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評說屈原、賈誼

毛澤東評說屈原、賈誼

曹應旺　

毛澤東25歲那年，寫詩送羅章龍東行，詩中有這樣兩句：「年少崢嶸屈賈才，山川奇氣曾鍾此。」此前，羅章龍與毛澤東初結識時寫過一首詩，詩中也有這樣兩句：「策喜長沙傅，騷懷楚屈平。」屈原（約公元前340—約公元前278），名平，字原，戰國楚人，官至左徒、三閭大夫，遭讒被放逐時寫出的《離騷》，是中國歷史上影響最大的政治抒情詩，是楚辭的代表作。楚辭又被稱為「騷」或「騷體」。賈誼（公元前200—公元前168），又稱賈太傅、賈長沙、賈生，西漢初年洛陽人，漢文帝時任太中大夫，遭讒被貶為長沙王太傅，後遷梁懷王太傅，所著《治安策》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影響的策論，所著的《惜誓》《吊屈原賦》《服鳥賦》成為楚辭的一部分。屈原、賈誼並稱，始於司馬遷的《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司馬遷之所以把他們並列在一起，是因為他們同在楚地生活過；有相同的被逐、被貶的遭遇；有相同的志向和出淤泥而不染的人品；同是文學巨匠、楚辭大家；還與賈誼「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吊屈原」密切相關。在韶山長大、游湘江、登嶽麓山的毛澤東很早就聽說過屈原、賈誼的故事。他喜歡優美的楚辭，終生珍愛。他崇尚屈原、賈誼的才志，終生讚揚。他對屈原、賈誼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以詩表達了對屈、賈的惋惜之情。詩惜屈原、賈誼在毛澤東的詩詞中，以歷史人物為題的，僅有四首：一首是《七絕·屈原》，一首是《七絕·劉蕡》，另兩首是《七律·詠賈誼》《七絕·賈誼》。《七絕·劉蕡》作於1958年，詩曰：千載長天起大雲，中唐俊偉有劉蕡。孤鴻鎩羽悲鳴鏑，萬馬齊喑叫一聲。這首詩讚頌了在中唐時期「萬馬齊喑」的局面下，劉蕡敢於挺身而出說真話，同惡勢力進行鬥爭的精神。這四首詩中，寫屈原、賈誼的佔了三首，足見屈原和以屈原為榜樣的賈誼在毛澤東心中佔有很高的位置。毛澤東不僅仰慕屈原、賈誼的才志、人品、情操，而且對屈原投汨羅江而死，對賈誼英年早逝，表示深深的惋惜。《七絕·屈原》作於1961年，詩曰：屈子當年賦楚騷，手中握有殺人刀。艾蕭太盛椒蘭少，一躍沖向萬里濤。據《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記載，屈原「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屈原輔佐楚懷王時，「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但好景不長，「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向楚懷王進讒言：「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楚懷王聽信讒言，「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抨擊黑暗，具有極強的戰鬥威力，是刺向邪惡勢力的尖刀。正因為如此，毛澤東寫道：「屈子當年賦楚騷，手中握有殺人刀。」令人惋惜的是，楚懷王不能認識這把尖刀，沒有接受這把尖刀。他在侍臣靳尚、寵姬鄭袖、稚子子蘭的蒙蔽下，在錯誤的路上越走越遠，以致中秦使張儀奸計使楚敗於秦，最後入秦被困，竟死於秦。長子頃襄王立，屈原不顧流放在外的身份，希望存君興國，上書頃襄王，「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子蘭、靳尚再次讒諂屈原，「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披）發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投汨羅江以死。」所以毛澤東詩曰：「艾蕭太盛椒蘭少，一躍沖向萬里濤。」在歷史人物中，以屈原為榜樣的賈誼是唯一獨享毛澤東兩首詩讚譽的人。第一首《七律·詠賈誼》作於1954年，詩曰：少年倜儻廊廟才，壯志未酬事堪哀。胸羅文章兵百萬，膽照華國樹千台。雄英無計傾聖主，高節終竟受疑猜。千古同惜長沙傅，空白汨羅步塵埃。第二首《七絕·賈誼》作於1964年，詩曰：賈生才調世無倫，哭泣情懷吊屈文。梁王墮馬尋常事，何用哀傷付一生。據《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記載：「自屈原沉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吊屈原。」賈誼是個什麼樣的人呢？