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沈從文：一個「鄉下人」的愛情書寫

1988年的今天，沈從文逝世。沈從文的獨特愛情書寫，他的愛情故事，以及那句著名的情話——「我行過許多地方的橋，看過許多次數的雲，喝過許多種類的酒，卻只愛過一個正當最好年齡的人」，至今為人們津津樂道。沈從文讚美翠翠、三三這樣溫柔淳樸的鄉間少女，實際卻愛著張兆和、高青子這樣的摩登女性，正如他自矜於鄉下人的身份，同時卻努力成為一個紳士。本文選自今年的愛情專刊《讀吧，愛情》，今天重發此文，以緬懷這位文學大家。

沈從文（1902~1988） 憤怒的怯漢

1923年8月，在行伍中謀生的小書記官沈從文，厭倦於部隊間無意義的殺伐和浪費，在「五四」運動餘波的拋擲下，來到北京。據說，他當初的想法是「來尋找理想，讀點書」。饒有趣味的是，他的出走也與一場失敗的戀愛有關。在湘西，沈從文曾鍾情於一個馬姓女子，並為她寫下大量舊體詩，結果卻被她的弟弟騙走一筆母親賣房後存放他那的巨款，在後來的自傳中，這一事件被沈從文稱為「女難」。

這彷彿是一個預示，此後在北京乃至上海漫長的文學學徒階段，沈從文需要面對的不僅有生存之苦悶，更有愛欲的苦悶。這樣的苦悶大量投散在沈從文的早期小說之中，某種程度上，這也是如沈從文一般寄居在會館與公寓之間，希圖用一支筆改變世界的外省青年普遍的情緒。彼時，經由周氏兄弟介紹過來的日本人廚川白村《苦悶的象徵》的創作理念，成為影響一時代的寫作風尚。

從前門外的酉西會館遷居到老北大附近的沙灘公寓，空間格局的遷移，使早年沈從文得以幸運地結識了於賡虞、胡也頻、劉夢葦、馮至、陳翔鶴等一批文學青年。相濡以沫有之，但沈從文這個多少有些獃氣的鄉下人，與其他人的最大區別是他沒有學歷，有的只是數年行伍經歷與湘西故鄉蘊藏的神奇故事。生活的窮困，與學歷的自卑，讓剛剛闖入大城市的沈從文，自覺猥瑣，不敢像身邊剛被解放的「五四」一代，大膽追求愛情，他甚至覺得那是與自己無份的事情。

另一方面，耽於幻想，喜歡做「遠景的凝眸」的天性，也在折磨著他。在自傳中，沈從文將自己「不安於當前事務，卻傾心於現世光色，對於一切成例與觀念皆十分懷疑，卻常常為人生遠景而凝眸」的性格成因，溯源於小時在私塾中的逃學習慣。正如小說《怯漢》所描寫的那樣，在偌大的北京城裡，一個無所事事、滿腹悲傷，自覺無份於愛情與諸多人生事務的零餘者，便是早期沈從文最為典型的文學自畫像。

「我只是心中怪凄慘。我沒有意義只是來回走。我就看那些打扮得好看的年輕女人買東西。我又隨到這些本來有著男子陪著走的年輕女人後邊聽他們談話，我還故意把步法調成前面人的速度一個樣，好多望到那女人背身一會兒。但我發現另一事情時，我就即時變了我的步法或者回頭走，於是我就跟上第二對人又做無形聽差了。」

無意之間，主人公成為尾行年輕女子的「痴漢」，一邊嗅著「這汗與脂粉香水混合發揮的女人氣味」，一邊充滿自憐地感慨：「這些高的矮的難道不是拿來陪到男人晚上睡覺盡人愛的么？愛這些美媚年少的女人的，難道全是如同梅蘭芳一樣臉子白白的意外還多錢，其中就無一個獃子么？」然而，他很快否定了這瞬間燃起的念頭，認清自己只配看看。在異樣的寂寞之中，他依然不甘心地尾隨著。等對方向他投來鄙夷的眼神時，我們的怯漢，忽然由羞慚轉為憤恨——「是的，你回頭吧，我正要你不愉快。」然而在歸途中，他忍不住嗚咽起來，對愛情無望的幻想，竟讓他淪為別人眼中的痞子。

