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女性主義問題與中國社會的變革

【英文標題】Chinese Feminism Problems and China" s Social Reformatio

【內容提要】20世紀80～90年代，中國女性的生存與發展遭遇到建國以來空前的危機。這種危機的出現，一方面源於中國婦女解放運動自身的缺陷；另一方面源於中國從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中三個尚未解決的問題。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中國女性主義研究以對中國家庭、性別狀況的調查提出這一問題，是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對中國社會變革的貢獻，從而證明，當前中國女性主義問題及其研究成果是一個值得全社會重視的方面。

【摘 要 題】本期推薦

【英文摘要】The unprecedented crisis of Chinese women" s living and development in the 1980s- 1990s that have met with since the founding of our People" s Republic was caused by， on the one hand， the shortcoming of Chinese women" s liberation movem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unsettled three problems in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command economy system into the market economy system. These problems presented in the Chinese feminist researches on Chinese family and gender states since 1990s. It shows both Chinese women movement" s contribution to China" s reformation and today" s Chinese feminism research and its achievements ought to be highly valued by all aspects of whole country.

【關 鍵 詞】馬克思主義哲學/恩格斯/女性主義/家庭/中國社會問題　　Marxist philosophy/Engels/feminism/family/problems of China" s society

【正 文】　　　　　　一、問題與研究視野

　　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恩格斯對他和馬克思創立的唯物史觀的觀點作了一個概括：「根據唯物主義觀點，歷史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結底是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但是，生產本身又有兩種。一方面是生活資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產；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產，即種的蕃衍。一定歷史時代和一定地區內的人們生活於其下的社會制度，受著兩種生產的制約：一方面受勞動的發展階段的制約，另一方面受家庭的發展階段的制約。勞動越不發展，勞動產品的數量、社會的財富越受限制，社會制度就越在較大程度上受血族關係的支配。然而，在以血族關係為基礎的這種社會結構中，勞動生產率日益發展起來；與此同時，私有制和交換、財產差別、使用他人勞動力的可能性，從而階級對立的基礎等新的社會成分，也日益發展起來；這些新的社會成分在幾個世代中竭力使舊的社會制度適應新的條件，直到兩者的不相容性最後導致一個徹底的變革為止。以血族團體為基礎的舊社會，由於新形成的各社會階級的衝突而被炸毀；代之而起的是組成為國家的新社會，而國家的基層單位已經不是血族團體，而是地區團體了。在這種社會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從此自由開展起來，這種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構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史的內容。」[1] (第2頁)恩格斯論述的這一原理的內核思想早在他與馬克思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就已經提出來了。恩格斯的理論貢獻在於：(1)從人類文明演進的視角，揭示了家庭史與生產史的相互作用關係，把以家庭為基礎的社會形態向以生產為基礎的社會形態的轉變作為人類文明進步的標誌。根據這一原理，生產關係取代家庭關係而成為社會的主要關係，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而作為人類歷史這一發展的具體表現，就是婦女走出家庭進入公共領域，進而使家庭也成為公共領域的一部分。這兩個部分構成了婦女解放的基本內容。在這裡，恩格斯揭示了人類文明的進步與婦女的解放的一致性，把婦女的解放看作衡量人類文明發達的尺度。恩格斯的這一思想成為當代女性主義運動的主要理論來源；(2)從分析西方家庭的演進，揭示出西方私有制的起源及文化傳統，從而為我們提供了分析民族發展史的方法。有了這個方法，唯物史觀就不再是單線條地描述世界各民族的發展，把各民族的發展歸於一個預設的框架之中，而是把歷史的決定論與非決定論融為一個有機整體，既從宏觀上研究世界歷史發展的必然性，也在微觀處研究世界歷史發展的偶然性和民族發展的特殊性。恩格斯的這兩個理論貢獻對於我們反思當今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革和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設有著極大的啟示意義。　　20世紀90年代，中國開始走向全面的市場經濟建設。從計劃經濟體系走向市場經濟體系，不單是經濟體系的轉變，還涉及到整個社會秩序的重構和思想觀念的變革，是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這場深刻的社會革命直接挑戰了中國的學術界，要求中國學術界破除原有的觀念，聯繫現實，解答中國社會變革面臨的最重大問題：中國應該建立什麼樣的社會秩序？遵循什麼樣的社會理念？建立什麼樣的公共領域？等等。面對這些問題，有的學者主張照搬西方的社會結構和意識形態，有的學者主張恢復中國傳統的社會秩序和文化理念，有的學者主張在全球化的基礎上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體系。這些爭論似乎是20世紀20～30年代新儒學、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論爭的回復，其實是在新的全球化浪潮衝擊下對中國先前革命和未來發展的深刻反思，其中所提出的問題都在當前婦女地位和家庭結構的變化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中國婦女的地位自20世紀80年代發生了質的變化：80年代以前，中國婦女與中國男子一樣，都是作為階級的整體而存在的，不同婦女社會地位的差別主要是由於她們所處的階級地位所決定的。也就是說，這一時期的中國婦女還談不上是一個獨立的群體，因為，這時的婦女不僅不與男子相對立，而且只要所處的階級地位相等，婦女就能與男子一樣，處於社會的中心地位。這是中國歷史上男女空前平等的時代，也是一個缺乏性別文化的時代。然而，80年代以後就不同了。中國婦女開始作為性別群體存在：一方面，婦女，作為一個性別群體，與男性相對立，凸顯出中國社會的性別問題；另一方面，女性群體內部因其受教育程度的不同、所在的城市和農村的系統不同而發生了急劇的分化，形成了女性內部的不同群體之分，從而使中國的社會性別問題變得分外複雜。前者表明，中國社會的人群結構已經由單一的階級結構走向了複雜的利益群體結構，而男女性別的對立就是當今中國複雜利益結構關係的一種表現。後者則具體而生動地展示了中國女性主義問題的獨特性，從而折射出當代中國問題的獨特性。　　鑒於此，本文依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所論述和運用的理論和方法，具體地分析中國女性的地位和中國的性別觀念，以此探討當代中國社會變化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問題。