他「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召至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征為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為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賈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髮之」。後來，賈誼還在《治安策》中提出「眾建諸侯而少其力」。這就是《七律·詠賈誼》中所寫的「少年倜儻廊廟才」，「胸羅文章兵百萬，膽照華國樹千台」。賈誼的境遇怎麼樣呢？他英才蓋世，深得孝文帝賞識，「天子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但是，「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擾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幾年後，孝文帝「拜賈生為梁懷王太傅。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傅之」。但「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這就是《七律·詠賈誼》中所寫的「壯志未酬事堪哀」，「雄英無計傾聖主，高節終竟受疑猜」。賈誼的命運和屈原一樣，毛澤東嘆惜道：「千古同惜長沙傅，空白汨羅步塵埃。」如何評價賈誼呢？毛澤東認為賈誼之才史上少有，「《治安策》一文是西漢以來最好的政論」。《治安策》中陳述國家境況，為之痛哭、流涕、長太息，愛國、憂國之情溢於言表。賈誼在長沙渡湘江時，有感於屈原忠而見疏，寫下了《吊屈原賦》一文，實際上也是在寫他自己。所以毛澤東在《七絕·賈誼》中詠道：「賈生才調世無倫，哭泣情懷吊屈文。」但是，毛澤東對梁懷王墮馬而死，「賈生自傷為傅無狀」，哭泣而死，深為惋惜。「梁王墮馬尋常事，何用哀傷付一生。」語評屈原、賈誼毛澤東在與人交談的言語中，在會議上的即席講話中，在書信中，都會不經意地想起屈原、賈誼，評說起他們來。1915年毛澤東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讀書時，就同羅章龍談起屈原，討論起《離騷》，主張對《離騷》賦予新評價。後來，毛澤東一直認為屈原是繼《詩經》之後「首屈一指」，「第一位有創作個性的詩人」。蘇聯著名漢學家費德林在《我所接觸的中蘇領導人》一書中回憶：1949年12月，毛澤東率代表團赴蘇聯訪問期間，費德林擔任蘇方翻譯。6日晚上，在行進的火車上，毛澤東與費德林談中國古典文學，由《詩經》談到楚辭，談到屈原。毛澤東說：「屈原生活過的地方，我們相當熟悉，也是我的家鄉么，所以我們對屈原，對他的遭遇和悲劇特別有感受。我們就生活在他流放過的那片土地上，我們是這位天才詩人的後代，我們對他的感情特別深切……因為這個緣故，屈原的名字對我們更為神聖。他不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偉大的愛國者：無私無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個中國人的腦海里。無論在國內國外，屈原都是一個不朽的形象。我們就是他生命長存的見證人。」毛澤東還在政治外交場合向外國領導人介紹屈原。1954年10月26日，毛澤東在會見訪華的印度總理尼赫魯時說：「屈原是中國一個偉大的詩人，他在兩千多年以前就寫了許多愛國的詩，政府對他不滿，把他放逐了。最後，屈原沒有出路，就投河而死。千百年來，中國人民把他死的這天作為節日，就是陰曆五月五日端午節。人們在這天吃粽子，並把它投到河裡餵魚，使魚吃飽了不再去傷害屈原。」1958年3月中央成都會議期間，毛澤東在提倡幹部要講真話時，評價屈原是個敢講真話的人，敢為原則而鬥爭，儘管他不得志。司馬遷曾說：「屈原放逐，乃賦《離騷》。」毛澤東完全同意司馬遷的觀點。他曾說：「劉邦為什麼能打敗項羽？因為劉邦同貴族出身的項羽不同，比較熟悉社會生活，了解人民心理。屈原如果繼續當官，他的文章就沒有了。因為丟了官，才有可能接近下層生活，才有可能產生像《離騷》這樣好的文學作品。知識往往是經過困難，經過挫折才得來的。」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關於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毛澤東又說：「屈原如果繼續做官，他的文章就沒有了。正因為開除了『官籍』，『下放勞動』，才有可能接近社會生活，才可能產生像《離騷》這樣好的文學作品。」毛澤東評價賈誼是歷史上第一位出色的政論家。