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夫子遊說魏兩代國君的良苦用心

司馬溫公在《通鑒》中寫了孟子和魏惠王、魏襄王父子兩人的兩次對話，這些對話反映了孟夫子的基本思想，也表現了他面對禮崩樂壞、諸侯殺伐不可逆轉的局面，知不可為而為之，匡扶正義，救民於水火的良苦用心。

孟子長期遊說諸國，利用自己的身份約見國君，宣傳他治國理政的思想理念。

孟子見魏惠王（也叫梁惠王）的故事，我們讀中學就學過，講的是義與利的關係問題。魏惠王就是那個被孫臏打得大敗時的國王，他十分想恢復他的爺爺魏文侯和父親魏武侯時的輝煌，這次對話時他已經到了晚年，魏國也搞得百孔千瘡，所以一見到孟夫子就問：「亦有以利吾國乎？」，就不難理解了。可孟子教導魏惠王只要「仁義」就足夠了：「君何必曰利，仁義而已矣！君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資治通鑒》，中華書局，1982,64）在孟子看來，如果君主光說為國謀利益，大夫光說為家謀利益，士民百姓所說的也是如何讓自身得到利益，上上下下都追逐利益，那麼國家就危險了。只有仁愛的人不會拋棄他的親人，忠義的人不會忘記國君。夫子不愧是中國的亞聖，二千多年講的話好像是針對現在的情況講的。有人講中國人是全世界最想掙錢，最講利益的人,這對國家有利嗎?。當然，君子愛財取之以道，講利益也沒什麼大錯。

接著，司馬溫公又講了子思的義利觀。子思是孟子的老師（有很多人考證，兩人年齡相差太大，不可能成為師生。），學生問老師如何駕馭民眾，哪一個措施放在第一。子思說讓他們得到利益。孟軻問道：「賢德的人教育百姓，只談仁義就夠了，何必要說利益？」 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為詐也，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P64）子思把仁義與利益當做一回事，認為仁義原本就是利益，上不仁，則下無法安分；上不義，則下也爾虞我詐，這就造成最大的不利。所以《易經》中說：『利，就是義的和美體現。』又說：『用利益安頓人民，以弘揚道德。』這些是利益中最重要的。」

兩人的義利觀有沒有不同？司馬光認為沒有。他說，只有仁義的人才知道仁義是最大的利，不仁義的人是不知道的。所以孟子對魏惠王直接宣揚仁義，閉口不談利，是因為談話的對象不同的緣故。我覺得這種解釋有些牽強，在子思教導學生之前，孟子是不知道仁義就是利益的，後來知道了，在魏惠王講利的時候，就應該告訴他仁義也就是利益的道理，為何大肆批評魏惠王不講仁義而只講利呢？梁惠王也算一個不錯的國王，說他不仁義也沒道理。

我認為子思與孟子的義利觀還是有較大的差異的。子思認為首先要讓民眾獲得利益，安居樂業，才能講道德，有禮儀，講仁義。而孟子把仁義放在第一的位子，不是說沒有道理，如果過度的要求，也就是空談了，沒有人會去做，畢竟人首先要解決生存問題。

司馬溫公還記錄了孟夫子與魏惠王的兒子魏襄王的談話。他從襄王處出來後對人調侃說，襄王的樣子就不像一個君主，和他接觸也無法產生敬畏之感。

魏襄王問孟夫子天下怎樣才能安定，孟子說統一才能安定。又問誰能統一，孟子回答不濫殺人的人能統一。又問誰願意讓他統一呢？孟子回答說天下的百姓都願意。接著，孟子把願意統一的百姓比作久旱的禾苗遇到甘雨，禾苗就會生機勃勃，一片蔥鬱。這樣的勢頭，誰能阻擋！（「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P82)

「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不殺人就能統一天下，孟夫子未免有些天真。就拿魏惠王父子來說，能做得到嗎？據《史記·魏世家》記載：魏惠王「十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史記·魏世家》，中華書局，1959,1845）「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太子申，殺將軍（龐）涓，軍遂大破。」（引文同上，P1846）「三十一年，秦、趙、齊共伐我，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引文同上，P1847）魏惠王死後，魏襄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於雕陰，圍我焦、曲沃。予秦河西之地。」「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秦降我蒲陽。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三年，「秦取我曲沃、平周。」（引文同上，P1848）

我只是引用了一部分材料就可以看出，在外敵入侵，大片國土淪喪，將士犧牲巨大的情況下，還能和敵人講什麼仁義，還能不殺人嗎？孟夫子的教導肯定不合時宜。

既然如此，為什麼孟子還要如此？原因只能從他的思想理念中去找。

孟子思想的哲學基礎就是性善論。他確認人具有一種先驗的善行。「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四書章句集注·孟子·告子上》，中華書局，1983,325）而人性之所以是善的，是因為人生來就具有「善端」，這種「善端」不僅是先驗的，也是超功利的。「所依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猶其有四體也。」 （《四書章句集注·孟子·公孫丑上》，中華書局，1983,237-238）這就是孟子著名的「四端」說，也就是孟子的性善論。

孟子認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有外鑠於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 （《四書章句集注·孟子·告子上》，中華書局，1983,328）這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善性，是「不學而能」的「良能」和「不慮而知」的「良知」。

孟子說：「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四書章句集注·孟子·告子上》，中華書局，1983,330）孟子通過「同類相似」的例子來論證人所普遍具有的善性。

孟子從其性善論出發，提出了「仁政」、「王道」政治學說。他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四書章句集注·孟子·公孫丑上》，中華書局，1983,237）

在孟子「仁政」理念中，把「民」放在第一位，提出了「保民而王」的思想，他說：「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離婁上》，中華書局，1983,280）得民心的關鍵就是百姓喜歡的就給他，不喜歡的就不要強加在他們頭上。他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著名口號。（《四書章句集注·孟子·盡心下》，中華書局，1983,367）

孟子提出了保障「民為貴」，施仁政的措施。孟子認為，一是省刑薄稅。「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四書章句集注·孟子·梁惠王上》，中華書局，1983,206）

二是勘定經界。「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祿不平，是故暴君污吏比慢其經界。」（《四書章句集注·孟子·滕文公上》，中華書局，1983,256）在孟子看來，井田邊界劃得不公正，就會產生不公平。

三是讓民眾安居樂業。他說：「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其實這可以使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四書章句集注·孟子·梁惠王上》，中華書局，1983,212）同時，孟子還提出以「恆產」來求得老百姓的「恆心」。「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容易）。」（《四書章句集注·孟子·梁惠王上》中華書局，1983,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