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視香港的管治危機

06-04

作者：盧麒元

使用「危機」一詞並非危言聳聽。香港的財赤問題已進入倒計時，如沒有果斷有效的措施，港府在理論上已存在破產的風險。SARS病毒的出現再一次印證了高成本的政府機器確實沒有高效能。如果此次SARS病毒事件或以後類似事件不能有效處理，香港將陷入長期的、嚴重的困境。

回歸之後，香港問題被政治化、情緒化、複雜化。「明天更美好」、「香港一定得」一類的口號式術語壓倒了理性思考，唱好的主旋律遮蓋了問題的嚴重性。同時，民主派的紅衛兵式反動亦使問題本身政治化、情緒化、複雜化。凡事要上綱上線到民主的高度，一片推翻打倒的聲音，連一般技術性問題都無法達成共識，不能有效解決。港人整體地處於迷失、彷徨的狀態中，無法自拔。政府也被指朝令夕改，進退失據，疲於應付，勞而無功。

香港的管治危機不是一人或一事的問題，某人或某事只具有符號意義。香港的管治危機是歷史遺留問題倂發綜合症。究其原因，可概述如下3個方面：

首先，管治理念存在問題。香港的基本定位是一個城市。英國人在統治香港的一個半世紀中，也是以城市治理模式管理的。奇怪的是，現在香港的管治理念中卻充滿了國家定位。從法治體系、政府設置、施政方式均是國家模式。絕對不是一個相對集權、低成本、高效率的城市市府管治模式。如果再看一看香港的政黨政治、移民政策等，國味更濃了。

在一國之內建立特區，史無前例。如何特法，需要摸索和完善。但是，有一些鐵律是不會變的。當政治超越了經濟的現實，政治就成了經濟的包袱，或者說絆腳石。香港的管治理念中的根本問題即在於此。這個問題不戳破，其他問題就難於觸動。

管治理念也創造奇怪景觀：內地官員十分強調講政治，但更重視經濟；香港官員十分重視經濟，但更講政治。

其次，管治結構存在問題。由於管治理念的國家化，導致了管治結構的複雜化。程序設計過於繁複，官僚體系迭床架屋。這樣迷宮般的管治結構，使大小事情易進難出。朱鎔基總理說香港政府「議而不決，決而不行」，那是現象，根子在這可怕的結構上。一般的民眾看不到這個龐大的結構，把怨責發泄於特首身上，把技術問題不斷政治化和情緒化。民眾永遠不會明白用木棍剁肉的無奈。

更為嚴重的是，這個龐大的管治結構還是一個財政黑洞。它不斷地吸干納稅人的財富，增加整個經濟體系的營運成本，並使整個經濟體系的經營環境不斷惡化。特首施政報告也好，財政司的預算案也好，只能治標，無法治本。因為這個本就是管治結構。

再次，管治方法存在問題。中央政府在香港的宏觀問題上明顯著力不夠。在《基本法》確立之後，中央政府的不干預政策是明智的。但是，中央政府高估了香港政府在宏觀問題，特別是重大戰略問題上的認知和處理能力；低估了歷史遺留問題的破壞力。缺乏對香港問題的系統研究和政策性的指導，亦缺乏對相關法律問題做出必要的及時的修訂、完善、解釋。相關部門和人員亦缺乏應有的自信和能力，對問題視而不見，見而不報，報而無策。一國兩制，一國之義乃大責，兩制之禮在尊重。僅僅講禮並不足夠，還需盡義。

特首在管治方法上亦有明顯疏漏。特首首要任務是治官而非用事。遺憾地是，治官不力，用事而無功。套用內地語言就是，沒有明確系統的思想路線，缺乏強有力的組織路線，更談不上廣泛的群眾路線。因而，孤雁難飛，舉步維艱。

香港回歸已近6年了，對香港人來說，這6年充滿了艱辛和坎坷。一味地將問題歸結為金融風暴，簡單地推斷為陰謀論，或別有用心地歸罪於特首，都是片面的，更於事無補。解決香港問題的前提是正視香港問題。香港問題的焦點在於香港政府的管治危機。從中央政府到香港政府及香港市民，如果能夠正視香港政府的管治危機，香港就有徹底走出困境的希望。

若干年以來，香港人所接受的民主教育和民主訓練都是形而上學的。包括一些學者和高官對民主的內涵知之甚少，非常膚淺地以犧牲民眾的根本利益去捍衛所謂的民主形式，有的連形式都算不上，只不過是一些民主的皮毛。尤為可恨的是，這些民主的皮毛套在政府機器上時，政府變成了美麗的怪獸，不能利民，而是害民。現代民主政治演變成政府施政均十分重視公平與效率的平衡。美英的撒切爾主義經濟政策就是以效率為依歸的。港府的施政理念、管治結構、管治方法民主得可以，唯欠效率。以民主為理念而害民，足見形而上學的可怕。

改變港府的管治理念需要一個過程，改變管治結構就更加複雜，改變管治手法更涉及中央政府及法律體系，這是一個艱難的歷史過程。但是，無論如何總要正視這一問題，並著手開始解決。其他有關振興香港的計和策，多著眼於經濟層面，可以延緩香港的管治危機，卻無法有效地解決危機。希望中央政府、香港政府及各界人士正視並重視這一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