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高陵疑信辨(二篇)
安陽西高穴大墓前室拱門
左圖依次為墓中出土的石牌、石圭、鐵甲、石璧
墓中出土的玉珠、玉佩等飾件一篇： 2009年末，河南省文物局等在北京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在河南省安陽市西高穴村發掘的東漢大墓（即2號墓）是魏武王曹操的高陵。消息一出，旋即引起學術界、媒體和社會的高度關注和激烈爭論。一項考古發現能夠引發社會各界如此廣泛的關注，是十分罕見的。筆者作為一名長期從事秦漢考古研究的考古工作者，這裡根據有關方面已經公布的材料（《西高穴大墓是曹操的陵墓》，《光明日報》2009年12月28日第5版；《專家考證河南安陽安豐東漢大墓為曹操高陵》,《中國文物報》2009年12月30日第1版），以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安陽西高穴大墓考古彙報》材料，並結合筆者實地考察的所見所聞，從考古學上做一些初步探討。 一考古學作為一門以考古發掘的實物資料研究古代歷史的人文學科，在某種意義上說，是一門以時間和空間為基軸的科學。換言之，對於任何一項考古發現的研究和認識，都是以時間和空間為坐標進行的。就西高穴大墓來說，首先是在時間上進行年代的分析和在空間上進行所在地點的分析，然後在此基礎上根據出土的實物資料並結合文獻記載，對墓主的身份進行判定。西高穴大墓經過多次盜掘，但其墓葬建築本身保存基本完好，其形制和結構是清楚的。該墓是一座帶斜坡墓道、由前後室和四個側室構成的大型磚室墓，具有東漢晚期的特徵。在我國，漢代是一個墓葬結構的大轉折時期，經歷了由豎穴式土壙結構向橫穴式磚石結構的演變。用條形磚砌築的磚室墓自西漢中期出現於關中和中原地區，此後迅速流行開來，並且因其墓主身份、地位的不同而在結構上形成多種類型。其中，由多個墓室構成的大型磚室墓是東漢晚期高等級墓葬的一個突出的時代特徵，在全國不少地區都有發現。尤其是「四角攢尖」式墓室頂部結構，更是東漢中期以後才出現的。如陝西華陰發現的漢順帝時的司徒劉琦之墓，就是這種多墓室、四角攢尖頂的大型磚室墓；河北定縣的中山穆王劉暢及其夫人墓（葬於公元174年），也是這種多墓室大型磚室墓。就出土遺物來看，該墓殘存文物多達250餘件，雖然尚未經全面的整理，但其中還是有不少遺物可資斷代。如出土的3枚五銖錢均為東漢五銖，而其中的1枚「剪輪五銖」錢則明顯是東漢末期；鐵鏡，雖然嚴重鏽蝕而鏡背花紋不清，但其扁平大圓鈕等特點，表現出東漢晚期鮮明的時代特徵；四系黃釉和綠釉陶罐，更是漢末三國時期的代表性器物。總之，無論從墓葬的形制結構還是從出土遺物來說，將其斷代為東漢晚期是毫無疑問的。從空間上來分析，西高穴大墓位於今安陽縣安豐鄉西高穴村西南，地處今漳河南岸，東距鄴城約14公里，同時東距西門豹祠遺址約7公里，地當漢末三國時期曹魏鄴城之西郊。西高穴村一帶，是一處平緩的高地，地勢高出3公里之外約10米左右。《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載：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為壽陵，因高為基，不封不樹』。」此記載說明，曹操之壽陵，建在鄴城西郊的原上，並且地勢略高。無論從地理方位還是從地勢上說，今西高穴村一帶都與文獻記載曹操之壽陵的地望吻合。