1958年4月27日，毛澤東在給秘書田家英的信中寫道：「如有時間，可一閱班固的《賈誼傳》。可略去《吊屈》《服鳥》二賦不閱。賈誼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見於《史記》的二賦二文，班書略去其《過秦論》，存二賦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漢一代最好的政論，賈誼於南放歸來著此，除論太子一節近於迂腐以外，全文切中當時事理，有一種頗好的氣氛，值得一看。」1958年5月8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談到歷史上年輕有為的人物時，又評說了賈誼。毛澤東說：「漢朝有個賈誼，十幾歲就被漢文帝找去了，一天升了三次官。後來貶到長沙，寫了兩篇賦，《吊屈原賦》和《服鳥賦》。後來又回到朝廷，寫了一本書，叫《治安策》。他是秦漢歷史專家。他寫了10篇作品，留下來的是兩篇文學作品（兩篇賦），兩篇政治作品———《治安策》與《過秦論》。他死在長沙的時候才只有33歲。與《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對照，「一天升了三次官」，應是一年升了三次官之誤，後一次沒有升成；「十幾歲就被漢文帝找去了」，「死在長沙」也不準確，但對賈誼年輕有為的主體評價是鮮明而準確的。20世紀50年代末，毛澤東在讀初唐四傑之一的王勃的文章，評價王勃「高才博學」時再次想到賈誼：「以一個二十八歲的人，寫了十六卷詩文作品，與王弼的哲學（主觀唯心主義），賈誼的歷史學和政治學，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發，賈誼死時三十幾，王弼死時二十四。還有李賀死時二十七，夏完淳死時十七，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文接屈原、賈誼毛澤東終生酷愛屈原、宋玉、賈誼等人的作品，尤其酷愛屈原的《離騷》。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讀書時，毛澤東做了一本專門的聽課和讀書筆記，取名為《講堂錄》。在這本筆記中，他用工整的小楷抄錄了《離騷》《九歌》全文，在《離騷》正文的上方，還寫有他對各章節內容的理解與概括。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更是經常讀楚辭。1957年12月，毛澤東要他身邊的工作人員把各種版本的《楚辭》，以及有關《楚辭》和屈原的著作盡量收集給他，有50餘種。1958年1月12日，毛澤東在給江青的便條中寫道：「我今晚又讀了一遍《離騷》，有所領悟，心中喜悅。」從中可以看出他讀了幾十年的《離騷》，已不知讀過多少遍了，但溫故知新，每讀一次都有新的感受。1959年、1961年他兩次向身邊工作人員要《楚辭》，還特別指明要人民文學出版社影印的宋版《楚辭集注》。在此期間，毛澤東外出帶去的各種書籍中，也有《楚辭集注》和《屈宋古音義》。巧妙應用《楚辭》毛澤東不僅愛讀《楚辭》，精通它，而且善於應用它。1950年3月10日，毛澤東和周恩來接見新中國第一批駐外大使，並與他們進行了親切交談。當毛澤東走到黃鎮面前時，好像想起了什麼，問道：「黃鎮，你原來那個名字黃士元不是很好嗎，改它做什麼？」黃鎮答道:「我的脾氣不好，需要提醒自己『鎮靜』。」毛澤東說:「黃鎮這個名字也不錯，《楚辭》中說，白玉兮為鎮。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黃而不可毀其節。派你出去，是要完璧歸趙嘍。你也做個藺相如吧。」「白玉兮為鎮」，出自《楚辭》中屈原的《九歌·湘夫人》。毛澤東信手拈來解釋「鎮」字，運用得非常巧妙。1954年10月26日，來華訪問的印度總理尼赫魯離開北京前夕，到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辭行。毛澤東當場吟誦了「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兩句詩，然後說：「離別固然令人傷感，但有了新的知己，不又是一件高興的事嗎？」這兩句詩出自《楚辭》中屈原的《九歌·少司命》。這是毛澤東對《楚辭》運用之妙的又一個很好的例子。毛澤東晚年仍在孜孜不倦地研讀《楚辭》，運用《楚辭》。1972年9月27日晚，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外務大臣大平正芳和內閣官房長官二階堂進。會見結束時，毛澤東將一部裝幀精美的《楚辭集注》作為禮物，贈送給田中角榮。那是南宋朱熹收錄的《楚辭》和對《楚辭》注釋的一本書。毛澤東做這件事的用意，除了珍視《楚辭》之外，還隱含著一個鮮為人知的對「迷惑」一詞的認識。日本人矢吹晉的《田中角榮與毛澤東談判真相》一文，讓我們注意到一個史實。