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上的自由是更深刻的人生自由

標籤： 李君貌思想

人們往往讚美自由。裴多菲說：「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享利說，「不自由，毋寧死」。《世界人權宣言》則莊嚴宣布：「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在十八世紀的美國，許多南方黑奴冒著生命危險，逃到北方，以擺脫被奴役的命運，實現自己的自由。在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東德，許多民眾冒著危險，翻過柏林牆，以到達西方世界，贏得自己生而為人的權利和自由。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有為數不少的黑磚窯、黑心工廠，不少民眾淪為奴隸，遭到非人的虐待，其中一些人憑著機智和勇氣，逃出這些黑心工廠，獲得了權利和自由。以上自由，我們稱之為外在的自由。它除了政治上的自由外，還包括人身自由，婚姻自由，遷徙自由，商業活動的自由，包括有較多的金錢去添置自己所需要的消費品，包括有健康的身體以從事必要的體力勞動、避免疾病的痛苦。等等。外在的自由，對於人類生存和發展而言，至關重要。它是人性最基本的需求之一，沒有外在的自由，生命便會遭到壓抑，便會感到痛苦，如同一棵樹缺少空氣和水份一樣。它為人類提供有利條件，避開不利條件，為人類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提供更廣闊的舞台，從而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它也是公平正義所在，大地上每一個人都是上蒼的愛子，人人都應獲得自由，對任何一個人自由的侵犯，都是違反了公平正義。但人生在世，不但需要外在的自由，而且需要內在的自由，即精神上的自由。我們不能忽視外在的自由的重要性，但我們不能不嚴肅指出的是，精神上的自由，才是人類自由的落腳點，是更深刻的人生自由。外在的自由給人的幸福是有限的，內在的自由、精神的自由給人的幸福才是無盡的。人類有多種需要，如飲食、交際、安全、權力、聲名等需要，如審美、道德、信仰、思想等需要。前一類需要是低層次的，後一類需要是高層次的。外在的自由只能解決低層次的，僅僅使人的感性得到滿足；精神上的自由才能解決高層次的，使一個人的心靈得到慰藉。《禮記.禮運》向我們描述了這樣一種畫面：「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此畫面善則善矣，美則未美。因為它只解決外在的自由，未解決精神上的自由。《論語》「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向我們展示了這樣一幅畫面：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此畫面非但善也，而且美也，因為它展示了精神上的自由。民主人士向我們展示了民主社會下人人擁有選舉權、各級官員由民眾選舉產生、多黨競爭、新聞自由、三權分立等社會前景。此前景善則善矣，美則未美。不但有民主，而且國民有信仰，有愛心，有理想，有審美素養，以真理為是非，此前景非但善也，而且美也，因為它展示了精神上的自由。正因為精神的自由對於人類而言更加珍貴，所以約翰．盧德克說：我寧願做一個窮漢子，擠在一間狹小卻富有的閣樓上，也不願當不好讀書的國王。正因為精神的自由對於人類而言更加珍貴，所以聖雄甘地並不羨慕經濟雖然較為發達，但人的道德和信仰充滿危機的西方文明，而寧願選擇經濟雖然落後，但民眾富有道德和信仰的印度文明。在一篇文章中，聖雄甘地不無動情地說：「只有當我們的國家顯示出比黃金更珍貴的真理，比權力和財富更有威力的無畏，比熱愛自我更寬廣的博愛，它才能成為一個真正精神性的國家」。