更值得注意的是，1998年當地村民在西高穴村西北0.5公里處取土時挖出一方後趙建武十一年（公元345年）大仆卿駙馬都尉魯潛墓誌，志文稱：「墓在高決橋陌西行一千四百二十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而西高穴大墓正是墓誌所稱魏武帝陵的位置。另外，史書及有關的地方志中，未見這一帶建有東漢王侯陵墓的記載。就西高穴大墓所保留的能夠反映墓主地位、身份的信息來看，根據迄今已經發現的東漢晚期王侯大墓及其認識判斷，西高穴大墓無論其形制、結構還是規模大小，都屬於王一級無疑，並且規格最高。譬如，長近40米、寬近10米的墓道，兩個主室、四個側室的墓葬形制，中軸線左右大致對稱的墓室布局，380平方米的墓室面積，磚砌墓壁厚達1米以上，長40餘厘米、寬20餘厘米的大型條磚等，尤其是前室、後室和左前側室為四角攢尖頂，墓底用長95厘米、寬90厘米的大石板鋪地為其他同類墓葬所不見等，都反映出其規格之高。就出土遺物而論，鐵甲、鐵劍等表明墓主人為男性；車馬器的發現，說明當時隨葬有車馬，而漢代的車馬隨葬主要見於王侯大墓；後室殘留的水晶珠、瑪瑙珠、玉佩等裝飾品雖然數量不多，但異常精美，說明死者生前服飾華麗，生活奢華；鐵鏡的直徑達21厘米，而東漢時期直徑20厘米以上的大型鐵鏡均發現於王侯墓葬之中，如河北定縣中山簡王劉焉墓、中山穆王劉暢墓等均有出土；石璧直徑達28厘米，並且與高近29厘米的石圭伴出，而圭、璧配套使用又是帝王陵墓的一個突出特徵。它們都反映出墓主人具有王一級的身份和地位。基於上述分析，尤其是墓中出土有「魏武王常所用……」的刻銘石牌，結合史書關於曹操生前先受封為「魏公」、後進爵為「魏王」並在鄴城西郊營建壽陵的記載，以及《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所載：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春正月，至洛陽。……庚子，王崩於洛陽，年六十六歲。……謚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初步可以推定西高穴大墓是曹操的高陵。 二既然目前的材料可以支持西高穴大墓為曹操高陵的初步結論，那麼，為什麼又引來如此多的質疑、如此激烈的爭論呢？其原因是複雜的和多方面的。僅就學術層面的原因分析，大致主要有四。原因之一，是我國考古知識還很不普及，使得人們在關心這一問題的過程中，由於缺乏必要的知識而產生疑問。譬如，有的質疑者曾以墓中未出土墓誌為由提出疑問。實際上，東漢晚期墓葬中沒有墓誌是正常的，因為迄今發掘的數以萬計的東漢墓葬中都沒有發現過墓誌。在我國，墓誌的起源雖然可以上溯到秦代刑徒墓以及洛陽東漢刑徒墓中記述死者姓名和籍貫的磚瓦，雖然東漢墓中也曾發現過具有墓誌性質的墓石、題記或墓碑，但磚石墓誌的真正形成是在三國之後的西晉時期。原因之二，是對一些考古發現的前所未見的現象的不理解而產生疑問。譬如，西高穴大墓中的刻銘石牌，尤其是「魏武王常所用……」之類刻有墓主謚號的石牌，此前在東漢墓葬中的確未曾出土過，於是引發了對其真偽的懷疑。實際上，考古中的很多現象，都有其發現的「首次」甚至是「孤例」的可能，而考古學的認識，正是在諸多「首次」的積累過程中不斷豐富起來的。一位著名考古學家曾經說過：已經發現過可以說「有」，未曾發現過不要說「無」，就是提醒我們不要輕易懷疑或否定此前未曾見過的新發現。原因之三，是西高穴大墓多次被盜，殘存的遺物不僅有限，而且非常零散，無法給我們提供關於該墓完整的、系統的信息，這就導致了得出的結論在很大程度是推論。