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的三次婚戀：活過，愛過，當然也艱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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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片：張愛玲與丈夫賴雅。

2009年2月22日，張愛玲16萬字的《小團圓》出版，這部完成於1976年塵封33年的長篇小說一經面世，便引起了新一輪的「張愛玲熱」。

《小團圓》出版之前，有關張愛玲與胡蘭成、桑弧、賴雅的關係就有很多種說法與猜疑，《小團圓》是一部自傳體小說，它給讀者一種最值得信賴的「張氏說法」，張愛玲曾說：「這是一個愛情故事，我想表達出愛情的萬轉千回，完全幻滅了之後也還有點什麼東西在。」

1944年初春的一天，南京市一座庭院的草坪上，躺在藤椅上翻讀《天地》第11期的胡蘭成還未讀完張愛玲的小說《封鎖》，就已經被作者幹練細膩的筆調所震驚。一回到上海，胡蘭成立即去拜訪張愛玲，然而，他碰了壁，從門縫中塞進了一張紙條，留下自己的電話，悻悻而歸。第二天，張愛玲給胡蘭成打電話，告訴他要上門拜訪。就這樣，張愛玲與胡蘭成，一個當時上海最負盛名的女作家與一個汪偽政府的要員，在亂世之中，他們相識、相知、相戀，當然，不久後就分道揚鑣。正是這短短的一段愛情生活，給張愛玲以後的人生染上了灰暗的色彩。

很多人一直不明白，年輕聰慧的張愛玲為什麼會看上人到中年而且已有家室的胡蘭成。首先，這與張愛玲的經歷有關，再就是與胡蘭成性格才學有關。張愛玲雖然出身豪門，由於父母的離異，自小心靈受到過嚴重創傷，張愛玲的性格孤寂，不愛言語，也不善與人交往。胡蘭成呢，不僅風流倜儻，也很會討女人歡心，另外，胡蘭成有才氣、文學修養高，更重要的是，胡蘭成對張愛玲的作品理解深刻，毋庸置疑，胡蘭成對張愛玲的創作也能提供幫助，他們相愛之時，正是張愛玲創作的鼎盛期。在《小團圓》中，燕山對九莉說：「你大概是喜歡老的人。」九莉覺得老的人至少生活過，因為她喜歡人生。

對於張愛玲與賴雅的結合，不少人更替張愛玲感到惋惜，以為一個年長張愛玲29歲的美國三流作家，晚年貧病交加，他能給張愛玲什麼呢？甚至有人說：在美國，張愛玲應該嫁個有經濟實力的男人，在富裕的條件下，安心自己的創作，豈不更好？

讀過《小團圓》，我們就能真正理解張愛玲兩次婚姻選擇的理由，張愛玲不糊塗，她清楚自己需要什麼，她太看重人生，她最欣賞一個男人坎坷豐富的閱歷。

張愛玲不僅明智而且善良，在人生的每個階段，她都清楚自己該做什麼，也從不放棄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抗戰結束時，胡蘭成躲到了溫州鄉下，由於胡蘭成的風流成性，張愛玲清楚自己不再愛他，當然，她更清楚他早已經不愛她了，但是，在胡蘭成最落魄的時候，她沒有馬上拋棄他，而是等到他安全以後，才寫信與他斷絕關係，順便還把自己的稿費郵寄給他。張愛玲清楚什麼時候自己該離開大陸，她知道不應該拖累桑弧，當時，多少人看好她與桑弧的感情，可是，如果她堅持得到桑弧，那麼，到文革呢，兩人的生命恐怕不保吧？當然，張愛玲絕對不可能預測到後來的文革，但是，想想桑弧大哥的態度，看看周圍一些世俗的目光，張愛玲也不可能勉強桑弧，因為，她是最自尊的女人。

《小團圓》沒出版之前，多數人認為桑弧與張愛玲之間沒有戀情，只有單純的工作關係。不知為什麼，隱隱約約，僅憑桑弧始終不發表紀念張愛玲的文章，就感覺他們之間一定有很深的瓜葛。果不其然，竟是深愛過的，並且，張愛玲很愛桑弧，也很感激桑弧。在《小團圓》中，九莉告訴燕山說「沒有人會像我這樣喜歡你的」，張愛玲在小說的最後還寫到「但是燕山的事她從來沒懊悔過，因為那時候幸虧有他。」