青年沈從文

《在公寓中》、《看愛人去》等小說都有著類似的悲哀描寫。幻想進一步擴張，便有了表現青年男子冶遊與性經驗的《舊夢》、《篁君日記》、《長夏》、《第一次作男人的那個人》等小說。在發表於1928年的《第一次作男人的那個人》中，有些獃氣的青年男子感動了妓女，但當後者提出嫁給他時，那個可憐而無用的人卻從心裡覺得自己尚且不配得「一個女子作伴的生活」。儘管這些小說中描寫肉體與情慾的手法儼然很老到，可在研究者劉洪濤看來，當時的沈從文「在兩性經驗方面幻想多於親歷，是可以肯定的」。

幻想而非有意識的虛構，沈從文早期小說中虛幻而自憐的愛情描寫，實則受到郁達夫「自敘體」小說的影響。1926年10月15日，沈從文在一篇自白文字《此後的我》中揭示了郁達夫對他的影響：「近來人是因了郁達夫式悲哀擴張的結果，差不多竟是每一個夜裡都得賴自己摧殘才換得短暫睡眠，人是那麼日益不成樣子的消瘦下去，想起自己來便覺得心酸。」而在兩年前的一個冬天，凍餓數日的沈從文，在百般無奈下，還是提筆給北京大學經濟系講師郁達夫寫了一封求助信。讓他沒有想到的是，聞信趕來的郁達夫，不僅在附近的一家小飯館請他吃了一頓飯，還把結賬剩下的三塊多錢全給了他。

情感的壓抑似乎在書寫中得到了暫時的紓解。另一方面，沈從文有關鄉土與軍中生活的浪漫傳奇，讓他贏得了新月派徐志摩、胡適等人的欣賞。也是在這些朋友的建議下，沈從文不無投其所好地朝鄉土傳奇的寫作路徑開拓，在給朋友王際真的信中，他欣喜地寫道：「好像只要把苗鄉生活平鋪直敘的寫，秩序上不壞，就比寫其他文章有味多了的。」上世紀20年代末，沈從文業已成為小有名氣的多產作家，擁有大量以青年學生為主的讀者群體。1929年，由於徐志摩的推薦，上海中國公學校長鬍適聘用僅擁有小學學歷的沈從文為講師，主講大學部一年級現代文學選修課。

然而，現實處境的改善，似乎並未給沈從文的感情生活帶來實質變化。1930年4月28日，在給王際真的信中，他滿懷憤慨地寫道：「看到女學生問我什麼是我最好的小說時，我幾乎要大聲罵他們是蠢東西。我真想說，為什麼就只能花一塊錢買我的小說，卻不能夠花費一點別的，買我的男性的心看看？」

不過，與以往不同的是，沈從文這次終於有了追求的勇氣，其時他剛陷入一場歷時四年的苦戀之中，戀愛對象是他的一個學生，出身名門的「合肥四姐妹」的老三，張兆和。

沈從文的第一次登台授課，在今天看來，儼然就是行為藝術。面對滿屋的學生，儘管準備很充分，可他愣是緊張得在台上呆站了10分鐘，沒講一句話。教室從喧鬧到鴉雀，後來，大學部一年級張兆和在內的女生們，因為替沈從文緊張，甚至不敢抬頭看他。終於開口，又因為過於急促，結果準備的東西十幾分鐘又講完了，不知說什麼的沈從文只好用粉筆在黑板上寫下：我第一次上課，見你們人多，怕了。