在考古學研究中，推論是必不可少的和正常的，但說服力難免會受到影響，於是也就很容易引發質疑。原因之四，是西高穴大墓的考古發掘尚未完全結束，發掘資料尚未進行全面的、系統的整理，致使無法對提出的認識進行全面、深入的論證。即使結論是正確的，但總會產生證據不足之嫌，也就很容易引發人們對結論之正確與否的懷疑。面對人們對西高穴大墓是曹操高陵的質疑，作為考古工作者進行耐心、細緻的解釋和說明是必要的，但從根本上說，是繼續做好後續發掘和清理工作，包括與之相鄰的1號墓的發掘，同時對發掘資料進行細緻、系統的整理，進而就陵園建築以及地上建築遺存、與1號墓的關係、畫像石與墓葬的關係及其性質、出土遺物在墓葬中的分布及其性質、各墓室的功能、墓門的材質及其結構、男性人骨與兩個女性人骨之間的關係等問題進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這是當前最為迫切的任務。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對西高穴大墓得出更為完整、深刻的認識，做出科學的回答。 三西高穴大墓是不是曹操高陵之爭，從根本上說是一個學術問題，而學術問題的解決應當採取學術討論的方法，即擺事實，講道理，平心靜氣、平等民主地討論問題。參與討論的各方，可以是專業工作者，可以是業餘愛好者，也可以是普通民眾。至於結論是否正確，不在於提出這一結論所用的時間長短，也不在於這一結論的提出者是誰，而在於是否擁有可靠、充分、科學的證據，在於是否有嚴謹而完整的「證據鏈」。在西高穴大墓是否為曹操高陵的爭論中，人們經常提到「定論」問題。就考古學發現來說，有些問題如果有「鐵證」，很快可以有定論；有些問題如果沒有「鐵證」，則會長期沒有定論而爭論不止，需要等待新證據的被發現。以漢代諸侯王陵的考古為例：1968年發掘的河北滿城漢墓，根據墓中出土銅器上的銘文並結合文獻記載，推斷是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及其妻竇綰的陵墓，已成定論；1974年發掘的北京大葆台漢墓，關於其墓主人，最初的結論是死於公元前80年的燕刺王劉旦及其夫人，後來的結論是死於公元前45年的廣陽頃王劉建及其夫人，而最近又有學者提出是死於公元前3年的廣陽思王劉璜及其夫人的觀點，至今沒有定論。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因此，關於西高穴大墓的墓主人是誰，我們期待著得出一個學界都認可的結論，但即使長期爭論下去也是很正常的。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第二篇： 2009年12月27日，一則曹操高陵被發現的考古消息一經披露，立即引起轟動，同時也招來各方質疑。安陽西高穴大墓墓主是否為曹操？從已公布的發掘信息看，哪些證據可信？哪些證據令人生疑？還有哪些證據有待補充？茲採取文獻與考古互證的方法，梳理有關證據及疑信點，談點淺見。一、文獻中所見曹操高陵高陵即高平陵，又稱西陵，其地望在鄴城西，位於西門豹祠西原之上。文獻所記西陵最早者為建安二十三年曹操《終令》：「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為壽陵，因高為基，不封不樹。」（《三國志·武帝紀》）建安二十五年又作《遺令》：吾死之後，「斂以時服，葬於鄴之西崗上，與西門豹祠相近，無藏金玉珍寶。」