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三百年精彩大歷史（轉帖連載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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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暴走（一）　　齊桓公東奔西走，努力維護中原的王道秩序，成果斐然。但是，就中原的整體局勢而言，最大的威脅不是來自北方的戎狄之屬，也不是來自諸侯國內部荒淫無恥的爭權奪利，而是來自被中原民族蔑稱為「南蠻」的楚國。　　楚國，又名荊國、楚荊、荊楚、楚蠻等。　　「楚」和「荊」這兩個字的本意都是指落葉灌木，以之作為國家的形象符號，反映了楚民族先祖曾經在環境十分惡劣的山野中披荊斬棘，歷盡艱難。　　事實上，如此命名儘管出自於一種樸素的直觀描述，但也契合了楚政權創業之初遭受的各種磨難與苦楚。　　楚民族先祖的血統極為高貴。按司馬遷的觀點，楚國和秦國一樣，先祖可以追溯到黃帝的後人顓頊（五帝之一）。　　顓頊的兩個孫子重黎和吳回，都曾擔任過帝嚳（五帝之一）的祝融（主管火的官員）。吳回生子曰陸終，陸終的六子曰季連，季連之孫曰穴熊。　　穴熊的後代中途衰落，有的駐留在中原，有的流落到蠻夷聚居區域，史籍未能記載下他們的世系。　　這段說不清道不明的歷史，給楚民族造成了嚴重的損害。因為中原正朔據此詬病，楚民族的華夏血統已經不再純正，而是參雜了蠻夷的劣質基因，烙上了亦夏亦蠻的印記。　　直至商王朝最為強盛的「武丁中興」時期，居於長江中游區域的楚人才重新走進人們的視野，他們同周人部落一起被商人征服，成為了商王朝的藩屬。　　隨著商王朝逐漸腐朽，周人日益強大，季連的後人鬻熊（其後人遂以「熊」為氏）識時務地選擇了投靠在周人的帳下。　　《史記?楚世家》云：「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　　對於這句話所反映的歷史，《史記?楚世家》稍後又借楚武王熊通之口表述為：「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蚤終。」　　不管是「子事文王」，還是「文王之師」，結合當時周人蓬勃發展的時空背景，我們只可能理解為，鬻熊扮演了周文王重要幕僚的角色，儘管「子事」看起來更加卑微，而「之師」看起來更加尊貴。　　在隨後商亡周興的一系列戰爭中，鬻熊率領的楚人部落繼續堅定地站在周人的旗幟下，為周王朝的建立貢獻了力量。因此，當周人事成之後論功行賞時，楚人終於獲得了成為諸侯的權力，楚國就此登上歷史舞台。　　然而，如果我們仔細考究楚國建國的細節，不難發現，這其中已然包含了周王室對楚國某種隱晦的歧視意味。　　《史記?楚世家》云：「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　　《左傳》也云：「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　　魯、衛、晉、齊四國在西周初年，那就相當於周天子座下的四大金剛，身份尊榮，法力無邊。把楚國和它們相提並論，可見熊繹確屬周王室的股肱之臣。　　但是，倘若把楚國政權的實體規格與魯、衛、晉、齊四國相比，那差距就不可以道里計了。

魯、衛、晉、齊四國在西周初年，那就相當於周天子座下的四大金剛，身份尊榮，法力無邊。把楚國和它們相提並論，可見熊繹確屬周王室的股肱之臣。　　但是，倘若把楚國政權的實體規格與魯、衛、晉、齊四國相比，那差距就不可以道里計了。　　前面引用《史記?楚世家》的兩句原文，分別提到鬻熊「蚤卒」和「蚤終」。蚤是早的通假字，卒和終是死的意思，合起來的字面意思就是死得早。　　但是，一篇叫作《鬻子》的古籍告訴我們，其真實的含義並非如此。　　《鬻子》為鬻熊所作，《漢書》中有收錄。根據它的記載，鬻熊投奔周文王之時已年逾九旬，周成王都曾向他請教過封康叔於衛的事情。　　這樣算起來，鬻熊起碼活到了一百一十多歲，放在人均壽命十分短暫的春秋時代，「老不死」三個字已不足以形容鬻熊的風采，用「活神仙」三個字來描述這種生命奇蹟還差不多。　　既然「蚤卒」、「蚤終」不能理解為「早夭」，那太史公為什麼要反覆強調一個「早」字呢？　　這其實是一個文字把戲，此處的「早」字並不與年齡掛鉤，只與時機相關。　　奧秘藏在《史記?楚世家》的另一句話里：「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周成王要舉用周文王和周武王時代功臣的後裔，所以分封熊繹於楚國，授爵為「子」。　　