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與杜甫》：誰解暮年郭沫若？

封筆之作曾人手一冊近日再版惹巨大爭議

　　他，被女兒郭平英稱為「生活在『天上街市』的人」；他逝世已經20年了，可各界評價尚未定論，正如其封筆之作《李白與杜甫》，讚揚與批判，竟然持續40年；他就是一代文豪郭沫若，封筆之作飽受非議從未間斷，鮮有知音。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李白與杜甫》幾乎人手一冊。然縱有幾人真正讀懂詩仙、詩聖與詩人郭沫若？

　　近日，中國長安出版社不避爭議，毅然將此書再版重印。書一上市，圍繞該書的口水戰頓時升級：在唐詩方面頗有研究的 丁啟陣先生聞知此事，率先發難：稱郭沫若「奉旨」揚李抑杜，堪稱「第一流氓才子書」，其博文激起近20萬點擊。爭議在當下，詩仙、詩聖與我們的時代越走越遠。《李白與杜甫》再版於當下有何意義？40年的爭端，孰是孰非？本報採訪業內專家，揭秘「奇書」爭議背後的故事。

郭沫若誓超陳寅恪

　　據說，《李白與杜甫》出版之後，郭沫若曾親臨人民文學出版社，說一個月前中華書局出版的《柳文指要》是16開的大字本，言下頗悻悻。當時的出版社負責人拿出報紙說，章士釗的書是主席特批的，這個沒法比。郭沫若聽了一語不發。這個傳聞的確實性如何且不說，不過倒的確傳遞出郭沫若的某些性格特徵，那就是自視甚高而且心氣傲岸不肯服人。翻開《李白與杜甫》，第一頁就是翻舊賬，搗陳寅恪的底。

　　郭沫若寫《李白與杜甫》的年代，陳寅恪已經死了，但是他仍然是郭沫若心裡的一個繞不過去的坎兒。在1961年～1962年期間，兩個人圍繞著《再生緣》一書，有過一段明裡的文字因緣，暗裡互相不服的交往。尤其是郭沫若，似乎要憋足了勁兒把陳寅恪比下去。但陳寅恪在國內外的史學界仍然有很大的號召力。

上世紀五十年代，雙目失明的陳寅恪一半認真、一半消遣地寫了一個《論再生緣》，在香港發表，引起來很大的反響。作為回應，郭沫若也認真做起了《再生緣》的學問，這段時期，郭沫若寫給友人的信中這樣說，「我們在不太長的時期內，就在資料佔有上也要超過陳寅恪」，有人據此猜測郭沫若和陳寅恪兩人之間有恩怨糾纏。其實，也沒這麼複雜，只是書生的好勝心罷了。

《李白與杜甫》:學術成果幫了外交的忙

　　《李白與杜甫》，是郭沫若巨著叢中，一部別有異樣、別賦心聲的作品。其寫作時間還沒有定論，一說從1967年醞釀到1969年正式寫成，一說《英譯詩稿》完成後，就開始寫作，到1970年初夏完成。對於《李白與杜甫》一書的出版問世情況，知情者寥寥。該書既無前言，也無後記，故其寫作動機、寫作過程之類情況，猜測亦頗多。

　　據《郭沫若學術論辯》一書說，這部著作為世人所知，是因為中蘇兩國在珍寶島的武裝衝突。當時蘇聯為侵華罪行辯解，詭稱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地域，在18世紀40年代就臣服於沙皇。

　　當時的外交部長喬冠華、副部長余湛，就此歷史爭議問題，奉命走訪郭沫若，郭沫若告知唐代大詩人李白出生於碎葉的證據和相關材料。外交部在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外交部文件——駁蘇聯政府1969年6月13日聲明》中，就用上了郭沫若的學術成果：「八世紀，中國唐朝大詩人李白就出生在巴爾喀什湖南的碎葉河上的碎葉。」以鐵的史實，駁斥了蘇聯人的叫囂。

由此，人們也知道郭沫若寫了一部《李白與杜甫》。

杜甫死謎:牛肉加白酒生生撐死？

　　郭沫若在《李白與杜甫》一書中指出：杜甫嗜酒和死於牛肉白酒。郭沫若研究協會副會長謝保成先生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郭沫若顛覆性地突破杜詩研究的舊框子，推動杜詩研究的新進展。他曾說過，「新舊研究家都在『為其尊者諱』，極力替杜甫『為牛肉白酒脹飫而死』辯解。《杜甫嗜酒終身》一節以杜甫的大量詩篇證明『杜甫的嗜酒並不亞於李白』，新舊研究家們『視若無睹，一千多年來都使杜甫呈現出一個道貌岸然的樣子』」。

