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學視角透視世界現代化進程

　　內容提要：錢乘旦教授是我國現代化研究領域的開創者之一，他從歷史學的視角出發，對英國及世界現代化進程進行了分析和考察。在錢教授看來，和平漸進的改革是英國政治現代化道路的重要特色；政治現代化和工業化都存在著３種基本模式，這些模式對現代化後來者都產生過程度不等的影響力；世界近現代史的主題是現代化，應該以現代化為主線，構建世界近現代史新的學科體系；現代化失誤與「反現代化」是現代化進程中常見的現象，對它們的深入研究可以為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提供有益的經驗。

　　作為一個歷史過程，現代化潮流方興未艾，在中國乃至整個第三世界，現代化依然是人們孜孜以求的最為迫切的目標。對現代化後來者而言，如何認識與把握世界現代化的進程，並從現代化先行者的經歷中吸取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是值得我們關注的現實課題。為此，記者專門採訪了現代化領域的研究專家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錢乘旦先生。

制度創新與英國現代化道路

　　記者：作為現代化的開創者，英國在近代歷史上曾建立起長達一個世紀的世界霸權。英國霸權的興衰是學術界探討的一個熱門話題，您曾從制度創新角度對英國霸權的興衰進行了解釋，給人耳目一新之感，在此您能否對這一點予以展開闡釋呢？

　　錢乘旦：英國的霸權與現代化是聯繫在一起的，沒有現代化也就沒有它的世界霸權。從某種程度上說，現代化也是一種制度創新；在近代世界，英國就是通過制度創新引領時代潮流，並迅速崛起成為歐洲強國、乃至世界強國的。一個時代潮流，往往表現為一種新制度的出現，誰能夠做到制度創新，誰就走到潮流的最前面。制度創新包含兩層涵義：一是創造前所未有的新制度，為未來指引方向；二是使原有制度不斷更新，不斷保持活力，能夠與時俱進，這二者在英國都得到了體現。

　　在近代歷史上，英國開創了許多世界第一，創新成為英國崛起的關鍵性因素：首先是政治制度的創新，表現在英國人率先建立起現代政治體制——君主立憲制以及現代意義上的政黨政治，從而實現了政治現代化，並為工業革命的發生創造了一個自由、寬鬆的政治環境；其次是經濟領域內的制度創新，表現為英國首創了一種全新的工業生產力，通過工業革命而率先進入工業化社會，並引領世界各國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另外還有思想文化方面的創新，亞當·斯密與大衛·李嘉圖的「自由放任」思想、邊沁等人的「功利主義」思想、托馬斯·莫爾與羅伯特·歐文的空想社會主義學說，乃至從英國工人運動中誕生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等等，都表明英國在思想文化的發展上走在時代前列，制度創新的最終結果是英國一躍而成為世界霸主。不過，到１９世紀末期，當英國不再能進行制度創新時，其走向衰落也就在所難免了。英國霸權的興衰充分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一個國家的振興和強大必須依靠其制度創新，特別是像英國這種規模的國家要想爭當世界第一，就必須始終掌握領先的法寶，必須在一些關鍵性領域引領世界潮流，制度創新能力由此決定著國家的興衰。對於２０世紀英國的衰落，我的看法是：英國並沒有沒落，也不是在走下坡路，英國還有活力，仍然在前進，只不過她已經失去制度創新能力，從而不能走在時代潮流的前列，從而淪為一個二流國家，這也是英國本該所處的地位。

　　記者：英國在現代化方面遠遠地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您對現代化的研究也正是從英國開始的，那麼，您是如何認識與總結英國現代化道路的呢？

　　錢乘旦：我對英國現代化道路的探討是從研究改革問題開始的。在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初，學術界存在一種僵化的思維模式，即崇尚革命，批判改革。其實在我看來，改革與革命只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兩種不同方式，它們都可以推進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對其中一種方式的強調並不意味著對另一種方式的否定，二者之間不一定相互對立、相互排斥。從世界歷史來看，通過改革完成社會轉型的個案也較為多見，更何況改革是一種代價相對較小的更為普遍的社會轉型模式，在不少情況下，只有當改革道路走不通時，革命才會走上歷史前台。