這句話包含的信息很耐人尋味。　　首先是楚國建立的時間相對而言很晚。　　西周大規模的分封有兩輪，第一輪是周武王分封，把王室骨幹宗親、功臣宿將、上古先賢后裔和先朝後裔幾乎封了個遍，譬如封周公於魯、封召公於燕、封姬鮮於管、封姬度於蔡、封姬處於霍、封姜尚於呂、封炎帝的後人於焦、封黃帝的後人於薊、封堯的後人於祝、封舜的後人於陳、封夏朝的後人於杞、封紂王的兒子武庚於殷等。　　楚人這輪沒有上榜情有可原，畢竟榜單上的那些主俱各兇殘，放眼天下也找不出幾個，遠非閑雜人等可比。　　但到了周公旦主持的第二輪分封時，楚人依舊名落孫山，這就有點讓人看不懂了。　　據《荀子?儒效》記載：「（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　　鑒於周武王曾經搞過一次權力分贓，想必背景深厚的各路神仙都已經各安其位。所以當周公一下子拿出這麼多空缺的領導職位，而楚國依舊淪落到一邊涼快的境地時，其中包含的輕慢是不言自明的。　　其次是楚國起步的平台十分低下，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楚國的國號很難聽，竟然叫「楚蠻」。　　按照「華夷之辨」的思想，古代華夏族群自以為居於天下中心，是三哥戴錶的模範；而在華夏族群活動區域四周的邊緣地帶，則居住著四類野蠻落後的化外之民，分別被稱為東夷、南蠻、西戎、北狄。　　所以，夷、蠻、戎、狄四個字就是一種蔑稱，把「楚」和「蠻」連起來用，表示周王室認為楚人尚不是一個高尚的、純粹的、有道德的、脫離了低級趣味的、有益於王道大化的族群。　　二是楚國的爵位很普通，僅僅為「子」。　　據《禮記?王制》載：「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子爵看起來底下還壓了個男爵，其實它和男爵都是一路貨色。因為《孟子?萬章篇》有云：「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也就是說，楚國才剛剛跨過了最低門檻，勉強躋身於諸侯之列。　　爵位高低不同，相應的政治待遇也就差距懸殊。以國土面積為例，「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土地是一個國家的根本，土地少，能供養的人口自然也少，創造的財富肯定不會多，與他國抗衡的資本難免會匱乏，因此，只能在國際社會中長期扮演苦逼青年的角色。　　那麼，周王室為什麼要歧視楚人呢？

那麼，周王室為什麼要歧視楚人呢？　　我們知道，穴熊之後的一段時期內，楚人的世系迷失，歷史並不清白，周人懷疑他們與蠻夷雜居，血統已不屬於華夏正宗。　　如果說懷疑還不能作為定罪的依據，那麼楚人的現實狀況則為種族歧視論者提供了鐵證。因為，當前楚人聚居的丹陽地區，恰好也是華夏民族的死敵——苗蠻頻繁出沒的區域。　　苗人的先祖，是大名鼎鼎的蚩尤，一個傳說中獸身人語、把砂石當飯吃、特別能戰鬥的怪物。　　上古時代，黃河上中游的炎黃部落與黃河下游的蚩尤部落為了爭奪適於放牧和淺耕的中原地帶，在涿鹿爆發了一場驚心動魄的戰爭。　　結果蚩尤戰敗，其部落瓦解，殘部被迫退出黃河流域，輾轉來到長江中游區域求生，並演化成了一個名為「三苗」的族群。　　堯在位期間，「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為亂」，於是「堯戰于丹水之浦」，「遷三苗於三危」。　　舜在位期間，採取「分北三苗」的策略，親征三苗於蒼梧，結果「崩蒼梧之野」。　　禹在位期間，「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苗師大亂」。　　經年累月的無情征伐，說明華夏民族對苗蠻恨之入骨，亟欲除之而後快。　　而楚人卻在與苗蠻長期交往、戰爭的過程中，最終融合成了一個具有共同文化的民族。　　對於這樣一個轉基因的族群，周人當然會不假思索地產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排斥感。　　但是，商末周初之時，周人只能把這種歧視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在楚人面前佯裝笑顏。因為他們必須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以達到推翻殷商、穩固政權的終極目的。　　而楚人因為自身的實力還很有限，所以儘管受盡憋屈，也仍然表現得很順服。　　