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中的中日宣傳反差

中國有句俗語：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其實，將這句俗語用到戰爭上，也是同樣的道理。誰掌握了正義，誰就會得到廣泛的同情與支持，而得到的支持越多，則越有可能成為勝利方。但這個所謂的正義，並非一定是天然的正義，很有可能是偽裝出來的正義，將不義偽裝成正義，以博取支持。當年的甲午戰爭，日本就是這樣一個假正義方，但它成功欺騙了世界。反觀中國，本來是被侵略的的受害方，但在世界各國的眼中，卻是罪有應得。何以如此顛倒黑白，原因就在於日本成功掌握了輿論傳播與危機公關，而中國在此方面則表現得一塌糊塗。圍繞整個戰爭前後，兩國驚人的輿論反差讓後人唏噓不已。

媒體宣傳比較

甲午戰爭期間，日本的媒體已經非常發達，大都被反對黨掌握，可有效制衡政府權力，因此媒體被視為一種獨特的權力。明治維新後，西方的媒體運作理念就已經紮根日本，日本將媒體與貴族、僧侶、平民並列為國家的四大種族，是無冕之王。相比較而言，中國的媒體正在快速起步成長，由洋人投資，國人參與管理，雖同樣有批評政府的權力，但中國沒有反對黨，媒體沒有強有力的政治支持，因此在與政府的較量中，還是相對比較弱勢。而清政府連操控媒體進行輿論宣傳的意識都沒有。

兵馬未到，輿論先行。戰爭開始前，日本媒體運用現代傳播理念發動新聞宣傳戰，為自己找「理」，不斷給中國拉仇恨。日本向世界宣傳「朝鮮獨立論」、「義戰論」，蓄意製造「中國威脅論」、「滿漢矛盾」，甚至是「日本人優越論」。日本製造的假象是，日本攻打大清國純粹是文明消滅野蠻，是對中國百姓的救亡。如此一來，日本用世界先進的普世價值觀對戰略意圖進行了包裝，將自己的侵略偽裝成正義，所謂有「理」在先。此時，日本著名的《每日新聞》、《讀賣新聞》、《大阪每日新聞》、《中央新聞》等媒體紛紛投入其中。

日本精心的宣傳策劃贏得了世界的普通理解與支持，日本出兵朝鮮師出有名。日本國內百姓也是熱情高漲，積極捐款捐物，踴躍參軍，報效祖國。一個「文明之師、威武之師」的日軍同樣也吸納了日本眾多隨軍媒體記者，包括西方媒體記者在內，隨軍記者多達114名，另有11名素描記者、4名攝影記者。如今，我們有幸看到的關於甲午戰爭的照片很多都是當年日本隨軍攝影記者留下的。隨軍記者的參與，讓日本牢牢掌握了話語權，在甲午戰爭的宣傳中進一步贏得了主動。一方面，隨軍記者的稿件時效性強，速度上快人一步。另一方面，記者深入一線，親歷戰爭，稿件更具真實性，細節更能打動人。再者，還會吸引眾多世界媒體進行轉載分享，為日本打造有利的輿論氛圍。一個以日本為中心的媒體朋友圈就這樣搭建而成。

再看看中國的媒體，雖然也是報館林立，雖然也關注戰爭，但表現明顯差了一大截。在戰爭開始前，中國的媒體宣傳的不是如何正確進行戰爭動員，而是對日本的不屑一顧，包括當時影響力最大的上海《申報》等媒體，無不如此。在他們的記者眼中，日本就是「東夷之邦」、「撮爾小國」，與中國開戰，是學生打老師，無疑是雞蛋碰石頭，自不量力。

中國的媒體虛妄自大，而清政府也沒把他們當回事，不完全是看不起媒體，首先是清政府沒有現代傳播理念，不知道如何利用媒體爭取輿論主動。在出兵朝鮮時，清軍拒絕了所有媒體的申請，包括西方媒體。不僅如此，在開戰後，清軍竟然將兩名誤入清軍陣地的兩名媒體記者殺害。這種拒絕與媒體對話，自覺將自己與世界隔離的做法無疑是非常愚蠢的。

