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矽谷華人與印度人之比較

摘要：美國矽谷是世界著名的高科技中心，早期的發展靠集成電路（IC）。時至今日，這裡的印度人和華人(IC)擁有較大的社群。有人戲稱，沒有印度人和華人就沒有今天的矽谷。本文通過對矽谷印度人和華人的對比分析發現，儘管同屬東方古老文明，他們之間在民族認同感、創業模式和動力、價值觀、思維方式、處世方式、整體實力、社會認知與形象等方面有著較大的差異。產生這些差異的原因是兩國在歷史進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和文化。客觀分析美國矽谷印度人和華人之間的優劣勢，可以為我國吸引海外人才，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和科技強國提供借鑒和幫助。關鍵詞：矽谷；印度人；華人；比較A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Indian of Silicon ValleyAbstract: Silicon Valley is the world well-known technology center, its early development depends on integrated circuit (IC)。Up to now,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Indians and Chinese. As it goes, without Indians and Chinese, without Silicon Valley. In the paper, we can see that though they belong to the ancient orient, so many differences exist between them by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such as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start-up mode and motivation, values, thought mode, entire power, social recognition and identity, etc. The reason of them is that the different national disposition, national psychology and culture which were formed in the history process of India and China. In India, the software industry develops so fast due to this reason to some extent. Finally, it is useful for China to learn from Indian for attracting overseas Chinese so as to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ve country and the powerful country of technology.Key words: Silicon Valley；Indian；Chinese；comparison美國矽谷的崛起得益於斯坦福大學、上個世紀50年代的國防工業和集成電路（integrated circuit，IC）。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今天矽谷已經擁有電子、通訊及軟體、生物等一萬多家高科技公司，其中約有3000家是由華人（為了便於一致性，本文「華人」泛指美籍華人、持綠卡和簽證的中國人，以下相同）和印度人（本文「印度人」泛指美籍印度人、持綠卡和簽證的印度人，以下相同）工程師執掌業務要津。