　　我們知道，英國通過工業革命完成了經濟起飛，而在政治現代化方面，英國則通過和平、漸進的改革，實現了政治民主化，這一點成為英國政治發展道路的重要特色。克服專制王權，實現權力向下轉移，是其政治現代化的第一個目標。英國人首先嘗試革命手段，但失敗了。通過１６８８年光榮革命的妥協，英國完成了從君主專制向君主立憲制的轉變，一種現代意義上的政體框架開始形成。隨後，在打破貴族寡頭統治、向民主政治邁進過程中，英國人徹底擯棄革命手段，一而再、再而三地採取改革方式，這就有了始於１８３２年的多次漸進的議會改革，它們引領英國最終實現政治民主化。值得注意的是，改革之所以能成為英國政治現代化的重要手段，關鍵在於統治階級在迫不得已時所做出的適時讓步。英國統治階級雖然保守，但並不頑固，當民眾的改革意願表達得十分充分並且面臨暴力革命威脅時，統治者就會適時退讓，滿足人民的部分要求，逐步擴大政權的基礎。正是通過一點一滴的妥協和退讓，英國古老而傳統的政體框架內，被裝進了許多全新的政治內容，英國在保留君主制的前提下，順利完成了向現代民主社會的轉變。

各國現代化模式的比較

　　記者：在對英國現代化進行充分把握的基礎上，您後來由點及面地對各國現代化模式進行了探討。下面，請您談談一些比較典型的西方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所走過的不同道路。

　　錢乘旦：英國在現代化方面遠遠走在其他國家前面，我將英國現代化的特色總結為改革道路，由此出發，我又考慮到其他國家為什麼不是這樣，於是就把同屬歐洲的法國、德國拉進來加以比較，去探討發達國家不同的現代化道路問題。在與陳意新合著的《走向現代國家之路》一書中，我探討了英、法、德現代化的３種模式。民族國家的形成對於現代化的啟動至關重要。英國在１４８５年建立專制王權，完成民族國家統一，重商主義作為國家政策廣為推行，英國很快成為歐洲強國。此後，英國又通過「光榮革命」克服了專制王權，議會成為最高權威。在君主立憲制的政治框架內，英國又用和平、漸進方式實現政治權力的轉移，從而完成了政治民主化歷程。在寬鬆、自由、和平的政治環境中，個人創造力得到充分發揮，由此開始了工業革命。英國步步走在其他國家前面，始終領導著現代化潮流，因此成為世界強國。

　　法國專制王權的建立要比英國晚一個世紀，其統一民族國家的形成也艱難得多，貴族勢力的強大及其頑固性促使法國建立起歐洲最強大的王權；後來為克服專制，法國人又必須花費更大氣力。法國之所以要用暴力革命來克服專制王權，原因就在於法國專制主義過於強大，王權與貴族堅決捍衛舊制度，不願做出任何妥協，對立雙方只好兵戎相見。然而，大革命並沒有解決根本問題，此後近百年中，法國一直處於革命與復辟的輪迴中，社會持續動蕩，經濟發展速度受到影響，工業化進程緩慢。直到１８７０年後，法國模式突然發生轉折，由對抗轉為妥協，此後法國就確立起議會制度，不再發生革命了，法國人開始用協商手段逐步建立起民主制度。

　　德國的經歷則正好從正反兩方面說明了這一問題。長期的分裂局面使得德意志民族無法作為整體來追求國家現代化，因此遠遠落在英、法等國後面。１８７０年後，舊的容克地主貴族通過對外戰爭實現國家統一，並掌握了現代化領導權，在隨後短短３０年間，德國完成了經濟起飛，在工業生產方面甚至超過英、法。不過，現代化領導力量的「錯位」給德意志民族帶來無窮災難。為證明其統治的合法性，舊勢力就一再煽動民族情緒，挑起對外戰爭，結果德國成為兩次世界大戰的策源地之一。直到二戰後，德國才被迫進行改造，徹底拋棄舊勢力的影響，新的政治力量終於登上歷史舞台。