曹操卒後，曹丕作《哀策》：「卜葬既從，大隧既通。漫漫長夜，窈窈玄宮。有晦無明，曷有所窮。鹵簿既整，三官駢羅。前驅建旗，方相執戈，棄此宮庭，陟彼山阿。」（《魏文帝集》卷一）曹植《誄》曰：「敦儉尚古，不玩珠玉……既即梓宮，躬御綴衣。璽不存身，唯紼是荷。明器無飾，陶素是嘉。既次西陵，幽閨啟路。群臣奉迎，我王安厝。窈窕玄宇，三光不晰。幽闥一扃。尊靈永蟄。聖上臨穴，哀號靡及。群臣陪臨，佇立以泣。」（《陳思王集》卷一）這兩篇作品描述了曹操遺體安葬的場面，也反映了西陵的基本狀況。魏黃初年間，高陵建有陵屋、祭殿。曹操部下老將于禁從吳國回到洛陽，文帝曹丕派人於陵屋之壁圖繪關羽水淹七軍逼于禁投降故事，又命于禁「北詣鄴謁高陵」（《三國志·于禁傳》），于禁觀圖，因慚愧發病而死。黃初三年，曹丕作《毀高陵祭殿詔》：「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古不墓祭，皆設於廟。高陵上殿，屋皆毀壞，車馬還廄，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明帝太和四年「六月戊子，太皇太后崩……秋七月，武帝卞後祔葬於高陵。」（《三國志·明帝紀·后妃傳》）曹魏時王沉官修《魏書》、魚豢私撰《魏略》和晉初陳壽所撰著《三國志·魏書》，均載及高陵。陳壽之後，陸機於元康八年在秘閣閱「魏武帝遺令」，慨然嘆息，撰《吊魏武文序》（見《文選》）。從文獻材料反映的情況看，魏晉時期曹操高陵的地理位置是清楚的。到了十六國時期，高陵見諸文獻記載就不多了，北魏酈道元《水經注》記漳水，言及西門豹祠，卻不曾提起高陵。隋唐以後，地理書中雖有高陵的記載，然大多是轉抄且較為模糊。《元和郡縣圖志》卷十六「鄴縣」條曰：「魏武帝西陵，在縣西三十里。」所記僅是大概方位。元納新《河朔訪古記》卷中記魏武高平陵，「在鄴鎮西南三十里，周二百七十步，高一丈六尺。」明嘉靖《彰德府志》曰：「在縣西南三十里，周圍一百七十步，高一丈六尺。」相互轉抄的跡象明顯。文人詩文中也曾記詠西陵，如唐貞觀十九年，李世民征高麗，過鄴，作《魏太祖祭文》；沈佺期等寫有《西陵詩》，然其中並未具體描寫高陵。時至北宋，高陵地處情況就不清楚了，於是出現了「疑冢說」，將鄴西北北朝墓群演繹為「曹操七十二疑冢」。文人作《疑冢詩》以諷操：「青山如浪入漳州，銅雀台西八九丘。螻蟻往還空壟畝,麒麟埋沒幾春秋。」（北宋王安石）「安排死去千年事，刻畫生前一寸心。」（金蕭冰崖）「荒城寂寂無煙火，疑冢累累半野田。」（明周朝中）訛說流傳，曹操西陵就變成了一個歷史之謎。後世曾有尋覓曹操西陵者，宋俞應符有詩說：「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告君知。直鬚髮盡冢七二，必有一冢藏君屍。」詩人之氣，不切實際。元納新為找到高陵，「登銅雀台，西望荒郊煙樹，永寧寺僧指示余曰：『此曹公西陵也』。」後又將北朝墓群誤作「曹操疑冢」，「按轡其間，自午抵暮，縱橫出入墓中，不知所向。噫！何其用心之詐也,使操能見武侯八陣圖,則有愧多矣。」（《河朔訪古記》卷中）1922年磁縣鄉民於彭城鎮西十五里叢葬地開井為塋，得古墓，「室之四壁塗堊如新，中置石棺，前有刻石，志文所敘乃魏武帝操也。」鄧之誠認為此墓即高陵，說：「前五十年發石室十餘處，唯皆無棺，至是真冢始現。」（《骨董瑣記全編》卷三）但是後來又證實這並非操墓。由上可見文獻所記高陵愈益迷茫，由是生成諸多傳說，撲朔迷離，困擾人們千餘年。