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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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簡介

2006-10-24　18:5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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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稱: 梁啟超又名: 號任公字卓如飲冰室主人性別: 男所屬年代: 清代民族: 漢族生卒年: 1873—1929 相關事件: 公車上書國會請願運動戊戌變法戊戌政變相關人物: 光緒康有為生平簡介梁啟超（1873～1929）近代思想家，戊戌維新運動（見戊戌變法領袖之一。字卓如，號任公，別號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梁啟超自幼在家中接受傳統教育，1889年中舉。1890年赴京會試，不中。回粵路經上海，看到介紹世界地理的《瀛環志略》和上海機器局所譯西書，眼界大開。同年結識康有為，投其門下。1891年就讀於萬木草堂，接受康有為的思想學說並由此走上改良維新的道路，時人合稱「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會試，協助康有為，發動在京應試舉人聯名請願的「公車上書」。維新運動期間，梁啟超表現活躍，曾主北京《萬國公報》（後改名《中外紀聞》）和上海《時務報》筆政，又赴澳門籌辦《知新報》。他的許多政論在社會上有很大影響。1897年，任長沙時務學堂總教習，在湖南宣傳變法思想。1898年回京，積极參加「百日維新」。7月3日（五月十五），受光緒帝召見，奉命進呈所著《變法通議》，賞六品銜，負責辦理京師大學堂譯書局事務。9月，政變發生，梁啟超逃亡日本，一度與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有過接觸。在日期間，先後創辦《清議報》和《新民叢報》，鼓吹改良，反對革命。同時也大量介紹西方社會政治學說，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影響很大。1905～1907年，改良派與革命派的論戰達到高潮，梁啟超作為改良派的主將，遭到革命派的反對。 1906年，清政府宣布「預備仿行憲政」，梁啟超立即表示支持。1907年10月，在東京建立「政聞社」，期望推動清政府實行君主立憲。由於清政府並不真心實行憲政，政聞社也因受到查禁而宣告解散。武昌起義爆發後，他一度宣揚「虛君共和」，企圖使革命派與清政府妥協。民國初年又支持袁世凱，並承袁意，將民主黨與共和黨、統一黨合併，改建進步黨，與國民黨爭奪政治權力。1913年，進步黨「人才內閣」成立，梁啟超出任司法總長。袁世凱帝制自為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啟超反對袁氏稱帝，1915年8月，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進行猛烈抨擊，旋與蔡鍔策劃武力反袁。1915年底，護國戰爭在雲南爆發。1916年，梁啟超赴兩廣地區，積极參加反袁鬥爭，為護國運動的興起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袁世凱死後，梁啟超依附段祺瑞。他拉攏一些政客，組建憲政研究會，與支持黎元洪的憲政商榷會對抗。1917年7月，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大權。梁啟超擁段有功，出任財政總長兼鹽務總署督辦。9月，孫中山發動護法戰爭。11月，段內閣被迫下台，梁啟超也隨之辭職，從此退出政壇。1918年底，梁啟超赴歐，親身了解到西方社會的許多問題和弊端。回國之後，即宣揚西方文明已經破產，主張光大傳統文化，用東方的「固有文明」來「拯救世界」。梁啟超也是一位著名學者。他興趣廣泛，學識淵博，在文學、史學、哲學、佛學等諸多領域，都有較深的造詣。1901至1902年，先後撰寫了《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批判封建史學，發動「史學革命」。