於是我們看到，周王室與楚人的關係最初顯得較為親善，甚至周公畏懼流言之日，還曾跑到楚國避一避風頭，直至被幡然醒悟的周成王再次迎接回去。　　然而，這種虛與委蛇的和諧註定是不可能持久的。　　周成王和周康王的任內，申文武之業，「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國力空前強大，史稱「成康之治」。周王室發家致富了，腰板硬挺了，膽氣粗豪了，敢於真情流露了，藏弓烹狗的日子自然也就如期而至了。　　周康王死後，周楚關係急遽惡化。新君周昭王視南蠻為心腹大患，挾「成康之治」積蓄的威勢，一而再再而三地攻擊楚國及其周邊的蠻族。　　面對周昭王的傾力征伐，楚人到底如何應對，戰況又是如何，這些都已無從考究。可結果是明晰的，楚國挺了過來，而周人卻「喪六師於漢」，「其王南巡不返」。　　周昭王南征是西周國運的轉折點，從此之後，西周走上了漫漫的衰亡之路。　　接下來的穆、共、懿、孝諸王統治時期，周王朝社會矛盾激化，四方邊境動蕩不安，北方的玁狁、西方的犬戎、東方的淮夷，交相攻擊周王室。　　《漢書?匈奴傳》云：「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史記?楚世家》又云：「當周夷王（周孝王的繼任者）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　　顯然，嚴峻的外部環境嚴重損耗了西周的國力，實力強大的諸侯開始藐視周王室，並打破傳統禮法的限制，追逐更加寬泛的自由與權力。

顯然，嚴峻的外部環境嚴重損耗了西周的國力，實力強大的諸侯開始藐視周王室，並打破傳統禮法的限制，追逐更加寬泛的自由與權力。　　與周王朝內外交困的局面相反，楚國經過一個多世紀的慘淡經營，至國君熊渠即位時，已經初露崢嶸。　　楚國建都丹陽，方圓不過五十里，周遭群蠻雜然相處，關係錯綜複雜，欲以小國之力而在此間遊刃有餘，具有相當大的挑戰性。但熊渠精心治國，「甚得江漢間民和」。　　在取得了區域內大多數政治勢力的認同和支持後，熊渠逐漸轉變態度，施展武力向南進行擴張，先後擊敗庸國和楊粵，勢力直達鄂西地區。　　當獲取了足夠大的生存空間和戰略縱深後，楚人心中對周王室那份壓抑已久的怒火噴薄而出。熊渠公然宣稱：「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然後將三個兒子分封於長江沿岸，儼然以天子自居。　　周夷王自顧不暇，對於楚國如此喪心病狂的違法亂紀行為，只能一聲嘆息，假裝沒看見。　　周夷王之子周厲王上台後，厲行改革，整軍頓武，打得玁狁和淮夷屁滾尿流，周王室彷彿吃了興奮劑一般，呈現出病態的強勢。　　熊渠唯恐撞在周厲王的槍口上，趕緊去除兒子們的封號，表現出俯首帖耳的模樣，避免了被動接受周厲王的改造。　　周宣王對武力的崇尚比周厲王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八面出擊，賓服四夷，並且在漢水以東以北和江淮之間設置了一條名為「漢陽諸姬」的隔離帶，隨時可以對楚國進行遏制。　　在周王室的極力打壓下，楚國再度陷入了近百年的沉寂。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身死驪山，歷史跨入東周時代，當時楚國正值熊儀在位。　　熊儀是楚國第一位擁有謚號的君主，其謚號為「若敖」。若干年後，他的部分後代以「若敖」為氏，風靡楚國政壇，對楚國歷史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公元前740年，楚若敖的孫子熊通即位，楚國又一次迎來了生命怒放的春天。　　利用王道中落、中原混亂的好時機，熊通在養精蓄銳三十五年後，大刀闊斧地展開了楚國拓殖江漢的戰爭序曲，先後重創了隨國、鄧國和漢東其餘諸國，開疆僻壤，使楚國成為了江漢流域的強國。　　熊通有生之年最為盛妝華彩的一幕開啟於公元前706年，也就是周桓王差點被鄭將祝聃顏射於繻葛的次年，熊通率兵扣問漢東最大的諸侯國——隨國，意欲逼迫隨國臣服，破解漢陽諸姬鐵板一塊的封鎖線。　　隨國很納悶，說兄弟我招你惹你啦？　　熊通傲慢地說：「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　　這句話充分說明，在走有楚國特色的擴張主義發展道路上，熊通邁出了創意十足的一步。　　你們周人不是以優等民族自居嗎？不是仗著擁有政治話語權就污衊我們楚人為劣等民族而肆意打壓嗎？行，老子認了，老子另起爐灶就是。　　老子非但要打破你周王室對分封名分的壟斷，還要與你周王室平起平坐，怎麼樣？你要是不服氣，老子就開打！　　隨國被楚國的霸氣所震懾，只好把熊通要求稱王的意見轉達於周王室，結果不出意料地遭到了拒絕。