二、新近考古發現的「高陵」2009年考古發掘的西高穴大墓被確認為「曹操高陵」，所列依據有六條：1、這座墓葬規模巨大，形制結構類似漢魏王侯墓，與曹操的身份相稱。無封土，符合「因高為基，不封不樹」的文獻記載；2、出土的器物、畫像石等遺物具有漢魏特徵，年代相符；3、墓址與文獻、魯潛墓誌記載完全一致；4、墓內裝飾簡單，符合《遺令》所囑，隨葬品應是曹操日常所用；5、刻有「魏武王」銘文的石牌和石枕，證明墓主就是魏武王曹操；6、男性遺骨經鑒定為60歲左右，與曹操終年66歲吻合。這六條依據雖都有作證的價值與可信度，但還達不到鐵證如山的地步，因為它們無法直接說明大墓的確切年代和墓主的身份，只能由此推斷出大墓很可能就是高陵。它們作為證據，既有可採信的價值又有讓人生疑的地方。所舉石牌「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等出土於大墓，這些石牌當為墓主日常所用，且死後隨葬的器物標籤，古墓被盜，器物被拿走，留下的石牌雖被擾亂，但其存放的環境沒有變化，位置沒有大的改動，應該視為第一等的證據。曹操生前曾被稱為「明府」、「明後」，封王后，稱魏王，死後謚曰武王，即魏武王。魏武王謚號的使用始於建安元年二月，同年十月漢魏禪代，改元黃初，武王被尊稱為武帝，即魏武帝。武王之稱歷時八個月，石牌之作當在此間，應該是與隨葬品一起放置於墓內。而且石牌字體風格與鄴城遺址出土的曹魏時期石刻頗相類似。至於「魏武王常所用慰項石」、「後趙魯潛墓誌」則是兩件徵集來的文物，已經脫離了它們的原始保存狀態與環境，發生了位移。證據在發生變化的過程中，某些環節出現未知，人們不能將其連接起來，那麼其價值與可信度就要打折扣，對這些證據提出懷疑也是自然的。然而這兩件文物在作證據的時候，可與墓中出土的文物聯繫起來作為旁證材料。因其與大墓聯繫較為密切，可視為第二等的證據。「魏武王常所用慰項石」行文、字體風格與出土石牌相類，因其是被徵集來的，不能排除其他的可能性；《魯潛墓誌》曰潛卒於後趙建武十二年（345年）九月二十一日，「墓在高決橋陌西行一千四百廿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卌三步。」墓誌發現於西高穴村西亂土中，而且魯潛墓又無詳確之處。該志雖言及魏武帝陵，但未必能證明所發現的西高穴村大墓即曹操高陵。同時代的墓葬構造由於遵循同一禮制，因而存在著某些相同的特徵。參照東漢王侯墓制推斷西高穴村古墓的年代，雖然在學理上行得通，然出土文物刻字並無確切的紀年，所依據的其他考古材料只能作參證。西高穴村大墓風格樸素無雕飾，這與曹操禁厚葬、倡薄葬的思想主張是一致的。「斂以時服」、「躬御綴衣」、「璽不存身，唯紼是荷。明器無飾，陶素是嘉」可與大墓風格相印證。但在諸多文獻中又言及「西陵煙樹」、地面建築和標誌物，這與「因高為基，不封不樹」有些不一致。大墓已經多次被盜，是真的「無藏金玉珍寶」，還是被竊一空，這也是無法確定的，況且墓中還遺留有金、銀、玉石等物，也與文獻稍有出入。由以上依據可以認為：西高穴大墓有可能是曹操高陵，甚至可以說是鄴地考古發現中最具可能的一座古墓。然其可信程度未滿，疑點、漏洞不少，在現有的情況下，作出「確認」，似乎有些過急。若要確認，一些關鍵證據應有掌握，相關證據仍需補充，關於曹操的深入研究亦應跟進。三、確認曹操高陵仍需補充的證據西高穴大墓究竟是否為曹操高陵？最關鍵的證據有兩條：一是大墓的確切年代應為建安二十五年二月；二是能夠直接說明墓主即魏武王曹操的文字資料。如果缺乏這兩項關鍵證據，還可尋找下列證據進行確證：1、高陵是一座合葬墓，除了曹操，還有其妻子卞氏，夫婦前後去世，相隔十年，卞氏死後也葬於高陵。