　　總體而言，英、法、德３國現代化道路各不相同：英國道路以和平變革為特色，它能長期維持社會穩定，同時又保證社會進步；法國道路是革命式和跳躍式的，它保證法國徹底擺脫舊社會的束縛，但可能影響經濟的發展，國家和人民付出的代價也太大；德國道路中有很多高明之處，但也隱藏著許多危險因素，應該加以注意。

　　記者：以上您談到的主要是歐洲國家政治現代化的道路，但從經濟方面看，現代化主要是一個工業化過程，那麼您對各國的工業化模式是否也進行過探討呢？

　　錢乘旦：是的。在《第一個工業化社會》一書中，我首先對英國工業化模式進行了研究，隨後在與楊豫、陳曉律合著的《世界現代化進程》一書中，我則總結出了世界各國工業化存在的３種基本模式：第一種是以英、法、美等國為代表的「自由放任」模式，其特點是經濟在一種完全「自由」的狀態中運行，國家在經濟活動中僅僅充當監護人的角色；第二種是以俾斯麥當政時德意志帝國為代表的「統制主義」模式，其特點是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起指導、甚至是推動作用，但經濟規律仍舊發揮作用，市場調節明顯；第三種是以原蘇聯，尤其是以斯大林統治時期的蘇聯為代表的「計劃經濟」模式，其特點是國家直接而全面地干預經濟生活，是經濟活動的實際操作者而非監護人，市場機制幾乎不發揮作用。３種模式都能使一個國家走向工業化，完成經濟轉型，不過３種模式均有利弊，因此，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在工業化道路選擇上，充分了解各種工業化模式的利弊，吸取工業化先行者的經驗教訓，顯得非常必要。

現代化主線下的世界近現代史

　　記者：在最近一篇論文中，您以現代化視角對世界近現代史進行了重新解讀，並提出「世界近現代史的主線是現代化」的論點，請您對此加以進一步說明。

　　錢乘旦：歷史是包羅萬象的，也是豐富多彩的，人們可以從不同視角對歷史加以解讀，由此而形成以不同主線寫作的歷史，如階級鬥爭、經濟發展、政治變革等，我們可以用這些主線來觀察世界上發生的許多重大事件。在我看來，近代以來所有的歷史都圍繞著一個共同的主題，這就是現代化。過去幾百年中發生的重大變故，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思想、文化等，無一不是在現代化的主題下進行的。

　　公元１５００年左右，歐洲發生了一系列社會變動，表現在農奴制解體、城市與商業的發展、地理大發現；文藝復興、宗教改革、重商主義的發展、國家統一戰爭、民族獨立戰爭以及國家間爭霸戰爭等，這些變化為歐洲社會轉型，即現代化的啟動準備了條件。當轉型準備工作完成後，現代化首先在政治領域內邁出，英國克服了專制王權，建立了一種新的政治制度，並在寬鬆的政治環境下完成經濟起飛。法國、荷蘭、美國等緊隨其後，完成了政治變革，並開始工業化進程。到２０世紀，歐美國家已基本完成現代化，成為現代化先行者。英國原先的移民殖民地在英國的帶動下也搭車先行，成為發達地區。

　　現代化具有一種擴張的本能，隨著殖民主義的擴張，現代化攜帶著先進的工業生產力，通過強制方式向非西方世界推進。由於歐美以外地區屬於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現代化進程由此而變得特別艱難。從１９世紀中葉起，現代化躍出歐洲，向亞非大陸推進，自西向東橫掃土耳其、埃及、伊朗、印度、中國、日本等。二戰結束後，現代化浪潮推向全世界，時至今日，世界上已沒有一個角落不曾受到現代化的波及了。現代化浪潮席捲全球，它在各地區既表現出很大的差異性，也表現出豐富的多樣性，但現代化方向始終是一致的，即它必須對以農業文明為基礎的傳統社會進行改造，最終確立工業文明。由此看來，近代以來世界上發生的一切事情，幾乎都與現代化有關，現代化的主線在世界近現代史上是非常清楚的。

