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解嚴」與兩岸關係的變化

06-04

台灣「解嚴」與兩岸關係的變化

作者：徐宗懋

上圖：1986年10月7日，蔣經國在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的發行人凱瑟琳．格蘭姆的訪問時，表示台灣將解除「戒嚴」，來年7月15日，「戒嚴」令廢止，台灣進入多黨政治的民主時代，此為蔣經國與格蘭姆會面的歷史性照片

　　1949年5月，台灣省主席陳誠頒發「戒嚴令」，限制民眾結社集會的自由。1987年7月，台灣當局宣布廢除實行了三十八年的「戒嚴令」，此舉不僅代表台灣社會的重大變化，對台海情勢的走向也深具象徵意義。　　在陳誠下達「戒嚴令」時，解放軍已渡過長江，半年後即席捲東南半壁，到了1950年春，福建已集結了二野、三野約五十萬部隊，華東局並在上海訓練了三千名幹部，準備隨軍接管台灣，然而6月間朝鮮戰爭爆發，改變了中國歷史進程，當大陸與台灣問題長期化之後，國共問題也就發展成兩岸問題，從軍事作戰演變成意識形態的實踐和比較。　　50年代，台灣實行白色恐怖政策，對紅色分子的思想進行清洗，禁止組黨，箝制言論自由，1960年《自由中國》停刊，雷震入獄，代表了民主化運動的重大挫敗；相對於此，大陸則歷經「肅反」、「社會主義改造」、「反右」、「大躍進」等一連串政治運動，在政權更趨於鞏固的同時，權力也更趨於集中。兩岸在持續的軍事磨擦中，社會多元均遭到壓抑。不過從1960 年代起，兩岸卻開始出現發展上的差異，台灣經過溫和的土地改革後，農村蓬勃發展，累積了建立輕工業所需要的生產與消費資金，60年代當局更建立以出口為導向的加工區，充分利用廉價勞動力的優勢，賺取外匯，迅速改善百姓的生活。由於收入增加，百姓們在滿足基本生活需求之餘，開始追求娛樂生活，諸如上舞廳、看電影、吃大餐、「追星」等等，在原本軍事化的社會中創造了較寬鬆的生活氛圍，政治領袖的個人崇拜之外，又出現對俊男靚女、成功人士、各類明星的狂熱追捧，無形間促成了社會的多樣與多變。在台灣社會開始多元的同時，大陸卻陷入了極左的漩渦，「文革」導致生產停頓、青年失學，悲劇連連，造成了史無前例的災難。　　「文革」浩劫終於喚醒了社會的反思，並且促成了改革開放政策的出台。與此同時，新中國完成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國際地位大幅提升。1981年，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發表《告台灣同胞書》，歡迎台灣同胞前來大陸探親旅遊，這項政策不僅符合開放政策，也反映了中共在國共內戰中大勝所建立起來的政治自信；相對地，蔣經國對與大陸接觸在開始的時候則深懷戒心，不予回應。而此時台灣社會已經面臨關鍵的改革時機，累積了二十餘年的經濟成長，使得新一代普遍受過高等教育，隨著中產階級的壯大，政治上則出現分權的呼聲與壓力。社會上針對消費、環境保護、財產權益的各種抗議活動此起彼伏，最終催生出了越來越強大的政治反對運動。

上圖：2001年，時任台北市市長的馬英九在紀念蔣經國逝世十三周年時，以第三人稱的方式記下了當時的情形與心境，此為馬英九的手跡

　　從法理上說，1947年由南京國民大會制訂的憲法，規定了一種西方式的代議政治，後因內戰關係，國民黨凍結了憲法所規定的各項民主權利。退守台灣後，國民黨人對在大陸的潰敗，仍抱著一種深深的恐懼，認為過去在大陸失敗並非因為「不夠民主」，而是「不夠專制」，因此蔣經國果真要實踐國民黨前輩民主憲政的主張，必須確認不會重蹈覆轍。此外，國民黨如果實踐民主憲政，遵循政黨政治的原理，它必須做好被輪替下台的心理準備。　　台灣「戒嚴」，背景是在軍事與意識形態方面與大陸的對峙，「解嚴」則意味著當局對意識形態的認識出現了根本的改變，也代表著蔣經國相信此舉不僅符合此刻台灣社會進步的需求，也將有助於兩岸關係的改變，並在兩岸關係中獲得某種主動。因此，蔣經國的「解嚴」與開放台灣民眾赴大陸探親是差不多同步實施的。　　如今，台灣解嚴已二十年，蔣經國過世也差不多有同樣的時間，國民黨由執政黨變成在野黨已有七年多；大陸則度過諸多的嚴峻考驗，明智地擱置了所謂「姓社姓資」的爭論，走上了改革開放的不歸路。這些年裡，兩岸關係儘管經歷了許多風風雨雨，但和解與合作的大方向卻始終未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