我以為桑弧是最值得張愛玲愛的男人，也是能支撐張愛玲事業的男人，遺憾的是，兩個正確的人在錯誤的時間相識。在張愛玲的生活中，如果不是胡蘭成先於桑弧出現，張愛玲的一生恐怕就不用經歷那麼多的磨難吧，依桑弧的才能與人品，他完全有能力為張愛玲鋪設一條坦蕩的大路。可是，由於胡蘭成，張愛玲成為「漢奸婆」，在那樣的環境中，誰還有奈？還好，明智的張愛玲選擇了離開，這不僅救了她自己，也救了桑弧。桑弧是愛張愛玲的，不僅愛而且很懂她。1995年，張愛玲去世以後，與張愛玲認識的很多人寫文章評說懷念張愛玲，桑弧卻一直保持沉默……因為懂得，所以不言；因為疼愛，所以沉默。

張愛玲在《小團圓》中，借九莉對燕山的感觸，說「她覺得她是找補了初戀」。總之，因為桑弧，感覺張愛玲的一生是溫暖的。

張愛玲很誠懇，以前，很多人都說胡蘭成不僅風流成性，還喜歡花女人的錢，在《小團圓》中，張愛玲筆下的邵之雍在考慮與第二任妻子離婚時，就想到要補償她，為她今後的生活提供保證。以前，我們總以為只有胡蘭成花張愛玲的錢，讀過《小團圓》才知道「之雍每次回來總帶錢給她」，這樣看來，「其人可廢，其文不可廢」的胡蘭成也有不可廢之處。

喜歡張愛玲的人都不大願意談論賴雅，其實，了解張愛玲如何無微不至精心照料賴雅，我們就可以推斷這個放蕩不羈的三流美國作家一定用自己的智慧點亮過張愛玲的生活。張愛玲的追求獨特，任何人不能隨便用普通人的思維與邏輯去分析判斷張愛玲的苦與樂。

活過，愛過，當然也艱難過。相信，1995年的那個中秋，躺在美國洛杉磯寓所的張愛玲在閉上雙眼之前，她是微笑的，無怨無悔！

張愛玲，這位從來不用作品來說教或宣傳的女作家，她一生熱衷於表現自己對人生的切身體驗與獨特感悟，正因為這樣，才使她的作品，在她去世之後，迅速地從學術界進入消費領域。