喪失精神的自由，使人淪為生命的奴隸；擁有精神的自由，人們才能成為生命的主人。愛默生曾指出，在人的生命中，存在著兩種青春：「除了從我們自然的那一年計算的年齡外，還有另外一種青春和年齡；某些思想總使我們年輕，並使我們青春常駐。那種思想就是對普遍和永恆的美的熱愛」。而我卻要指出，在人類中間，存在著兩種奴隸。一種是被法律剝奪人身自由，或者被惡人強行驅使的人，這種人我們姑且稱之為外表上的奴隸。《湯姆大伯的小屋》中那位被莊園主雷格里用金錢買下、不得不聽從莊園主雷格里使喚的黑人湯姆，便是外表上的奴隸。這種奴隸是可憐的，但如果他有道德有信仰有愛心，他的生命仍然是高貴的，仍然是上蒼最值得自豪的愛子。另一種人，雖然擁有人身自由、政治自由，有錢有勢，但他們不知真理為何物，不知人生的意義，內心一遍黑暗，為無盡的慾望所驅使。這種人我們姑且稱之為意志上的奴隸。《湯姆大伯的小屋》中那位殘暴成性、貪婪冷酷的莊園主雷格里，便是意志上的奴隸。某種意義上講，意志上的奴隸更加可憐。因為他們失去的是靈魂；他們的生命不過是行屍走肉，再也不會有什麼意義可言。從這個角度上說，《湯姆大伯的小屋》真正可悲的人物，不是黑奴湯姆，而是莊園主雷格里。對於整個人類社會而言，告別外表上的奴隸，較為容易；但告別意志上的奴隸，則遠為困難。在我們這個時代，外表上的奴隸越來越少，但意志上的奴隸則仍然浩浩蕩蕩，無所不在。他們或者追逐權力、不擇手段，或者追逐財產、費盡心思，或者耽於享樂、貪圖享受。對於真理、對於道德，對於精神生活，他們統統視而不見。表面上看，他們是自由人，實際上，他們卻不過是權力、金錢、慾望支配下的現代奴隸。泰戈爾曾經寫下這樣一首詩，批判這種權力、金錢、慾望支配下的現代奴隸：「囚人，告訴我，誰把你捆起來的？」 「是我的主人，」囚人說。「我以為我的財富與權力勝過世界上一切的人，我把我的國王的錢財聚斂在自己的寶庫里。我昏困不過，睡在我主的床上，一覺醒來，我發現 我在自己的寶庫里做了囚人。」 「囚人，告訴我，是誰鑄的這條堅牢的鎖鏈？」 「是我，」囚人說，「是我自己用心鑄造的。我以為我的無敵的權力會征服世界， 使我有無礙的自由。我日夜用烈火重鎚打造了這條鐵鏈。等到工作完成，鐵鏈堅牢完善， 我發現這鐵鏈把我捆住了。」這首詩告訴世人，在人們追逐名利的同時，人們無形之中已經為自己鑄起了鎖鏈，使自己淪為生命的奴隸；只有放下追逐名利之心，熱愛真理、與人為善、珍視精神生活，人們才能擺脫無形的鎖鏈，使自己成為生命的主人。外在的自由只有精神的自由照耀，才能產生出積極的意義。人們往往譴責暴君對外在的自由的壓制，往往對民眾爭取到更多的外在自由持歡欣鼓舞的心態。人們卻沒有看到，外在自由僅僅是條件，能不能產生積極的作用，全靠精神的自由去調節。在生活中，不是有許多人，他們手中有金錢，卻用於吃喝玩樂？不是有很多人，他們有許多閑暇時間，卻用於尋釁生事？不是有許多人，他們有言論自由，卻用于飛短流長？很難說，與缺乏外在的自由的人們相比，他們的幸福是更多了，還是更少了，他們對公眾福祉的貢獻是更大了，還是更小了。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一個有良好內心修養的人，一個有愛心、有自制力、熱愛真理的人，如果他得到更多的外在的自由，當是一件好事；一個內心素養低下甚至卑劣的人，一個缺乏愛心、缺乏自制力、不熱愛真理的人，如果他得到更多的外在的自由，則未必是一件好事，因為他必定會濫用這樣外在的自由。我的意思並不是否認外在的自由，我的意思只是：在給人們外在的自由的同時，必須通過教育、宗教、文藝等途徑，使各方面民眾的心靈素養得到實實在在的提高。有人驚嘆於今日美國的社會繁榮、國家富強、民眾幸福，他們把今日美國的社會繁榮、國家富強、民眾幸福，歸功於美國民眾擁有更多的外在的自由，包括三權分立、議會制、普選制、多黨制、新聞自由。他們的觀點雖然有道理，卻不全面。他們不懂得，《五月花公約》、新教徒的新教信仰，才是美國今日各項事業充滿生機活力的最深刻的原因，才使美國人外在的自由不至於帶來惡，而是帶來善。