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視野中的中國國民性·南方報網·南方日報數字報版

　　【通過世界視野中對中國國民生的觀察、歷史視角下對中國國民性演變過程的剖析,作者認為國民性是可變的,是落後的制度造成了中國人的「劣根性"。中國人身上並沒有「過濾性病菌",要改造國民性,必須從制度方面去努力。】

　　百餘年前,中國在與大英帝國的迎頭撞擊中猝然倒地。今天,這頭令世界畏懼的「睡獅"雖然「漸已醒",但心有餘而四肢尚無力。特別是腐敗問題及民眾的道德素質問題,困擾著這個大國。中國這個巨人,似乎中了什麼根深蒂固的「過濾性病毒",毒性至今難解。

　　中國人的「劣根性"曾經被認為是中國一切問題的罪魁禍首。百多年來,多少人都想盡辦法來破解這個問題。魯迅分析阿Q之國民劣根性,柏楊提出醬缸文化說,龍應台大聲疾呼「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但是,百餘年來,中國人的國民性似乎並無太多改觀。

　　出版過《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中國皇帝的五種命運》等作品的作家兼學者張宏傑的新作《中國人的性格歷程》,提出了一個新的思路。

　　這本書從世界視野和歷史視角兩個維度出發,橫向比較了中國人與韓國人、日本人、美國人以及猶太人的民族性格,縱向分析漢文化與滿族文化、蒙古族文化的文化差異,探討了滿族等民族是如何在漢化過程中失去「狼性"的,剖析了中國人民族性格的「羊性"的起源。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只有通過與其他國家的比較,我們才能更清晰地把握中國人國民性的演變過程和趨勢。作者認為,百多年來關於中國人「劣根性"的指責,其實是一種誤解。並不是只有中國人酷愛隨地吐痰。作者舉例說,甚至到了1731年歐洲還在隨地大小便。中世紀的歐洲《禮儀書》中說:「痰不要吐到桌子上,也不要飛過桌子。"至少到那個時候,我們比現在的歐洲白人要文明得多。

　　在20世紀60年代以前,韓國是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之一,韓國人也是世界上最被人瞧不起的民族。梁啟超在《朝鮮滅亡之原因》中甚至把朝鮮亡國歸因於朝鮮人的國民性。他認為朝鮮人是個窩裡斗比中國還嚴重、性格陰險、貪圖安逸的民族。韓國人自己也承認民族性存在著致命缺陷。朴正熙上台的宣言中,就直言不諱地指出了韓國人缺乏獨立精神、懶惰、自私自利、相互憎恨和宗派主義。他號召韓國人改造國民性。而在幾十年後,韓國人在世界上以團結、民族主義、勤奮好強、整潔、認真而聞名。

　　作者張宏傑認為,韓國人和中國人秉性上確實有不同之處。由於歷史和地理、氣候原因,韓國人和中國人性格一剛一柔。文化的發達和爛熟,使中國人過於圓滑和精明。而朝鮮社會長期經濟十分落後,朝鮮人身上也保留了更多的質樸本性。韓國人和中國人的另一個不同是一個急躁一個從容。韓國人最常用的口頭語是「快點快點"。而中國人的慢性子也是聞名遐邇。作者認為,形成這種反差的原因同樣在於地理因素。由於面積小人口少,朝鮮作為一個國家,反應能夠相當迅速。而中國的體積使它的動作不能不緩慢悠然。中國太大,情況太複雜,任何一項措施,慎之又慎,否則很可能覆水難收。這就像一隻大象,再怎麼敏捷,看上去也是笨頭笨腦。於是,中國政治家選擇了偷懶的辦法,什麼事都一刀切,什麼事都按舊例來。遇到矛盾最佳選擇就是進行擱置,不予處理。所以,科學理性的管理最終在西歐小國而不是中國這樣的大國發芽發展起來,並且在韓國這樣的小國被迅速應用。從這個角度,我們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秦始皇統一中國的豐功偉績的另一面。