　　　　　　二、中國的女性權利觀念及其變化

　　一旦面對中國女性群體的現狀，我們就會發現，中國女性的生存和發展是在兩個系統中展開的：在城市，主要是在國家系統中展開的；在農村，則主要依靠社區系統。但是，從觀念上看，國家系統支持的女性權利觀念與社區系統支持的女性權利觀念並不是並立的，更不是相互對立的，而是相互交叉、相互滲透，共同對人們的意識起作用。只是在不同時期，這兩種觀念會有一種佔主導地位，對人們的意識和行為方式起支配作用，而另一種則只起著輔導性的作用。中國婦女地位在80年代前後的變化，正是起主導作用的女性權利觀念發生歷史性變化的結果。80年代以前，佔主導地位的是國家系統支持的女性權利觀念，而80年代以後，佔主導地位的卻是社區系統支持的女性權利觀念。這一事實表明，中國80年代以後出現男女不平等現象，是社區支持的女性權利觀念在人們的意識中佔據了主導地位的結果。進一步說，中國的男女不平等現象是與社區支持的女性權利觀念直接相聯繫的。那麼，社區系統支持的女性權利觀念與國家系統支持的女性權利觀念之間的本質區別何在？社區支持的女性權利觀念又何以會在當今中國人的女性權利意識中佔據主導地位呢？這兩個問題，不只是中國女性的問題，還涉及到中國社會變革的根本問題。　　從女性與社會的關係看，社區系統支持的女性權利觀念實際上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女性權利觀念。這一觀念賦予中國女性惟一的權利是母權，而不是女權。母權與女權是根本不同的：女權是國家主張的女性權利。它是指婦女在社會的經濟、政治與文化生活中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是婦女依靠法律關係取得的，表現為婦女的直接的社會權利。國家主張女權是為了反對中國的夫權，為了女性的解放和發展；而母權則是用於維持夫權、維持男性統治的一種奇特的權利，它是依靠血緣關係取得的，婦女只有多生多育，尤其是生了男孩，才能取得這種權利，而取得了這種權利的女性又會以維持夫權的道德觀念去要求和管理家庭，形成對子女行為的強制性。可見，母權實質上是以男女不平等為前提的，並且是中國封建社會通過家庭權利及其意識鞏固父權制的一種手段。因此，嚴格意義的母權只是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權利，不是女性的直接的社會權利，而且，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對婦女不能進入社會公共領域的一種認可，本質上是排斥和壓抑女性的。　　女權與母權本來是兩種相互對立和相互排斥的女性權利。但是，由於中國社會的特殊性，這兩種權利卻在社會管理中奇妙地結合起來了。中國的現代化是在傳統的農業文明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中國傳統農業文明的核心是家族制度。這個制度的根本特徵就在於以家族為本位。「國之本在家」，「積家而成國」。家族在整個社會中具有基礎性的地位，不僅個人的行為要遵守家族的規範，服從家族的利益，就是國家的行為也必須服從家族的需要；家族的生活方式便是個人的生活方式，亦是國家的生活方式；家族的道德規範便是個人的道德規範，亦是國家的道德規範；家族的價值取向便是個人的價值取向，亦是國家的價值取向；家族是個人的生存場所，亦是國家的生存基地。這種家族制度由於集生產、生活和文化教育為一體，自然也對中國人的行為方式、社會心理有強大的控制力。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改變了國家政權的性質，在城市裡建立起了現代工業和商業，改變了城市人的社會活動方式和社會意識，但卻沒能迅速地改變農村和家庭。