沈從文與張兆和合影

不管怎樣，沈從文肯定給張兆和留下了極深的第一印象。而不知從何時起，他開始注意到這個膚色微黑、愛好運動的女孩，並開始了瘋狂的追求。沈從文最擅長的武器仍然是手中的筆，可一份份熱烈的情書寄出去了，卻始終沒有一點迴音。打擊之下，他一度神情恍惚，學生中甚至傳言沈從文要為情自殺。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張兆和帶著厚厚一摞情書，找校長鬍適抗議。沒想到的是，胡適竟笑著建議：「這也好嘛，他的文章寫得蠻好，可以通通信嘛。」張兆和有些尷尬，追求者眾，如果給每個人寫回信，還怎麼學習？

自此，理性沉穩的張兆和抱定「你寫你的，與我無干」的態度，繼續對沈從文不理不睬，並開始刻意地迴避著他。由於沒有收到明確的拒絕，沈從文憑著一股鄉下人的憨氣，繼續不斷地寫著信，直到1932年夏，張兆和畢業回家，那時的沈從文也已前往山東青島大學任教。

儘管沒有回信，張兆和卻禁不住那些文字的好奇與誘惑，她仔細閱讀了每封來信，並將它們收於箱中。後來這些存放在蘇州老宅的信，盡數毀於日軍炮火，讓已為新婦的張兆和心痛不已。僅剩的兩封情書，還是由於發表才保存下來，在其中一封信中，沈從文帶著無盡的愛慕與崇拜，寫下那段著名的情話：「我行過許多地方的橋，看過許多次數的雲，喝過許多種類的酒，卻只愛過一個正當最好年齡的人。」

1932年夏，暑假過後，沈從文決定直接跑去蘇州看望張兆和，為兩人四年的關係做一了斷。去的那天，張兆和碰巧去圖書館看書，接待他的是熱情通達的二姐張允和。沈從文黯然返回賓館，本來就沒信心的他，以為張兆和故意避而不見。

然而沒過多久，在二姐的授意下，張兆和登門邀請。帶著一大包英譯精裝版的俄國小說作為禮物，沈從文再次來到張家，在後來卑微的回憶中，沈從文那天對張家五弟遞來的一瓶汽水大為感動，當即允諾為他寫些故事來讀。

回到青島後，沈從文給二姐寫信，托她徵詢父親對這件婚事的意見，同時給張兆和寫信：「如爸爸同意，就早點讓我知道，讓我這個鄉下人喝杯甜酒吧。」向來主張婚姻自由的張家父親很開明，得到他的同意後，張兆和和二姐一起到郵局給沈從文拍電報。二姐的電報上只有一個字：「允」，張兆和害怕沈從文看不懂，加發一條：「鄉下人，喝杯甜酒吧。」

沈從文與夫人張兆和在家中翻閱畫冊（攝於1986年）

漫長的求愛結束了，1933年9月9日，沈從文與張兆和在北京中央公園成婚。在兩人的相戀中，文字與書寫始終是重要的橋樑。多年之後，二姐張允和回憶起一段看望沈從文時的往事——

「沈二哥說：『莫走，二姐，你看！』他從鼓鼓囊囊的口袋裡掏出一封皺頭皺腦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對我說：『這是三姐（他也尊稱我三妹為「三姐」）給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舉起來，面色十分羞澀而溫柔。我說：『我能看看嗎？』沈二哥把信放下來。又像給我又不像給我，把信放在胸前溫一下，並沒有給我，又把信塞在口袋裡哦，這手抓緊了信再也不出來了。我想，我真傻，怎麼看人家的情書呢，我正望著他好笑，忽然沈二哥說：『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說著就吸溜吸溜哭起來，快70歲的老頭兒像一個小孩子哭得又傷心又快樂。」

誠如海明威所言：「最好的寫作一定是在戀愛的時候。」新婚中的沈從文，迎來了寫作的一次大爆發，《邊城》、《月下小景》等一批代表作陸續發表，沈從文很快成為京派作家的重要成員。然而，任何美好的戀情，尤其是建構於文字與想像中的愛情，一旦進入柴米油鹽的婚姻，神性的部分漸漸褪去，現實的生活則未必盡如人意。何況，沈從文生來便極富感情，是一個在「偶然」的降臨中隨時會「情感發炎」，因而需要通過文字來場「情緒的體操」的人。

