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祈福文化到幸福指數：我看見了幸福

　你一定要幸福。福文化傳承千年，福祿喜壽祥瑞，構成中華民族的祈福六字真言。今天，幸福仍是個人追求，幸福指數仍是安居指標，人民福祉仍是國家使命。「你問我看見了什麼, 我說我看見了幸福。」

　　福到了

　　「新年快到了，福田來了，也就是『福』來了。」這是2007年12月28日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在北京大學演講的開場白。歲末之時說「福來了」，福田此舉非常討喜。

　　對中國人而言，經過幾千年的浸淫，「福」已經成為一切美好事物和諧的集合，同時又是一種現實的存在，是社會生活必須面對的東西：健康是福，平安是福，長壽是福，食得是福，甚至吃虧也是福。好消息是福音，好居所是福地，好相貌是福相，走桃花運是艷福，連發胖也是發福。在中國人的邏輯中，自身要惜福，對他人則要不吝祝福。漢民族喜歡說「恭喜發財」、「大吉大利」，哈薩克民族的即興祝福則感性得多：「春天來臨，人間有了繁榮；春雨飄灑，人間五穀豐登。窮漢樂也無窮。如今是母雞孵出小雞的日子，心頭的憂鬱也無影無蹤。」不管何類祝福，可以說，古往今來中國人對福的追求、企盼都是一致的。

　　「福」是一種美好願望

　　古代人靠天吃飯，所以特重祈福，風調雨順才能五穀豐登，才能生存下去。在此基礎上，祈福逐漸發展成為一套完整的符號體系。祈天是帝王的事，三跪九拜，祭天祀地，以求江山永福；簪纓世家如《紅樓夢》中的賈家，在自家宗祠祭拜祖宗，祈求合家團圓、家業繁盛；升斗小民沒那麼多講究，但也要循例拜拜灶神，給點甜頭塞住他的嘴，讓他「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

　　《說文解字》解「福」字：「福，佑也。」只要有神靈保佑，就能逢凶化吉。所以祈福看重的是心意，祈福的對象、形式倒在其次。除夕撞鐘108下是祈福，放風箏也能祈福，大觀園中的小姐們放風箏，最後把風箏放走了，祈願去了林姑娘的病根兒。再比如在湖南常德桃花源景區「摸福」，祈福者閉上眼睛去摸福壽碑上的「福」字，摸沒摸到都有說道：兩手摸到福，叫「洪福齊天」；一手觸及，叫「福如東海」；觸到石邊，叫「福星高照」；如果觸不到，沒關係，叫「福在身邊」。

　　而中國人耳熟能詳的「五福」說法，最早見於《尚書·洪範》：「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長壽、富貴、身體健康且心靈安寧、有美德、不遭橫禍而善終，這是中國人對「福」最早的具體闡釋。至於後來演化為「福、祿、壽、財、喜」，則更符合世俗的要求，心靈安寧、有美德屬於對精神層面的更高要求。

　　「福」是一種生存狀態

　　正如《中國福文化》系列書的作者殷偉所說，一部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人們孜孜追求福祿壽喜財的歷史。也因此，祈福作為中國人生活中一個必不可少的部分，頻頻在各種文字記載中出現。

　　比如拜月祈福。最著名的當然是唐明皇和楊貴妃，「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西廂記》中，崔鶯鶯在後花園燒香祈願道：「此一柱香，願化去仙人，早生天界。此一柱香，願堂中老母身安無事。此一柱香……」沒說出口的那句話被紅娘一語道破：「願姐姐早尋個姐夫。」而在《三國演義》中，因為貂蟬的月下一拜，禱告上天願為國家分憂，由此有了後面一大段精彩文字。

　　祈福的時、地不拘，形式更是五花八門。像《紅樓夢》中，賈寶玉逃席拜祭金釧兒，就在尼姑庵中的井台上焚香默祝，拜是拜得不倫不類，但心意拳拳。這倒和林黛玉的拜祭觀相合：「這王十朋也不通得很，不管在哪裡祭一祭罷了，必定跑到江邊上來做什麼？俗話說：『賭物思人』，天下的水總歸是一源，不拘哪裡的水舀一碗，看著哭去，也就盡情了。」曹雪芹還借賈寶玉之口說，最恨那些俗人不知來龍去脈就胡亂蓋廟供神。這其實反映了中國人對於祈福實用主義的一面，不管什麼神什麼靈，求了再說，有沒有效果且兩說，心理安慰作用其實更大。

　　這也是老百姓對待苦難的一種調適方式。儘管不斷有學者對這種自欺欺人表示質疑，比如馮驥才在《100個人的10年》一書前言中說，「小百姓習慣用抹掉記憶的方式對付苦難。但是，如此樂觀未必是一個民族的優長，或許是種可愛的愚昧」；但敢於直面慘淡人生的勇士的下場是不妙的，作為小百姓還是寄希望於從祈福中得到慰藉，比較現實。