這就為家族制度的存在保留了極大的空間，從而形成了中國社會十分奇特的管理結構：在城市，在政府機關，在工作場所，人們遵從的是國家制度，國家的法律和道德理念成為人們的行為準則，而在農村，在家庭中，人們普遍遵從的是家族制度，家族的規則和道德理念支配著人們的行為方式。在50～80年代的中國，城市、國家政府機關、工作場所一直在人們的生活中起著主導作用。所以，國家制度也就成為社會管理結構中佔主導地位的方面，而家族制度，由於作為其基礎的農村和家庭生活處於社會的次要地位，只是作為國家制度的補充形式存在於社會的管理結構中。國家制度與家族制度在社會管理結構中的這種結合表現在女性權利上，便是女權與母權的奇妙結合：在國家工作的場所，女性享有的是女權，而在農村和家庭，女性必須服從母權。這就塑造了中國女性的雙重角色：在國家的工作場所中，她們與男子享有平等的權利，當然也要求她們與男人一樣的工作，在這裡，她們成了社會的「第一性」，而在家庭的日常生活中，她們卻要擔負起家庭主婦的角色，充當社會的「第二性」。正是女權與母權的這種奇特結合，構造了中國女性在80年代以後處於弱勢地位的內在邏輯。　　然而，真正把這一內在邏輯轉變為現實的契機，卻是80年代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這場社會改革從兩個方面引發了今日的中國女性主義問題：　　首先，經濟體制的轉型，引發了女性的就業危機。中國經濟體制轉型的基本內容是變計劃經濟體製為市場經濟體制。計劃經濟體制與市場經濟體制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管理體制：計劃經濟體制是以行政管理為主體，政府在生產、流通、分配、消費等方面都起著主導作用，因而社會發展的各個環節都是由行政機關控制的；而市場經濟則是以市場配置的方式來主導社會的發展，國家只是通過制定法律、法規來控制市場，使其合理化、規範化，在分配上，調節貧富差別，維持社會公正。但是，在20世紀80～90年代，在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還未建立起來時，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國家行政管理體制就已經在許多方面失去了控制，無法有效地調節不同集團之間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市場經濟體制的公平原則以不健康的方式發揮作用，造成了社會的貧富差別，在性別問題上，便是男性利用他們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獲得的優勢並用市場經濟體制的競爭原則淘汰女性，造成了女性的大量下崗。這一過程首先是在城市展開的，隨著市場經濟的全面化，那些在農村城鎮化運動初期曾經獲得了就業崗位的女性，也隨之紛紛下崗。　　其次，社會政治結構和社會秩序的重組，使傳統的倫理關係觀念浮現出來，成為佔主導地位的性別意識。經濟體制的改革必然引起社會政治結構的變化和社會秩序的重組。在這一過程中，男性既然已經在經濟上獲得了優勢，就必然要在觀念上鞏固他們的成果。於是，中國的知識男性便在經濟學、社會學、文學等各個領域製造傳統女性的形象，宣傳傳統的倫理關係觀念，力圖在意識形態的主流中把女性重新定義為第二性，以保持男性在社會結構和社會秩序中的優先地位。這就使傳統的女性權利觀念超出了家庭和社區的範圍，擴展到政府機關和人們的工作場所，並直接挑戰80年代以前一直佔主導地位的女性權利觀念和女性發展的意識形態。　　以上兩個方面分別表現為當代中國女性的現實問題和觀念問題。這兩個問題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中國女性主義的文化批判和改造的問題，從而要求我們重新反思中國婦女運動的理論和實踐。