熊通傲慢地說：「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　　隨國被楚國的霸氣所震懾，只好把熊通要求稱王的意見轉達於周王室，結果不出意料地遭到了拒絕。　　公元前704年，熊通得知稱王遭拒的消息後，勃然大怒：「今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於是悍然自立為王，史稱楚武王，這是史學界公認的楚國稱王之始。　　楚武王在位五十一年，對楚國的崛起功不可沒，到他去世的公元前690年，漢東諸國大多已經臣服，楚國呈江漢小霸之勢，為日後一統長江中下游區域和北上中原打下了牢固的基礎。　　楚武王之子楚文王同樣也是一位奮發有為的君主，即位後便將都城遷至江漢平原腹地的郢地，牢固控制了江漢地區。　　隨後，楚國秉承楚武王「觀中國之政」的遺訓，進一步向北發動武力擴張，先後吞併了南申國、鄧國和息國，降服蔡國，勢力範圍直抵中原樞紐的鄭國南境，一躍成為中原事務的重要參與者。　　公元前678年秋，楚文王以鄭厲公自櫟地還都竟敢不知會楚國為由，悍然出兵，千里迢迢進攻鄭國，直至櫟地而歸，霸氣側漏無遺，這也是楚國征伐鄭國之始。　　可就當楚文王準備經由進一步蹂躪鄭國而強力插入中原之時，一場突如其來的變故打亂了楚國北上的步伐。　　變故的根源在於楚文王執政早期攻打南申國的一次軍事行動。　　當時，楚文王派那處（楚國地名）的地方官閻敖聯合處於今信封盆地東部的巴國一起伐申。聯軍開到半路上，楚軍不知何故驚擾了巴軍，巴軍一怒之下轉而攻佔那處，繼而打到了郢都城下。　　楚文王又氣又恨，將閻敖處死，巴軍這才不了了之。　　公元前675年春，大概是覺得當年楚文王處置楚、巴糾紛時敷衍了事，認識不夠深刻，態度不夠誠懇，巴國再度出兵攻打楚國。　　楚文王倉促出征迎戰，在津地大敗，被迫撤回。　　不料，當楚軍退到郢都城下時，意外狀況發生了，郢城大閽（典守城門的官員）鬻拳竟然拒不開門。　　鬻拳是個認死理的人，先前有一次君臣意見相左，鬻拳見楚文王不聽勸告，二愣子精神發作，操起武器就對楚文王進行火控瞄準。　　楚文王嚇得要死，不過他熟諳鬻拳此人忠心可嘉，因此雖然心裡惱火，但還是聽從了鬻拳的意見。　　鬻拳冷靜下來後，也自知武力脅迫君主罪莫大焉，於是自刖雙足以謝天下。楚文王感其誠意，就讓鬻拳當了大閽。　　所以當面對鬻拳的再次抽風時，楚文王知道要是和鬻拳論理，只怕得在城門外過年了，無奈之下繞城而過，率部東渡漢水，攻擊黃國。　　從黃國凱旋迴程的路上，楚文王身染重病，於當年6月逝世。　　鬻拳親自收葬了楚文王，並自殺殉死，後來被埋葬在楚文王地宮的前院里，繼續為楚文王的魂靈把門，也算是有始有終，不離不棄吧。　　楚文王之死是楚國十年動亂的開始。其後，世子楚殤王熊艱繼位。　　據《史記》記載，公元前672年，楚殤王與親弟弟熊惲發生爭鬥，熊惲懼而奔隨，然後引隨軍將楚殤王殺死，自立為君，史稱楚成王。

楚文王之死是楚國十年動亂的開始。其後，世子楚殤王熊艱繼位。　　據《史記》記載，公元前672年，楚殤王與親弟弟熊惲發生爭鬥，熊惲懼而奔隨，然後引隨軍將楚殤王殺死，自立為君，史稱楚成王。　　兄弟鬩牆、同根相煎，這本是稀鬆平常的事，但《史記》關於楚殤王與楚成王暴力火拚的描述卻顯得很不真實。　　因為，楚殤王的老爸老媽在公元前680年開始同居，公元前672年時，楚殤王滿打滿算也才7歲，熊惲至多也就6歲。　　6、7歲的小孩子懂些什麼呢？起碼老師像他們這麼大的時候，腦子裡仍在整天糾結自己到底是從樹上結出來的，還是從老媽的胳肢窩裡鑽出來的。　　如果司馬遷老先生硬要說楚殤王兄弟倆乳口黃牙已然開始思考高層權力鬥爭這麼尖端的東西，那我只能表示理解，因為中國人確實有講政治的傳統。　　楚成王即位時年紀太小，無法有效施政，於是楚國的權柄落到了令尹（楚武王時期設立的楚國最高官職，總攬軍政要務）熊子善（楚文王之弟，字「子元」）的手中。　　熊子善飛揚跋扈，居然公開勾引楚文王的孀妻息媯，遭到拒絕後仍不死心，乾脆直接住進王宮裡，想要抵近騷擾。　　熊子善的無禮之舉徹底激怒了楚國政壇另一股龐大的政治勢力——若敖氏。　　若敖氏的第一代宗主乃楚若敖之次子斗伯比（封邑於斗地，故以「斗」為氏），他也是楚國的首任令尹。　　斗伯比的胞弟斗廉乃楚武王手下的重要將領，曾在擊破漢東諸國聯軍的戰爭中立下汗馬功勞。　　斗伯比的族人斗祁也曾當過令尹，功勛卓著。公元前690年，楚武王意欲攻打隨國，還未交戰就中途病死。