戰爭開打後，中國的很多媒體仍然沉浸在意淫中。例如當中國的「操江號」舊軍艦被日軍俘獲時，《字林滬報》竟然諷刺日本拿中國的又小又破的舊艦艇當寶貝。而當清軍在朝鮮潰敗時，中國媒體又玩起了自欺欺人的把戲，大肆編造假新聞，將慘敗粉飾成大捷，如牙山大捷就是典型的一例媒體造假醜聞。假新聞甚至矇騙了路透社，新聞轉載後，讓世界為之恥笑。

如果是消息不靈通，以訛傳訛還可以諒解。有些媒體竟然喜歡到處編故事，非要將新聞寫成小說。在朝鮮前線慘敗的情況下，上海《點石齋畫報》報道，有娘子軍為夫報仇，編隊扛槍赴朝鮮抗日。文章寫得有鼻子有眼，甚至還有皇帝的講話，如「何必使婦人從軍，為外邦見笑耶？」

假新聞如同狼來了，次數多了導致中國媒體公信力喪失殆盡。當日軍進入旅順進行大屠殺時，中國媒體的聲音在世界上普遍被忽略，反倒讓日本偽裝的優待戰俘、親民如子的擺拍新聞佔了上風。難怪李鴻章在甲午戰爭後對《紐約時報》抱怨，中國媒體不願講真相告訴讀者。

戰爭中，美國《輿論》雜誌就中日形象進行了調查，結果發現，從波士頓到舊金山的主要媒體的編輯們都認為日本值得尊重，而大清國只能鄙視。

外交公關比較

輿論陣地被日本媒體牢牢控制，猶如被別人鎖住喉嚨，中國方面非常被動，更悲哀的是，清政府包括李鴻章在內都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還有更糟糕的，那就是日本在外交公關方面又搶佔了先機。日本發動駐外使臣大造輿論，同時賄賂國際媒體、收買外國專家，不惜扭曲事實，為自己的侵略行為辯解，進而粉飾為正義之舉、文明之戰。甚至嫁禍於中國。與此相比，中國的駐外使臣甚至都不懂英文，面對外國媒體根本毫無作為。

為了能夠與國際輿論快速接軌，日本秘密高薪聘請了58歲的《東京時報》英文版的美國高級編輯豪斯擔任甲午戰爭公關宣傳的總策劃。豪斯久居日本，不僅是個日本通，對歐美政治軍事更是非常熟絡。事實證明，豪斯很好使，他對日本的國際形象包裝、危機公關與對外宣傳都非常成功。

日本賴著朝鮮不走，還煞有其事地提出了改革方案，要求中國參與。中國對此大罵日本無恥、不要臉！但「正義」又站在了日本的一邊，世界各大媒體紛紛對日本表示讚賞。豪斯率先搞定了自己的老東家《紐約先驅報》，該報認為，由日本主導改革是必須的，不能讓朝鮮再受野蠻中國的統治。《舊金山檢查者報》甚至直接指責中國過分壓制朝鮮，讚揚日本是給朝鮮帶來活力。美國媒體與民眾普遍認為，日本才是思想進步的陽光少年。更有人認為，這都是美國的功勞。

難怪日本人就這種意識，因為日本駐美大使都是哈佛大學畢業。栗野慎一郎與駐英國兼德國公使青木周藏聯合策劃對外宣傳，號召日本在外的大使、專家學者積極行動起來，爭取在世界各大媒體上發聲。二位也不是光說不練的主，時常親自操刀上陣。在他們的忽悠下，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中國原來是一個野蠻的惡人。