張愛玲，張愛玲的作品，因為真誠，所以永遠……（張變芳）弟弟眼中的張愛玲

張愛玲發表《花凋》時所繪的男、女主人公造型圖

寫作是張愛玲與這個世界對話的最重要方式

一九九五年秋，張愛玲去世後一個月，張子靜在其上海居處，手邊是《張愛玲全集》

張愛玲發表於1944年5月的散文《童言無忌》中曾經這樣描寫她唯一的弟弟：「我的弟弟生得很美而我一點也不。……我比他大一歲，比他會說話，比他身體好，我能吃的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有了後母之後，我住讀的時候多，難得回家一次，大家紛紛告訴我他的劣跡，逃學、忤逆、沒志氣……」張愛玲筆下那個「很美」而「沒志氣」的弟弟，就是現年88歲的上海退休中學教師張子靜。張愛玲辭世之後，有感自己「風燭殘年、來日苦短」的張子靜，決定把自己所知道的一些事情寫出來。他說：「在姐姐的生命中，這些事可能只是幽暗的一角，而曾經在這個幽暗角落出現的人，大多已先我們而去。如果我再不寫出來，這個角落就可能為歲月所深埋。」在他的新作中，張子靜真情回憶姐弟往事、家庭變故、人世滄桑……其中不乏少為人知的細節與史實。——編者引子1995年中秋次日，從太平洋彼岸傳來我姐姐離開人世的消息。那幾天，我的腦中一片空白，時常呆坐半天，什麼也想不出來。再讀那篇「弟弟」，我的眼淚終於忍不住汩汩而下，「很美」的我，已經年老；「沒志氣」的我，庸碌大半生，仍是一個凡夫。這麼多年以來，我和姐姐一樣，也是一個人孤單地過著。但我心裡並不覺得孤獨，因為知道姐姐還在地球的另一端，和我同存於世。尤其讀到她的文章，我就更覺得親。姐姐待我，亦如常人，總是疏於音問。我了解她的個性和晚年生活的難處，對她只有想念，沒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變，我和她是同血緣，親手足，這種根底是永世不能改變的。姐姐在她的散文中，也寫了一些早年生活的片段，但未及於生活的全部真相，還有一些事則是她沒寫、也不願寫的。在這方面，姐姐有她的自尊，也有她的自衛，加上後來與世隔絕，關於她的種種傳說，就更為撲朔迷離，神秘莫測。她辭世後，我更覺得應該及早把我知道的事情寫出來。姐姐的天資本比我優厚以前評介我姐姐的文章，或多或少都會提到她的顯赫家世。我們的祖父張佩綸，光緒年間官至都察院侍講署佐副都史，是「清流黨」的要角；我們的祖母李經(菊耦)則是李鴻章的大女兒。母系的黃家——首任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以及後母系的孫家——曾任北洋政府國務總理孫寶琦，也都間接或直接地對我姐姐有所影響。我們的父親和母親，一個是張御史的少爺，一個是黃軍門的小姐，結婚時是一對人人稱羨的金童玉女。五年之後，1920年9月，母親生下我姐姐，小名小煐；次年12月生下我，小名小魁。此後十多年，從上海搬到天津，又從天津搬回上海，然後母親遠走英國，又回到上海家中，與父親離婚後又出國。但姐姐與我一直生活在一起，直到1938年她逃離我父親的家。我們一起成長，一起昕到父母的爭吵，面對他們的恩怨分合。我們的童年與青春時代，是由父母的遷居、分居、複合、離婚這條主線貫穿起來的。其間的波折和傷害，姐姐的感受比我更為深刻。我開始有記憶的時候，我們家已經從上海搬到天津，住在英租界一個寬敞的花園洋房裡。那是1924年，姐姐四歲，我三歲。那時我父親和同父異母的二哥分家不久，名下有不少房屋、地產。我母親也有一份豐厚的陪嫁，日子本來過得很寬裕。但不久我父親結識了一班酒肉朋友，開始花天酒地，嫖妓、養姨太太、賭錢、吸大煙，一步步墮落下去。我母親雖然出身傳統世家，思想觀念並不保守。尤其受到五四運動及自身經驗的影響，她對男女不平等及舊社會的腐敗習氣深惡痛絕。對於父親的墮落，母親不但不容忍，還要發言干預，這就和我父親有了矛盾和對立。我姑姑也是新派女性，站在我母親這一邊。後來發現兩個女人的發言對一個男人並不產生效力，她們就相偕離家出走以示抗議——名義上是說出國留學。