界為限的。其次，「學術評價的唯學科化傾向」。在我看來，這是一種更為致命的傾向，因為在中國，學術評價機制或標準在很大程度上講是學術研究的指揮棒：在學術評價機制或標準學科化的條件下，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大體上也只能朝著學科化的方向發展。因此，學術評價機制或標準的學科化傾向引導甚或決定了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學科化。顯而易見，學術旨趣上的「西方化」傾向和學術研究或學術評價上的「唯學科化」傾向都絲毫不利於中國社會科學走向世界。在我看來，正是由於中國社會科學在發展的過程中存在著「西方化」和「唯學科化」這兩大瓶頸，所以我們不可能以中國特色、中國氣派、中國風格的綜合性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使西方社會比較確切地認識整體的中國；我們既難以以我們的學術研究去解釋中國既有的發展經驗，更沒有辦法以我們的學術成果去影響全球化的進程和世界秩序的方向。當然，我們也就沒有辦法在使中國成為「經濟中國」的同時，也使之成為「學術中國」，從而擔當起全球化時代所賦予我們的時代使命！顯然，中國社會科學要想真正走向世界就必須打破這兩個瓶頸。在此，我想特彆強調兩個與此相關的問題：一個就是如何對中國進行深度的研究，切切實實地對中國進行深度的研究。這就要求我們不能以唯學科化的方式、西方化的方式、意識形態化的方式研究中國，也就是我們一定要重新去發現中國，這就是我們《中國社會科學季刊》明年的主題：「重新發現中國」。這裡的「中國」絕不是1978年以前或更為久遠的中國，而是和它有著歷史性關聯的世界結構中的當下中國；這裡的「中國」也不只是地理或人口意義上的中國，不只是經濟意義上的中國，而是體現著中國人文化身份和政治認同的中國。顯而易見，這裡所講的「中國」絕不是意識形態視野中的中國，也不是中國傳統知識視野下的中國，更不是西方知識視野下的中國，而是有待我們運用各種理論資源予以認知並建構的一個倫理性的文明體。但是如何做中國的深度研究卻是非常困難的。我認為，我們在認識這樣一個中國的時候，我們必須獲得一種「知識上的解放。現在，中國思想界有人講要進行「第二次思想解放」，但我認為最重要的其實是「知識解放」的問題，也就是如何從既有的那套在學術旨趣西方化、在研究方法上唯學科化的知識體系和話語體系中解放出來。相關鏈接三個發展階段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近30年來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1978年以來開始大規模的知識引進運動，把西方大量的哲學社會科學知識通過翻譯「引進」過來。當然這個「引進」階段直到今天還在延續，未來也有必要延續下去，因為我們西學研究的水平還不夠好。第二個階段始於90年代初，是「複製」西方知識的階段，最早是經濟學、統計學這些學科，當然現在也包括社會學和政治學在內。在這個階段，我們把西方的概念工具、分析框架拿來解釋中國的經驗，企圖複製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的理論創新模式。這個階段也在繼續。第三階段從90年代末一直延續到21世紀初，我們開始在學術規範、學術體制等方面全面和國際「接軌」。經過這三個階段的發展，客觀地講，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在這30年的發展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為它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比較紮實的基礎。拿什麼走向世界現在流行的普世知識實際上是西方先發達國家發展經驗的知識，而經過我們的知識努力，我們也完全有可能把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或後發現代化國家的發展經驗的知識提升為另一種普世的知識。雖然這是兩種不同的普世知識，但是對於整個人類文明的未來而言，它們都是極有意義的。換句話說，我們要首先區分兩類普世性的知識。一類是西方先發國家的普世性知識；另一類是後發國家的普世性知識。我們過去總是強調西方先發國家經驗的普世性，但卻完全忽視了非西方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經驗及其知識所可能具有的普世性。比如說，在發展問題的研究上，一些拉美國家學者對自身發展經驗的總結(比如著名的「依附理論」)，就已經贏得了普世性。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們卻在這一問題的理論認識上沒有做出相應的貢獻，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失職。按照我的理解，整個哲學社會科學也像文學和藝術一樣，完全適用於毛澤東的名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這意味著我們只能拿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作品走向世界，而不可能用「西方化」的哲學社會科學作品走向世界。這個道理很簡單：我們研究西方不可能勝過西方，相對西方來講，我們的優勢只能在於對中國的認識。具體來講，我們至少可以拿出三樣東西走向世界：一是讓中國的哲學文化傳統走向世界，二是讓對當下中國的深度研究走向世界，三是拿出我們基於中國立場對世界秩序性質、走向的重構與理解走向世界。在我看來，這三個方面都深深地打下了中國的烙印，也是我們可以為世界學術做出貢獻的地方。　　走出去「三大戰役」　　近期戰略主要側重於外部推動，以舉國之力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創新發展創造條件，重點是把30年來已經形成的中國優秀論著，以及中國已有的西方學術界不得不承認的強勢學科，比如說，考古、中國文化研究、中國藝術研究等通過翻譯的方式推向世界。目的是基於中國社會科學的知識生產現狀，通過外部推動以圖逐步實現其創新發展的自身造血功能。　　中期戰略主要是爭取在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自主造血和健康發展上，取得初步突破。初步突破的標誌就是在某一學科或某一領域內創立有著理論創新和方法論創新的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學派」。　　遠期戰略旨在全面突破。其關鍵是在各種學派不斷建立和湧現的基礎上，建構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學術傳統，真正地完全建構起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　　沿著這個思路，我們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和體制創新。比如說，可以設立「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翻譯館」系統翻譯優秀的傳統文化典籍，一批關於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論爭的優秀作品和近30年來反映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成就的優秀研究文獻。還可以考慮在985高校設立「中國古代文化翻譯研究生班」和「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翻譯研究生班」，招收英語專業學生專門從事傳統文化典籍和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對外翻譯和交流事務的人才培養工作。還有，可以考慮在985高校設立「中國哲學和中國思想高級留學生班」，招收中國研究和中國哲學的海外博士生，讓這些學生把中國的思想和哲學帶回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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