隨行的斗祁當機立斷，秘不發喪，保持士氣，逼迫隨國簽訂城下之盟後次序而退，至漢水西側方才舉哀，其智勇為國人所稱道。　　若敖氏這樣一個人才鼎盛、累居要職的政治集團，本來就難以容忍大權旁落，更何況熊子善行事如此乖張高調、激起了朝野的公憤呢？　　公元前664年，斗廉闖入王宮痛斥熊子善圖謀國母，太不是個東西。熊子善惱羞成怒，將斗廉雙手銬住打入牢獄。同年秋，斗廉之子斗班發動政變，殺死熊子善，結束了楚國的動亂。　　此時，楚成王仍未成年，楚國也正處在重大的戰略關鍵期。　　中原近在咫尺，只要再加一把勁，楚國就能突破「觀中國之政」的既定目標，達到「與中國之政」的境界。而一旦鬆脫，以前臣服的江漢諸國就極有可能次第反彈，並與中原抗楚前沿的鄭國聯手，把楚國改造成解放前的青澀模樣。　　所以，楚成王的當務之急，是趕緊羅致一位強大的令尹，來為楚國保駕護航。　　應該說，楚成王甚幸，楚國甚幸，因為熊子善的繼任者，是一位堪與管仲比肩的賢相，他的名字很獨特，叫斗谷於菟，字子文。

所以，楚成王的當務之急，是趕緊羅致一位強大的令尹，來為楚國保駕護航。　　應該說，楚成王甚幸，楚國甚幸，因為熊子善的繼任者，是一位堪與管仲比肩的賢相，他的名字很獨特，叫斗谷於菟，字子文。　　很多年以前，楚若敖娶鄖國女子為妻，生子斗伯比。楚若敖死後，斗伯比與母親曾一度生活在隕國。　　在此期間，斗伯比不甘寂寞，與鄖國公主私通，搞出了人命。　　女兒未婚先育，讓隕國夫人覺得吃虧吃大了。於是這個狠心的老婦人自作主張，把斗伯比尚在襁褓中的私生子拋棄於雲夢澤。　　不久後的一天，鄖君出去狩獵，途徑隕國夫人棄嬰之地，看到了他永生難以忘懷的景象。只見一隻面目猙獰的老虎，正在耐著性子給一個初生的嬰兒餵奶。　　鄖君覺得，要麼是自己瘋了，要麼是老虎瘋了，反正他的世界觀就此瞬間凌亂。　　鄖君揣著一身雞皮疙瘩回家後，向夫人說起了路上的奇遇，然後聽到了更加令他震精的神樣回復：你丫的被當外公了！　　了解了事情的來龍去脈後，鄖君還是顯示出了一個男人兼長者應有的風範，派人把嬰兒抱回來，和女兒打包一起送給了斗伯比。　　在當時的楚國，人們把餵奶叫做「谷」，把老虎叫做「於菟」，所以，斗伯比的這個兒子被稱為斗谷於菟，就是「斗家那個被老虎奶大的孩子」的意思。　　斗谷於菟出任令尹，反映的是若敖氏借推倒熊子善之機，重新掌控了楚國的政局。但這並不是說，斗谷於菟本人的價值與令尹的名聲不相稱。　　楚國在楚武王和楚文王的治下，連年用兵，頻繁征戰，致使軍費激增，府庫空虛，國家財政面臨嚴重困難。在這種情況下，楚國必須立即把較多的精力投入到整頓財經的工作方面，以充裕的財力保障楚國的擴張能夠持續穩定地進行。　　斗谷於菟不僅敏銳地看到了楚國當前的癥結所在，並且清醒地意識到，振興經濟是群策群力的系統工程，而要發動士民們積极參与經濟建設，一條很有效的刺激措施就是領導率先垂範，以身作則。　　於是，我們在《左傳》中看到了這樣的記載：「斗谷於菟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近代日本著名的中國學家竹添光鴻也在其註疏解讀《左傳》的著作《會箋》中寫道：「時楚國府庫空竭，子文，財巨室，積財不少，故自減少家產，以紓其難也。」　　毀家紓難只是斗谷於菟政治生涯中的一個閃光點，儘管由於楚國被當時的中原正統文化所排斥，導致歷史上關於楚國的文字記載相對較少，但我們還是能在史籍中找到很多讚頌斗谷於菟清正廉明的佳話。　　西漢學者劉向在《說苑?至公》中記載了一個故事。　　斗谷於菟的族人犯罪被捕，法官得知他是令尹的族人後，心裡發毛，就趕緊給放了。　　斗谷於菟把法官訓斥了一頓，責怪他有法不依，節操破碎，接著剖明心跡，說自己居於高位，以率士民，「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吾死也」。　　為了證明自己不是個只會耍嘴的棒槌，斗谷於菟主動將族人交給官府量罪定刑。　　楚成王聽說這事後，大為感動，鞋子都來不及穿就去拜訪斗谷於菟，恭恭敬敬地說：「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然後開了自作聰明的法官，對斗谷於菟也更為尊崇了。