有人熱切地希望中國能早日按照美國模式進行政改，擴大民眾的權利和自由。我知道他們是善意的。但我想提醒他們的是，經過數十年狼奶的毒害，國人的內心世界已經面目全非，嚴重缺乏愛心、誠信、熱愛真理、宗教信仰、自制力，在這種情況下擴大民主、使廣大民眾得到充分的外在的自由，其後果可能是惡劣的。我的意思是說：在積極地推進政改、擴大民眾外在的自由的同時，必須通過教育、宗教、文藝等途徑，全面提高國民的心靈素養，使國民成為有信仰、有愛心、有自制力、誠實守信、熱愛真理的現代人。總之，精神上的自由才是更深刻的人生自由。在精神的自由與外在的自由二者之間，精神的自由，即人類精神世界的充分發展，才是人類的最高價值；而外在的自由則不過是次要價值，雖然外在的自由也是不可缺少的。如果一個人為外在的自由而勞碌奔波，但卻不在乎自己精神的自由，那麼他的行為無異是顛倒本末，只抓住事物的次要方面，卻丟棄的事物的主要方面。如果一個人在珍惜外在的自由的同時，也珍惜精神的自由，並把保持和發展精神上的自由當做自己人生在世的第一要事，那麼他才算是真正了解生而為人的涵義，才能擁有真正美好、幸福的人生。一個不言而喻的事實是：世界本來一片黑暗，是太陽的光芒穿越黑暗，使世界變得光明。同樣，對於人類文明而言，也存在著一個事實，即人類生活本來是渾渾沌沌的，自生自滅，無意義無尊嚴無價值，是不斷發展起來的精神上的自由，使人類的生活變得生機盎然。精神上的自由便是人類文明的光，便是人類文明的火炬，便是人類文明的希望。自古以來，世界各民族都有許多人，將精神上的自由置於外在的自由之上。在古希臘，有一些思想家，熱愛仰望星空，對探究宇宙真諦的興趣更甚於對世俗功名富貴的興趣。在中國古代，則有「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的佳話，無論物質環境如何惡劣，始終保持自尊、平靜、善良的心地，始終保持對真理的熱愛和追求。在歐洲中世紀，在古印度，在中國古代佛教寺院中，都有許許多多人，與世無爭，致力於修心養性、探索真理、宗教體驗，他們在人格上為後人樹立起光輝的楷模，他們的探索成果也成了人類文明無限寶貴的精神財富。近現代，在經濟發展、科技進步的過程中，許許多多人們的思想步入歧途，把物質需要當做人生在世的第一重要的需要，把物質因素當做社會發展的決定因素，把經濟、科技、軍事發展當做治國安邦的第一要務。但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仍然有許許多多有識之士，堅決與這股思想逆流作鬥爭，旗幟鮮明地指出：精神因素才是人類文明的決定因素，精神上的自由才是人類最深刻的需要，精神文明的發展才是治國安邦的第一要務。這些有識之士，有斯賓諾莎、康德、雨果、梭羅、托爾斯泰、甘地，泰戈爾，雅斯貝斯，史懷澤，張君勱，德日進，張中曉，等等。如果說康德的名言「有兩樣東西，我們越思考，它就越感到敬畏，那就是我們頭頂燦爛的星空和我們心中的道德」描繪了我們每個人靈魂深入對精神上的自由的深深熱愛；如果說張中曉的名言「真正的人的意義是成為名副其實的人，不僅能夠獲得生存，並且有機會鍛煉自己的心靈和發展自己的精神，不陷於心靈空虛和精神窒息。最偉大的工作是人們作為人，作為精神實體完成的人」為我們展示了生而為人應追求的美好人格；如果說黑格爾的名言：「一個民族有一些關注天空的人，他們才有希望，一個民族只是關心腳下的事情，那是沒有未來的」揭示了精神上的自由與一個民族興旺發達的緊密聯繫；那麼，我們完全可以說，聖雄甘地的名言——請允許我再次援引——「只有當我們的國家顯示出比黃金更珍貴的真理，比權力和財富更有威力的無畏，比熱愛自我更寬廣的博愛，它才能成為一個真正精神性的國家」，則奏響了弘揚精神上的自由的時代最強音。它必然呼徹大地，響徹雲霄，使更多的民眾走出物質主義的泥潭，給每一個熱愛精神上的自由的民眾以巨大鼓舞！在我看來，許許多多人在看到斯大林主義、文化大革命所犯下的罄竹難書的罪惡的同時，卻對西方資本主義盲目推崇，這是不對的。資本主義雖然片面強調物質財富的增長，片面強調人與人的競爭關係，片面強調商業利潤，既不利於社會和諧、保護自然環境，也損害了人的精神上的自由。