謝保成先生指出，郭沫若顛覆杜甫詩歌的人民性，《關於杜甫》這部分比較系統地清理了歷來迴避的主要問題，並逐一作出剖析。《奉贈鮮於京兆二十韻》過去是迴避的。鮮於京兆即鮮於仲通，把楊國忠捧上台，再由楊國忠來提拔他為劍南節度使。天寶十載鮮於仲通逼反南詔，被南詔打敗，李白作詩諷刺「千去不一回，投軀豈全生。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楊國忠不僅掩飾鮮於仲通的敗狀，還敘其戰功，調其為京兆尹。天寶十一載杜甫以《奉贈鮮於京兆二十韻》求其向楊國忠推薦自己。郭沫若曾發問：「請看杜甫為了求取功名，是多麼不擇對象！這豈不是有忝『詩聖』或者『人民詩人』的稱號嗎？」

爭議:驚世之作？流氓才子書？

　　《李白與杜甫》初版於1971年10月。上篇講李白，下篇講杜甫。作者以平民視角解讀被誤讀了千年的「詩仙」與「詩聖」，敘述了李杜二人的從政歷程，並對當時的政治風雲、權謀之爭作了細緻剖析。這是郭沫若晚年的封筆之作，此書四十年來爭議不斷。

　　丁啟陣：它是第一流氓才子書

　　著名唐詩研究專家丁啟陣認為：我這裡所說的流氓，並非指作者郭沫若先生的為人處世或者說人品，而是指他在寫作《李白與杜甫》一書時的功利心理和蠻橫態度。有一種流傳甚廣的說法：郭氏寫這本書，是奉旨行為。在得知旨意以前，郭氏不但並非「揚李抑杜」派，他甚至曾經把李白杜甫稱做「中國詩歌史上的雙子星座」。郭氏對於杜甫態度的轉變，是否完全源於奉旨，恐怕很難論證了。但從《李白與杜甫》看，郭氏「揚李抑杜」的態度是十分鮮明的。沒人像他這樣生猛，對杜甫實施人身攻擊的同時，又加以致命的政治宣判。

　　郭平英：這只是一本學術著作

　　郭沫若的女兒郭平英在最近的一個訪談中說到此事：「我認為只是一部學術著作，但偏巧他的觀點和主席相同，可能使這個問題複雜了。很多人看過他的自傳，那裡就說他喜歡李白，不大喜歡杜甫，他關於這兩位歷史人物藝術風格的個人取向是自始至終的……為什麼一定在那個時期寫這部書，除了上述原因之外，還有『文革』期間什麼都不允許寫，什麼也都不能寫，他在讀書的過程中想寫李白與杜甫，而不是為了迎合什麼。」

郭沫若在寫《李白與杜甫》之前已有言證：「唐詩中我喜歡王維、孟浩然，喜歡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歡杜甫，更有點痛恨韓退之。」（郭沫若《我的童年》1947年版） 「其實，我也是尊敬杜甫的一個人……把杜甫看成人，覺得更親切一些。如果一定要把他看成『神』，看成『聖』，那倒是把杜甫疏遠了。」（郭沫若《讀〈隨園詩話〉札記》後記，1962年版）

對話謝保成

它是郭沫若晚年的寄託

　　廣州日報：作為郭沫若研究專家，您覺得該書的再版理由何在？

　　謝保成：從學術研究角度審視《李白與杜甫》，至少在以下幾方面是超越前人的。 其一，透過李白與杜甫的經歷和遭遇，生動地展現了唐代社會由盛轉衰的歷史畫卷。其二，以詩文證史，把李白身世、李杜宗教生活等項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層次。其三，突破杜詩研究的舊框子，推動杜詩研究的新進展。

　　廣州日報：您覺得《李白與杜甫》對於當下有何意義？

　　謝保成：弘揚民族文化，創造民族新文化，離不開對傳統文化的批判繼承。當下，我們很多傳統文化需要繼承和傳承。

　　中國文化積澱厚重的傳統之一就是「褒貶」人物，而且滲透到思想文化領域的方方面面，形成對文化成就相當而風格各異的文化人物的或揚或抑。

　　社會變化影響士人心態，士人心態影響詩歌創作。社會變化影響人們審美觀的變化，審美觀的變化影響讀詩情趣的變化。經濟繁榮，生活安定，思想開放，無拘無束，人們在注重實效的同時又多了幾許浪漫成分，李杜研究不再像80多年前那種樣子了。隨著開放的深入，思想進一步解放，我想，迎來的將是李杜並稱的局面！

　　廣州日報：您怎麼看40年來，圍繞郭沫若這本封筆之作的持續爭議？

　　謝保成：寫作《李白與杜甫》，儘管無法確知其內心的潛流，只要認真讀過這本書，並有那個年代經歷的人，完全可以從中了悟一些寫作寄託。在那個年代，「任意栽誣」的事太多了，橫遭「活天冤枉」也大有人在，連自己鍾愛的兒子都慘死在棍棒之下。郭沫若本人雖受特別「保護」，也是在小心與違心之間深有忌憚地度日。把《李白與杜甫》看做意在邀寵，這在郭沫若真的是「活天冤枉」！

　　《李白與杜甫》所犯的毛病，用郭沫若自己的話說，「矯枉不宜過正，矯枉而過正，那便有悖於實事求是的精神。」郭沫若一生的學術研究都在不斷開拓，不斷更新，翻「抑李而揚杜」的舊案差不多是他終身致力的一大課題，絕非人云亦云能夠一筆勾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