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能引發革命嗎？——文人政治與法國大革命 | 微思客

一、文人為何熱衷於政治：一種新的政治文化的形成

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分析了法國大革命前，文人對於政治的特殊熱情，他們不像英國文人那樣參與到政治實踐當中，也不像德國文人那樣對政治漠不關心，他們熱心於政治討論和抽象理論，但卻對具體的政治實踐不感興趣，即「他們都認為，應該用簡單而基本的、從理性與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則來取代統治當時社會的複雜的傳統習慣」。對此，托克維爾給出了他的解釋，首先，他認為首要原因是現實社會中荒謬的特權現象嚴重，使得文人自然而然地利用理性去構建一個人人平等的理想社會；其次，文人缺乏參與實際政治的渠道，加上政治教育重視抽象原則而缺乏現實政治的內容，使得他們缺乏對於現實政治運行方式的理解。

托克維爾對於文人政治的解釋大體上令人信服地解釋文人熱衷政治討論的動力，但缺乏更加細緻地論證，為了更加深入地理解這一現象，我們還需要理解法國大革命時代的文人與他們之前的文人有何不同，是怎樣的社會現實使得這樣的轉變成為了可能。夏蒂埃在《法國革命的文化起源》中對此進行了分析。文人的政治化的重要因素是公共權力文化與權力政治之間鴻溝的形成，「以公共廣場文化的實踐與動機為一方——它沒有資格、狹隘封閉、不負政治責任，以權力政治為另一方——其利害得失、參與者與行動者均局限在撕裂宮廷的敵對或分裂政治權力掌控者的對抗的狹隘範圍里，兩者之間形成了一道深深的鴻溝。」這樣的鴻溝使得文人的話語領域與政治實踐的話語領域無法融合，「政治的去民間傳說化」與「民間傳說的去政治化」相互呼應。

正是這樣的鴻溝推動了新的公共文學領域——沙龍的產生，這代表著一種自主的文化領域的出現和對國家依賴的減弱。沙龍有著兩個特點：其一，它創立了一種自身的評價體系，不被宮廷政治的審美所支配，也擺脫了傳統的學院權威；其二，它標誌著一個具有自身邏輯的公共文化產品市場的產生，不同的沙龍之間存在著競爭的關係，」其利益攸關之處就是爭奪對從君主和宮廷監護下解放出來的思想生活的控制權「。

與此同時，期刊的出版周期縮短、題材增多擴展了美學批評的空間，使之成為文學公共領域的重要支柱。1734年，近半數的文學期刊是月刊，30年後，在1761年，所有文學期刊中超過半數是周刊或半月刊。讀者能閱讀到的著作數量因此而顯著上升，另一重要的變化是關注題材的增加與轉變，期刊顯示出越來越不關注神學著作，而更多關注純文學和歷史。期刊的流行，使得原本封閉的評價體系變為大眾，使得限制的評價客體變得多元，「通過將讀者樹立為鑒賞的裁決者，從固定的標準和僵化的權威中解放出來，這些文學期刊讓一個批判的、自主的和至高無上的新法庭得以生成，這個法庭就是公眾。」

新的文化產品市場的形成使得公共領域開始政治化。一是因為其與君主制度截然不同的組織性，「現實社會在君主制度之外，以另外的方式和在另外的地方，重構了一個政治社交世界。這個新世界是一個人為基礎，不再以他們所屬的制度性團體為基礎；這個新世界建立在被稱作」輿論「的混亂的東西之上，是在咖啡館。沙龍、共濟會和各種」會社「中產生出來的。我們可以稱之為民主的社交。」二是因為批評和檢驗的對象得以擴展，原先得以豁免於評價體系的神聖產物也被納入了評價體系之中，當流行的沙龍與印刷作品帶給人們這一理念——人們可以自由地評價作品和理念，並在觀念的競爭中得到一種普遍意見的時候，宗教的神秘性與國家的神秘性被減弱，其免於評價的豁免便消失了。