[[1]]美國斯坦福大學多薩尼教授研究表明，目前在美國矽谷工作的印度科技人才多達30萬人，成為矽谷信息技術產業創業人才的「蓄水池」。另據2006年9月30日出版的《聖荷西新聞報》報道，僅在矽谷腹地聖塔克拉拉（Santa Clara）和阿拉米達（Alameda）兩個縣，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就有27.2萬人，遠遠超過同一地區的15.7萬印裔居民。其中有華人科技人員8萬多人，印裔科技人員4萬人左右。因此有人說，矽谷「過去發財靠IC(集成電路)，如今發家還靠IC(即印度和中國的英文第一個字母)」。有的甚至戲稱，沒有IC(印度人和中國人)，也就沒有今天的矽谷。近幾年來，隨著中國和印度走上新興工業化道路，經濟高速發展，科技事業突飛猛進，已經對身在美國矽谷的華人和印度人工程師產生強烈的衝擊力，他們中有不少人選擇迴流祖（籍）國創業，或是成為全球化時代往返兩地的「太空人」。但由於文化背景、民族心理、民族認同、價值取向等各有不同，印度人和華人在迴流的心理、方式、創業的動機和模式等方面以及服務的手段上，也存在一些差異。通過對矽谷兩大族裔高科技人才的對比分析，可以幫助我們充分認識和了解他們之間的相同或相似之處，哪些方面值得相互學習和借鑒。尤其是在全球人才競爭異常激烈的今天，作為他們的祖（籍）國，我們在制定政策時又需要注意哪些因素，採取什麼樣的措施，為他們迴流創造什麼樣的條件等提供參考。1．民族性格與民族認同比較民族性格（national disposition）是指一個民族的群體人格（community personality），即一個民族所共有的、不同於其他民族的思想、情操、嗜好、激情、習慣及行為方式等。民族性格的形成是與這個民族所長期依存的生存環境、歷史條件和文化傳統分不開的。[[2]]民族認同（identity）則是指在一個族群（ethnic group）範圍內人們對民族性（ethnicity）的確定，是某一人群能分享自己文化的獨特感受而且在一些方面被族群中的成員視為一個「憑照」，或是指各民族通過長期的交往逐漸取消民族的偏見和隔閡，產生政治上、文化上和感情上在平等基礎上的歸屬感（彭兆榮 1997；鄭學功2002）。儘管中印兩國同屬東方文明古國和世界文明的發祥地，但由於歷史進程不同，社會發展水平、宗教信仰等各異，國民在民族性格和民族認同方面存在一些差異，這些差異直接影響今天身處矽谷的華人和印度人的思維方式、行為動機和價值取向等。1．1 民族性格對民族認同的影響印度文明綿延五千餘年，自古以來印度就是一個篤信宗教的國度，宗教信仰和文化在印度民族性格的形成中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今天印度10億多人口中，印度教徒8.2億(佔總人口的82%)，穆斯林1.1億(佔11%)，基督教徒2，700萬，錫克教徒2，300萬，佛教徒600萬，耆那教徒350萬（朱明忠，2005）。國教印度教不僅信徒眾多，而且歷史悠久。從《梨俱吠陀》產生算起，印度教已有3500年以上的歷史，在印度教文化的長期熏染和陶冶下，印度人形成了獨特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比較典型的就是鄙視物質，崇尚精神的核心價值觀。他們相信在聖者身上具有一種內在的精神力量，這種內在的精神已經與宇宙的無限精神合二為一，從而達到了人與自然、人與宇宙的統一。他們崇拜神靈，為神無私奉獻的觀念、再生的觀念和「達摩」（Bodhidharma）[④]的觀念，是印度傳統文化中最基本的概念。上述這些印度人所持有的民族心理或民族性格，是他們核心價值觀的具體體現，直接影響著包括海外印度人在內的全體國民。例如，當「9·11」後美國經濟出現嚴重衰退，失業率攀升時，矽谷的印度人沒有彷徨，他們便把目光轉向東方，毫不遲疑地紛紛回到祖（籍）國。他們的「回歸」不僅帶回了先進的理念和管理經驗，而且帶回了先進的技術和資金，成為增強國家高科技發展骨幹力量和秘密武器。僅Hotmail的創始人薩比爾·巴蒂亞(Sabeer Bhatia)就在印度北部的哈里亞納邦（Haryana）投資20億美元打造起「印度矽谷」。大量印度人回歸祖（籍）國還大大促進了擁有400多萬科技研發人才的世界第三大科技大國研發中心和科技人才的猛增。