　　記者：您在對世界近現代史進行重新解讀的基礎上，提出了以現代化為主題、構建世界近現代史新的學科體系的構想。請您具體談談這一新的學科體系的基本框架。

　　錢乘旦：如果以現代化為主題，那麼世界近現代史可以劃分為這樣幾個階段，這就構成了世界近現代史新學科體系的基本框架。第一個階段是現代化準備或醞釀階段（１４—１５世紀），這個階段起源於中世紀晚期，離現在約６００年—７００年，其基本特徵是，在西歐，農業文明逐漸瓦解，民族國家開始形成，這為現代化的啟動準備了條件。第二個階段是現代化啟動階段（１６—１８世紀），即現代化在西方的興起。現代化首先從西歐開始，隨後波及整個歐美世界，而且隨著殖民主義的擴張，現代化把歐洲以外地區捲入到一個「世界體系」中去。第三個階段是現代化在西方國家的成熟與發展階段（１８世紀晚期以後），此時現代化造就的問題或衝突開始出現，通過近２００年的衝突與整合、調整與變革，「成熟的」現代社會在西方國家出現了。第四個階段是現代化的全球擴張階段（１９世紀），現代化潮流與殖民主義齊頭並進，攜著先進生產力在全球範圍內迅猛推進，現代化成為幾乎所有國家的必然選擇。第五個階段是現代社會出現新的轉型跡象（２０世紀中葉以後）。在這個階段上，非西方國家仍在為追求現代化而大傷腦筋，而西方發達國家則出現了超越現代化的新動向，新的社會轉型正在發生，這是否意味著「現代化」作為一個時代即將成為過去？人們正拭目以待。總體而言，縱觀世界５００年－６００年來的整體發展，我認為現代化的主線是十分明顯的，以現代化為主題構建世界近現代史新的學科體系，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從現代化失誤到反現代化

　　記者：在現代化研究中，人們大多關注的是先行者的成功經驗，而對失敗者的失誤則缺少研究。在《寰球透視：現代化的迷途》一書中，您卻反其道而行之，專門探討各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失誤問題，請問您的出發點與主要思想是什麼？

　　錢乘旦：提及現代化，人們很容易聯想到種種美好的東西，似乎現代化是靈丹妙藥，能解決人類社會所有的問題。事實上，這種想法是不切實際的。在多年的現代化研究中，我發現，在世界現代化進程中，失敗多於成功，挫折也多於順利，即便西方國家成功的現代化也包含著許多不成功的因素，更不用說發展中國家追求現代化的艱難歷程了。因此，現代化的失誤或挫折，成為世界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普遍現象，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和研究，甚至比對現代化成功經驗的研究更加重要，因為借鑒別人的成功經驗雖然重要，但警惕別人的失敗教訓更為難能可貴，這也就是我研究的出發點之所在。

　　由於現代化失誤現象的普遍性，所以這本書涉及國家很多，既包括英國、美國、德國、日本、奧地利等西方發達國家，也包括土耳其、巴西、伊朗、埃及、迦納、泰國等發展中國家，甚至還談到了原蘇聯和古巴；所涉及的失誤問題也不少，包括：1.傳統與現代化的關係、2.領導力量的錯位、3.宗教與國家的對抗、4.軍人干政、5.二元社會、6.貧富差距、7.單一經濟、8.部族衝突、9.腐敗問題、10.毒品經濟等。這本書反映這樣一個思想：作為一個歷史發展階段，現代化不是個要不要的問題，而是個必須接受的現實；與歷史上所有階段一樣，現代化不可能十全十美，現代化道路上充滿了陷阱，它會加劇或造成各種問題，這些問題能否妥善解決，直接關係到現代化的成敗。現代化進程中的失誤現象，有些具備歷史必然性，有些則與現代化戰略與現代化推行者的主觀意圖有關。不同類型的失誤應該予以區別對待：對那些難以避免的問題，現代化後來者應該未雨綢繆，儘可能採取措施，將其負面影響降低到最小；對那些不具備必然性的問題，則應及時吸取前車之鑒，及早避開這一陷阱，盡量減少現代化的失誤。

