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左走 向右走的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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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歲月如流水,秋風又起;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這三十年,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世界各國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只是中國的變化以經濟為主,而西方,則更多的是人文。
在選舉中,人們常常會給不同的政黨和選民打上左、右的標籤,但左、右的定義並非一成不變的。今天美國的保守派,放到三十年前興許就成了自由派;美國現時的民主黨放在今天的法國,也許就成了右翼。
時過境遷,近百年來,左、右的劃分標準越來越多,標準的尺度也不斷變化、不盡相同。三十年前,排外的尺度僅限於反對合法的移民和境內的不同族裔。放到今天,排外的尺度不知不覺擴大到反對非法移民。川普就因反對犯罪率高企的墨西哥裔非法移民,而被西方媒體打上一個種族歧視的烙印,被譽為21世紀的美國版希特勒,受益於此,《希特勒自傳》最近也一躍成為美國的熱門暢銷書之一。
左、右區分的標準有很多,如在墮胎、死刑、清潔能源上的不同立場,但自始至終的核心標準卻只有一個,兩百年來一如既往:那就是「大政府、小市場」和「小政府、大市場」之爭。
「大政府、小市場」意味著政府應加大對市場的干預、調控力度,利用劫富濟貧的高稅收建立起福利社會。經濟學上的典型是受到馬克思主義影響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凱恩斯主義讓政府獲得更多和更廣泛干預經濟的理論依據。凱恩斯經濟學解決的是短期問題,不關心長期問題。在社會分配上,「大政府、小市場」類似於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和我們過去的「大鍋飯」,本質上追求結果平等。
「小政府、大市場」則要求政府只對市場和社會保持最低限度的干預,政府責任在於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和一定範圍內的事後監管。經濟學上主要包括以馬歇爾為代表的西方新古典經濟學,它摒棄了古典經濟學的完全競爭和完全壟斷的兩個極端,政府可以對完全壟斷進行干預。右翼追求起點公平、過程公平,反對政府過多干預結果,崇尚競爭機制。
至於我們通常說到的民粹主義,也有左民粹和右民粹,例如在對待國界問題上,極左民粹運動倡導「無國界、天下大同」,到了極右民粹浪潮這邊,就變成了反對接納一切外國人。在經濟方面的民粹,則無左、右翼之分,通常默認為左翼民粹,這屆美國總統大選史無前例地出現一個典型代表——伯尼·桑德斯。
桑德斯系佛蒙特州的聯邦參議員,在競選國會議員前一直靠領政府失業救濟金維持生活。他一度加入美國民主社會主義黨的分支——美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桑德斯是一個試圖「將世界最狂暴的自由市場經濟體變成一個民主社會主義」的人,他想把華爾街的高管送入監牢,想把最低工資翻一番。「免費上大學,提高最低工資,全民保健,改革華爾街」,這些都是桑德斯的政治主張,因此在本屆大選中桑德斯是最受全美大學生歡迎的候選人。從極左代表人桑德斯對下一代的致命誘惑力,不難看出美國政壇的未來走向。
說到左右之分,不得不提最近鬧得沸沸騰騰的「政治正確」
嚴格說,政治正確並不是左、右的分水嶺,但有一點是顯而易見的:越左越推崇政治正確。
政治正確的由來較為複雜,有原罪上的補償心態(白人認為自己應對歷史上的很多行為負無限期、無限度的道德責任),也有單純的感情因素(人性中對「弱者」天然的同情心理),還有基於多元化、反歧視等立場。
首先有一點要肯定的,政治正確的出發點是善意的、著眼點是正面的。可這就代表現時過度的政治正確應該被保留、提倡嗎?
毫無疑問,這個社會需要政治正確,筆者本人完全贊同。只是凡事應該有個度,對弱者的凌辱、對非主流群體的嘲笑、對窮苦人民的鄙夷當然不對,這些行為絕對不允許存在在現代文明社會中。然而,這是否意味著可以反過來,走到另一個極端,理直氣壯地對所謂的強者肆言詈辱、對主流大眾抽筋剝皮、對富人刮骨吸髓?