同屬世界文明古國的中國，其民族性格是建立在中華民族的主體民族漢族和中華民族的主體文化主體性格的基礎之上的，它受到所處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的影響。楊玥（2006）認為，首先由於中國所處的地理位置和歷史淵源極為完整，山脈河流構成一個完整體系，這樣一個國家內的民族，必定是群體的和諧。另外，中國曆朝歷代推行的都是一種「重農抑商」的政策，再加上小農業生產的特點，形成了中國人的群體意識。其次儘管中國有幾千年的發展史，但未形成像印度教那樣統一併延續長久的宗教。總體的特點是儒釋道三教合流。中國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辯證地糅合了儒家養德、道家養生、佛學養心三家的精髓。再從中華民族重視宗族倫理的角度來看，傳統中國家庭的理想是建立一個按父系家長制構成的大家庭。具有宗族主義中心和相互依賴處世觀的中國人，傾向於在家庭這個人類初始社會集團中解決問題。當必須冒險離開家庭時，他依然不斷尋求並希望建立一種親族性質的紐帶。從本質上講，中華民族的性格表現出來的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中庸、和諧、「孝道」、榮耀等，具有很強的奉獻精神。但也表現出「性格的多個側面及其本相的暖昧性」（周寧 1997）。例如與印度人相比，矽谷華人的「暖昧性」就表現出他們一般不會輕易放棄來之不易的「根」，其行為也不如印度人那樣堅決和果斷，常常把祖（籍）國的物質條件等外部因素放在十分重要的思考範圍，對文化的認同、身份的認同等常常也受到生活物質環境的影響，[[3]]把「根」扎在美國的思想在他們中佔有主導地位， 「回歸」就不如印度人那麼果斷。1．2 祖（籍）國環境機制的影響因素客觀上講，身處異國他鄉的遊子的觀念與行為還受到祖（籍）國現行制度和機制的影響，比如「族群」是否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祖（籍）國對他們有無吸引力等。當然祖（籍）國的強大是民族認同感的關鍵。祖（籍）國的強大，除了自身的戰略機制、政策機制、法律機制、人文機制、市場機制、人才機制、環境機制等優化外，也少不了境外同胞的積极參与和大力支持奉獻。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今天，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國正在對海外華人產生深深的吸引力，大大增強了他們對祖（籍）國和民族的認同感，即使過去擁有中國血統而不願意承認自己是華人後裔的一些人，也改變以往偏見，視自己為華人而驕傲。印度同樣如此，走上新興工業化道路之後，印度取得的成就對矽谷的印度人也產生影響。根據美國哈佛大學、杜克大學和紐約大學的研究人員2007年8月22日公布的一份研究報告稱，矽谷「大約五分之一新的合法移民和三分之一的印度人高級僱員或者計劃離開美國，或者在持觀望態度。」已經從美國矽谷返回印度的移民大約在3.5萬到6萬之間。為此，不少媒體驚呼，「美國歷史上第一次遇到了逆向人才流失。」當然，這種「回歸」現象的原因較多，如美國的移民政策妨礙外國人獲得永久居留權，但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中國和印度經濟發展迅速，創業環境大大改善，機會增多。自1991年以來，隨著印度經濟更為開放和管制放鬆，外國公司開始將巨額資金投向印度。這個時候，那些在矽谷的印度人發現，他們能帶回國內的最好的禮物，就是他們自己。不過，由於印度在投資環境上仍存在障礙，也阻止了矽谷以及海外印度人回國投資的熱情。海外印度人雖然名義上被印度政府稱為「印度人」，但是在投資創業等許多方面的限制仍然和居住在國內的印度人有很大差別。緩慢繁冗的程序審批即使是當地人都已經叫苦不迭，海外印度人更加難以應對。還有工人隨意罷工、企業正常生產秩序被肆意破壞的事例在印度屢見不鮮。許多印度「海歸」認為，這種弊端顯然並不是光用一個「親情牌」就能彌補的。這些妨礙海外專業人士「回歸」印度的現象在中國也存在，如定居的身份問題、小孩的教育問題、辦事程序繁雜等。