「他呢，是一個血液里鐵質成分太多，精神里幻想成分太多，生活里任性習慣太多的男子。」沈從文寫於1936年結婚三周年之際的小說《主婦》，讀來不乏對妻子的歉意與懺悔。

除了性情上的因由，更重要的是，沈從文在書寫中折射出的愛情觀念，在面對現實生活的實際擇取時，往往顯得難以自洽，極為掙扎。簡單而言，他一面謳歌苗寨傳奇、軍士水手妓女那富有悲劇性與生命力的愛情，譏諷嘲弄都市男性在「文明」的壓抑下失去愛欲活力的「閹寺性」，一面卻不得不在情感與道德的衝突下，陷於無法自拔的壓抑之中。他讚美著翠翠（《邊城》）、三三（《三三》）這樣溫柔淳樸的鄉間少女，實際卻愛著張兆和、高青子這樣的摩登女性，這與他的自我認同可堪類比——自矜於鄉下人，同時努力成為一個紳士。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可以理解學者趙園的那句話：「沈從文是一個缺乏悲劇感的人。」

在早期寫作中，沈從文對湘西背景的故事，有一種炫奇式的展覽，這當然不是說，他在小說乃至散文中講述的本事並不可信。事實上，沈從文對文學的真實向來有著清醒的認識，在寫於1942年的《水雲》一文中，這一觀念被概括為：「什麼叫作真？我倒不大明白真和不真在文學上的區別，也不能分辨它在情感上的區別。文學藝術只有美與不美，不能說真和不真……精衛銜石，杜鵑啼血，情真事不真，並不妨事。」

這種炫奇，反映在愛情書寫中，是沈從文對情愛傳奇背後野性生命力的禮讚。在小說《三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中，兩個士兵和一個年輕的豆腐店老闆，一起喜歡上一個15歲的美麗少女。後來這個少女不知什麼原因，突然吞金自殺，被埋葬在野外。瘸腿的號兵無法接受少女已死的現實，摸黑去姑娘的墳上守望，甚至想把她從墳墓中救出——因為據說，吞金死去的人，如果不過七天，只要得到男子的偎抱，便可重新復活。不料發現已有人捷足先登——「這少女屍骸有人在去墳墓半里的石洞里發現，赤身的安全的卧到洞中的石床上，地下身上各處撒滿了藍色野菊。」兩個士兵反應過來，這是那個年輕的豆腐店老闆所為。小說中，一個掘墓奸屍的傷風敗俗故事，「離去了猥褻轉成神奇」。

傳奇，放置於苗寨的傳說背景中，講述起來更加自如。小說《媚金·豹子·與那羊》重構了一個苗族的愛情傳說：白苗美女媚金與一個有「人中豹子」之稱的孔武男子，由唱情歌相戀，兩人約定晚上在一個山洞中幽會。媚金盛裝前往，苦等豹子不至，於是拔刀自殺。其實豹子是為尋找一個可與媚金般配的純潔小白羊而耽誤了約會，等他終於帶著小羊來到洞中，發現已快斷氣的媚金後，拔出愛人胸中的刀，毅然插進自己的胸，二人含笑而死。這本是一個「尾生抱柱」式的民間傳說，經過沈從文的改編，男女皆閃耀出愛情的高貴與忠貞。

沈從文

在《柏子》、《丈夫》等小說中，除了對兵士與農民，沈從文對妓女也始終懷有「不可言說的溫愛」。其中的緣由，也是小說《邊城》中所描寫到的：「由於邊地的風俗淳樸，便是作妓女，也永遠那麼渾厚，遇不相熟主顧，做生意時得先交錢，數目弄清楚後，再關門撒野。人既相熟，錢便在可有可無之間了。妓女多靠四川商人維持生活，但恩情所結，卻多在水手方面。感情好的，別離時互相咬著嘴唇咬著頸脖發了誓，約好了『分手後各人皆不許胡鬧』……這些人既重義輕利，又能守信自約，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較之知羞恥的城市中人還更可信任。」