　　祈福與洋節的Crossover

　　祈福既然是一套完整的符號系統，自然需要傳承。這些傳統，在「破四舊」時毀掉一大批，老輩人死了一茬又一茬，又毀掉好些。在這種背景下生長的 60年代、70年代生人，本來就對那套繁瑣的祈福系統不甚了了，因而在改革開放國門開放之後，他們幾乎是以迫不及待的心情投向了聖誕節、情人節這些洋玩意兒。

　　以北京為例，1995年以前聖誕節對北京人來說還是很陌生，即便有高級酒店操辦聖誕晚宴，參與者也是老外居多，中國人絕少參加。而到了現在，北京沒有一家高級酒店會放過聖誕節，大多數酒店在五六月的時候就開始籌劃聖誕活動，到12月就全面進入聖誕季，到處充斥著避都避不開的聖誕氛圍。現在過洋節的風氣更盛，國人不僅過聖誕節、情人節、萬聖節，就連只有美國、加拿大人才過的感恩節也不排斥。更有些年輕人堅持，如果一定要過節，那就只過這兩個節：聖誕節和情人節。

　　有些學者因此憂心忡忡，覺得西風壓倒了東風。於是先是有十博士聯名倡議慎對聖誕節，接著有學者提出應該將春節列為申遺對象，以搶救瀕於滅亡的傳統春節民俗。學者們其實錯怪了洋節。洋節的風行，一方面是中國人對傳統節日的自我擯棄，比如都說「冬至大如年」，但除了在廣東等少數省份，又有多少人一定要過冬至？另一方面，中國人對於洋節持實用的拿來主義態度，像聖誕節在西方是一個和家人團聚的、類似於我們的春節的節日，但在中國，聖誕節成了玩樂節、血拚節，情人節同樣如此。所以有評論說，世俗的中國人甩掉了洋節的文化內核，使它們成為時髦的集體狂歡的憑藉和載體。或者換句話說，就是為自己的快樂找一個出口。

　　於是，將傳統的祈福形式和洋節crossover的天才嘗試出現了。在廣州的大學城，大學生在平安夜當天放孔明燈祈福，還引來了圍觀的市民，因為有市民從來沒看見過孔明燈。在海南三亞的南山旅遊區，專為情人節推出撞吉祥鍾、繫心願帶、抱佛腳、以觀音為媒情定南山的活動；在杭州的萬松書院，七夕花燈祈福活動被操辦成了一次單身女性Party，參與的女孩把QQ號寫在花燈所附的心愿卡上，祈禱早日遇到意中人。而受到聖誕老人從煙囪里冒出來的啟發，有江蘇的民俗學者建議把傳統的灶王爺打造成中國版的聖誕老人，重過「灶王節」。歸根結底，中國人已經把洋節當成自己的節日來過了。

　　如何量化幸福

　　和「福文化」一樣，「幸福學」、「幸福指數」都是近年來才出現的新名詞，不過中國人理解起來並無障礙：不就是傳統的「福」嘛。可以說，人的終極目標就在於追求幸福，以往人們是通過祈福的方式去獲得，是被動的；現在則通過經濟學的、計量的方式去把握和創造幸福，是主動的。

　　在幸福學(Hedonomics)研究者、美國芝加哥大學商學院教授奚愷元看來，幸福學是一門研究如何將幸福長期最大化的學問，他發現，人們往往高估錢的重要性，許多人以為錢多會使他更幸福，但事實上並非如此。但這個道理，中國人早就懂了，那就是「福」應該是物質與精神兩方面的結合。《尚書·洪範》所描述的五福，一方面是物質層面的富貴、長壽，一方面則是精神層面的心靈安寧、有美德，而二者的和諧集合才是「福」。即便在後來五福被世俗化為「福、祿、壽、財、喜」，「財」的位置也排得很後，並不是幸福與否的決定性因素。

　　奚愷元教授的貢獻在於，他是最早將「國民幸福指數(Gross National Happiness，簡稱GNH)」的衡量方法引入中國的學者之一。從2004年開始，他就和《瞭望東方周刊》合作，對中國城市進行幸福指數調查研究。而山東省委黨校的邢占軍教授則早在2000年就開始著手幸福指數測量表的製作，從2002年起主持幸福指數測量工作。在邢占軍教授看來，幸福不幸福是個人的心理體驗，幸福指數則是一種執政理念。他認為，近年來有很多地方政府將提高老百姓的幸福感納入政府工作報告，政府領導人不僅要重視GDP和財政收入，更要管一方百姓的幸福指數，這是件好事。

　　零點研究諮詢集團則從2004年起每年一次在全國展開幸福指數調查，根據零點的調查結果，最有錢、最窮的人不是最幸福的，小康的人最幸福；大城市、農村的人不是最幸福的，中小城市的人比較幸福。也就是說，「不多不少」的人最幸福。奚愷元教授和《瞭望東方周刊》合作的中國城市幸福指數調查，杭州連續三年被認為是最具幸福感的城市，和零點的調查結果互為呼應。

　　總而言之，不管是傳統的「福」觀念還是現代的「幸福感」等新詞，古往今來，人們對幸福的追求不會變，為人民謀福祉也仍然是國家職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