完全遵循大自然的叢林法則固然不道德,畢竟人不是純粹的低級動物,現在,在政治正確大潮下的主流族裔正在為他們父輩過往的行為付出代價。這個代價,就是許許多多所謂的「弱勢群體」在大眾的縱容之下進行赤裸裸的逆向種族歧視,認為「我弱我懶我有理」而不是「我有理才有理」,我相信,在這些諸多行為中,一定有矯枉過正的地方。
以種族問題為例,白人不能說「黑人Black people」,只能是「非洲裔美國人African Americans」,但黑人可以肆無忌憚的辱罵白人為白皮豬,甚至在網路上煽動殺光白人(除了極個別案例),一點事都沒有。
現在的美國,在體制上對黑人的壓迫早已消失,取而代之的則是各種優待、照顧。但出於政治正確,大家仍然把黑人當成受害者,認為黑人吸毒、殺人放火都是白人壓迫的結果。黑人的犯罪率奇高,奧巴馬還意圖通過修改法律把黑人的犯罪標準降低。
2015年,全美有494個白人被警察打死,258個黑人死於警察槍下,即使大部分黑人都是持槍拒捕的,可白人被殺從來沒有輿論關注報道,但黑人被槍殺卻總會引起舉國哇然、輿論聲討、黑人暴動、搶劫打砸(歷史上還有黑人暴動搶劫韓國人集聚地的商鋪,發生韓國人與黑人的千人槍戰)。
在宗教方面,你可以任意取笑佛教、基督教,然而你不能嘲笑伊斯蘭教,一方面因為信奉伊斯蘭教的人大部分都是窮人、難民,屬於弱者;另一方面他們的反應會讓綏靖軟弱的主流社會有所顧慮。無論出於什麼原因,政治正確之下的他們有權力反過來指責、辱罵其他宗教。上個月,歐洲人權委員會要求英國政府在報道恐怖襲擊的新聞里,把伊斯蘭教的背景隱去,因為這不符合政治正確。當然,作為歐洲保守派大本營的英國最後斷然拒絕了。
在經濟方面,華裔在美國也是少數族裔,歷史上受到白人的壓迫比黑人更甚(可以參考我公眾「與非洲裔相比,為何最受歧視的華裔成了模範移民」一文),但華人憑著吃苦耐勞,在經濟上取得不錯的成績。正因這樣,在美國,所有少數族裔能享受到的政策照顧,都與亞裔無關,甚至遭受打壓,而華裔又是亞裔中被歧視的最厲害的。不僅在經濟領域,在教育領域更是如此,黑人可以低分就讀名校,華裔卻要比常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和分數。最近兩年,為了能對華裔進行「精確歧視」,民主黨提出細分亞裔、區別對待的議案。美國左翼覺得華裔太勤奮了,只給你一點機會就成功,和他們風格不一樣,是的,在政治正確里,勤奮有時候也是一種罪。
記得在美的徐軼青曾說過這麼一段話「經常和晚上打掃衛生的John聊天,白人老頭,很和善。昨天說川普。他說他支持川普,因為現在的美國太糟了,努力幹活的人生活越來越差。今天說的是靠政府養活的懶漢(就差說是黑人了)。他說這些人年紀輕輕,有手有腳,卻躺在政府身上要救濟。他說的不全對,但左翼可能不太理解John這樣的老百姓的心聲。」(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可參考我公眾號「凱恩斯主義主導下的各國央行如何扭曲市場經濟」一文)
被維基解密的希拉里郵件,就有提到「一些種族(猶太人、印度人、華人)給他們一半機會都能成功,另一些不管在任何環境里大多會失敗(穆斯林,黑人),他們是專業干不好事的人」
以下為希拉里的郵件內容
杜克大學的80歲老教授Jerry F Hough曾在《紐約時報》上留言評論而被主流媒體譴責,並遭受學校解僱處分。他說,對比亞裔與非裔美國人都在國內曾經遭遇歧視,亞裔比黑人更努力、更願意融入美國社會,而黑人卻喜歡自憐自艾。此番言論遭到政治正確的左翼輿論炮轟。在他的留言中,他寫道,亞洲人被看作為「黃種人」,在1965年時面臨著至少和黑人一樣嚴重的歧視,但亞裔美國人,他們並不為此難過,而是加倍努力工作。
很多美國大學為了政治正確搞起了所謂的safeplaces和trigger warning,因此取消了很多受爭議人物的演講,並且還迫使教授修改閱讀材料。美國芝加哥大學校長一度因此勇敢站出來,指責過度的政治正確影響學術研究以及言論自由。
川普能在被媒體一路抹黑中出道,一路被建制派聯合主流媒體狙擊醜化,又在吶喊聲中一路前進、披荊斬棘,最終以初選史上最受歡迎的候選人身份拿下共和黨總統提名,大受白人、華人追捧。除了「小政府、大市場」的理念在傳統美國人中依舊深入人心,普通民眾背後對過度的政治正確厭惡反感也是及為重要的一個因素。(川普推崇「事實正確」而非「政治正確」)
左走還是右走