毀家紓難只是斗谷於菟政治生涯中的一個閃光點，儘管由於楚國被當時的中原正統文化所排斥，導致歷史上關於楚國的文字記載相對較少，但我們還是能在史籍中找到很多讚頌斗谷於菟清正廉明的佳話。　　西漢學者劉向在《說苑?至公》中記載了一個故事，記述斗谷於菟不利用職權干涉司法（詳見上一更）。　　據《國語?楚語》記載，斗谷於菟非常體恤百姓，以致家裡連一日的儲糧都沒有。　　楚成王聽說斗谷於菟吃了早飯就沒有晚飯，於是每逢朝見時就準備一束肉乾和一筐糧食，送給斗谷於菟的家人充饑。這種做法後來慢慢演變成了楚王接待令尹的禮儀。　　楚成王每次給斗谷於菟發俸祿，斗谷於菟都會逃避，直到楚成王收回成命，他才回來繼續履職。　　有人覺得斗谷於菟很傻很天真，就問他：「人之求富，而子逃之，何也？」　　斗谷於菟卻說：「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文章最後評論道：「故庄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於今處鄖，為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己之富乎？」　　《戰國策?楚策》中記載了楚威王與莫敖（楚國官職，原為百官之首，楚武王時代讓位於令尹，權勢有所降低）子華的一段對話。　　楚威王問：「從先君文王到我這一輩為止，真有不追求爵位俸祿，而憂慮國家安危的大臣嗎？」　　子華認為忠臣有五種類型，其中一種為奉公守法，安於貧困，且憂慮國家安危的，代表人物就是令尹子文。　　子華說：「從前令尹子文上朝時，身穿樸素的黑絲綢長衫；在家時，身穿簡陋的鹿皮衣。天未亮就出門上朝，日已沒才回家吃飯。吃完早飯就顧不上晚飯，連一天的糧食也沒有積存。」　　《論語?公冶長》中記載孔子與弟子子張一起探討仁德的內涵。　　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孔子曰：「忠矣。」　　從上述四則記載可以看出，斗谷於菟確實是春秋時代公忠體國的優秀政治家。　　在斗谷於菟的治理下，楚國經濟惡化的局面得以迅速扭轉，國力進一步增強。於是，繼公元前666年熊子善大舉伐鄭後，北上中原的宏偉計劃再次擺放到了楚國決策層的案頭。　　從公元前659年開始，楚成王連續三年攻打鄭國。鄭國雖奮力抵抗，奈何力有不逮，所以屢戰屢敗，瀕臨或亡或降的危急關頭。　　面對中原即將徹底分裂的局勢，齊國到底是採取綏靖政策坐視楚國挺進中原腹心，還是斷然出擊粉碎楚國日益膨脹的野心呢？這成了令齊桓公夙夜憂嘆的問題。　　絮絮叨叨從顓頊講到楚成王伐鄭，概括了楚國近兩千年的滄桑和風雲。在本章即將收尾的時候，老師希望能撥開紛繁蕪雜的歷史具象，初步探尋楚國之所以能夠在春秋前期蓬勃興旺的根本原因。

絮絮叨叨從顓頊講到楚成王伐鄭，概括了楚國近兩千年的滄桑和風雲。在本章即將收尾的時候，老師希望能撥開紛繁蕪雜的歷史具象，初步探尋楚國之所以能夠在春秋前期蓬勃興旺的根本原因。　　第一，楚國的自然條件得天獨厚。　　作為人類文明產生和發展的先決條件，自然環境是否宜居具有壓倒一切的重要性。楚國所處的長江流域，日晒充足，水量豐沛，氣候舒適，物產富足，為楚國的崛起提供了物質保證。　　第二，楚國的地緣條件十分優越。　　首先，江漢流域位於中原的南部邊緣地帶，這裡遠離王畿，也是中原大國勢力難以企及的區域，只分布著星羅棋布的諸侯小國以及生產力落後的原始部族，有利於楚國在較為寬鬆的競爭態勢中迅速成長。　　其次，在江漢流域的北部，伏牛山、桐柏山和大別山三座山脈大致呈東西接續分布，很大程度上阻絕了中原政治強權向南方的征伐；在漢江流域的內部，水網縱橫交錯，地形凸凹有致，足以令北方的主戰裝備——戰車望而生畏。　　第三，楚人拼搏奮進的民族性格。　　首先，楚國的歷代統治者積極進取。　　《史記?楚世家》記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川，以事天子。」　　《左傳》宣公十二年的記載中，借與楚軍對陣的晉國人欒書之口說：「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於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日：『民生在勤，勤則不匱。』」　　這些文字描述是熊繹至楚若敖、楚蚡冒（即楚武王的胞兄熊眴)等十六代君王教化民眾，凝聚人心，居危思怠，艱苦創業的真實寫照。　　其次，楚國的民風剛烈堅韌。　　中原民族口中所謂的蠻夷狄戎原是指四方落後的野蠻民族，但唯有「蠻」的字義後來得到演進，從對一方族群的指稱變成了對一個族群性格典型特徵的描述。　　蠻這個字，一眼看上去就野性十足，充滿了兇悍的攻擊力和頑強的生命力。　　老師生長在湖南（湖南是楚國故地），對楚人的蠻性從小就耳濡目染，頗有感觸。　　蠻字的涵義有多種解讀，包括愛國憂民、懷鄉戀土、篤信原始宗教等，但其中最突出最凝練的一點就是，霸蠻。　　霸蠻是一種勇往直前，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幹勁；是一種嚇不怕、壓不倒、打不死的堅韌；是一種認定方向就不回頭，甚至死不講理的執拗。