1972年9月25日，田中角榮在周恩來的歡迎宴會上致答詞時說：「遺憾的是過去幾十年間，日中關係經歷了不幸的過程。其間，我國給中國國民添了很大的迷惑，我對此再次表示深切反省之意。」翻譯將「迷惑」直譯為「麻煩」，周恩來直截了當地指出用詞不當，說：把水潑在女同志的裙子上可以說是添了麻煩，但中日關係豈是「麻煩」二字可以了結？而田中解釋說：「迷惑」二字是從漢語中學過去的，在百感交集的道歉時是可以使用的。第三天晚上賓主會面時，毛澤東對著田中指著周恩來說：「你和我們這位吵架吵完了吧，不吵架是不行的嘛。」隨後，毛澤東指出田中用「迷惑」不對，沒有分量。毛澤東送田中《楚辭集注》，其意之一是《楚辭·九辯》中兩次出現過「迷惑」：「忼慨絕兮不得，中瞀亂兮迷惑。」「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厭按而學誦。」其中的「迷惑」即「思念煩惑」「舉足不前」之意。從這裡可以看出，毛澤東對《楚辭》的運用已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毛澤東的詩詞更是直接受到《楚辭》的影響，接承《楚辭》浪漫、奔放、瑰麗的藝術特點並發展之。毛澤東的有些詩詞則直接化用了《楚辭》中的句子。例如，《七律·答友人》前四句：「九嶷山上白雲飛，帝子乘風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淚，紅霞萬朵百重衣。」即化用了屈原《九歌·湘夫人》的故事。「帝子乘風下翠微」，就是由屈原《九歌·湘夫人》首句「帝子降兮北渚」化用而來。「斑竹一枝千滴淚」，借用的是湘夫人聞帝舜死於蒼梧，十分悲痛，眼淚沾在青竹上，留下點點斑痕，而成斑竹的故事。這首詩中，「洞庭波涌連天雪」的「洞庭波」，取自《九歌·湘夫人》「洞庭波兮木葉下」之句。「我欲因之夢寥廓」的「寥廓」，取自《楚辭》中屈原《遠遊》「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之句。「寥廓」即廣遠。這是毛澤東詩詞中第三次用「寥廓」。第一次運用「寥廓」是在《沁園春·長沙》中，「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第二次運用「寥廓」是在《採桑子·重陽》中，「寥廓江天萬里霜」。又例如《浪淘沙·北戴河》，「一片汪洋都不見」的「汪洋」，取自《楚辭·九懷·蓄英》「臨淵兮汪洋，顧林兮忽荒」之句。「蕭瑟秋風今又是」的「蕭瑟」，取自《楚辭·九辯》中「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之句。《楚辭》，尤其是其代表作《離騷》，既瑰麗優美又質樸誠實，所以能成為經久不衰的傳世之作。毛澤東喜愛《楚辭》這樣的既質樸又有文採的文章。據張貽玖在《毛澤東讀史》中介紹，毛澤東在《新唐書》中馬周給唐太宗的奏摺旁批註道：「賈生《治安策》後第一奇文，宋人萬言書，如蘇軾之流所為者，紙上空談耳。」毛澤東對賈誼、馬周之文，喜就喜在一個樸實，「切中當時事理」。蘇軾那樣的文章，毛澤東不喜歡，原因就在「紙上空談」。1959年8月16日，毛澤東在《關於枚乘〈七發〉》一文中寫道：「後來『七』體繁興，沒有一篇好的。昭明文選所收曹植《七啟》，張協《七命》，作招隱之詞，跟屈（原）、宋（玉）、賈（誼）、枚（乘）唱反調，索然無味了。」那些作品之所以索然無味，都在於華而不實。毛澤東的文章既文采飛揚，又質樸無華，具有恆久的生命力。這也同他的詩詞一樣，吸取了《楚辭》的精華。提倡學、用《楚辭》毛澤東不僅自己愛讀、愛用《楚辭》，而且在黨內和朋友中提倡學《楚辭》、用《楚辭》。1951年7月7日，毛澤東邀請周世釗、蔣竹如到中南海划船。他對兩位老朋友說：「《楚辭》雖是古董，但都是歷史，有一讀的價值。」1958年張治中陪毛澤東在安徽視察工作時，毛澤東勸張治中讀《楚辭》，並說：「那是本好書，我介紹給你看看。」這年1月中旬，中央工作會議在廣西南寧召開。會議期間，毛澤東批示印發《離騷》給與會者。在1月16日的講話提綱中，他說學《楚辭》，要先學《離騷》。延安時期，毛澤東領導學習運動、同教條主義作鬥爭的內容之一是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毛澤東鄙視那些裝腔作勢、脫離實際的文章，批評寫那樣文章的人是「牆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這裡高揚的是《楚辭》質樸而又有文採的文風。1958年1月21日，毛澤東在南寧會議的結論提綱中，用《離騷》中的詞句來說明文件寫作中的「概念」和「判斷」的問題。後來，毛澤東還批評不講修辭，寫出味同嚼蠟的文章的人是「靈台如花崗之岩，筆下如玄冰之凍」。這裡高揚的還是《楚辭》質樸而又有文採的文風。志揚屈原、賈誼屈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浪漫主義的詩人，更是第一位偉大的愛民愛國的詩人。