那時我母親28歲，已有兩個孩子。這樣的身份還要出國留學，在當時的社會是個異數。思想保守的人，說她「不安分」；思想開明的人，則讚揚她是「進步女性」。姐姐早慧，觀察敏銳，她的天賦資質本來就比我優厚。那麼幼小的年紀，已經知道保姆的勾心鬥角，她後來在《私語》里說，帶我的保姆「張干」，「伶俐要強，處處佔先」；領她的「何干」，「因為帶的是個女孩子，自覺心虛，凡事都讓著她」。因此她說：「張干，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問題，我要銳意圖強，務必要勝過我弟弟。」我向姐姐約稿被拒始末我第一次寫《我的姐姐張愛玲》，是在1944年。當時張愛玲走紅上海灘，做弟弟的我當然與有榮焉。不知情的人或許以為：我在《飆》的創刊號發表那篇千餘字的短文，是否有「賣姐求榮」之嫌?其實事實並非如此。1943年秋的一天，我在光華中學的同班同學邵光定約我去他家，和幾個久未見面的同學聊天。當時上海是「孤島時期」，大家心情都很苦悶，左一聲嘆氣，右一聲也是嘆氣。後來談到了文學和一些常看的雜誌，有一位同學就說：「別人可以辦雜誌，我們何不也試試?」一個同學說，他有辦法接洽購買紙張；另一個同學說，他有辦法接洽印刷所；還有一個同學說，他可以介紹我們去和當局打交道，拿到發行執照。最後大家公推邵光定當發行人，我找了張信錦來當編輯，就這樣決定了合辦一個刊物。我們決定刊物的名稱叫《飆》——在那個苦悶的年代，希望《飆》帶來一陣暴風雨，洗刷人們的苦悶心靈。還決定封面的顏色第一期用紅色，第二期用深藍色。記得當時約到的名家稿件有唐駛、麥耶(即董樂山)、施濟美等人。但張信錦說：「你姐姐是現在上海最紅的作家，隨便她寫一篇哪怕只是幾百字的短文，也可為刊物增色不少。」我想也有道理，就和邵光定一起去找我姐姐約稿。還沒走到愛丁頓公寓我姐姐的住處，我就想到這樣貿然前去似乎不大穩當。一來我姐姐的個性一向不愛見陌生人；二來她當時可說是紅得發紫，向她約稿的著名報刊雜誌很多，她成天在家裡做一個「寫作機器」也應付不了那許多約稿。如果她當面拒絕，會讓我的朋友當面難堪下不了台。於是，我請邵光定在外面等，我一人上樓去找她。她正在趕稿子，見了我一臉錯愕。果不其然，聽完我的來意，她一口回絕：「你們辦的這種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給你們寫稿，敗壞自己的名譽。」說完她大概覺得這樣對我不像個姐姐，就在桌上找出一張她畫的素描說：「這張你們可以做插圖。」——她那時的文章大多自己畫插圖。我從小在姐姐面前吃她排揎也習慣了，知道再說無益，就匆匆告辭，下樓把結果告訴邵光定，兩人都難掩失望之情，沮喪地回去找張信錦商量。張還是希望把特稿的焦點對準張愛玲，他說：「那麼這樣吧，請子靜先生寫一篇關於他姐姐特點的短文，這也很能吸引讀者。」我擔心姐姐看了會不會不高興，而在報上寫出聲明或否認的文章呢?張信錦說：「不會吧?一來你是他弟弟，她怎麼能否認?二來稿子的內容一定無損於她的聲名形象，只有增加她的光彩，凸顯她不同於凡人的性格，我保證不會出什麼問題的。」張信錦的分析，鼓舞了我的勇氣。我於是憑著自小對她的觀察，寫了《我的姐姐張愛玲》這篇1400字的短文。我在文章中這樣寫道：她的脾氣就是喜歡特別：隨便什麼事情總愛跟別人兩樣一點。就拿衣裳來說吧，她頂喜歡穿古怪樣子的。記得三年前她從香港回來，我去看她，她穿著一件矮領子的布旗袍，大紅顏色的底子，上面印著一朵一朵藍的大花，兩邊都沒有紐扣，是跟外國衣裳一樣鑽進去穿的。領子真矮，可以說沒有，在領子下面打著一個結子，袖子短到肩膀，長度只到膝蓋。我從沒有看見過這樣的旗袍，少不得要問問她這是不是最新式的樣子，她淡漠地笑道：「你真是少見多怪，在香港這種衣裳太普通了，我正嫌這樣不夠特別呢!」嚇得我也不敢再往下問了。我還聽別人說，有一次她的一個朋友的哥哥結婚，她穿了一套前清老樣子繡花的襖褲去道喜，滿座的賓客為之驚奇不止。上海人真不行，全跟我一樣少見多怪。