第二十二章暴走（十）　　楚國之所以能夠在春秋前期蓬勃興旺的根本原因。　　第一，楚國的自然條件得天獨厚。　　第二，楚國的地緣條件十分優越。　　第三，楚人拼搏奮進的民族性格。　　首先，楚國的歷代統治者積極進取。　　其次，楚國的民風剛烈堅韌。　　中原民族口中所謂的蠻夷狄戎原是指四方落後的野蠻民族，但唯有「蠻」的字義後來得到演進，從對一方族群的指稱變成了對一個族群性格典型特徵的描述。　　蠻這個字，一眼看上去就野性十足，充滿了兇悍的攻擊力和頑強的生命力。　　老師生長在湖南（湖南是楚國故地），對楚人的蠻性從小就耳濡目染，頗有感觸。　　蠻字的涵義有多種解讀，包括愛國憂民、懷鄉戀土、篤信原始宗教等，但其中最突出最凝練的一點就是，霸蠻。　　霸蠻是一種勇往直前，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幹勁；是一種嚇不怕、壓不倒、打不死的堅韌；是一種認定方向就不回頭，甚至死不講理的執拗。　　司馬遷老先生說「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西楚霸王項羽生作人傑，死為鬼雄，寧願橫刀自刎，也絕不屈服，絕不逃避。　　曾國藩文人帶兵，屢敗屢戰，而最終中興清室，時人皆以為「無湘不成軍」。　　左宗棠力挽狂瀾，抬棺復疆，繪就晚清夕照圖中最光彩的一筆。　　楊度在《湖南少年歌》中頌道「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　　賀龍兩把菜刀鬧革命，慷慨護國。　　毛澤東的老師楊昌濟先生說「湘省土風，雲興雷震，威同以還」。　　民國政府組織三次長沙會戰以及常德會戰和衡陽會戰，與小日本打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洵為舉世罕見的惡戰。　　毛澤東28歲時一人一傘闖蕩天下，28年後，他一手創建的新中國崛起於世界東方。　　甚至於說，如果同學們上網搜索一下諸如「全國各省戰鬥力排名」之類的娛樂帖都能發現，湖南穩居榜首，楚地位列前茅。　　上述典故說明，楚人的作風是極其勇敢而堅強的。　　春秋時代的楚國尤為其盛，兵士作戰時恬不畏死，俱以戰死疆場，馬革裹屍為榮。屈原的《國殤》對此作了淋漓盡致的歌頌：「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　　第四，楚國的生產力較為發達。　　首先，楚國較早地掌握了冶鐵工藝。　　中國地域南北各有一條滾滾奔騰、橫貫東西的大河，為什麼黃河會在更大範圍內被認可為華夏母親河？為什麼中國遠古時代的文明遺址大多位於黃河流域？為什麼中國先秦時代的文明活動基本上都依附於黃河兩岸呢？　　原因很簡單，先秦以前，黃河流域的土壤比長江流域的土壤更適宜於人類耕種。而農耕，恰是促進古代文明快速發展的最佳方式。　　所謂「耕」，就是指使用農具翻鬆土地，這一套動作流程里包含了兩個關鍵因素，一是農具，二是土地。　　同學們知道，對於提高人力農耕的效率而言，農具自然是堅硬些好，土地自然是鬆軟些好。而黃河流域的土壤在這方面就具有天然優勢，因為它更加鬆軟，長江流域的土壤則更加緊緻。　　如果遠古時代的農人們人手一把精鋼農具，也許中國南北土壤的這點軟硬差別算不上什麼。但問題是，當時普遍使用的農具，多為石質、木質和骨質，硬度較差，僅夠翻鬆黃河流域的土壤，試諸長江流域，則倍感艱難。　　於是乎，農耕民族在長江流域難以立足，漸漸地大都匯聚到了黃河流域，使得黃河流域最早取得了中華文明發展的主導權。　　到了青銅文明高度繁榮的商周時代，農人們依舊不能恣意地征服長江流域，這是因為當時的人們很少使用更加堅硬的青銅農具。

第二十二章暴走（十一）　　第四，楚國的生產力較為發達。　　首先，楚國較早地掌握了冶鐵工藝。　　中國地域南北各有一條滾滾奔騰、橫貫東西的大河，為什麼黃河會在更大範圍內被認可為華夏母親河？為什麼中國遠古時代的文明遺址大多位於黃河流域？為什麼中國先秦時代的文明活動基本上都依附於黃河兩岸呢？　　原因很簡單，先秦以前，黃河流域的土壤比長江流域的土壤更適宜於人類耕種。而農耕，恰是促進古代文明快速發展的最佳方式。　　所謂「耕」，就是指使用農具翻鬆土地，這一套動作流程里包含了兩個關鍵因素，一是農具，二是土地。　　同學們知道，對於提高人力農耕的效率而言，農具自然是堅硬些好，土地自然是鬆軟些好。而黃河流域的土壤在這方面就具有天然優勢，因為它更加鬆軟，長江流域的土壤則更加緊緻。　　