更絕的是，日本利用危機公關不斷嫁禍中國，讓中國背黑鍋。英國「高升號」商船被日軍擊沉，中國本來準備藉此機會聯合英國打擊日本。誰知，日本反咬一口，惡人先告狀。竟然賄賂英國媒體，收買英國專家，為日本辯護。如日本的文獻記載，日本收買英國中央通訊社，2000日元發一條消息。給路透社是606英鎊。最後，經過媒體與專家組團一忽悠，英國政府便把氣撒到了中國頭上，中國大呼躺著中槍，但無濟於事。

同樣是在「高升號」事件上，當時的大清國駐英法公使龔照瑗居然都不懂外語，就像盲人一樣，大小政務全部要聽英國屬下的翻譯，英國人說什麼，他就聽什麼。然後就回報給清政府，如「英廷力勸和平議事」、「俄將請各大邦與聞」等，對歐洲媒體與民眾的輿論等信息沒有絲毫的重視。

不過，當時龔照瑗也提醒李鴻章，「高升號」一事，日本輿論佔據主導，對中國尤其不利，建議應加強對外宣傳，以爭奪輿論陣地。對此，中國並沒有什麼行動。筆者分析，一方面，李鴻章並沒放在心上，自持有理走遍天下。另一方面，中國也沒有擅長外交公關的國際化人才。別說在媒體上發表文章，就連26個字母恐怕都認不全。駐俄公使許景澄是個人才，長駐歐洲，但他只會俄語，而且還早已回國養病。

最丟人的是，《舊金山早報》記者欲採訪大清國駐外領事，領事說英文很費勁，對美國記者的採訪自然比較抵觸。一頓不耐煩的應付後，轉而交給自己的秘書。作為領事的秘書，竟然對美國媒體大幅報道的甲午戰爭熟視無睹，一問三不知。美國記者不斷向這位秘書描述戰爭情形，如北洋海軍慘敗，很多官兵被日軍炮擊致死時，秘書都只是邊笑邊搖頭。美國記者最初以為秘書在玩一種否認的外交策略，結果聊得深入後發現，秘書真是不懂。

當然，中國大使也不是沒有努力。中國公使楊儒為了接近美國國務卿葛禮山，玩起了曲線救國，不斷討好葛禮山的夫人和孩子。但人家日本公使也沒閑著，栗野慎一郎不喜歡走後門，直來直去，直接上門拜訪國務卿，不僅提高了效率還贏得了好感。

國內輿論比較

與媒體宣傳、外交公關幾乎同步進行的則是國內的戰爭動員。國內百姓對戰爭的認知、參戰熱情等都是關乎戰爭成敗的關鍵。在這點上，無論是戰前還是戰中，日本都充分利用了中國的「滿漢矛盾」。人們熟知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本是朱元璋的發明，結果卻讓日本人用在了甲午戰爭上。在日本人看來，自己才是中華優秀子民，而中國正處於異族鐵蹄蹂躪下，屬於應該被解放的。反觀中國，無論是國內百姓還是外國僑民，對戰爭既麻木又冷漠，對國家興亡絲毫沒有參與感。如此戰爭，其實勝負早已分出。

一直以來，日本人以黃種人中的上等人自居，認為中日同根同種，必須抱團取暖對付白種人。但抱團的前提是，日本要改造中國人這種劣種黃種人。同時，日本政府大肆向國內民眾鼓吹「驅除韃虜、恢復中華」論調。一時間，日本國內戰爭熱情高漲，參軍踴躍，士氣高昂。在《日清戰爭實記》中，記載了一位日本叫森鷗村的父親寫信鼓勵前線征戰的兒子的故事。這位日本父親熟練使用漢語言，全部文言文寫作。日本父親認為日清戰爭是「伐異類、戮異類，以聲我義，揚我威，實千載一時不可失者」。