還有一回我們許多人到杭州去玩，剛到的第二天，她看報上登著上海電影院的廣告——談瑛做的《風》，就非要當天回上海看不可，大夥怎樣挽留也沒用。結果只好由我陪她回來，一下火車就到電影院，連趕了兩場，回來我的頭痛得要命，而她卻說：「幸虧今天趕回來看，要不然我心裡不知道多麼難過呢!」她不大認識路，在從前她每次出門總是坐汽車時多，她告訴車夫到哪裡去，車夫把車子開到目的地，她下車去，根本不去注意路牌子。有一次她讓我到工部局圖書館去借書，我問她怎麼走法，在什麼路上，她說路名我不知道，你不要覺得奇怪，我們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也是不認識路的。大概有天才的人，總跟別人兩樣點吧。她能畫很好的鉛筆畫，也能彈彈鋼琴，可她對這兩樣並不十分感興趣。她比較還是喜歡看小說。《紅樓夢》跟SamersetMaugham(英國小說家、《人性枷鎖》作者毛姆)寫的東西她頂愛看。李涵秋的《廣陵潮》，天虛我生的《淚珠緣》，她也很喜歡看。還有老舍的《二馬》、《離婚》、《牛天賜傳》，穆時英的《南北極》，曹禺的《日出》、《雷雨》也都是她喜歡看的。她現在寫的小說，一般人說受《紅樓夢》跟SamersetMaugham的影響很多，但我認為上述各家給她的影響也多少有點。她的英文比中文好，我姑姑有一回跟我說：「你姐姐真本事，隨便什麼英文書，她能拿起來就看，即使是一本物理或化學。」她是看裡面的英文寫法。至於內容，她不去注意，這也是她英文進步的一個大原因。她的英文寫得流利，自然，生動，活潑，即使我再學十年，也未必能趕得上她一半。她曾經跟我說：「一個人假使沒有什麼特長，最好是做得特別，可以引人注意。我認為與其做一個平庸的人過一輩子清閑生活，終其身，默默無聞，不如做一個特別的人，做點特別的事，大家都曉得有這麼一個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壞，但名氣總歸有了。」這也許就是她做人的哲學。《我的姐姐張愛玲》1944年10月在《飆》創刊號發表後，果然吸引了不少讀者。姐姐給我的那張素描《無國籍的女人》也配在我那篇文章的版面上。這是我們姐弟此生唯一的圖、文合作。雜誌出版後，我拿了一本去給姐姐，她看了我的「處女作」，並沒有表示不悅，我才放了心。「在兩行之間另外讀出一行」姐姐在才情上遺傳了我父親的文學與我母親的藝術造詣。但在相貌上她長得較像父親：眼睛細小，長身玉立。我則較像母親：濃眉大眼，身材中等。不過在性格上又反過來：我遺傳了父親的與世無爭，近於懦弱，姐姐則遺傳了母親湖南女子的剛烈，十分強悍，她「要的東西定規要，不要的定規不要」。這樣的性格，加上我們在成長歲月里受到種種挫擊，使她的心靈很早就建立了一個自我封閉的世界：自衛，自私，自我耽溺。寫作不止是姐姐謀生的技能，更是她走出封閉心靈，與這個世界對話的最重要方式。我一直以閱讀的方式來了解姐姐。一般的讀者讀她的作品，大多欣賞她說的故事，她流利的文字和獨特的寫作技巧。我讀她的作品，則在欣賞之外還旁觀她心靈的變化——如她所說：「要在兩行之間另外讀出一行」。她為自己的文章辯白，她的稿費風波，《傳奇》出版的暢銷，改編《傾城之戀》為舞台劇上演……這些都是在文字里看得見的，但她和胡蘭成戀愛、結婚這件事，我竟沒能「在兩行之間另外讀出一行」。姐姐與胡蘭成相識，是在1943年12月。胡蘭成在蘇青主編的11月號《天地月刊》上讀到姐姐的《封鎖》，「才看得一二節，不覺身體坐直起來，細細的把它讀完一遍又讀一遍。」他從蘇青那裡取得姐姐在「靜安寺路赫德路口192號公寓6樓65室」的地址，就去登門求見。當天未蒙姐姐接見，但留下名片。第二天姐姐即打電話給他，此後二人就開始了往來。到了1944年8月，胡蘭成與前妻離婚後，他們就秘密結婚了。胡蘭成寫《評張愛玲》並發表的那段期間，正是姐姐與他的熱戀期，只是當時我未能從那些溢美之詞中讀出弦外之音。胡蘭成在文章中說：「張愛玲先生的散文與小說，如果拿顏色來比方，心明眼亮其明亮的一面是銀紫色的，其陰暗的一面是月下的青灰色。……和她相處，總覺得她是貴族。