與湘西的愛欲傳奇形成對照的，是《誘——拒》、《紳士的太太》、《八駿圖》等都市諷刺小說。在這些小說里，都市男女往往因為權勢、金錢、道德的壓抑，而使愛欲不能正常發抒，轉而陷入病態或墮落。在寫於1940年的一篇散文《生命》里，沈從文將都市男性的這種病態進一步概括為「閹寺性」——「至如閹寺性的人，實無所愛，對國家，貌作熱誠，對事，馬馬虎虎，對人，毫無情感，對理想，異常嚇怕。也娶妻生子，治學問教書，做官開會，然而精神狀態上始終是個閹人。」

《八駿圖》以沈從文在青島大學所居的一棟大學教授們的宿舍樓為寫作背景，小說的主要人物與敘述者是小說家達士先生。在與未婚妻媛媛頻繁的通信中，達士先生描述了包括物理學家、生物學家、哲學家、史漢學家、六朝文學專家在內的七位教授，普遍存在的性壓抑。以唯一一個精神健康者自居的他，決定為同事診斷病症，不料在學期結束即將南下與未婚妻團聚之際，卻被一個漂亮女人的一封簡訊和留在沙灘上的一行字跡所吸引，臨時決定留了下來。小說的結尾頗為反諷：「這個自命為醫治人類靈魂的醫生，的確已害了一點兒很蹊蹺的病。這病離開海，不易痊癒的，應當用海來治療。」

這篇頗具影射色彩的小說，一度引起「對號入座」式的質疑，但毫無疑問，沈從文把自己也放了進去，達士先生的原型本來就是他自己。而在一些研究者看來，達士先生的本事，正源於沈從文在新婚前夕的一次「偶然」，《八駿圖》與《邊城》一起，折射出現實生活中沈從文的一次心靈風暴。

沈從文有給身邊親近之人寫故事的習慣。《阿麗絲中國遊記》，寫給他的九妹沈岳萌，為了「讓她看了好到在家病中的母親面前去說說，使老人開開心」。《月下小景》故事集，則是為了討好張兆和，寫給張家小五。苦戀多年的戀人張兆和，更反覆出現在沈從文的小說之中。不論是《三三》中的三三，《長河》中的夭夭，還是《三個女性》中的黑鳳，這些天真快樂的少女身上，無不有著張兆和的體貌特徵：容貌清秀、膚色微黑。

《邊城》中那個在清澗碧篁間長大的翠翠，也有張兆和的影子。有關翠翠的原型，沈從文先後提到過三個，除了《水雲》中所寫「一面從一年前在青島嶗山北九水旁見到一個鄉村女子，取得生活的必然，一面用身邊新婦作範本，取得性格上的素樸式樣」，還有《湘行散記》中提到的辰州河街絨線鋪中那個白臉俊俏的女子。

電影《邊城》劇照

1933年9月，沈從文與張兆和結婚後，從這年深秋開始寫作《邊城》，直至次年初春完成。在一派田園牧歌的氛圍中，《邊城》講述了一個近乎無事的悲劇，由於「不湊巧」而錯失的婚戀，以及由此帶來的遺憾與希望。在湘西茶峒古城一條小溪渡口上，自幼由爺爺帶大的翠翠，在一次端午節的水上活動後，不自覺喜歡上碼頭掌柜順順的二兒子儺送。巧合的是，順順的大兒子天保也喜歡翠翠，並向爺爺正式提親。一向聽任翠翠做主的爺爺，對這樁婚事不覺拖了下來。而得知弟弟與自己喜歡同一個女子後，天保決定用「走馬路」（唱情歌）的方式，與弟弟公平競爭。可等弟弟一開口，天保就知道自己不是對手，出於男子的自尊，他坐船遠行，不料掉入漩渦淹死。依然愛著翠翠的儺送心懷彆扭，卻對爺孫倆逐漸冷淡下來，同樣下水遠行。在愧疚與誤會中，爺爺死去，明白一切的翠翠，在悲傷中等待著那個「也許永不回來，也許『明天』回來」的愛人。