　　　　三、婦女解放與社會革命

　　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始於1919年，是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緊緊圍繞革命展開。於是，中國革命的理念便是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理念，中國革命的內容便是中國婦女解放的內容。這一點既決定了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優點，也造成了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缺陷。為了對當代中國女性主義問題作出深入的理論說明，我們在這裡著重檢討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缺陷。　　自1919年到1980年，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以1949年為界，可分為兩個階段：1949年以前，中國婦女解放運動是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一個重要方面；1949年以後，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又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這兩個時期的婦女解放運動儘管其內容和形式都有所不同，但本質上卻是相同的，即都是為了階級、為了民族和國家。中國婦女也由此而成為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一支主要力量。在中國，婦女獻身國家，國家也保護婦女。新中國建立後，國家從法律和政策兩個方面保護了婦女的權力：在法律上，國家明確肯定婦女同男子享有平等的社會權利；在參政方面，國家保持女幹部在各級黨政機構中佔有一定的比例。這些規定之所以能夠得到實現，主要依靠了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不僅保證了男女平權的立法，婦女參政、就業等政策的落實，而且也使這些強保護措施顯得合情合理，順理成章。國家通過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實現了對婦女的保護，有效地鞏固了婦女階級解放的成果，加強了國家與婦女的聯繫，同時，也造成了中國婦女解放的兩個根本缺陷：　　其一，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只停留於政治解放層面，始終沒有過渡或深化到社會解放層面。婦女的政治解放和婦女的社會解放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婦女的政治解放主要是指婦女從封建階級的壓迫下解放出來，其解放的方式便是婦女走出家庭，進入社會的物質生產部門，要求婦女在法律上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這種解放歸根到底是以階級的解放為其核心內容，並不包括婦女作為性別個體解放的內容。因此，它只體現人類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階段、一個時期的特殊性，並不會貫穿於全部的人類文明，不具有人類的普遍性；而婦女的社會解放則是從性別歧視的角度批判父權制文化，要求充分肯定、發揮女性的生存價值，以實現文明形式的更新。按照恩格斯的分析，父權制文化的形成是人類文明史的啟端，其中引起的階級矛盾和衝突，對女性文化的否定和壓抑，貫穿於迄今為止的人類文明史的各個階段。因此，婦女的社會解放以婦女的性別解放為內容，是對人類有史以來的文明形式的批判，使婦女解放的內容由政治領域擴展到人們的日常生活領域，由法律的平等深入到觀念的平等，從而實現婦女與男子的事實平等。這就是婦女的文化解放。婦女的這兩種解放在歷史上是相繼發生的，而對於婦女解放的意義又缺一不可：政治解放是社會解放的前提，沒有政治解放，婦女就不可能進入社會的公共領域，也沒有發展的歷史舞台，但是，單純的政治解放對於婦女來說，是一種非常不徹底的解放，因為政治、法律上的平等權利只是婦女獲得生存的外在的社會條件，並不能解決婦女的內在價值的確認和發展問題。而後者只有通過婦女的社會解放才能實現。所以，婦女在實現了政治的解放後，還必須深入到社會解放的層面。然而，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卻始終停留在反封建的革命階段，婦女反對性別歧視只是反封建的武器。一旦反封建的革命完成，婦女解放的使命也就完結了，以後婦女解放只是在實踐上鞏固革命的成果，並沒有進一步從理論上、思想意識的深層上批判和改造封建文化乃至積澱於其中的根深蒂固的父權制文化。這就造成了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停滯狀態，使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在完成了階級解放以後沒有進一步過渡到社會解放。　　其二，由第一個缺陷所決定，中國婦女在其政治解放中只獲得了形式上的獨立、平等權，而沒有獲得事實上的獨立、平等權。所謂婦女事實上的獨立與平等，是指婦女的女性生存價值和生存方式能夠得到社會的認可，婦女擁有自己獨立的人格，以自己的實力參加社會競爭。婦女的這種事實上的獨立和平等只有通過婦女的社會解放才能獲得。在中國，由於長期的封建社會對婦女的歧視和各種禁錮，中國婦女的獨立意識和自身素質本來就很差，革命勝利後，婦女又輕而易舉地獲得了與男子平等的社會權利，這些都造成了中國婦女的惰性，使中國婦女不再繼續婦女的社會解放運動，不再進行自身的批判，不主動在社會中確立自己的性別意識，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質，而是變得越來越依附政策，變得越來越弱，幾乎喪失了競爭力。