歐遊歸來之後，以主要精力從事文化教育和學術研究活動，寫下了《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文化史》等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的著作。他一生著述宏富，所遺《飲冰室合集》計148卷，1000餘萬字。梁啟超的教育思想　出處：《中國教育史》　　 (一)生平和教育活動梁啟超(1873—1929)，廣東新會人，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出身於「且耕且讀」之家，祖父為秀才，父親以布衣教授於鄉里。梁啟超自幼聰慧，熟讀經史典籍，12歲中秀才，17歲中舉人。18歲(1890年)入京會試，落第回鄉，途經上海，購《瀛環志略》，知有五大洲各國，始接觸西學，這年秋天，經學海堂同學陳千秋介紹，拜康有為為師。1891年至1894年在「萬木草堂」學習，並一度擔任學長，承擔部分教學工作。在此期間，協助康有為編撰《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深受康有為維新變法思想的影響。 1895年春入京參加會試，代表廣東190名舉人上書清廷，陳述對時局的意見，並隨同康有為發起「公車上書」。秋後，與康有為一起創辦《萬國公報》，旋改《中外紀聞》，組織強學會。從此，「康梁」就成為一面奪目的維新旗幟。 1896年擔任上海《時務報》主筆，發表《變法通議》、《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重要政論文章。 1897年秋，赴長沙擔任湖南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制定《湖南時務學堂學約》，在課內課外講維新變法，倡導民權學說。 1898年「百日維新」期間，力助康有為倡行新法新政，受到光緒皇帝的召見。幫助康有為組織保國會，草擬《京師大學堂章程》，以六品銜主持京師大學堂譯書局。戊戌政變後，梁啟超逃亡日本，繼又遠遊美澳印度。他先後在日本創辦東京高等大同學校(1898年10月)、《清議報》(1898年)、《新民叢報》(1902年2月)，撰寫了一系列介紹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文章，堪稱一代資產階級思想啟蒙的大師，但同時也禮讚改良。 1905年後，資產階級改良派以《新民叢報》為陣地，與資產階級革命派進行激烈論爭，梁啟超成為資產階級改良派的首席理論辯手。辛亥革命後回國，20年代後，在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和南京東南大學講學，並任清華研究院導師。 1929年病逝於北京。梁啟超一生著述宏富，有《飲冰室合集》傳世。教育代表作有《變法通議》、《湖南時務學堂學約》、《教育政策私議》、《論教育當定宗旨》等。 (二)論教育作用和宗旨梁啟超認為國勢強弱隨人民的教育程度為轉移，梁啟超思想的突出之點是在維新變法期間，即明確地將「開民智」與「興民權」聯繫起來，為「興民權」而「開民智」。他認為權生於智，「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權；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權」，「權之與智相倚者也，昔之欲抑民權，必以塞民智為第一義。今之欲伸民權，必以廣民智為第一義」。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專制與愚民、民主與科學的內在聯繫。他的「開民智」實具有科學與民主啟蒙的內涵。戊戌政變後，梁啟超覺察到「民智」和「民權」並不能劃等號，教育可以培養一個人的「權利」意識，也可以培養一個人的奴隸性。正是由這一點出發，他提出教育應當確定宗旨，並在1902年發表了《論教育當定宗旨》，對這一問題進行集中闡述。他指出：「夫培養漢奸之才，亦何嘗非人才；開奴隸之智，亦何嘗非民智。」教育是一項「收效純在於將來」的長遠事業，也是國家用以「製造國民」的宏大事業，「決非可以東塗西抹，今日學一種語言，明日設一門學科，苟且敷衍，亂雜無章而遂可以收其功也。」然而中國國民教育究竟應確立何樣的宗旨?梁啟超認為：它應建立在對民族文化的優點和缺點有所分析抉擇，並廣泛汲取世界各國文明的優秀成果的基礎上；應包括德育、智育、體育，即「品行智識體力」三種基本要素；務使受教育者能「備有資格，享有人權」，具有自動、自主、自治、自立的品質，融民族性、現代性、開放性於一體(「為本國之民」、「為現今之民」、「為世界之民」)。在同時期寫成的《新民說》中，他稱這種理想的國民為「新民」。