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與「做」是一輩子的修行

06-04

黨的十九大強調，要推進「兩學一做」學習教育常態化制度化，用黨的創新理論武裝頭腦，推動全黨更加自覺地為實現新時代黨的歷史使命不懈奮鬥。「兩學一做」學習教育，基礎在學，關鍵在做。它不是個階段性的任務，而是黨員幹部一輩子都要練的基本功。推進「兩學一做」學習教育常態化制度化，要以黨的政治建設為統領，切實把全面從嚴治黨落實到每個支部、每名黨員，堅定廣大黨員的馬克思主義立場，確保全黨始終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使我們黨始終成為有理想、有信念的馬克思主義政黨。

「學」與「做」是辯證統一的。學是基礎，做是關鍵；學是做的前提，做是學的實踐；學是前因，做是後果。不學，不知如何做？為什麼做？為誰做？做到什麼程度？不做，無法證實學的有用，無法提高自己的能力，也無法檢驗學的內容和方法是否對頭，更不能實現工作目標。學中有做，做中有學，學是為了做，做要不斷學。學是做的開始，做是學的繼續。學與做是一致的。當然，學不是死記硬背，學中有思，學中有悟，學中有解；這個解，是思考解決實際問題的辦法。做，不能照搬照套、依葫蘆畫瓢，做有聯想，做有思考，做有判斷，在思考、聯想、判斷中創新。學做結合的最好方法是，帶著問題學，根據「學」的要求做，使做有標準，做有法則，做有指導。學是為了做，做中遇到問題再來學。如此循環往複，既增廣了知識、擴大了眼界，又鍛煉了意志、提高了能力。經驗主義者，憑老經驗辦事，會犯刻舟求劍的錯誤；本本主義者，不顧「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個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不考慮時空變化，用一個框框套所有問題，必然要鬧出削足適履的笑話。

「學」和「做」的關係，就是「知」和「行」的關係。《尚書·說命》中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陽明說：「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古人既強調「知先行後」的規律，又感嘆「知易行難」的實際困境。孫中山先生贊成「知先行後」，反對「知易行難」。作為一個開拓時代的革命者，他從革命艱難竭蹶的探索中認識到，中國歷經多年的革命之所以不能成功，不在於不行動，而在於不知道應如何行動。「古人說：『知易行難』，我的學說是『知難行易』，從前中國百事都腐敗的原因，是由於思想錯了。」「倘能知之，則建設事業亦不過如反掌折枝耳。」為此，孫中山先生還作了「行易知難十證」。知難行易，就是現在人們常說的，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當然，這想，不能是異想天開的妄想，只能是循理而進的聯想；不能是無中生有的空想，只能是實事求是的構想；不能是為一己私利或企圖平步青雲的痴想，只能是為人民服務和實現人民主體地位的理想。

既要知「行之惟艱」，也應知「知之不易」。《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四個步驟，均屬於「學」的過程，而屬於行的只有一個「篤行」。但一個「篤」字，限定了人們在行的過程中，要忠實履行義務、全心全意投入到行的實踐中去。孫中山先生也說：「撫已有之成效，既不敢不自勉，思現存之缺憾，又不敢不自奮，則惟有夙夜黽勉，前進不已，以求最後之成功已耳！」此話盡顯「行」之艱難。他逝世前還在《國事遺囑》中諄諄告誡同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可見，革命之「知」不易，革命之「行」亦不易。應該說「知易行難」和「知難行易」是針對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和不同的階段而說的。前者，是針對大政方針已定的執行者而說的，後者，是針對探索者、初創者和革命先行者而說的；前者，是就實現目標的建設過程而說的；後者，是就建設目標和建設路徑的探索而說的。實際上，「知」和「行」是辯證的統一。求知，要行動；實現，也要行動。前者的行動是探索真理，後者的行動是實現真理。如果把「行動」等同於「行」，那麼「知」和「行」都要「行動」，一個是以腦力探索為主的「行」，一個以體力行動為主的「行」；腦力探索中要有體力支撐，體力行動中要有腦力指導。在現代社會，做任何工作，都是「學做一體」和「知行合一」的。

「兩學一做」學習教育，基礎在學，關鍵在做，既綜合了「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和「知易行難」的學說，又超越了這兩個學說，代之以「學」是基礎和「行」是關鍵的理論。基礎者，根基和前提也，無基礎，無根基，即無立錐之地、無前進方向、無指導方針、無歷史借鑒；關鍵者，事物運轉之樞紐也，抓不住關鍵就等於放棄，放棄執行、放棄建設、放棄努力，空有思想、計劃、實施方案又有什麼用？現在的問題是，一些黨員幹部，既學得不深，又做得不實。學時，蜻蜓點水，淺嘗輒止，不思考、不研討，大而化之，照抄照搬，靠秘書出主意、拿方案；做時，坐在辦公室里指揮，關在會議室里立軍令狀，在電話里聽彙報，下基層走馬觀花，不能親臨一線調查研究。這些問題必須引起重視，及時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