　　記者：最近您發表的兩篇論文中，提出了現代化研究中的一個全新概念——「反現代化」，您稱其為一種「理論假設」，請您介紹一下這個理論假設的基本內涵？「反現代化」與現代化的失誤是不是一回事？

　　錢乘旦：從定義來看，「反現代化」並不是反對現代化，而是用現代化的手段來維護傳統價值取向，來扭轉現代化的方向，從而達到抵制現代化的實質、回歸傳統社會的目的。在英文中，「反現代化」應該被表述為「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而不是「ａｎｔｉ－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反現代化」出現的背景是，在後進入現代化過程的國家，現代化往往經歷一個從「抗拒」到「接受」的過程。一個國家接受現代化可以有兩種方向上的選擇：一種是向前的，即走進現代世界，無論前途多麼變化莫測；一種是向後的，即退回原有社會，但為形勢所迫而不得不推行某種程度的「現代化」，即接受現代化的形式，但最終目標是為了抗拒現代化，用現代化的手段來抗拒現代化的實質。這就是「現代化」與「反現代化」的分水嶺，即前者目標是向前的，而後者目標是向後的；二者外表、形式相同，但其走向、實質卻截然相反。「反現代化」可以被看作是現代化的「鏡像」，它在表面上似乎與現代化歸一，但它的價值取向和目標恰恰是相反的。

　　「反現代化」是處於對現代化「抗拒」與「接受」二者之間的一個含糊不清的隱秘角色，因此長期不被人們所注意。即便如此，我們還是可以從世界歷史上找到一些個案，如，1.中世紀晚期反宗教改革，2.１８世紀的開明專制，3.１９世紀奧斯曼帝國的自我更新，4.中國的洋務運動等。從表象來看，它們都推行一系列現代化舉措，但其實質卻與現代化目標背道而馳，因此可被視為「反現代化」運動。

　　顯然，「反現代化」與現代化失誤不是一回事。現代化失誤只是錯誤，其最終指向還是實現現代化；「反現代化」的目標則恰恰相反，其最終目標是對抗現代化。從這個意義上看，「反現代化」比現代化的失誤還要糟糕，它給一個國家現代化造成的負面後果也可能更為嚴重。

　　記者：您的這一見解給我們很大啟發。最後，請您從世界史學科的視角出發，談談現代化研究應該如何繼續深入下去。

　　錢乘旦：現代化研究已成為各門學科關注的熱點課題，世界史學科已經對世界現代化歷史進程、經驗教訓等進行了宏觀探討和研究，但這種宏觀的、粗線條式的考察，就如同從衛星上俯瞰地球一樣，看到的情況不一定很清楚、很準確。因此，在我看來，我們現在面臨的任務，就是發揮世界史學科的專長，將現代化研究進一步細化，具體來說，就是要更細緻、更微觀地去研究一個一個國家、一個一個地區的現代化歷程。世界上有一、兩百個民族國家，這項工作是個龐大的工程，我所主編的《英聯邦國家現代化研究叢書》就是以個案形式來探討各國或地區的現代化經歷，但目前這樣的工作做得還遠遠不夠，還需要進一步加強和努力。

　　胡錦濤同志曾強調指出，在當前我國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新形勢下，要更加重視學習歷史知識，善於從中外歷史上的成功失敗、經驗教訓中進一步認識和把握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規律，認識和把握時代發展大勢，以推動我國的現代化建設。世界史學科發揮自己的專業特長，對世界現代化進程進行宏觀考察和微觀分析，在此基礎上總結出經驗教訓，這對中國的現代化事業無疑具有非常現實的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