「新民」必須具有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新的特性和品質，諸如國家思想，權利思想、政治能力、冒險精神以及公德、私德、自由、自治、自尊、尚武、合群、生利、民氣、毅力等。顯然，這種「新民」，正是具有資產階級政治信仰、思想觀念、道德修養和適應資本主義社會生活的知識技能的新國民。他所列舉的「新民」品質明顯側重德育方面，這也是他以往思想的繼續。早在1897年，他就提出「以政學為主義，以藝學為附庸」的主張，1899年他又提出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的關係問題，認為「文明者，有形質焉，有精神焉；求形質之文明易，求精神之文明難。精神既具，則形質自生；精神不存，則形質無附。」反映梁啟超希望沿著「政學」、精神文明、品德這條路線，儘快培養具有資產階級意識的維新人才，普遍轉變人民的思想觀念，推動政治改革的迫切願望。梁啟超在清廷聲稱實行「新政」之初，即拋出教育宗旨和「新民」一說，顯然有引導新政教育發展的用心。 (三)維新運動時期的教育改革主張維新運動時期，梁啟超不僅著文對教育改革發表評論，還以維新先鋒的身份呈奏教育改革建議、草擬教育改革新章。其內容雖不外變科舉、興學校、譯西書、重女學等維新時論，但有不少他人所未發、梁氏所獨到的論述。 1．變科舉、興學校甲午戰爭後不久，梁啟超即提出了變科舉、興學校的系統主張，指出：「興學校、養人才，以強中國，惟變科舉為第一義。大變則大效，小變則小效。」並設計了上策、中策和下策三種方案以供採擇，其中上策是將科舉合併於學校，具體做法是「自京師以訖州縣，以次立大學小學，聚天下之才，教而後用之。入小學者比諸生，入大學者比舉人，大學學成比進士；選其尤異者出洋學習，比庶吉士。……庶吉士出洋三年，學成而歸者，授職比編檢。」這實際上是一套廢，科舉興學校的方案，除保留科舉的各級科名外，科舉實體已不復存在。但由於守舊勢力的阻撓，科舉不可能驟停，因此，他在百日維新前集中批判了八股和楷法取士的危害，指出由此所選取之士，學非所用，用非所學，於「內政外交、治兵理財，無一能舉者」。更為可悲的是，千千萬萬接受八股教育、不知專門之學的生童，散為人師，謬種流傳，導致農不知植物，工不知製造，商不知萬國物產，兵不知測繪算數，婦女無以助其夫；少數八股楷法的佼佼者，「不通古今中外之故，政治專門之業」，被尊為王公之師，何從開入學識?因此他奏請立即「停止八股試帖，推行經濟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侮」。戊戌政變後，梁啟超更為痛切地指出：「八股取士，為中國錮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學者墜聰塞明不識古今，不知五洲，其蔽皆由此。」更關鍵的是不變科舉，難以形成激勵人才進入新學堂的機制，導致「士大夫之家聰穎子弟皆以入學為恥，……如是則有學堂如無學堂。」 2．師範學校，群學之基 1896年梁啟超於《時務報》上發表《變法通議·論師範》，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首次專文論述師範教育問題。文章對新、舊學堂教師狀況進行了分析，指出當時府州縣學、書院和蒙館等傳統學校的教師都是一些不通六藝、不讀四史的人，更不了解西學的最基本常識，讓他們做學校的教習，「是欲開民智而適以愚之，欲使民強而適以弱之也」。而新式學堂中聘請的外國教習，又存在諸種弊端，如言語不通，轉譯費時，效率低下；聘金昂貴；學問粗陋，濫竽充數。他認為中國急需普遍設立中、西學兼習的新式學堂，但不能依靠上述兩類人，根本的解決辦法是設立師範學校，培養符合時代要求的教師，「夫師也者，學子之根核也」，「故師範學校立，而群學之基悉定。」至於師範學堂的具體設置方法和課程安排，他主張參照日本並結合中國的國情。應在辦理大學堂之前，自京師以及各省府州縣，同時設立小學和師範學堂，師範學堂的學生同時兼任小學堂的教習，以後逐步提高師範生的程度，以至於可以擔任中學堂和大學堂的教習。師範學堂的課程應包括「六經」大義、歷朝掌故、文字源流、列國情狀、格致專門、諸國文字等基礎學科。另外，他認為有關「誨人之術」和「為教之道」的微言妙義，已略具於中國古代的《學記》，應加以發掘利用。梁啟超倡導師範教育，不僅是從教師職業的特殊性出發，強調對教師進行專門培養，更重要的目的是希望通過廣設師範學校，統一課程設置，培養一批在知識結構和思想觀念上都符合維新要求的新教師，推動維新教育活動的全面開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