「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這是屈原之志的內心表白。司馬遷說屈原志潔行廉，「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毛澤東愛屈原、賈誼之文，更敬屈原、賈誼之志，重視發揚屈原、賈誼之志。毛澤東認為屈原、賈誼的精神兩千年來一直活在人民的心裡，是永遠不會死的，正如他對費德林所說的那樣，「我們就是他生命長存的見證人」。1921年端午節，毛澤東的好友易白沙跳海自殺。此前，易白沙隻身赴京刺殺北洋政府首腦沒有成功，然後南下面見孫中山，要求「組隊赴北方殺賊」未果。於是，他選在屈原投江的日子跳海自殺，以喚起民眾。毛澤東為易白沙寫了一副輓聯：「無用之人不死，有用之人憤死，我為民國前途哭；去年追悼楊公，今年追悼易公，其奈長沙後進何？」輓聯高揚了易白沙以屈原為榜樣的愛國精神，同時表明屈原精神早已融進毛澤東的血脈中。毛澤東喜愛《楚辭》，不僅因為《楚辭》既質樸又有文采，更因為《楚辭》有人民性，有憂國憂民、愛國愛民的志向和情懷。毛澤東在《關於枚乘〈七發〉》的批語中寫道：「騷體是有民主色彩的，屬於浪漫主義流派，對腐敗的統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賈誼、枚乘略遜一籌，然亦甚有可喜之處。」「有民主色彩」「批判的匕首」，這是毛澤東對屈原以及《楚辭》其他作者人民性精神的頌揚。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會在莫斯科舉行世界和平大會，大會評出了四位世界文化名人，屈原名列其中。另三位是波蘭天文學家、日心說創始人哥白尼；義大利詩人、現代義大利語的奠基者、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的開拓性人物之一、《神曲》作者但丁；英國文藝復興時期偉大的劇作家、詩人，歐洲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文學的集大成者莎士比亞。這次評選世界文化名人，主要是從具有反抗精神、作出了開創性文化貢獻的世界級文化人這個角度評的。屈原被評為世界文化名人是當之無愧的。然而，能讓世界熟悉並認識屈原，這與毛澤東積極頌揚屈原精神也有著密切的關係。1949年12月，毛澤東去莫斯科途中向費德林介紹並讚揚了屈原。在世界和平大會上，正是費德林作了《屈原及其創作》的報告。這個報告直接影響了屈原被推舉為世界文化名人的結果。世界和平大會召開之前，又是在毛澤東的提議下，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向大會贈送了一幅屈原的畫像。1953年端午節前後，北京舉辦了楚文物展覽，在這次展覽上首次展出了屈子祠和屈原墓的照片。以屈原為榜樣的賈誼的文章，不僅收入《楚辭》的《惜誓》《吊屈原賦》《服鳥賦》同《離騷》一樣「有民主色彩」，《治安策》和《過秦論》同樣「有民主色彩」，同樣受到毛澤東的頌揚。《治安策》又名《陳政事疏》，是賈誼為國為民長治久安提出的政治謀略。賈誼從秦朝歷史和設置諸侯的沿革，分析了諸侯叛亂的根源，並建議：「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雖然漢文帝並未及時公開採用《治安策》，但實際上漢文帝、漢景帝、漢武帝等是深受《治安策》影響的。毛澤東之所以多次頌揚《治安策》，就是因為《治安策》與那些無病呻吟的文章不同，它是一篇散發著革除時弊的愛國愛民之志的好文章。賈誼的另一篇文章《過秦論》，總結了取與守不同術的規律。賈誼說：「夫併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無）異也。」秦亡就亡在以暴力奪天下仍以暴力治天下，就亡在「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毛澤東雖讚賞秦始皇的貢獻，但贊成賈誼「攻守之勢異」「取與守不同術」的認識。毛澤東讀《舊唐書·朱敬則傳》，看到朱敬則上書武則天表達的與《過秦論》大抵相同的見解時，情不自禁地在旁邊批註道：「賈誼云：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薪火相傳，精神不朽。毛澤東詩惜屈原、賈誼，語評屈原、賈誼，文接屈原、賈誼，志揚屈原、賈誼，屈原、賈誼的精神在當代中國是深入人心的。（《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655期，指責2014年第4期《黨史博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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