左翼擅長營銷,一方面以情動人,通常以賣情懷、標榜愛心等煽情行為為主;另一方面以各種社會福利為誘餌,承諾當選後博施濟眾,這些策略屢試不爽,卓有成效。至於錢從何而來,不重要,會否對長遠經濟造成損害,更沒人深究,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今朝有酒今朝醉。近些年,共和黨接二連三地敗給民主黨,美國日益歐洲化以及桑德斯的出現,並非偶然。桑德斯被美國主流媒體稱為極左政客,可放在歐洲,也就屬於溫和左翼。
從趨勢看,希拉里的支持者以女性白人、文人明星、黑人、墨西哥裔、穆斯林為主;桑德斯的支持者則主要是年輕白人、底層白人;川普的支持者大部分都是中產白人、藍領(白)工人,年齡上以中老年分布為主。隨著在美黑人、墨西哥裔、穆斯林人口的劇增,相比之下,生育率較低的白人在若干年後將不再佔據人口的主導。一邊是,全美的白人比例不斷降低;另一邊是,在左翼營造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人與日俱增(校園和媒體大部分都掌握在左派手裡)。共和黨基本盤萎縮的趨勢似乎無法逆轉。
但看看今天的歐洲轉向,好像也不至於太悲觀
歐洲是左翼大本營,是高福利高稅收的鼻祖,也是推行多元化、政治正確最早的地區。歐洲憑著百年來的深厚積澱,縱然揮霍多年,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死而不僵。即便這樣,這些理念政策帶來的弊端也越來越引起歐洲人的重視和反思。
過度的政治正確、多元化促使歐洲往右轉
最為耐人尋味的是今天的兩則新聞
一個是關於左翼政黨背景的法國總統奧朗德的,他嚴斥法國司法界已經變成一個懦弱卑鄙的機構,所有的檢察官和大法官都懦弱無恥、躲躲藏藏、號稱聖母(歐洲左翼政客指責他人是聖母,極為罕見)。另外,奧朗德還發表了很多政治不正確的觀點:認為難民太多,移民問題和伊斯蘭教問題將是法國的大問題,會是一個法國難以邁過的坎。
另一個和榮獲上年度聖母稱號的政府(德國)有關,德國默克爾政府今天宣布:德國將實行「德國人優先」的福利政策,在德國的外國人(含歐盟),不能像德國人一樣享受最低收入,除非他已經在德國居住滿 5 年。該消息在歐洲各國引起軒然大波,因為一直提倡 "民族優先" 的AFD歷來都被傳統政客和左翼輿論視為 "極右""准納粹"。同時,輿論也在疑惑:這是德國啟動脫歐的前兆?還是針對穆斯林難民?
不過,近二十年,轉向最為明顯的還是穆斯林人口高居不下的荷蘭
荷蘭最大政黨的領軍人物最近一直呼籲在荷蘭禁止所有的伊斯蘭標誌、清真寺以及《古蘭經》,取締伊斯蘭教。荷蘭政府在今年9月份正式宣布禁止穆斯林罩袍,成為繼法國、比利時後第三個禁止穆斯林穿戴「布卡」的歐洲國家。
其實早在上世紀90年代,荷蘭已顯露出改變政治正確下的多元文化政策的跡象,到2000年則完全拋棄此政策,轉而實施公民融入政策。
上世紀90年代初,因對穆斯林群體的特殊優待,慢慢助長了穆斯林「平行飛地」的出現,年輕穆斯林在伊斯蘭教環境中成長,造成諸多的治安、文化、政治問題。同時,多元化政策並未緩解穆斯林的就業、教育問題,反而縱容其養成依賴社會福利的習慣,滋生出各種不負責的心態和行為。最後,穆斯林群體抵抗世俗社會和現代文明,不願主動接納融入西方社會,接受現代思想,一味固守宗教傳統,造成荷蘭社會分裂。
在此背景下,荷蘭的自由民主人民黨黨魁弗里茲·博爾克斯泰提出「伊斯蘭價值觀與西方價值觀不相容」,抨擊荷蘭政府當時的政策與本土價值觀背道而馳,呼籲當局向移民施壓,迫使後者接納荷蘭社會價值規範。從90年代開始,以反移民、反穆斯林為政治訴求的右翼政黨迅速崛起(參考今年德國選舉,AFD政黨的崛起)。荷蘭自由黨不斷抨擊多元主義政策,強烈要求政府採取果斷措施控制穆斯林移民的肆意蔓延。到2000年,荷蘭社會各界一致認為多元化主義已壽終正寢、宣告失敗。
改弦易轍,另起爐灶,同化政策出台
多元化的失敗,使得實施嚴苛強硬的同化政策成為跨黨派、跨階層的共識,促使荷蘭全國上下倡導「好公民」和「公民融入」理念,繼而先後出台《新移民融入法案》《外國人入境法案》《國籍法》等一系列法案。大體內容為:增加國家認同感,強調公民獨立自助,政府不再提供高額的移民福利;強化移民管理、實施准入管理,移民申請者必須通過「公民融入考試」,申請人必須觀看包括裸體、同性戀等隱含社會、宗教價值觀的影片;採取嚴格的安全措施,遏制伊斯蘭教極端主義,強化對伊斯蘭事務的控制,培養本土化的伊斯蘭。
西方歷來是世界各國文人、政客的風向標,而美國又是重中之重,其一舉一動備受各國關注。
矯枉過正必然導致物極必反,興許,歐洲的過去是今天的美國,歐洲的今天則是未來的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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