其實她是清苦到自己上街買小菜。然而站在她跟前，就是豪華的人也會感受威脅，看出自己的寒傖，不過是暴發戶。她寫人生的恐怖與罪惡，殘酷與委屈，讀她作品的時候，有一種悲哀，有時是歡喜的，因為你和作者一起饒恕了他們，並撫愛那受委屈的。……因為她倔強，認真，所以她不會跌倒，而看見了人們怎樣跌倒。」胡蘭成當時官拜汪偽維新政府宣傳部政務次長。他能言善道，筆底生花，姐姐與他認識後一往情深，不能自拔，也不忌諱他的「漢奸」身份。姐姐聰明一世，愛情上卻沉迷一時。這段婚姻沒給她安穩、幸福，後來且是一連串深深的傷害。胡蘭成說她「不會跌倒」，她卻為胡蘭成跌倒了。傅雷化名「迅雨」批評張愛玲1944年，柯靈主編的《萬象》月刊5月號發表了「迅雨」寫的《論張愛玲的小說》。7月，姐姐中斷了正在《萬象》連載的長篇小說《連環套》，並在《新東方》雜誌發表了《自己的文章》，對迅雨的批評予以回應，雖未指名道姓，正面交鋒，但她閑閑幾筆，意在言外，讓人們認識了她「四兩撥千斤」的本事。迅雨的文章一開頭就將《金鎖記》列為「我們文壇最美的收穫之一」，迅雨指出姐姐在《金鎖記》里塑造的曹七巧，「就在一個出身低微的輕狂女子身上，愛情也不曾減少聖潔」；「最初她把黃金鎖住了愛情，結果，鎖住了自己」。他認為在曹七巧身上，姐姐最成功的就是對「情慾」的掌控。他還讚揚姐姐的「心理分析」：「利用暗示，把動作、言語、心理三者打成一片。」而像電影手法一樣巧妙轉調的「節略法」，以及「新舊文字的揉和，新舊意境的交錯」形塑的「色彩鮮明」的風格，也是迅雨推崇的。然後迅雨筆鋒一轉，指出《傾城之戀》「華彩勝過了骨幹」，而「長長短短之六七件作品，只是Variationsuponatheme。遺老遺少和小資產階級，全都為男女問題這噩夢所苦」。迅雨是看了連續四期的《連環套》，忍不住寫了這篇批評。他認為：「《連環套》的主要弊病是內容的貧乏，錯失了最有意義的主題，丟開了作者最擅長的心理刻畫，逞著一支流轉如踢踏舞的筆，不知不覺走上純粹趣味性的路。」迅雨說：「我們不能要求一個作家只產生傑作，但也不能坐視她的優點把她引入危險的歧途，更不能聽讓新的缺陷去填補舊的缺陷。技巧對張女士是最危險的誘惑，無論哪一部門的藝術家，等到技巧成熟過度，成了格式，就不免重複他自己。……聰明機智成了習氣，也是一塊絆腳石。我不責備作家的題材只限於男女問題，但除了男女以外，世界究竟還遼闊得很。」迅雨全文的結尾只有兩行：「一位旅華數十年的外僑和我閑談時說起：『奇蹟在中國不算稀奇，可是都沒有好下場。』但願這兩句話永遠扯不到張愛玲女士身上!」這段結語對我姐姐的刺激最大。她立即決定要出第一本小說集，書名就叫《傳奇》。在交給《雜誌》社出版時，姐姐還特別寫了這句前言：「書名叫《傳奇》，目的是在傳奇裡面尋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尋找傳奇。」《傳奇》出版後暢銷一時(4天即再版)，算是對迅雨結語最直接、最有力的答覆。同時，姐姐也以4500字的《自己的文章》，回應迅雨的批評。這是我姐姐一生所寫的一篇最長的、闡揚她創作理念的文章，她的開頭非常平淡，像是在與讀者閑話家常，語氣沉穩內斂，態度不過高也不過低，而且前後對照，有著創作者的自省：「現在似乎是文學作品貧乏，理論也貧乏。我發現弄文學的人向來是注重人生飛揚的一面，而忽視人生安穩的一面。「我甚至只是寫些男女間的小事情，我的作品裡沒有戰爭，也沒有革命。我以為人在戀愛的時候，是比在戰爭或革命的時候更素樸，也更放恣的。「我喜歡素樸……我也並不贊成唯美派……美的東西不一定偉大，但偉大的東西總是美的。「只是我不把虛偽與真實寫成強烈的對照，是用參差對照的手法寫出現代人的虛偽之中有真實，浮華之中有素樸，因此容易被人看做我是有所耽溺，流連忘返了。」接下來姐姐對於《連環套》處理不合理的現代婚姻制度和姘居生活的過程，作了一些自我合理化的答辯。但她的結尾非常謙遜：「有時候未免刻意做作，所以有些過分了。我想將來是可以改掉一點的。」姐姐雖然對迅雨的批評不盡同意，但對他的立論嚴謹、態度寬厚，也不禁暗自折服。