日本父親還在信中勉勵兒子鞠躬盡瘁，慷慨赴難。「國家危急存亡之所隸，而吾人之榮辱休戚亦系焉。雖連戰連勝，決不可安棲。苟為軍人者，宜慷慨赴難，鞠躬盡瘁。命都能舍，何惶區區憶親思家乎？」信中可見，父親將兒子赴前線作戰視為保家衛國之榮耀。最後，父親還不忘叮囑兒子，莫貪功名富貴。「汝切莫介懷，一意專心，銜龍尾，攀鳳翼，以建功勛。家國民人，而不在功名富貴」！

通過這封信可以看出，當時的日本國內，普遍將對華的侵略戰爭視為解放之戰、救亡之戰。普通百姓視前線作戰為保家衛國的責任與義務。如此氛圍下，日本上演了一幕幕送親人上戰場的感人場景。父送子、妻送夫，高唱軍國主義歌曲為親人送行。這點也是日本政府樂於看到的，更是日本向民眾發動輿論戰的勝利。此時的梁啟超就在日本，他親眼目睹了這種場景，大有肅然致敬之意。

日本國內的愛國熱情也傳導給了國外僑民，美國日僑紛紛組織愛國聯合會，積極為戰爭募捐。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更有年輕的留學生時刻準備著，軍訓備戰，隨時準備應招入伍。此舉竟然感動了美國人，幫助日本人打壓中國人。

與日本人的熱情高漲、自信滿滿不同，中國人則對這次戰爭毫不關心，在麻木冷漠的外表下，還有一顆自私的心。國內百姓在大敵當前之際，個個非常淡定，前邊戰事吃緊，後邊緊吃，一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姿態。為何會這樣？其實，不是中國人厭戰，更不是怯戰。因為在中國百姓看來，國家是皇帝的國家，大清是滿族人的大清，亡與不亡，都與自己無關。即使出兵打仗也應該由滿族人去打。 美國的華僑也是如此，家事國事天下事充耳不聞，每天只關心眼前的小生意，燒香拜佛。就連美國人都看不下去了，《亞特蘭大憲政報》的記者為此專門採訪了一個名叫山姆·辛的華人，這個華人也實話實說，他說：「沒有任何影響呀，我們一樣忙於洗衣賺錢，不會去參戰。中國皇帝要我們去參戰，我們才不去呢。」

中國國內也基本如此，包括天津水師學堂的學員。英國駐天津總領事寶士德發現，天津水師學堂的漢人學員甚至希望日本打敗中國，因為可藉此推翻清政府。而大清正規的部隊甚至害怕得尿了褲子，當時的馮玉祥在保定親歷了這尷尬一幕。他事後回憶道，「官兵們駭得失神失色」，「部隊開拔時凄慘一片」，「男女老幼奇哭怪號聲震雲霄」。馮玉祥形容當時的情景，猶如死人出殯，哭聲一片。他為此感嘆「為民族爭生存、為國家爭榮耀，所謂國家觀念、民族意識在他們是淡薄到等於沒有的。」

不僅如此，宣傳「反滿」的日本軍隊甚至受到了中國百姓的夾道歡迎。《日清戰爭實記》記載，遼寧丹東九連城「當地居民簞食壺漿迎我王師，攜來雞和豬獻給我軍」。日本第一軍司令長官的山縣有朋大受感動，免除稅款安民。對此，百姓稱讚叫好，更有年輕人投入日軍效力。在日軍進攻台灣時，日軍將自己打扮成「反清復明」的義軍並因此深受當地百姓愛戴。在整個戰爭中，類似的記載可謂比比皆是。

戰後，有英國人感嘆「大多數中國人於戰事尚懵然無知也」，英國人認為，此役非中國與日本之戰，實是李鴻章一人與日本之戰。李鴻章也無限感慨「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國之師」。

無論從媒體宣傳、外交公關還是國內輿論，中日反差巨大。何以如此？或許還要從制度上找原因。甲午戰爭前，中國與日本同時開始革新開放，即日本明治維新與中國洋務運動。而日本改革的是制度，中國改革的是器物，中國封建君臣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可見，沒有制度的根本變革，一切進步都是虛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