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分子不能脫離底層

　　青年毛澤東作為一位社會活動家，曾積極籌措款項，把自己的朋友送到法國去勤工儉學。朋友們一再邀請他共赴法國，他兩次在上海碼頭訣別眾友，自己卻堅持留在國內。事後他給一位朋友寫信解釋他的選擇。「吾人如果要在現今的世界稍為盡一點力，當然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關於這地盤內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惟有帶著中國地盤的經驗到西方去留學考察，才能參透中西，收穫真經。所以他要留下來把中國地盤上的事情摸個透，也就是先吸足地氣。

　　在後來漫長的革命生涯中，毛澤東一直深入民間社會和革命現場進行調查研究，獲得直接的經驗和認識，並親自撰寫調查報告指導同黨。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尋烏調查是其中突出的兩個例子。曾國藩、康有為、梁啟超、袁世凱、孫中山、陳獨秀、蔣介石等等歷代大人物都沒有下過這樣的工夫，這是毛澤東真正的過人之處。中國如何才能擺脫被殖民的厄運，和動蕩困境，只有毛澤東找到了破局的方法，為中國命運的轉變（革命）開出了一條新路。這跟毛澤東牢牢站在中國的地盤上，深深鑽進底層泥土中，具有必然的聯繫。

　　簡而言之，誰的胸中積累了關於這個地盤、這個泥土的足夠多的真知識，誰就有可能解決這個地盤、這個泥土的真問題。

　　一般來說，知識分子是比較脫離泥土的人，他們喜歡坐在象牙塔里想像地盤和泥土。像毛澤東這樣，緊貼中國地盤、深鑽民間泥土的知識分子，少之又少。費孝通當然是其中極為罕見的一位。

　　費孝通出生於士大夫家庭，可是他的關懷、他的興趣、他的學術目標、他的人生道路，全都指向著中國地盤和民間泥土。從中國東南的江村，到西南的祿村，到西北的河西走廊，費孝通一生都在中國最貧窮的地方（底層）奔波，旨在為國人找到溫飽生活，為國家找到興旺發達之路。

　　有了這樣的志向，也就知道應該去尋找什麼知識。費孝通尋找知識的現場和方法，跟毛澤東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中國地盤上、底層泥土中。具體地說，就是通過現場考察，積累關於這個地盤、這個泥土的足夠多的真知識，以求解決真問題。這樣的目標和工作方法，往往影響到他們的立場：跟底層社會最貧苦的人群站在一起，真切地了解他們、理解他們、愛他們，為他們說話，為他們辦事。

　　由於有了這樣的立場，費孝通對於底層人群的態度，與五四以來幾代知識分子判然有別。魯迅坐在北京的書齋里，極盡誇張和漫畫地描述著中國底層社會的愚昧、自私、麻木、陰暗。他對阿Q當然不乏同情心，但是他對於阿Q想擁有一張寧式床的願望，是那樣的鄙夷、憤怒，予以激烈的嘲諷和批判。我們這些讀書人，跟著魯迅的腔調批判阿Q的愚昧與自私，已經快有一百年了，至今沒有降低批判的調門。

　　在相同的現場，面對相同的底層人群，費先生的感受、看法跟魯迅他們大不一樣，有時候甚至完全相反。費先生完全不同意精英人物認為底層沒文化、更自私、更愚昧麻木的表述。他說，其實農民有農民的文化，只是跟精英群體的文化有所不同而已。農民的生活環境，沒法學習精英那樣的文化，也不需要精英那樣的文化。

　　精英喜歡標榜教授的兒子會念書，並相信這是高智商的遺傳基因所致。抗戰期間，一些教授疏散到鄉村，費先生就拿農民的兒子和教授的兒子對比。你看在田間玩耍的時候，在山路上奔跑的時候，在草叢中抓蝴蝶的時候，農民的兒子那麼矯健、敏捷、靈動，教授的兒子卻那麼笨拙、怯懦，真是天壤之別。為什麼？農民的兒子天天跟著父母在田間奔波，自然身手矯健。同樣，教授的兒子天天在父母的書房裡濡染筆墨之香，自然認字多，誦書多。這跟智商根本無關，不過是環境的熏染而已。

　　費孝通的著作中，對生活在泥土中的底層民眾的生活、思想、行為，沒有表現出看不慣的心態，也沒有歧視性的表述。我們只能感受到他為解決底層人群溫飽問題而竭盡心力的熱腸，感受到他對底層人艱苦生活和屈辱地位懷有聲淚俱下的同情和關懷。

　　他從來沒有責備過阿Q想要一張寧式床的願望，相反，當他還是一個二十來歲的躊躇滿志的闊少爺的時候，他就日思夜想著怎樣讓每個阿Q都增加一點收入，以便都能睡上寧式床。

　　沒有吸足地氣的人，只知道從古書上或洋書上抄幾個概念沾沾自喜。他們縱使憑此建構再多的理論，也只是脫離現實的文字遊戲。沒有滾足底層泥土的人，只知道坐在象牙塔里想像底層自私或黑暗。底層不發聲的時候，他們批評那是黑暗的靈魂，底層一旦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他們則詛咒為暴民。這些所謂精英人物，縱使有造福底層的主觀願望，也只能背離底層的利益與福祉。

　　魯迅對於阿Q擁有一張寧式床的要求保持高度警惕，費孝通用一生的時間和精力，教阿Q怎樣製造一張寧式床，毛澤東還嫌費孝通的方法見效太慢。三個人的心態一對比，不由得你不感慨。毛澤東首先給阿Q分配一張寧式床，然後將所有的阿Q組織起來，進行大規模的工業化建設，讓每個阿Q還能擁有比寧式床更多的東西。中國的命運就是這樣改變的，阿Q的命運也因此而大有改善。

　　魯迅、費孝通、毛澤東對於阿Q的不同態度，當然有極其複雜的原因，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他們與底層的命運關聯太不一樣，對底層的責任擔當太不一樣。(摩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