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泛珠三角的廣東方程式

「1＋2」的完美或不那麼完美的解決是「9＋2」最終完成的先決條件，「9＋2」的存在為「1＋2」提供了想像空間與事實空間。問題不在於1、2、9這幾個數字，在於那個「＋」。做好加法是泛珠三角的重大課題。

11月22日中午一時半，20名香港企業家在深圳登上前往江西贛州的火車，在「哐當哐當」作響的火車上度過6小時後，他們仍未到達目的地，不得不暫且忍飢挨餓，在夜色中換乘大巴，趕往1小時車程外的贛州興國縣——此後數日他們將在那展開投資考察。

　　是什麼力量使養尊處優的香港企業家不辭辛苦奔赴興國呢？

　　「5萬元以下一畝的土地在珠三角壓根見不著了，而在江西，投資在1000萬元以上，我們就有把握談下來免去土地的費用，」興國之行領隊、香港中小型企業商會副會長鬍國基說，「人工也差得很大，珠三角這邊要500－600元每人，江西只要200－300元，對中小企業來說這些至關重要。」

　　江西不是惟一獲得青睞的地方，今年1－8月，距離廣州約6小時車程的湖南郴州，粗略匡算獲得了總計1242.5萬美元的投資，而這些投資正是來自粵港澳。

　　與數年前那批台商奔向長三角引起的巨大震蕩和反思相比，這一次的港商「出走」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關注。甚至這種變化恰恰似乎是領導人所樂見：整個11月份，廣東省省委書記張德江、省長黃華華近期頻頻說起的話題就是「泛珠三角經濟圈」，他們親切地稱之為「9＋2」，也就是廣東、福建、江西、廣西、海南、湖南、四川、雲南、貴州9個省區，加上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的廣闊區間。

　　對另外的8省區來說，泛珠三角的實質意義應當是另外的那個「1＋2」成為投資來源與服務來源，而廣東顯然也樂意扮演這個新角色。泛珠三角其含義大致為彼此間加強合作，共建「泛珠三角」經濟區，珠三角腹地可望大大延伸，區域內各省區的經濟競爭力也能大大提高，從而形成互補互利、互相促進、共同發展的「多贏」格局。問題在於，廣東為什麼要迫切地轉換角色？有沒有能力扮演這個新角色？如何扮演這個新角色？

　　在「9＋2」包含下的那個「1＋2」如何通力協作？

　　資本的現實選擇

1990年代初，台灣IT廠商明基來到珠江東岸的東莞。

　　東莞有著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距離香港僅有1小時的公路車程，也就是說下午到達香港葵涌碼頭的原材料，晚上就可以在東莞的流水線上被加工成產品。反之，東莞生產的產品，當天也就能通過葵涌碼頭輸往全球。

　　在東莞周邊1.5小時的車程範圍內，也已經形成完整的產業鏈，不出這個範圍就可以採購到足夠的元器件完成1台電腦整機的組裝。

　　但是明基的李耀沒有擁抱東莞，而是發現了蘇州，因為東莞已經沒有成片的可開發土地了。

　　因為相似的原因，2000年，台灣第四大筆記本代工廠商華宇在東莞逡巡了一圈後，轉而投入蘇州的懷抱，在吳江圈下1900畝土地，建起了7個廠區。

　　東莞的一位地方官員抱怨說：「當年將土地的審批許可權下放到村鎮，發揮了地方積極性，但回過頭來看，它變成了極大的資源浪費，園區一個個冒出來，要用地時又幾乎無地可用。」

　　土地之缺並非東莞一己之痛。廣東省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劉品安主持的一份調查報告說：「深圳所剩可建設用地十分有限，僅餘266平方公里可供開發，並且其中的80％位於特區之外，為建成區邊緣的零碎用地、缺乏區位好、規模大的連片未開發土地，不利於深圳吸引大型項目落戶。」

　　一般認為，珠三角的起飛在於成功地抓住東亞地區的兩次大規模產業遷移。第一次是1980年代，香港製造業大批內遷，珠江三角洲藉助至少790億美元的港資推動，發展了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實現了初步工業化；第二次是1990年代，台灣IT產業的遷移，這一次的遷移使珠江東岸的深圳、東莞、惠州發展成為外向型的資訊產品加工和製造基地。

　　但是後一次的產業遷移難言完整，它看上去更像是一次突然從中間斷裂開去的產業遷移，因為1990年代的中後期，台灣IT產業的遷移已經從原來以中小資本為主變為以大資本為主，但是這些佼佼者越過了珠江，一頭扎進了長三角的懷抱。

　　台灣資本與長三角的熱烈擁抱，激起了長達數年之久的爭論，有代表性的論調就是：珠三角不行了。這種聲音今年開始漸漸弱了下去，因為珠三角的GDP仍然保持在近萬億元，更重要的是CEPA的簽署，使粵港澳的聯繫紐帶一下子變得更緊密了，如果加上港澳地區的經濟總量，那麼大珠三角的經濟總量將約是長三角的兩倍，這樣一個規模，長三角在短期內仍然難以匹敵，這使那些試圖「妖魔化」珠三角的聲音更加低微了。