如果遠古時代的農人們人手一把精鋼農具，也許中國南北土壤的這點軟硬差別算不上什麼。但問題是，當時普遍使用的農具，多為石質、木質和骨質，硬度較差，僅夠翻鬆黃河流域的土壤，試諸長江流域，則倍感艱難。　　於是乎，農耕民族在長江流域難以立足，漸漸地大都匯聚到了黃河流域，使得黃河流域最早取得了中華文明發展的主導權。　　到了青銅文明高度繁榮的商周時代，農人們依舊不能恣意地征服長江流域，這是因為當時的人們很少使用更加堅硬的青銅農具。　　導致這種現象出現的原因，主要是青銅文明的發展沒有促使農具得到充分改進。　　冶鑄青銅器所需的原材料——銅、錫、鉛資源稀少，不易採集；並且冶鑄青銅器的技術複雜，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這使得青銅器的冶鑄活動幾乎完全被權貴階層所壟斷。　　而在當時的權貴階層心目中，盛行的文化理念是「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至於農業生產因工具落後而導致效率低下的不足，可以採取密集勞動力投入、增加勞動強度和延長勞動時間以提高農業產出的方法來彌補。　　所以，青銅作為稀缺的、高端的工藝材料，往往被優先用作冶鑄禮樂之器與兵器，這一點與現代考古發掘得出的結論是相一致的。　　當然，即便當時的農人們廣泛使用青銅農具，估計還是無法在長江流域的土地上大有作為。因為，與那些緊緻的土壤較量時，青銅農具仍然顯得脆了一點、軟了一點，損耗過於嚴重，不是長久之計。　　那麼，從生產力的角度來講，中國農民一直要等到什麼時候，才能把長江流域的土壤治得服服帖帖呢？　　答曰：擁有了鐵質農具以後。　　鐵和青銅相比，起碼具備三點優勢。一是鐵礦比銅礦豐富，二是鐵器的製作工藝比青銅器簡便，三是鐵器比青銅器堅韌。　　這也就是說，只有掌握了冶鐵工藝，一個族群才有可能在長江流域發展壯大。而楚國，恰恰就是較早掌握冶鐵工藝的族群。　　楚國作為中華文明史上首個長江流域的強大政權，其產生並不是偶然的。

第四，楚國的生產力較為發達。　　首先，楚國較早地掌握了冶鐵工藝。　　其次，楚國的武器非常精良。　　具體怎麼個精良法，從「自相矛盾」這則寓言中可見一斑。寓言想必同學們都見過，老師就不贅述了，只是想提醒大家一點，故事的主人公是個楚國人。　　寓言的主旨在於嘲笑這個楚國人的邏輯漏洞，卻也從側面反映了楚國製作武器的工藝是相當先進的。　　楚國武器精良的觀點，可以找到兩個方面的理論支持。　　一方面，楚國較早地掌握了冶鐵工藝，鐵的硬度和延展度都很好，是製作精銳兵器的上佳材料。　　另一方面，楚人吸收了苗人的文明精華，兵工技術領先於世。　　我國現代著名的歷史學家王桐齡先生曾在《中國民族史》中說到：「當時苗族文化，相當發達，第一發明刑法；第二發明武器；第三發明宗教。後來漢族所用之五刑，兵器及甲胄，而信奉之鬼神教，大抵皆苗所創，而漢族因襲者」。　　除了鐵質武器精良外，楚國其它材質的武器也不乏上品。因為氣候溫暖濕潤的緣故，楚國所在多有大象和犀牛，楚人以象皮和犀皮製作甲胄和盾牌，其堅固冠絕天下。　　第五，楚國兼容並蓄的政治智慧。　　東周初期的江漢流域是「九夷八蠻」的一鍋雜燴，圖騰宗教、民族風格以及政治理念等衝突嚴重，彼此矛盾尖銳。　　在一統江漢的過程中，楚國依靠武力，滅國無數，擴地千里，但盡量維持了對敵方文明的尊重。　　原湖北省古典文學學會副會長黃瑞雲先生在《楚國論》一文中說：「華夏蠻夷濮越，文明程度相差很大，歷史淵源各不相同，楚國都能加以安撫。楚國在戰爭中從未有過像秦軍那樣，動輒斬首幾萬，也沒有見過大量俘馘的記錄」。　　中國當代楚學泰斗張正明先生也在其所著的《楚文化史》中說：「對於被滅之國，楚人的慣例是遷其公族，存其宗廟，縣其疆土，撫其臣民，用其賢能。即使對於蠻夷，也是相當寬厚的」。　　正因為如此，楚國才能夠得到各民族的擁護，顯示出強大的開放性和凝聚力，建立起一個強盛的積極進取的多民族國家，並且不斷強化其臣民的國家認同觀念，激發他們的愛國主義精神、以及強烈的本土意識和民族意識。　　第六，楚國趕上了千載難逢的好時機。　　春秋前期，東周初立，王室衰微，禮樂崩壞，中原諸侯相互爭鬥，無暇他顧。楚國得以在沒有北方威脅的情況下，迅速而穩定地生育人口，發展經濟，提升國力，整合江漢流域的政治板塊。　　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假如周王室一直處於強盛狀態，像周昭王那樣隔三岔五樂此不疲地頻繁南侵，楚國八有九十難逃香消玉殞的厄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