所以，一旦遇到市場經濟的衝擊，失去國家的保護，中國婦女就迅速地失去她們先前所得到的一切，成為社會改革的犧牲品。這表明，中國女性不僅在家庭中，在社區中是第二性，而且在國家政府、工業和商業等生產領域，也是實際的弱者。　　婦女的問題從來就是全社會的問題，因此，婦女運動的缺陷，同時也是社會革命的缺陷。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不徹底性展示出中國革命的不徹底性，即中國革命只在宏觀層面上實現了政權的更替，卻沒有在微觀上開展文化的批判和改造，沒有實現人們的觀念的革命。這就使傳統的倫理關係及其觀念依然存在於農村的社區中，保留在日常生活的家庭形式中，甚至作為社會管理結構的補充形式加以運用。我們知道，文化的東西、日常生活的東西是人們生活中更為現實而根本的東西，亦是社會結構中更為深層的東西，它既可以積澱宏觀革命的先進成果，也可以蠶食、顛覆這些先進的成果。80年代以來的中國女性主義問題表明，中國的傳統文化、傳統的女性觀念並沒有吸取宏觀革命的先進成果，而是在蠶食、顛覆這些先進成果，所以，一旦宏觀層面的管理結構出現鬆動，它就以不同的形式浮出表面，與國家的力量相對抗。從這一角度看，80年代以來中國出現的男女不平等現象也就順理成章了，它是中國傳統文化對婦女解放運動成果，乃至對中國革命先進成果的顛覆，卻從反面揭示了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和中國革命的不徹底性，從而表明，中國要真正消除男女不平等現象，就必須在微觀上開展深刻的文化革命。這一革命實際上早在80年代的中國社會改革中就已經拉開了序幕。這場革命通過經濟體制變革，深入到社會生活各個層面，不僅改變了人們的生產方式，也日益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家庭的日常生活以及思想觀念。這場革命，也許在新舊秩序的交替過程中，會使那些陳舊的東西浮現出來，但隨著新秩序的建立，這些東西終究會被拋棄，同樣地，這場革命也會摧毀先前革命的一些成果，但它所摧毀的只是附著在這些成果上的假象，這些成果中的那些富有生命力的東西必將被吸納到新的成果和新的形式之中而得以留存下來。　　通過以上檢討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缺陷，我們就會發現當代中國社會變革中的一些重大問題　　(1)公共秩序與個體發展的關係問題。當代中國女性主義問題的出現表明，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的一個根本缺陷就是在公共領域中，只建立國家和民族發展的管理機構和法則，卻沒有建立保護個體發展的管理機構和法則。個體的利益、個體發展的環境以及個體的信用體系均無必要的機構來保證或限制。這一缺陷在國家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時代並不會影響到全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因為計劃經濟體制的主體是國家和民族，個體的利益和發展被看作是從屬於國家和民族的發展的，兩者是一致的，準確地說，是同一的，所以，國家順理成章地把個體的利益和個體的行為納入到國家發展的計劃之中，從而實現了對個體的有效管理。但是，市場經濟體制是以個體性為存在的基礎，為了保證社會每一個個性的發展，它要求在公共領域中有保護和管理個體的機構和相應的法規，這是建立當代社會信用體系的前提性條件，也是市場經濟體制健康發展的有效保證。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不能滿足這一要求，就暴露了它的缺陷。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本來是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卻一直沒有實際地提出這一問題，更談不上有效地解決了。於是，個體成為國家管理中的一塊空白地。一方面是國家無法管理個體，自然也無法保護個體利益；另一方面個體脫離了國家的管理，獲得了一定的發展空間，卻又因其失去了社會的依託，而難以進入公共領域，與國家和社會的其他個體進行有效的協調，從而陷入了發展的困境。這就是當前公共領域與個體相互分裂的狀況。這種狀況的存在不僅給市場經濟的發展帶來了許多的負面影響，而且也使個體難以發展，從而使整個社會管理陷入無序狀態。可見，建立包括個體發展內容的公共領域，有效地協調個體與國家的關係，加強國家對個體的管理，成為中國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關鍵。在這方面，當代中國女性主義研究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觀點，值得借鑒。　　(2)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問題。當前，中國難以重建公共領域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普遍存在著一種把市場經濟與政府作用對立起來，把個體的發展絕對化，以個體發展否定政府作用的觀點。這種觀點對國家作用的認識還停留在19世紀上半葉國家與市民社會對立的水平上。事實上，自19世紀末以來，國家的職能已經由政治統治擴展到社會經濟管理、意識形態的控制等各個領域，成為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而這一點對於中國社會的發展尤其重要。以近10年的中國女性發展為例。