　　不過，台資北上的震撼，也使珠三角不得不回過頭來審視自身，結果可以發現一句古話的應驗：「利之所在，弊必從焉。」

　　這一弊病在於，在第一次產業轉移中進來的香港中小資本和第二次轉移中進來的台灣中小資本，已經日益呈現出其原生性的弊端。小製造業天然對應於小資本，而小資本的零散性，在經濟發展的起飛階段能夠激發民間活力和創造力，但是到了經濟發展的第二個階段，其零散、缺乏帶動力的局限就凸顯出來。並且伴隨經濟增長，整個地區成本的抬升，小資本對應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利潤空間愈加逼仄了，換言之，如果在這一地區繼續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那麼它的競爭力勢必日漸弱化。

　　顯然，在深刻的反思之後，珠三角的領導者和實業界開始尋求解決之道，這個解決之道，簡單地說可歸之於兩個步驟：其一是像香港製造業基於成本的上升而遷往珠三角一樣，現在，珠三角的製造業再度向外遷移；其二，在珠三角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外遷的同時，吸引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進入。

　　這個解決之道，大而化之就是如前所述，廣東省提出的「9＋2」方案，問題是它如何能夠落到實處呢？

　　政府的手

珠三角成本的抬升毋庸諱言，實際上在成本的逼迫之下，這種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遷移已然若隱若現了。

　　香港中小型企業商會製造行業協會主席姚富華去年開始感到危機。

　　姚本人有22年的電子製造行業經驗，是最早一撥進入珠三角投資開廠的港商。但是，他現在面臨同行的挑戰，因為他們中的一些人已經把工廠遷移到廣東的北部——諸如韶關這樣過去乏人問津的地方，或者更遠的湖南，成本的下降拉低了訂單的價格，使姚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這驅動他這次加入考察江西投資環境的行列。

　　安朗國際集團的老闆林廣德十分精明。他1980年在東莞開辦兒童用品廠，但是過去兩三年，已經不動聲色地在內陸地區開了分廠，林得意的說：「總的成本因此可以被拉低10％－15％。」

　　廣東省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員陳祖煌說：「產業遷移是必然的，但是它沒有那麼快，要形成大規模的遷移態勢可能需要10年之久。」

　　對於急需重塑競爭力的珠三角政府來說，依靠中小企業一點一點往周邊挪，並非現實之徑，現在它們期待能夠加速這一進程。

　　土地的問題當然是必須解決的一個問題。除了市場力量推動之外，廣東省現在著手做的一個大方面，是力圖打破原有的行政區經濟，讓它向經濟區經濟轉變。

　　長期以來，珠三角區域經濟的發展被認為具有明顯的「行政區經濟」色彩，工廠和城鎮已經綿亘成片，但是在區划上卻歸屬於不同的行政區，這常常導致資源浪費、重複建設、產業同構。典型的例子是佛山。

　　政經評論家王志綱曾撰文指出，「10年前，伴隨順德、南海撤縣設市，二者各自為政的趨勢愈來愈烈，佛山市顯得日益窘迫，說嚴重點，其實它的號令範圍也就是一個佛山城區。佛山的發展只有兩個選擇，要麼承認諸侯割據的現實，自斷羽翼，要麼逆勢而為，削藩整合」。

　　2002年末大佛山終於「削藩整合」，四個代管市順德、南海、三水、高明撤市為區。土地整合就是順勢而為的事了。

　　今年年初，大佛山控制並徵用了石灣區西部面積達10平方公里的開發用地，明確規定由佛山市對集體土地實行統一徵用、統一規劃、統一開發、統一配套和統一划撥。

　　實際上，廣東省已經在考慮進一步的區域整合。廣東省社科院的一份研究報告作出了這樣的政策建議，他們認為：應該形成大廣州（廣州、佛山）、大深圳（深圳、東莞、惠州）以及大中山（中山、珠海）三個城市經濟圈，並且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把廣東的21個地級市整合成9個主要城市。

　　這種珠三角內部的區域整合努力，當然有助於消除舊有弊端，但是很顯然，即使其中當下最為急迫的土地資源整合如期完畢——實際上誰都知道整合的難度——也並不必然意味著國際大資本（包括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翩然而至。

　　換句話說，整合土地資源只是具備了必要條件，還不是充分條件。

　　所謂充分條件，就是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從哪裡來，它為什麼一定要到你這個地場呢？

　　這個問題一旦明確提出，廣東的尷尬就無從掩飾了。今年開始，南沙1000億大鋼鐵項目、惠州43億美元的殼牌項目打響了珠三角產業升級——向重工業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升級——的第一槍，可以預期的是，此後此類項目如雨後春筍般出現。