《三國志·明帝紀》曰：「祔葬」，同書《后妃傳》曰：「合葬」。西高穴大墓有三具骨骼，一男二女，男性60歲左右，女性分別為20多歲和40多歲，二女年歲與卞氏不符。卞氏生於東漢延熹三年（160年）十二月，卒於魏太和四年（230年）五月，終年71歲。那麼，這二女是誰呢？曹操原配妻子為丁氏，又有劉氏。劉氏早終，丁氏於建安初被廢，死葬許城南。此二女有可能是丁氏、劉氏。二人先於曹操去世，可能於曹操死後遷葬高陵。曹操有25男,妻妾除了丁氏、卞氏、劉氏外,見於史書的還有環夫人、杜夫人、秦夫人、尹夫人、王昭儀、孫姬、李姬、周姬、劉姬、宗姬、趙姬，二女或許為她們中間的二位。然她們的卒年不清楚，曹操一貫主張葬制儉樸，不大可能讓夫人、愛姬為之殉葬。卞氏卒時為太皇太后，「祔葬」高陵，從其身份及生前與曹操的感情上推測，不大可能在其死後把曹操墓打開合葬，似應於高陵旁再造一墓。西高穴大墓旁還有一墓，如果此墓的主人能確定為卞氏，大墓則可確認為高陵無疑。2、《終令》曰：「《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漢制亦謂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宜陪壽陵，其廣為兆域，使足相容。」高陵不是一座孤墓，而是以之為中心的一個墓群，若能在其前後左右發現曹魏公卿大臣陪葬墓，也能推定「高陵」的真實性。文昭甄皇后朝陽陵、陳留王曹奐墓均在鄴，其方位與高陵也當有昭穆關係，夏侯惇、王粲、陳琳、應瑒、劉楨等均葬鄴，其墓址多在鄴西。從不同時代的墓群分布看，高陵兆域範圍頗具規模。3、西高穴古墓坐西朝東，這樣的朝向與《遺令》月旦十五銅雀台作伎樂、子臣時時西望墓田的安排是一致的。令曰：「吾卑妾與伎人皆勤苦，使著銅雀台，善待之。於台堂上安六尺床，施繐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輒向帳中作伎樂。汝等時時登銅雀台，望吾西陵墓田。」從陰陽堪輿的角度看，高陵居高崗台地，頭枕西山，面向銅雀台，觀婕妤歌妓，接受子臣奠祭朝拜，而且偏東北又是太陽升起的地方，墓葬取向朝陽，符合傳統的風水意識。甄后朝陽陵、陳留王曹奐墓亦當是如此朝向。4、墓中男性骨骼年齡與曹操相仿，可提取其標本，利用現代科技手段作DNA實驗，再與其血緣親屬作比對。1951年6月平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清理髮掘東阿曹植墓，墓中存有部分骨骼，若能找到曹植的遺骨，可以作為DNA標本，比對西高穴墓男性骨骼，如果試樣一致，亦可證明此墓為高陵。5、《終令》、《遺令》都提到西門豹祠，高陵在祠之西，如能確定西門豹祠所在的具體位置，則高陵的地址便能大體推斷出來。然魏晉以來，該祠屢經興廢，地址前後有所變動。而且西門廟又非一處，如明代安陽縣有西門大夫廟，「在大夫村，北齊天保間建。」同時臨漳縣也有西門大夫廟，「在仁壽里，去縣二十五里」（均見嘉靖《彰德府志》卷4）。究竟何處為曹魏時期的西門豹祠？仍有待考證。綜括文獻與考古資料，西高穴大墓只能初步推定為曹操墓，但還需作進一步的確證。隨著考古工作的進展，有價值的文物不斷發現，文獻與考古互證，曹操高陵的疑團終將被解開。（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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