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

《曾子》為曾子及其弟子所作。曾子，名參，字子輿，春秋末期魯國南武城人。先祖為夏朝少康子曲烈後代，曲烈被封於曾阝。春秋時曾阝被莒所滅，曾阝世子巫公奔魯，三傳而至曾點（即曾晰）。曾子即為曾點之子，父子二人同受業於孔子。曾子青壯年時參加農事勞作，家庭經濟生活不太寬裕，為養活父母曾到莒國去謀求了一個「得粟三秉」的小官。他受業於孔子後學有成就，便收徒講學。父母死後南遊楚國，「得尊官官焉」。後齊國欲以為相，楚國欲以為令嚴，晉國欲以為上卿，但他一概謝絕，專事研習孔子並授徒，終成儒家名師。他性格沉靜，忠誠老實，為人謹慎，態度謙遜，鄙薄「脅肩諂笑」，並具勇敢精神。他修養全面，對仁、義、禮、信等方面，均按孔子思想行事和修養，特別注重「信」的品德教育。他「孝」行突出，既有認識又有行動，深受孔子讚許。司馬遷說：「孔子以為[曾子]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他提倡「吾日三省吾身」的修養方法。教育學生慎於待人接物，主動自我反省，注重「慎獨」工夫，要求士人具有高度的道德人格和主體精神。唐總章元年（668）被封贈「太子少保」；唐開元二十七年（739）被封為「郕伯」；宋政和元年（111）改封「武城侯」。咸淳三年（1265）被封贈「郕國公」；元至順二年（1331）被封為「郕國宗聖公」；明嘉靖五年（1530）被封為「宗聖」。《曾子》一書自秦代以來已亡失了，但《曾子》中的著作言論散見於《說苑》、《列子傳》、《搜神論》、《韓非子》、《晏子》、《史記》、《新語》、《中論》、《顏氏家訓》等書中，後人對它們加以整理、校刊；我們今天讀到的是崇川馮雲?校刊的《曾子》。馮雲?校刊的《曾子》共八卷，即第一卷《年譜》，第二卷《王言》，第三卷《立事》、《本孝》、《立孝》、《大孝》、《事父母》，第四卷《制言上》、《制言中》、《制言下》、《疾病》、《天圓》，第五卷《補遺》，第六卷《附錄》，第七卷《祠墓古迹》，第八卷《宗子世表》。從中可以看出，我們今天讀到的《曾子》雖然不是《曾子》的本來面目，但它的體制完備，形式和內容上都是成系統的，我們至少可以窺見原《曾子》的精華部分。在內容上，《曾子》抓住了儒學的中心內容，對早期儒家中關於政治倫理的內容加以深化，適應了封建宗法社會的需要，作了系統論證，具體闡述如下：一、重視個人道德修養。曾子注重「內省」的修養方法，提出「吾日三省吾身」，認為「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他把個人道德修養提高到政治之本的地位。他繼續闡述道：「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各個等級的人雖有貴賤不同，修身為本這一點卻不異。只有修身才是本，齊家、治國、平天下雖重要，但對修身來說只是末，因為身不修則家不能齊、國不能治、天下不能平。《曾子》注重自省，要做到「朝有過夕則改」，使天賦的善性實實在在地體現到自己的思想言行中，這就是修身所要達到的境界。二、行孝道。在宗法制度中，基本的關係是父子、兄弟之間的關係，天子與諸侯、諸侯與大夫之間的關係，同時就是父子、兄弟之間的關係。維護這種關係不受破壞，是禮的根本，仁的根本。《曾子》提出三種不同的孝：大孝、中孝、小孝。他說：「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孝有三，大孝不匱，中孝用勞，小孝用力。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所謂「博施」，即博施天下以仁義，以德教化天下百姓，為天下做出榜樣；「備物」，即富有四海，用四海之內的物產來祭祀自己的宗廟。曾子以「博施備物」為「大孝」，顯然是一種家天下的觀念，為祖宗爭得一個天下，顯身四海，光宗耀祖，即他所說的「大孝尊親」。「中孝用勞」，即以勤勞王事，為國家建功立業。但居官理民，要遵循仁義，不殺無罪，不取不義，故能「不辱」其親。所以，曾子所說的「中勞」指一般士宦，由於他們為士為官尚能清廉自守，故能得到一方百姓的讚美；所謂「小孝用力」，指一般老百姓行孝道，即要恭謹誠實地勞動，勤儉節約，服侍父母，即「慈愛忘勞」，庶人的孝是以敬養父母為特點的，但這「養」不只是給口飯吃。曾子關於「大孝」、「中孝」、「小孝」的說法不是指「孝」的程度的不同，而是從「孝」的類別的不同上作區分的。若論孝的程度，則從天子到百姓只有敬與不敬、安與不安，久與不久的區別。《曾子》對孔子思想理解精深，認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里仁》）。曾子事親至孝，「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孔子家語》），發展了孔子的孝道，提出「夫孝者，天下之大經」的主張，並身體力行之。三、提倡仁政思想。早年孔子提出以德為政的思想。孔子說：「通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國格。」曾子進一步發展了孔子的仁政思想，並提出「三至」、「七教」為之服務。曾子說：「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遵道也」，「眾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霸。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焉可以守，三至行焉可以征。七教不修，雖守不固；三至不行，雖征不服。」所謂七教，指「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強果則下廉恥」；曾子認為「七教」是治民之本。而「三至」則指「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至樂無聲則天下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行而用也。」《曾子》從個人道德修養為出發點，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為旨歸，全面繼承了孔子的政治倫理思想，對儒家學說的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可惜的是，到了秦代，秦始皇公開宣布不法先王，下令除「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故殺儒生，嚴令「以法為敬」、「以吏為師」。秦始皇全面否定傳統思想，為後代統治者留下了深刻的教訓。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每當群雄割據、天下大亂之時，儒學也隨之遭殃，被置之一旁；而當天下初定，儒學又被重視，尊為統治思想，以統一人心，起到精神支持的作用。《曾子》作為儒家經典，經過科學的研究和總結，它的封建內容將被淘汰，它的具有生命力的內容將保存下來，並且獲得新的內容和形式，在新文化中得到體現和發展，這將是《曾子》的命運，也是儒學發展的命運和前景。近年來，隨著經濟的繁榮，也衍生了許多社會問題，造成社會道德敗壞，也帶來了人際關係日趨惡化的現象。建立法制社會，固然是我們追求的目標，但是對倫理道德依然要重視，它的基本精神更應予以發揚，諸如禮讓之風、信義之行、廉恥之心、見義勇為、敬業樂群等精神，不是單靠法律就能培養出來的，它依然要藉助禮德之教化。但儒學不可能也不應當政治化、意識形態化，它只能是我們創造新的文化體系的一種根基，一種思想文化資源。同樣，儒學的政治哲學和治國之術，也只能作為我們現代政治和政治家的參考和借鑒，作為一種資源利用。資源是一種無價之寶，我們沒有權力浪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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