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為何放棄「簡體字」？

今年兩會上，馮小剛聯合張國立上交提案，呼籲恢復部分有文化含義的繁體字，引發媒體熱議。著名文字專家黨懷興回應稱，目前簡化字已深入人心，恢復繁體字，需要投入的人力、財力不可估量，恢復繁體字不可能也沒必要。

揆諸史料，有關漢字繁簡的討論由來已久，錢玄同在「五四」運動時期，就為此發表了一系列文章。他指出，「數千年來，漢字的字體是時時刻刻在那兒被減省的。從殷周之古篆變到宋元之簡體，時時刻刻向著簡易的方面進行。」胡適、蔡元培、周作人、林語堂等都是漢字簡化的支持者。

1934年1月，漢字簡化運動步入實踐，錢玄同在「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上提出《搜采固有而較適用的「簡體字」案》，指出：「（1）現在通行的俗體字；（2）宋元以來小說等書中俗字；（3）章草；（4）行書與今草；（5）《說文》中筆畫減少的異體；（6）碑碣上的別字」，都是固有簡體字。有這些字做標準，「便可用其偏旁而為新的配合」「用減省筆畫的方法而造新的簡體字」。①現行簡體字所遵循的原則，也大致如此。

此後，國民政府教育部預備推行簡體字，遂委託錢玄同主持選字工作。歷時半年，錢玄同選定簡體字2400多個，編為《簡體字譜》。教育部又約集專家審核，確定了324字的《第一批簡體字表》。教育部通令全國，「凡小學，短期小學，民眾學校各課本，兒童及民眾讀物，均應採用部頒簡體字」。以上各種教材，如不採用簡體字，則「不予審定」。②

推行簡體字的命令頒布後，一批政要、名流群起反對，在各地組織「存文會」。其中最極端的戴季陶，據說向蔣介石下跪，「為漢字請命」。迫於壓力，國民政府在1936年1月發布訓令：「簡體字應暫緩推行」。③官方推動的漢字簡化至此夭折，但民間出版了《簡體字典》（4445字）、《常用簡字表》（3150字）等資料。

與之相反，中共在蘇區、抗日根據地、解放區推行簡體字，取得了成功。這些簡體字主要包括「擁、護、干、產、奮、紅、黨、蘇、勞」等，被稱為「解放字」。隨著中共革命的勝利，「解放字」的使用範圍不斷擴大，沿用至今。④

需要指出的是，民國學者倡導漢字簡化的同時，還大力推動「國語羅馬化運動」與「拉丁化新文字運動」，希望一勞永逸地將漢字變為拼音文字。當時有一種說法是，「漢文好比是獨輪車，國語羅馬字好比是火輪船，新文字好比是飛機。」這裡說的「新文字」，指的是「拉丁化新文字」。⑤有關漢字拼音化的問題，現在學界還有諸多討論，只是因其太過超前，未能得到推廣。

1935年，國民政府公布的《第一批簡體字表》（部分）去台後，因大陸率先推行簡體字，蔣只能反其道而行之，轉倡繁體

對於漢字簡化，蔣介石在1952年時舊事重提。他說：「我們的漢字筆畫太多，士兵教育困難，學生學習難度也太大。民國二十四年，我們在政治委員會上通過了一個漢字簡化方案，因戴無仇（戴季陶）的激烈反對而未施行，很遺憾。沒有想到，只過十幾年，他就不在了，我覺得漢字還是應做適度的簡化。」⑥很快，台灣成立「簡體字研究委員會」。

時任「考試院副院長」的羅家倫盛讚「總裁此舉極其英明」，並公開說「中國文字必須保存，但要保存中國文字，則必須簡化它，使民眾便於學習和運用」。廖維藩、胡秋原等106名「立法委員」對羅家倫的言論極為不滿，提交議案：「為制止毀滅中國文字，破壞中國文化，危及國家命脈，特提議設立文字制定程序法……」學者潘重規更激烈地表示，「文字是民族文化的血脈，是千萬世人的公共遺產，不容一世代一部分人專橫獨斷。」⑦隨即引發了一場漢字繁簡之爭。其間，《聯合報》做過一次民意測驗，參與者中，贊成漢字簡化者7315人，反對者4807人。

在這場爭論膠著不下時，因大陸率先推行漢字簡化，使這一問題政治化。如學者林安梧所說，「因政治鬥爭的對方推行簡體，我們就倡導繁體，依哲學角度而言，我們是作為對立面的另一邊，居於『客』位，淪為強勢『主方』的奴隸，結果被逼得硬是要唱反調。」蔣介石不再倡言漢字簡化，誰再談論這個問題，就很可能會被扣上「溝通匪幫」或「隔海唱和」的「紅帽子」。⑧

直至1969年，才由何應欽再次提出「整理簡筆字案」。教育部門會同專家，訂立三點原則：「當局應研究公布常用字，不宜提倡簡筆字；積極研製標準字模，以劃一印刷體；致力研究中文打字機之改良，以求結構簡化，運用輕便。」這意味著台灣當局最終決定繞過漢字簡化，通過技術革新與標準化，實現文字普及。

但在兩岸交往日益密切的今天，簡化字還是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台灣。如台灣餐廳、旅館，很多都推出簡體字菜單；至2011年，簡體字書籍佔到台灣新書的20%。這種狀況引起很多台灣人的擔憂，以至當時的「行政院院長」吳敦義要聲明，「推廣正體字是『行政院』一貫立場政策，也是傳承中華文化，未來不會改變。」⑨可見漢字繁簡，在台灣依舊被視為一個政治問題。

其實縱觀歷史，不管是1949年前的國共兩黨，還是此後的海峽兩岸，政府、民間都有關於漢字簡化的動議。而時至今日，兩岸識字率已在95%以上；計算機的普及，讓書寫難易不再成為問題，當初簡化漢字的理由不復存在。那我們面對這兩種字體，既無需誇大繁體字對傳統文化的傳承，也不必重申簡體字的諸多便利，只要將它們與政治剝離，依據兩岸習慣，倡導「識繁書簡」或「識簡書正」就功莫大焉了。

1920年，錢玄同（右一）參加苦雨齋聚會

注釋：

①《錢玄同文集》（第三卷），中國人民大學1999年，第471、472頁；②③蘇培成：《二十世紀的現代漢字研究》，書海出版社2001年，第196—200頁；④張書岩等編著：《簡化字溯源》，語文出版社1997年，第18頁；⑤劉曉明：《清末至新中國成立（1892—1949）漢字改革史論》，河北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3年；⑥汪曙申：《蔣介石兩次推行簡體字》，《世界知識》，2009年第16期；⑦⑧何卓恩、焦徽：《上世紀五十年代台灣<自由中國>雜誌對漢字簡化的呼籲》，《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2期；⑨戴紅亮：《台灣語言文字政策》，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9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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