1952年姐姐再去香港後，結識了宋淇(林以亮)夫婦，從宋淇口中，姐姐才知道「迅雨」就是當年大名鼎鼎的翻譯家傅雷。宋淇1976年在香港發表《私語張愛玲》中說：「愛玲聽後的反應是驚訝。……傅雷終年埋首譯作，極少寫批評文章，那次破例寫這樣一篇評論，可見他對愛玲作品的愛之深與責之切。」友人代桑弧提親張愛玲三搖頭當年上海的小報紛紛猜測張愛玲和桑弧也有男女之情，對此，當年曾為約張愛玲編劇而交往甚密的上海藝華影業公司宣傳主任龔之方斷然否認：「這真是冤枉了桑弧!」桑弧比張愛玲大五歲，性格內向拘謹。他原名李培林，是寧波人，1916年出生於上海，曾就讀滬江大學新聞系，原在銀行工作。後來認識了名導演朱石麟，開始學寫電影劇本獲得成功，乾脆辭掉工作，在吳性栽辦的大眾影業公司專任編劇；「桑弧編劇，朱石麟導演」的配檔影片，當時不下十部之多。後來桑弧也在大眾公司做了導演，吳性栽創辦文華公司時，桑弧是創辦人之一。由於他非常賞識張愛玲，才想到找柯靈介紹認識，目的就是想請張愛玲編劇。由於合作了兩部影片，桑弧難免常去找張愛玲談事情。他忠厚老實，找張愛玲只談編劇的事，就算心裡真的仰慕，也不敢對她剖白。桑弧當時未婚，在旁人看來，他們不是很適配的一對嗎?朋友之間瞎起鬨，小報也就以訛傳訛，讓人信以為真。「連我都以為這事可行，還代桑弧去提親呢。」龔之方回憶說，有一次他去看張愛玲，與她聊了一些話就婉轉地說明來意。他當時並不知道張愛玲與胡蘭成有過婚約，就把朋友之間認為他們男才女貌，是很理想的一對佳偶之類的話，作了一番生動的轉述，請張愛玲考慮這件婚事的可行性。當時張愛玲26歲，桑弧31歲。「張愛玲對我這個提議的回答不是語言，而是搖頭，再搖頭，三搖頭，意思是不可能，叫我不要再說了。」龔之方活生生碰了這個軟釘子，只好無趣地告辭。此後他也不敢向人說起這件尷尬的「提親」之事。《金鎖記》中的真實人物夏志清教授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一書中讚譽《金鎖記》是「中國從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1943年11月，我姐姐在《雜誌》月刊發表這篇近四萬字的小說。我一看就知道，《金鎖記》的故事、人物，脫胎於李鴻章次子李經述的家中。因為在那之前很多年，我姐姐和我就已走進《金鎖記》的現實生活中，和小說里的「曹七巧」、「三爺」、「長安」、「長白」打過照面。《金鎖記》開頭第二段出現的「那兩年正忙著換朝代：姜公館避兵到上海來……」「姜公館」指的就是李鴻章的次子李經述家：「換朝代」指的是1912年民國建立。李鴻章家由祖上起就按著「文章經國，家道永昌」這八個字，為後代排輩取名。李鴻章是「章」字輩，其子「經」字輩，孫子「國」字輩。《金鎖記》里的「大爺」，真名李國傑，做過招商局局長、董事長兼總經理，1939年遭國民黨軍統特務暗殺。他的妻子(大奶奶玳珍)出身清末御史楊崇伊的家中(楊崇伊之子楊圻則娶李鴻章長子李經方之女)。這位大奶奶相貌平平，難獲李國傑的寵愛。李國傑被殺後，她帶著獨子過著寡居生活，沒事就常到幾個談得來的親戚家中串門子，我姐姐就是從她的閑談中，得知外人不知道的李鴻章家庭中的秘密韻事。文評家都認為《金鎖記》女主角七巧的性格非常成功，這固然和我姐姐的文學功力與寫作技巧有關，但七巧實有其人。李國傑的三弟李國羆，天生殘廢(軟骨症)，又其貌不揚，不易娶到門當戶對的官家女子。眼看找不到孫媳婦，這一房的香火就要斷絕。不知是誰給出了一個主意：去找個鄉下姑娘，只要相貌還過得去，收了房能生下一兒半女傳續香火即可。這就是曹七巧進入李侯府的由來。《金鎖記》的後半部分情節，多在寫七巧愛情幻滅後怎樣以金錢和鴉片控制她的兒子長白和女兒長安。曹七巧分家後，就搬到現在的威海路、茂名北路口的二層樓房裡，樓下租給一個學校，當時叫民智小學。樓上住的主人只有七巧和她的一子一女，婢僕倒有七八個。姐姐和我喊這曹七巧「三媽媽」，喊長白「琳表哥」，喊長安則是「康姐姐」。