20世紀90年代後半期，中國政府充分吸取了女性主義的研究成果，增加了婦女權益的立法，在婚姻法中，制定了禁止家庭暴力的立法，第一次把家庭行為納入到公共領域的立法之中。這些立法不僅有益於女性的發展，也推動了中國公共領域的現代化和民主化進程。這些都表明，政府對建立適合於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公共領域能夠，而且應該有所作為。現在，中國市場經濟發展中出現的許多問題恰恰是缺乏政府作用造成的，因此，如何發揮政府的作用，明確政府應該起什麼樣的作用，是一個需要重新釐清的問題。　　(3)社會變革的複雜性。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中國女性主義研究是建立在大量實證調查的基礎上的。這些調查揭示出，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絕不是單純的經濟體系和政治體制的變革問題，在更深刻的層次上，還包括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複雜聯繫，包括支配著人們的日常生活的傳統的價值觀念與現代價值觀念之間的衝突問題。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解決了民族、國家的現代化問題，卻沒有解決中國家庭、個體以及價值觀念的現代化問題，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提出了家庭、個體及價值觀念的現代化問題，卻又在完全否定、拋棄計劃經濟體製成果的導向中找不到家庭、個體及價值觀念現代化的現實基礎和保證，從而轉向了傳統文化。於是，計劃經濟體制與市場經濟體制的變革與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矛盾、政治和經濟的宏觀革命與日常生活領域的微觀革命的不平衡發展，男女性別群體的形成加速了社會利益群體的分化，這些矛盾和問題交織一起，使中國的社會變革呈現出一個十分複雜的格局。而由這種複雜格局所造成的種種假象又造成了人們認識的複雜性。比如，本來是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矛盾，卻被社會普遍理解為計劃經濟體制與市場經濟體制的矛盾，本來應該在保留計劃經濟體制的政治革命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實現家庭、個體與價值觀念的現代化，卻被社會普遍理解為政治革命是家庭、個體與價值觀念現代化的障礙，把政治當作應該非現代化的因素而排除於當代的現代化過程之外。這就是當代中國出現的非政治化傾向的根源。當然，這種認識上的假象又加深了觀念與現實的衝突。中國社會變革的複雜性要求我們歷史地看待計劃經濟體制的形成和發展，發現計劃經濟體制中的合理之處與不足之處，以建立中國社會變革的自覺意識，而不是一味地否定計劃經濟體制，把一切不合理的東西都歸於計劃經濟體制，從而在盲目地經驗中探索中國社會變革的道路。如果我們的社會變革長期停留在盲目的、經驗摸索的水平上，那麼，中國將為此付出巨大的代價。　　中國女性主義問題的解決依賴於中國社會改革在一個更高的歷史層面上發展。這是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對中國社會變革的期待。另一方面，中國女性主義問題所折射出來的中國社會變革中的問題又要求人們深刻地反思80年代以來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和現實，要求中國的社會改革進一步從宏觀的經濟和政治的革命深入到微觀的文化和意識形態的革命之中。中國女性主義研究以對中國家庭、性別狀況的調查提出這一問題，又是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對中國社會變革的貢獻。除此之外，反思中國女性主義研究還對我們深化唯物史觀的研究有著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以往我們對唯物史觀的理解只限於對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及其所決定的生活方式和社會意識的考察，依據這一觀點，我國學術界一直以城市系統為主體，單向度地考察中國社會的結構及社會群體的狀況。這就使中國社會的研究難以深入和科學化。中國女性主義研究的成果向我們展示了當代中國社會研究的一個新視角，要求我們重新閱讀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不僅要研究馬克思、恩格斯關於物質資料生產方式決定人們的社會生活和社會意識的思想，而且要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從家庭和人自身的生產方式的變化考察人類歷史發展的思想，把女性主義問題作為唯物史觀的重大課題而納入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視野，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女性主義研究的實踐意義和理論意義證明，當前中國女性主義問題及其研究成果是一個值得全社會重視的方面。

　　注釋：　　①關於當代中國女性群體生存狀況，尤其是農村女性的生存狀況，可參見金一虹、劉伯紅主編《世紀之交的中國婦女與發展——理論·經濟·文化與健康》(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出版)「經濟篇」中的幾組調查報告。

參考文獻

　　[1][德]馬克思，恩格斯.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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