　　這一切固然令人歡欣鼓舞，但是如果在感奮之後問道：錢從哪裡來？恐怕就不那麼令人振奮了。甚至連香港的財團——他們一向被認為財大氣粗——也感到困惑，因為他們自身的實力也不足以支持如此波瀾壯闊的大規模建設，而這些建設與他們實際上休戚相關：一個無足輕重的珠三角肯定意味著一個無足輕重的香港，幫助珠三角完成這一雄心勃勃的發展戰略客觀上就是幫助他們自己。

　　幸運的是，這個困擾雙方的難題在下半年突然出現了一個現實解。

　　香港：一個可能的新定位

統計數據表明，截至8月份，新進入香港的跨國公司比去年同期增長了8％。對被經濟衰退折磨已久的香港來說，這是個令人眼前一亮的數字。更讓人眼前一亮的是，進一步分析，這些跨國公司從屬於歐美的中小資本。

　　香港政府駐粵經濟貿易辦事處主任梁百忍——去年4月開始在廣東工作——日常有三大類需要服務的「客戶」：想來內地投資的港商、已經來內地的港商、想通過香港走出去的廣東商人。今年開始他發現，增添了第四種人——來自歐美的中小資本家，「香港商人現在不單自己來，他們的屁股後還跟著很多歐美夥伴」。

　　10年前就已經在廣東開設辦事處的香港史蒂文生黃律師事務所，現在直接感受到這股春天的氣息：不停地有很多中型跨國公司打電話來，要求律師行為它們在內地開設辦事處提供法律服務，而CEPA的簽署，鬆開了這些香港律師事務所在內地的執業限制，使它們的業務開展更加如虎添翼。

　　不要小看這些歐美中小資本，這是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華南與深港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譚剛的告誡。「產值20億美元的企業在美國只能算中小企業，」他說，「但它們大多是給世界500強做上下游配套的企業，會對我們的產業結構的缺陷進行彌補。」也就是說，珠三角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終於可以通過這樣的方式進行提升。

　　產業資本進入的同時，市場層面也傳回更令人欣喜的消息。有消息說，一些國際金融機構已經開始通過併購香港的銀行進入珠江三角洲，另一方面，可以看到香港本地的東亞銀行、恒生銀行開始大舉拓展在內地的業務，1至8月，恒生銀行在內地的客戶量居然上升了70％。深圳銀監局局長於學軍說，CEPA以後，已經有多家香港銀行正式申請在深圳開展業務。

　　對於珠三角和香港來說，這些都是皆大歡喜的訊號。過往20年的歷史表明，珠三角和香港相輔相成，一榮俱榮。珠三角製造業的發展，產業的升級，就意味著服務業比重佔86％的香港有更多的增長空間。

　　這大概正是粵港政府最為期待看到的局面：香港以服務業為主，珠三角以製造業為主。

　　如何做好加法

種種跡象表明，「9＋2」有著可期的前景，而做好加法是泛珠三角的重大課題。

　　「9＋2」地區面積佔全國的1／5，人口佔全國的1／5，GDP總量佔全國的1／3，廣東省省長黃華華這樣算過一筆賬：「9個省區的互補性很強，廣東有的它們沒有，廣東沒有的它們有，再加上香港和澳門，呈現出了整體的互補性。」再加上2010年，東盟自由貿易區將正式啟動，泛珠三角經濟區正好處在這個面積達430萬平方公里、經濟總量在6300億美元的自由貿易區的中心位置，他因此得出結論：組織「泛珠三角」意義重大。

　　現在的問題是，「1＋2」與「9＋2」這兩道題的求解可能並非像看上去那樣簡單。

　　廣東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謝鵬飛說：「合作要有基本通道，對泛珠三角來說，首先要有交通通道，交通、物流、產業、金融4大通道中，基礎設施是最基本的通道。」

　　這當然是有針對性的。過去的這些年中，由於各種原因，廣東連接外省的高速公路僅有2條。這種局面到了近期有強大改變：廣東決定投入190億元，打通通往周邊省區的高速公路，織造泛珠三角高速公路網。

　　撇開泛珠三角層面上的這些問題不談，退到「大珠三角」這個層面來說，亦有許多需要磨合之處。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院長王於漸說：「香港與珠三角的行政邊界是大珠三角發展的最大屏障，這一塊兩地仍有許多溝通協調的地方。」

　　又如，香港不再視內地經濟的發展為香港的威脅，而是將之視為香港的機遇，固然是一可喜的轉變，但是這個機遇的組成部分，應該包含攜手合作——尤其是基礎設施建設的合作——而不是坐享其成。

　　在一份摩根士丹利的研究報告中，其亞洲公司董事總經理謝國忠如是寫道：「香港其實可以通過投入其財力的一小部分，幫助珠三角基礎設施和教育水平整合和提升，從而在這場戰役中輕易取勝。其財力是上海的10倍，且無需依賴外資便可以與長三角抗衡。」

　　謝國忠負一時人望，自然不是隨口說說而已，遺憾的是這個參數———香港投入其財力的一小部分，幫助珠三角基礎設施和教育水平整合和提升——依然是個不確定的變數，從而使泛珠三角的廣東方程式繼續保持令人焦灼的懸念。（編輯：祝乃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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