但相比之下，中國政府對身在海外的華人的政策更加健全和靈活，就連印度外長慕克吉在呼籲海外印度人「回歸」時也承認，「海外華人對中國經濟發展所做出了很大貢獻。」另外，根據對矽谷千餘名專業技術人員 「回歸理由」的問卷調查表明，兩大族裔在「回歸」考慮的內外因素上也反映出祖（籍）國需要正視的問題，如何去改進現行制度下的環境，以吸引更多的海外後裔加入到創業的行列。表1：矽谷中印兩個族群決定回歸的祖（籍）國因素決定回歸的祖（籍）國因素百分比(%)同等學歷在國內地位高46.5情感孤獨和思鄉29.4文化差異28.1工作缺乏保障14.8種族歧視感11.6生活的壓力和緊張感10.0不能獲得永久居住權6.8表2：矽谷中印兩個族群決定回歸的矽谷因素決定回歸的所在矽谷因素百分比(%)有責任為國家做貢獻50.0家庭與親情44.8留學經歷是發展機會30.9喜歡國內節奏和方式23.4有履約責任21.7有難得的發展機會19.1有留學人員的政策12.1從這組調查中不難看出，無論海外專業人士已經回歸或準備回歸，最主要的原因和動力是報效祖（籍）國和追求自身價值的實現。他們回歸創業的最大希望是獲得較為公平的競爭和生存條件。有些人或多或少還感到一種「壓抑感」或「潛在的壓抑感」，一旦回到祖（籍）國，儘管物質生活條件遠不如矽谷，但精神上的壓抑感會隨之消失。[[4]]2．創業動力與創業形式比較創業動力是一切創業活動的前提。一般來講，與從業相比，創業能夠給創業者帶來更大的收益，更能夠實現創業者的理想與抱負，但創業畢竟是一種具有較大風險的經濟行為，必須有較強的創業動力來驅動。創業的形式則是創業選擇的方式和方法，比如在矽谷經濟社會，創業的形式更加多元，有網路創業、加盟創業、兼職創業、團隊創業、大賽創業、概念創業、內部創業、個人投資理財創業等。但由於受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影響，矽谷華人和印度人的創業動力和創業形式上有較大的不同。2．1 矽谷IC創業的不同動力源泉矽谷被公認是最適合創業的地方，這是因為它有其自己獨特的創業文化生態環境，如能者在上的公司信仰；寬容失敗的理念；容忍「背叛」的態度；精誠合作的團隊（team work）精神；嗜好冒險的行為；全新的投資理念和生產結構的開放性；熱衷改變自己的位置；對產品而不是金錢的痴迷；機會的慷慨分布；分享財富的強烈傾向等，正是這種獨特的文化才成就了今天的矽谷，也成就了矽谷的華人和印度人。但由於受到中國和印度兩種不同文化背景的影響，他們在創業的動因上存在一定的差異，例如，大約有60%的印度人一般樂於做自己的初創公司（start-ups），不願意創辦自己公司的華人卻佔了70%，相反願意替別人管理公司（見表3）。在對未來是否創辦自己公司的態度上，也存在差別（見表4）。可見，華人的冒險精神不如印度人。表3：矽谷中印兩個族群創辦公司的情況（%）中國大陸中國台灣印度是否全職創辦公司14.834.2`43.3是否半職創辦公司16.516.516.6不願意創辦公司68.749.440.1表4：矽谷中印兩個族群對創辦公司的態度（%）中國大陸中國台灣印度是的，2001年創辦公司1.12.910.5是的，未來創辦公司50.750.963.8從不會創辦公司7.016.52.2不知道是否要創辦公司41.229.823.5上述這種狀況近幾年又有了新的發展。2006年，美國杜克大學普拉特工程分校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學者在對全美28，766家年度銷售額超過100萬美元和僱工在20人以上的企業進行調查後，出版了「矽谷新移民企業家」的報告。報告稱，在1995-2005年間，外來移民創建了矽谷52%、加州39%的公司。其中，華人員工最多，但印度移民所創建的公司數量最多。這充分反映了兩種不同文化背景下在創業方面的差別。也就是說，自1999年以來，外來移民在矽谷創建科技公司的作用有了成倍的增長，而且印度移民也首次超過華人移民，成為矽谷創業的第一主力。在當時由外國移民創建的科技企業中，有26%的企業不是由印度人創建，就是有印度人的CEO、總裁或首席研究員。另外在矽谷的革新和與製造業相關的服務業領域，有大約25%的企業是印度移民創建的。而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的移民所創企業都佔6%。