有一年三媽媽「曹七巧」過五十整壽，大宴賓客，我父親讓我代表去參加祝壽。坐下不久，聽見一個丫鬟在喊「老太太下樓來了」。眾人都向樓梯望去，只見兩個丫鬟扶著「曹七巧」款款地從樓上走了下來。她一下樓梯，就不斷用一口合肥鄉音含笑向眾賓客招呼和寒暄。我連忙走到她面前向她跪禮拜壽，她笑著彎下腰扶起我，也笑著問我父親好。我退回坐席後，這才有機會仔細地打量她。那天「曹七巧」穿著一件深綠色的寬袖旗袍，很像是和尚穿的法袍或道士穿的道袍。相襯著這身衣服的則是她瘦削清啜的面容；臉上一片灰白，一點血色也沒有。我如今還記得，當時遠遠看去，彷彿看到一個幽靈來到了人間，一點也沒有做五十整壽的喜氣。後來《金鎖記》中，我姐姐對曹七巧第一次出場的描寫是這樣的：「那曹七巧且不坐下，一隻手撐著門，一隻手撐住腰，窄窄的袖口裡垂下一條雪清洋縐手帕，下身上穿著銀紅衫子，蔥白線鑲滾，雪青閃藍如意小腳褲子，瘦骨臉兒，朱口細牙，三角眼，小山眉……」這段描寫，和我在祝壽那天見到的「曹七巧」，可說不但形似，而且神似。現實生活中的「長安」康姐姐，我在幾次的親友聚會中見過她，確實如我姐姐在小說中寫的，不過是中等姿色：「她再年輕些也不過是一棵較嫩的雪裡蕻——鹽腌過的」。至於「長白」琳表哥，他的號叫「李玉良」，長得馬臉猴腮，說話油腔滑調。有一個時期，他常到我家來和我父親一起吸大煙，兩人在煙榻上海闊天空胡聊一氣。我姐姐描寫他「是個瘦小白皙的年輕人，背有點駝，戴著金絲眼鏡，有點工細的五官，時常茫然地微笑著，張著嘴，嘴裡閃閃發著光不知道是太多的唾沫水還是他的金牙。」《金鎖記》的男主角「三爺姜季澤」本名叫李國熊，和我父親的交情不錯，並且認我作乾兒子。他按照李家的起名排行，叫我「李家常」。李國熊是一位十足的紈絝子弟，吃、喝、嫖、賭，無所不來，花錢如流水。《金鎖記》發表後，有一次李國熊由北京來上海，住在我家。年輕時風流倜儻的「三爺」，那時已經50多歲，嘴上蓄著一圈花白的鬍鬚，頭髮也銀灰相雜了。他戴著老花眼鏡，看起來慈祥和善，我怎樣也想不到他年輕時會在家中叔嫂調情，還陰謀要奪他哥哥的產業。舅舅看了《花凋》很不高興1944年3月，我姐姐在《雜誌》月刊發表《花凋》。她從小就常往舅舅家跑，纏著我舅舅東問西問，務必把一些她好奇的舊人舊事問個水落石出。舅舅很疼她，也總是耐著性子說給她聽。她寫作成名後，舅舅很高興，常找她發表的文章來看。可是看了《花凋》，舅舅很不高興。表妹黃家瑞回憶說，她爸爸讀完《花凋》大發脾氣，對我舅媽說：「她問我什麼，我都告訴她，現在她反倒在文章里罵起我來了!」我姐姐在《花凋》中第一次寫到我舅舅是這樣的：「鄭家一家都是出奇地相貌好。從她父親起。鄭先生長得像廣告畫上喝樂口福抽香煙的標準上海青年紳士，圓臉，眉目開展，嘴角向上兜兜著……」這是整篇小說中，對我舅舅唯一的讚美。接下來的情節，一段比一段赤裸，對我舅舅的批判也越來越不留情：「鄭先生是個遺少，因為不承認民國，自從民國紀元起他就沒長過歲數。雖然也知道醇酒婦人弄口鴉片，心還是孩子的心。他是酒精缸里泡著的孩子。」前幾句或許還可以接受，但是「酒精缸里泡著的孩子」這一句，讓當時48歲的舅舅暴跳如雷。《花凋》中對他們家庭的不少描寫也讓舅舅很覺不堪：「孩子多，負擔重，鄭先生常弄得一屁股的債。可是鄭先生究竟是個名士派的人，看得開，有錢的時候在外面生孩子，沒錢的時候在家裡生孩子。沒錢的時候居多，因此家裡的兒女生之不已。」我舅舅和舅母共生了五女三男，在外面，舅舅也和別的女人生了兩個女兒。據說1951年舅舅還和家裡的女傭生了一個女兒。我姐姐在1952年離開上海去香港之前，對於我舅舅在「做人」方面的成就，想必都很清楚。姐姐和三表姐最要好，她們同年，興趣、性情也相近。我姐姐寫三表姐肺病末期想買安眠藥自殺的情形，最使我感到錐心之痛，邊看邊流淚。我想著：姐姐寫這一段的時候，也一定是流著淚，心裡難過極了。三表姐死後，姐姐從香港回到上海。但專心她的寫作，很少再到舅舅家。《我的姐姐張愛玲》張子靜季季著吉林出版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