站在斯大林主義的立場，批判資本主義，固然是荒唐的；但我們必須站在人道主義、人的價值、人的精神上的自由的角度來批判資本主義，指出它的帶來的災難，指出其對於人類文明所犯下的罪惡。中國從八十年代開始，逐漸步入資本主義，危害是巨大的，但一直缺乏深入的、說理的、冷靜的批判，這實在令人遺憾。在我看來，近現代西方思想文化雖然在一些方面取得成就，但這些成就卻不可高估。斯賓格勒說西方在沒路，黎鳴說西方哲學死了，都是有道理的。近現代西方思想文化過於強調科學的作用，無視宗教的作用，過於強調物質利益，無視或者忽略道德；過於強調功利的重要性，忽視非功利的重要性；過於強調理性、經驗、分析，無視心靈、超驗、綜合。他們的學術論著，在文字上洋洋洒洒，卻沒有心靈感召力；而一切思想，真正的價值在於：給人們的心靈以感召，使對方產生對真理的熱愛，對美德的熱愛，對自私、虛偽、殘暴、不珍視精神生活的低劣品質的羞愧和厭惡！我感到現代西方文化，與古代思想相比，與《聖經》、印度宗教典籍、中國儒家典籍相比，一些方面取得進步，但更多的方面則出現了倒退。在我看來，中國傳統文化存在著不少缺點。如過於強調「學而優則仕」。如過於強調學以致用。如過於看重別人對自己的評價。如過於強調個人對於家庭、宗族的責任。這些都不利於人們精神上自由的發揮、發展。使中國社會難以產生特立獨行的人格。像賈寶玉這種超塵脫俗、不在乎實際事務、不在乎他人評價，想在精神的世界上找到一塊清靜、自由、獨立之地的人，在中國傳統社會很難生存。像愛默生所說的一種人——雖然也尊敬自己的親朋好友，但決不服從親人朋友的習俗，決不願意把自己的好惡隱藏起來，決不出賣自己的自由和力量去顧全親人朋友的意志——這樣一種視精神的自由為生命的中國人，少之又少。像歐洲中世紀那種學者，僅僅出於好奇、興趣，而不是出於實用，來研究科學的，在中國並不多見。缺少宗教熏陶，使中國人的思維與實際生活太過接近，而與實際生活太過接近，必然使中國人的精神的自由受到限制，無法在更廣闊的天地馳騁，無法產生類似雨果、康德、甘地、泰戈爾這樣有廣闊胸襟、博大心靈的偉大思想家、文學家。在我看來，一些庸俗唯物主義者津津樂道的經濟決定論、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與人的根本關係是經濟利益關係、物質決定意識、人性是社會關係的總和，等等論斷都是嚴重錯誤的。它們低估了精神因素對於物質因素的反作用，它們不了解人類心靈世界的神奇性，它們尤其不了解這麼一個道理：人不同於禽獸，人應堅持做人的道德良心，人應堅持做人的價值尊嚴，無論在什麼處境下都決不在物質因素下低頭。「賊眼看人都是賊」，只有心中充滿物質需要、沒有心靈需要的人，才會認同於物質決定論、經濟決定論，才會認為人生的最大幸福在於追求物質生活，而不是追求精神生活！在我看來，當前中國缺乏的，並不僅僅是民主；當前中國缺乏的，還包括對精神上的自由的熱愛。一些自由主義者還在批評道德，似乎談道德必然是偽善，卻不知道道德是普世的，是永恆的，沒有道德的社會，決不可能有民主的產生和發展。《大國崛起》電視系列劇，對歷史上曾經輝煌一時的大國的物質文明成果，津津樂道，卻很少去發掘大國崛起的精神文化因素，尤其是大國崛起的價值觀、宗教信仰因素。人們應當認識到，離開價值觀、宗教信仰的崛起，這樣的大國崛起，必定是民族的災難，民眾的災難，人類的災難！蘇聯的崛起，日本在二戰之前的崛起，法西斯德國在一戰之後的崛起，及其這些國家的崛起給人類社會造成的深重災難，都是明證！在我們民族所在的這個時代，各級官員的議事日程中，ＧＤＰ的增長才是重點，精神文明不過是搞搞形式、喊喊口號而已。從官員到民眾，人們普遍缺乏愛心，缺少誠信，缺少信仰，缺少審美素養，缺少對真理執著追求。總之，我民族國民普遍缺乏對精神的自由的熱愛和嚮往。而一個缺乏對精神的自由的熱愛和嚮往的社會，會有前途嗎？一個缺乏對精神的自由的熱愛和嚮往的民族，會有希望嗎？筆者深為憂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