　　如果僅僅得出這些結論,那麼,這本書不過是重複了「民族性"、「劣根性"的老調。讓我們意外的是,作者敏捷地從這些分析中跳出來,指出,民族性格的不同,並不是造成中韓兩國社會發展差距的主要原因。相反,是近幾十年中韓兩國社會發展方式的不同,進一步造成了兩國國民性格的不同。

　　韓國之所以應該引起中國人的關注,不僅僅是因為它的迅速崛起,更是因為它是在與中國完全相同的社會文化背景下崛起的。誰料到,幾十年後,中國和韓國,分別成為東亞文化圈中現代化轉型最快和最慢的兩個代表。

　　對比中韓兩國二戰後的發展,我們吃驚地發現,幾乎在所有的主要方面,韓國的發展都比中國更有效率,更合理。在困擾我們的諸多重大問題上,比如農村問題、教育問題、收入差距問題、民族凝聚力問題、如何對待文化傳統問題以及領土爭端問題上,韓國人都為我們做出了榜樣。

　　【韓國和日本、猶太民族和美國,把中國國民性與他們做一對比,可以清楚地看到,國民性是由一個民族所生存的地理環境、歷史遭遇和社會體制共同決定的。】

　　通過對比中國與其他諸國的發展過程,作者認為,我們應該重新定義「國民性"。事實上,許多所謂的「劣根性"反映的是前現代化的社會性格。散漫、一盤散沙,這和小農社會生活節律相適應；不敢獨立思考,這是專制社會培養出來的順民品質；而缺乏自尊、動物式生存,則反映了嚴酷的生存條件對人性的扭曲。

　　所以,作者把「劣根性"或者所謂的「中國國民性"改名為「前現代化社會性格"。作者說,我們社會中屢屢為人批評的沒有公德心,不遵守規則,即是因前現代化的社會體制使廣大民眾沒有充分體會到國家主人的感覺和對規則的充分信任,他們自我感覺基本還是幾千年來被政府管理的被動者,所以沒有做主人的自豪感責任心和積極性。所以他們往市政府的廣場上亂扔垃圾。在他們的眼裡,這個耗資巨大的廣場建設的時候並沒有徵求他的意見,也不考慮普通市民的喜好,只是官員們的政績工程,所以他們激不起珍惜之情。

　　通過世界視野中對中國國民生的觀察和歷史視角下對中國國民性演變過程的剖析,作者認為國民性是可變的。是落後的制度造成了中國人的「劣根性"。中國人身上並沒有「過濾性病菌",要改造國民性,必須從制度方面去努力。

　　一個人不走出自己的思維誤區,不改變自己錯誤的行為模式,而僅僅要改變自己的性格,是不可能的。同樣,一個民族,不謀求社會機制的改革,而單純要改變落後的民族性,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充分現代化的社會,才能產生「現代性格",否則,無論用多麼大的力量去進行思想改造、進行宣傳鼓動,進行典型引路,都如沙上建塔,是一種不可能成功的本末倒置。

　　韓國和日本的國民性形成過程告訴我們,東亞文化遺產的作用是正面還是負面,取決於我們如何運用。而通過與古老而較小的猶太民族以及年輕而龐大的美國的比較,我們則可以清楚地看到,國民性是由一個民族所生存的地理環境、歷史遭遇和社會體制共同決定的。

　　通過對比草原民族與農耕民族的命運演變過程,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中國文明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是如何失去它的現實、理性與活力而陷入僵化、保守和昏憒的。中國是個多災多難的國家,中國人的性格氣質因此存在許多缺陷。只有像某些先進國家那樣奮然前行,用大力氣去改變社會制度機制中至今仍然存在的種種不合理,才能使中國人的性格氣質發生根本性改變。只有在一個成功、公平、每個人都能揚眉吐氣的社會裡,中國人才能重拾春秋的剛強和盛唐的自信,重新找回一個泱泱大國人民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