文人政治化的公共輿論為什麼傾向於激進？勞倫斯·斯通指出在英國革命其中重要的因素是「教育的過度擴張」，這種擴張的影響相當大，由於過度擴張的教育導致的就業困難，「所有人都怨恨這個給他們提供了過度教育卻不能給他們提供職位的社會，許多人自然而然地滑向宗教和政治激進主義。」在法國有同樣的場景嗎？ 這些「離心離德的知識分子」是否部分由同樣的原因培養呢？答案是肯定的，實際上在1760年之後，大量的作者發現自己被排除在他們所期望的職位與收入之外，也即根本無法獲得學院里的職位、君主的饋贈和年金，或與官方機構相關的閑差。原有的職位佔有著頑強地排斥著新來者，而新來者在不公的怒火中按照舊制度的常見機制將苦難歸咎於政治，為這種不公平的秩序的倒塌而熱烈期待。

二、文人政治與大革命爆發的關係

（一）莫爾內、泰納和托克維爾的解釋與」回溯性重構「局限

文人政治是法國大革命的思想起源？文化起源嗎？一代代學者給出了他們不同的回答， 莫爾內從三個方面去解釋新思想與大革命之間的必然聯繫。首先，新思想沿著「教養最高的階層到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眾」的社會階梯向下滲透； 其二，這種滲透是從巴黎向外省；其三，這種滲透是逐步加速的。

而泰納則超越啟蒙運動，將大革命的思想根源追溯到更深的古典主義的「推理理性（raison raisonnante)」當中去, 他指出這種思想用」抽象的世界「取代」現實事物的豐富性和複雜性「，用」普遍的人「取代實際存在的活生生的作為個體的人，他將古典主義概括為否定和拒斥現實，「法國的古典悲劇構成風格分離的極端，悲劇遠離日常生活現實；至少歐洲文學沒有比之更激進的」。

托克維爾則強調中央集權對於文人政治在社會中心的推動，正是因為人們普遍感受到的舊習俗和法律帶來的不公平，所以他們容易接受一種推翻一切的普遍政治原則；也正是因為政府剝奪代議制機構，削弱地方自治，加強中央集權，使得公眾無法獲得政治實踐的經驗。最終導致文人承擔了政黨領袖的地位和作用，將大眾導向一個由理性建構起來的全新的社會。托克維爾超越莫爾內的地方在於，他看到了權力的作用——中央集權的加強對於新思想傳播的影響，但他的局限在於將絕對主義的政治實踐與新思想的傳播作為兩個平行、對立的歷史。

筆者認為，托克維爾將「原則與學說」與「政治現實」截然對立的模式，無法更好地解釋文人政治帶來的新的公共領域與現實政治的互動過程，莫爾內與泰納的必然聯繫的建立難以回答關於「回溯性重構」的問題，即造成一種「回溯性幻象」，它是在「事件已經完成時，以及在我們從事件的完成點回顧過去之時，讓我們能夠讀到預示性徵象的逆向進程」。通過構建一種從啟蒙哲學到大革命的必然聯繫，來構建一種連續性，以證明正當性。我們應當如何避免這種風險？一種新的政治化模式將18世紀的思想社交視為一個新的公共領域產生的過程，這個新的公共領域中，理性與批判作為原則，隨著印刷技術的進步和出版自由的逐步鬥爭而影響大眾，通過增加的讀者和討論，消解王權和宗教的神秘性與神聖性，從而將之建立在「公眾運用理性的要求與理性最終獲勝之上」。

（二）印刷、出版業與日益增長的讀者對王權的消解

出版業的繁榮與印刷技術的進步推動了新思想的傳播，其中更為重要的是這標誌著一種自主的公共產品領域的產生。馬爾澤爾布在《出版自由陳情書》中區分使用了兩組概念管理與公正、監管與貿易。他在前一組中選擇公正，並指出了印刷時代對於公共領域形成的影響，「印刷時代也已無可挽回的改變了權力行使的條件。它會讓整個國家喜歡上並且習慣於通過閱讀來進行自我教育。」[14] 在第二組概念中，他選擇了自由，並指出了書籍貿易的規模和需求，這說明了18世紀70年的社會已經存在這樣一個閱讀、討論、批評的公共論壇。

