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國家亟須解決治理危機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田文林

◆新聞事件美國主導的打擊「伊斯蘭國」國際聯盟17日在敘利亞東部實施空襲,轟炸了代爾祖爾機場附近的敘政府軍營地,造成上百名士兵傷亡。

俄羅斯指責美軍有意破壞俄美之間先前艱難達成的在敘軍事合作協議。應俄方要求,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當天召開緊急會議,閉門磋商此事。

2011年中東劇變前,有關阿拉伯世界治理失敗的報道經常見於報端,尤其是聯合國組織編撰的《阿拉伯人類發展報告》,將阿拉伯世界存在的政治專制、民生艱難、貧富分化、教育落後、性別歧視等弊端揭示得淋漓盡致。某種程度上,2011年中東劇變就是這種國家治理失敗的集中爆發。換句話說,這場劇變本身帶有探索國家治理新模式的性質和任務,因而其一度被寄予厚望,稱為「阿拉伯之春」。

過去相當長時期,中東國家盛行威權政體和強人統治,這種政體能夠確保政局穩定、提供必要「公共產品」,但長期「超穩定結構」導致政壇一潭死水,乃至出現「家天下」趨勢。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阿拉伯精英和民眾將「民主化」視為紓解困境的主要法寶。

事實證明,指望通過「民主化」提高國家治理能力這條路是走不通的,中東的治理模式危機並未解決。據國際勞工組織數據,2011年中東劇變時,中東地區失業率為25%,目前已升至30%,是世界平均失業率的數倍。根據標準普爾的報告,2015年阿拉伯世界11個國家的政府債務達1430億美元,相比於2014年的706億美元增加一倍,預計2016年政府債務仍將居高不下。另據聯合國對156國「幸福指數」排名,埃及列130位,摩洛哥排99位,突尼西亞排104位,伊拉克排105位。另據「阿聯酋戰略論壇」根據世界銀行、聯合國和世貿組織的數據得出結論:「阿拉伯之春」及隨後政局動蕩,使相關國家付出8300億美元的代價。「當前中東比『阿拉伯之春』前變更不穩定、更看不到希望。」

在這種情況下,當前中東轉型國家普遍出現了「民主冷漠症」。根據位於卡達多哈的阿拉伯政策研究中心發布的《2015年阿拉伯輿論指數報告》,2012年-2013年,61%受訪者認為「阿拉伯之春」及其後果是「積極的」或「在一定程度上是積極的」,只有22%受訪者持否定態度；2014年兩種觀點大體持平,分別為45%和42%；到2015年,持否定態度的受訪者達到59%,首次超過支持該運動的民眾。

展望未來,這些中東國家面臨「回不到過去,看不到未來」的兩難困境。一方面,多數國家已無法回到過去。當前中東亂局持續,促使越來越多的民眾認識穩定與秩序的極端重要性,「人心思穩、人心思定」成為大勢所趨,但實現這一目標並不容易。埃及算是非常幸運的,該國儘管發生政治劇變,但原有國家機器和政治框架基本保留,因此尚有條件「原路返回」。事實也是如此,2013年7月埃及軍方強行將民選的穆爾西總統趕下台,並將恢復秩序視為優先要務,強力鎮壓了穆斯林兄弟會、「四月六日青年運動」等各類反對派。2013年7月以來,塞西政府已關押了4萬多人,乃至有人感嘆當前埃及的鎮壓行動比穆巴拉克時期還嚴重。但不管怎麼說,埃及畢竟逐漸回到穩定與秩序軌道上,經濟恢復正有序展開。然而,利比亞、敘利亞、葉門等遭受外力干涉的國家,由於原有國家機器已被徹底打破,導致部族武裝、教派衝突等各種原生性勢力勢如泉涌,由此進入到近乎不可逆的「碎片化」過程。無論是自身條件還是外部環境,這些國家重新出現梟雄式人物、重建威權政體已經不可能。換言之,這些轉型國家已經沒有「回頭路」可走,只能硬著頭皮繼續向前走。

另一方面,中東治理模式也看不到未來。過去的一個多世紀中,中東幾乎成為世界各種意識形態的試驗場。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伊斯蘭主義先後在中東舞台登場亮相,但均未使中東國家擺脫困境。「民主轉型」本來是中東國家探索國家治理新路的最大希望。而2011年「阿拉伯之春」變成「阿拉伯之冬」,意味著來自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同樣不能解決中東面臨的問題,反而加劇了中東的意識形態危機。「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夢醒之後無路可走」――當前中東就面臨這種困境。

事實上,中東國家要想實現繁榮發展,不應在政體改革這一次要問題上「打轉轉」,而應首先明確「舉什麼旗,走什麼路」的問題。2011年中東劇變中,抗議者的口號就是「麵包、自由和社會公正」,表明這場劇變應是一場涉及廣泛的全面社會經濟革命。但迄今為止,這種變革主要限定在政治體制等上層建築領域,始終沒有抓住核心問題。「這場阿拉伯革命幾乎沒有產生領導人,沒有像樣的行動計劃,沒有真正的理念。」由於未觸及社會經濟基礎,看似轟轟烈烈的「阿拉伯之春」,最終變成「只開花不結果」的「假革命」。

來源： 大眾日報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