引起學者劉洪濤注意的是，新婚蜜月不久，沈從文為何寫作這樣一部悲劇作品？此外，沈從文還曾抱怨身邊的朋友和讀者並不理解他「是在什麼情緒下寫成這個作品，也不大明白我寫它的意義」。幾年之後，在《水雲》中，沈從文交代了《邊城》寫作的心路歷程——「情感上積壓下來的一點東西，家庭生活並不能完全中和它消耗它，我需要一點傳奇，一種出於不巧的痛苦經驗，一分從我『過去』負責所必然發生的悲劇。換言之，即完美愛情生活並不能調整我的生命，還要用一種溫柔的筆調來寫愛情，寫那種和我目前生活完全相反，然而與我過去情感又十分相近的牧歌，方可望使生命得到平衡。」

何謂「一種出於不巧的痛苦經驗？」劉洪濤進一步考證的結論是，《邊城》是沈從文在現實中受到婚外感情引誘而又逃避的結果，婚外戀的對象是詩人高韻秀，筆名高青子。

據考證，沈從文與高青子初次見面的時間為1933年8月之後，1935年8月之前。沈從文有次去西山別墅拜訪熊希齡時，主人不在，迎客的正是熊的家庭教師高青子，交談之後，兩人都留下了愉快的印象。一個月後，兩人再次相見時，沈從文無意間發現高青子身上所穿「綠地小黃花綢子夾衫，衣角袖口緣了一點紫」，正是模仿自己之前小說《第四》中女主人公的打扮，彼此會心的兩人，就這樣開始了交往。

有趣的是，研究者金介甫也考證出了小說《八駿圖》中引誘達士先生的女子，其原型是青島大學校花俞姍。這篇小說也成為沈從文、張兆和婚姻危機的第一個明顯反映。但據劉洪濤考證：「沈從文把已經有未婚妻的達士先生受其他女人引誘寫成理性無法控制的無奈之舉，是性本能使然，又把與高青子的關係錯接在俞姍頭上，以此來為自己辯解和掩護。」

無論怎樣，沈從文新婚不久後的這次出軌，沉重打擊了剛在醫院生下長子龍朱的張兆和。劉洪濤在1997年訪問張兆和時，發現她對此事依然耿耿於懷。要命的是，這段婚外戀，一直維持到1942年。1937年抗戰爆發後，沈從文在同年8月，離開北平，輾轉武漢、長沙、貴陽，於次年4月到達昆明。產後虛弱的張兆和，未能與沈從文同行，直至1938年11月，才攜二子輾轉到昆明團聚。而在沈從文就職西南聯大不久後，即推薦高青子在聯大圖書館工作。劉洪濤認為，《看虹錄》中放縱情感的描寫，正是沈高二人在昆明的交往折射。

這多少讓人難以索解，深愛張兆和的沈從文，何以在新婚不久即發生背叛的行為？在「力比多」的背後，或許多少也與沈從文的愛情與人生態度相關，正如他自己所說：「接近人生時，我永遠是個藝術家的情感，卻不是所謂道德君子的感情。」

1981年夏，沈從文、張兆和夫婦在寓所。

只是，沈從文這個「鄉下人」，顯然做不到盧梭的徹底與狂放。上世紀40年代，沈從文的《水雲》、《抽象的抒情》一系列看起來玄之又玄的散文背後，實則混雜著他情感與理智的激烈衝突。寫作，再次成為排遣與抒發的出口。寫於1946年的小說《主婦》，乃沈從文為紀念結婚13年而作，同樣可視為他寫給妻子的懺悔書。與自己的弱點戰爭10年之後，在庸常的生活中，沈從文發現了節制的美麗，重新找回「尊嚴和驕傲」。

暮年時分，張兆和在《從文家書》的後記寫下：「從文同我相處，這一生，究竟是幸福還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後來逐漸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壓，是在整理編選他遺稿的現在。過去不知道的，現在知道了；過去不明白的，現在明白了。他不是完人，卻是個稀有的善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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