與此同時，出版業的法律也發生了轉變，大量的「默許」作品開始出現，他們打著國外出版的旗號作為掩護，佔據著越來越大的市場份額。隨著公共領域的擴大，以寫作為生的作家開始出現，在次以前，作家並不靠寫作直接生存，他們或者有一定的經濟地位保證經濟獨立，或者找到一位恩主，換取資金支持。根據戴梅里在1748年到1753年間做的調查，434位作家中有101位沒有社會職業，約佔總人數的百分之二十三。作家成為更為自主的群體。

書籍是否引發了革命？對於這一問題，無論是莫爾內、托克維爾還是泰納，都對於閱讀的力量進行了重要的強調，然而，這樣的論證是可疑，正如夏蒂埃所說，「我們一革命事件為出發點，回溯性地閱讀啟蒙哲學著作，並賦予這些著作明確的譴責和說服意義，這麼做毫無疑問是有風險的。」 為了更好的說明這一問題，我們必須進入到當時的法國社會，考察書籍對於社會的具體影響，從而避免「回溯性重構」。

政治誹謗類作品是出版界流行的類型，在沙泰爾出版社暢銷書日前100部書中有15部是「誹謗作品」或「醜聞編年史」，其中《杜巴利伯爵夫人軼事》高居第一。在書中，寶座、王冠等都作為可笑的道具出現，權杖軟弱無力，國王成為葷段子中取笑的對象，通過身體的糾纏，杜巴利吸盡了他的魅力，使得君權的象徵性器官盡失效力。 閱讀作為文化產品的傳播導致的是侵蝕舊制度王權的神聖性的後果，當閱讀越來越平民化、快餐化，閱讀也就喪失了長期以來一直擁有的宗教感。讀者與文本之間建立起一種新的關係，讀者不再傾向於信服和用護，而是大規模的實踐「公開運用個人理性」對於權威進行戲謔和評論。

這種文字對於王權神聖的侵蝕通過對國王形象的簡明刻畫取代複雜寓言而進行。由於文字敘述和雕刻圖像的廣為傳播，凡爾賽宮式微了，通過歷史事件畫面進入寓言故事，國王的真實形象代替了想像，國王的形象不再神秘，公共領域批判精神的不斷發展，「挖空了長期以來與不可穿透的和不可恫嚇的國家神話緊密相連的絕對權威的根基。」

三、結語

通過以上的論證，筆者分析了文人熱衷政治的原因與使得這一轉變成為可能的沙龍、期刊等公共領域的形成，分析了文人政治如何通過這一公共領域，尤其是出版和書籍的方式使得理性在大眾中取得勝利，消解了王權的神秘和神聖，從而在文人政治與大革命爆發中建立起了一種並非必然，但更具有說服力的內在聯繫。筆者看到，在這一文人政治發展的過程中，存在著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的悖論，一方面，正是擁有一定的私人領域，使得獨立於國家權威的公共領域的形成成為了可能；另一方面，也正是由於將私人領域的誹謗政治、賦予政治意義的鬥爭方式，使得大革命後的私人領域被公共領域反噬。

大革命根植在舊制度中，但看上去與舊制度迥然不同，這也是無數學者試圖從文人政治角度為大革命尋找思想、文化源頭的原因之一。從一方面看，大革命發生有其自身的邏輯，並不蘊含在可能導致它發生的任何前提當中，大革命沒有確切源頭，「它堅信自己代表著一個全新的開始具有表演價值：它通過宣稱與過去決裂構建起自身」。但從另一方面，革命的進展往往與革命的願望背反，革命者宣稱的決裂往往是過去的某種延續，可以將革命與啟蒙整體置於一個長時段的進程中，這是「一個現代社會的形成，這是一個現時社會，既無過去亦無傳統，全面朝向未來。啟蒙與革命彼此之間真正的因果關係，是它們共同依賴於超越了它們自身範圍的更廣闊的更整體的歷史現象。」

參考文獻：

羅伯特·達恩頓：《法國大革命前的暢銷禁書》；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

羅傑·夏蒂埃：《法國大革命的文化起源》；譯林出版社，2015年

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1992年

高毅主編：《<舊制度與大革命>解說》；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

林·亨特：《法國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階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

喬治·魯德：《法國大革命中的群眾》；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

Lawrence Stone,The Cause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539-1642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 1972

Alexi De Tocqueville, translated by Alan S Kahan,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編輯： 元嘉草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