在軟體領域，印度移民在1995～2002年間創建了矽谷34%的軟體公司。2．2 創業模式的差異創業模式是人們在創業時所選擇的方式，這是創業初首先要做的事情。在設計自己的創業模式時，就是要對自身以及環境的條件有一個客觀的衡量，認清自己能做什麼，在什麼環節投入會取得最大的收益，而不是盲目地去模仿和追隨別人成功的模式。基於這種思考，華人和印度人的主要差異主要表現為：首先印度人更講究團隊創業，所創辦的公司幾乎都是由一個團隊來完成的，而華人大多則願意獨自創辦公司或是血緣團隊；其次在涉足的領域方面，由於早期的矽谷印度移民多為工程師、律師、會計師等職業技術人才，在國內就完成了研究生教育，而中國大陸和台灣多為留學後定居者，兩大族裔在受教育程度、擔任職務和就業領域等方面也存在差別（見表5；表6；表7）。[[5]]表5：矽谷中印兩個族群受教育的程度（%）教育程度中國大陸中國台灣印度高中畢業0.20.00.39學士10.515.420.8碩士52.253.739.8MBA7.214.928.9博士28.614.98.4其他1.21.02.5表6：矽谷中印兩個族群工作崗位狀況（%）工作崗位中國大陸中國台灣印度擁有MBA學位執行官9.624.141.446.2經理13.330.926.134.8技術，非管理人員67.735.228.77.3其他9.49.83.811.7總數100.0100.0100.0100.0硬體公司擔任執行官/經理19.752.962.9軟體公司擔任執行官/經歷16.843.465.0表7：矽谷中印兩個族群就業產業領域分布（%）公司行業中國大陸中國台灣印度半導體17.820.19.1計算機/通信技術26.323.919.6生物科技5.34.41.4國防/航空0.71.30.4軟體25.818.938.5工程/製造相關的服務業3.44.42.1職業服務6.88.812.9網際網路內容/服務6.76.39.1其他7.311.96.92．3 融資方式等對企業成長的影響有了創業模式和所熟知的領域，融資尤其是初創基金的來源等也決定著企業的成長。通過對矽谷中印兩大族裔創業現狀的比較分析，華人和印度人在融資的渠道上存在較大差別（見表8）。表8：矽谷中印兩個族群獲取創業基金的來源(%)初始籌集資金後續籌集資金資本來源中國大陸中國台灣印度中國大陸中國台灣印度個人儲蓄52.742.061.519.519.625.1在美國的家庭/朋友16.426.023.19.821.710.0在美國外的家庭/朋友20.O20.05.112.219.64.2天使投資者41.838.046.526.826.125.5美國的風險投資公司34.518.035.958.534.861.1美國外的風險投資公司10.930.05.131.747.814.6銀行、銀行借貸及其他12.78.016.526.830.428.5融資渠道的差異也折射出兩個不同族群在對外交往中的差異，80%的中國人主要依賴於家族成員或是血親關係（見表9）。印度人交往的層面就要寬泛一些。表9：矽谷中印兩個族群興辦初創公司的資金來源（%）獲取資金的網路關係中國大陸台灣印度家庭和朋友79.47566.5現在或過去的同事50.047.255.0同學52.950.027.2族群專業協會23.522.224.6其他專業機構20.619.411.0當然在取得創業資金方面，矽谷華人和印度人還有其他方面的差異，主要表現在如何接觸投資者、語言表達、不適合的商業計劃書和不恰當的管理技能等方面（見表10）。表10：矽谷中印兩個族群籌集初創資金呈現出的主要困難（%）中國大陸中國台灣印度接觸投資者技巧61.864.769.9展示商業計劃中的語言困難11.811.81.8不恰當的商業計劃書26.541.123.5不恰當的技能2.95.92.4不恰當的管理技能26.541.215.7比如說，在接觸投資者的技巧方面，與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創業者相比，印度人就要成熟，且無多大語言障礙，在技能和管理方面也強於華人。3 行為模式之比較行為模式，是指在特定的共同體內部，針對類似決策問題的解決方法中，被廣泛接受並由個體成員習慣的有效行為方式。共同體內部特定行為模式的形成前提，是由群體內部成員之間的人際互動行為提供的。行為模式得以形成，源於個體認知之間共識的形成，也即針對特定行為的群體認知所具有的某種共享的意義和知識。實踐證明，當一個社會體系處於開放狀態時，群體間不同文化所內含的核心價值觀和行為準則體系，將會產生互動性衝擊，從而形成一種競爭融合的態勢，並在長期發展中打破那些不適合社會發展的價值觀以及行為模式體系（顧自安2006）。矽谷是一個開放式的高度發達的技術社會，矽谷華人和印度人由於受到本民族文化的深刻影響，行為模式表徵上有很大不同。3．1價值觀對行為動機的作用價值觀是指一個人對周圍的客觀事物（包括人、事、物）的意義、重要性的總評價和總看法。像這種對諸事物的看法和評價在心目中的主次、輕重的排列次序，就是價值觀體系。價值觀和價值觀體系是決定人的行為的心理基礎。在同一客觀條件下，對於同一個事物，由於人們的價值觀不同，就會產生不同的行為(姽嫿秋 2005)。現代價值觀念總是在一定的國家、民族、傳統中進行的，在與本國本民族的傳統文化衝突、鬥爭和妥協之中生成的，這樣一種生成過程不可能是完全徹底的，總是或多或少地會留下一些本國的印記，會不同程度地形成國家特色、民族特色和傳統特色。中華民族的傳統價值觀是中華民族在進入現代社會以前的長期歷史實踐活動中形成的以自身需要或社會發展為尺度對於對象世界的作用和意義進行價值評估的根本觀點（朱憲，顏曉 1999），是一種以儒家經典為核心，糅合墨、法、佛、道、理等眾多思想體系的一種觀念形態。印度的傳統價值觀念是建立在悠久燦爛的文化和繁雜的宗教習俗基礎之上的，具有其傳統色彩與工業文明交匯混雜的神秘氣息。因此，在許多人眼裡，「對印度的任何評價都是正確的，但是相反的觀點可能也是正確的，這個國家太複雜了」（袁南生 2006）。在價值觀上，與大多數矽谷華人不同的就是印度人更重視精神的東西，許多印度學者甚至認為，一個人如果受了物質主義的影響，有知識也會變成無知識(2000年4月8日《新印度時報》報道：《物質主義影響使有知變無知》)，[[6]] 而華人更看重其物質內涵。價值觀也是社會成員用來評價行為、事物以及從各種可能的目標中選擇自己合意目標的準則。如果把矽谷華人和印度人置身兩種不同的價值觀的語境中來評價，儘管他們遠離自己的祖（籍）國，生活工作在不同的社會生態環境下，也受到西方價值觀的影響，但他們的行為大多沒有偏離祖（籍）國傳統的價值觀。比如，通常印度人創業有勇氣，對自己祖（籍）國的認同感有別於華人，他們把創業的精神滿足放在比較重要的位置，認為「回歸」就是為了「報效祖國」，實現個人價值。而華人的創業勇氣就不如印度人，他們甘願先當打工仔也不冒險去自己創業，即使有了一定的積累，也不會輕易去創辦自己的公司等。3．2 民族價值觀對IC思維方式的影響思維方式是人們大腦活動的內在程式，它對人們的言行（及至影響外部世界）起決定性作用。思維方式表面上具有非物質性，象人的思想一樣，無色無形，不可捕摸，它主要由後天環境（文化及教育的）影響所致；思維方式其實又具物質性，大腦皮層對相同事物的反映，會引起皮層「觸突」產生某種化學反應和物理（生物電）脈衝，並按「既定路徑」來變化傳遞，在大腦中形成一定的觀念（思想）。這種非物質性和物質性的交相影響，「無生有，有生無」，構成了思維方式演進發展的矛盾運動。[[7]]學者在對矽谷華人和印度人進行比較分析後得出，印度人抽象思維發達，善於思辨，他們在思考問題時，習慣于思考普遍性原則，而忽視具體的個體和特殊的感知。印度人還具有尊重普遍性原則、屈從於普遍原則的傾向。他們有一種強烈的慾望，將自我與絕對發生直接關係，而拒絕任何中介。他們思維方式的另外一個特點，既不充分認識現實與想像、事實與空想之間的差別，也不在通過直覺得到的東西與通過推理了解的東西之間作嚴格區分。在某些印度人的世界觀里，它們之間沒有明確界限，可以輕易轉換。他們空想起來，常沒有邊際，可以完全不受時空的限制。至於華人的思維，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費孝通 1980）」，他們希望實現人人和諧，天下大同。今天矽谷華人和印度人之所以在對待創業、回歸等方面有差異，無不受到源於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價值觀和美國價值觀的影響。從印度族群對傳統文化的態度來看，雖然他們在矽谷獲得了成功，卻一直為本民族的歷史、文明、價值觀感到自豪。例如，在矽谷乃至整個美國，每個印度人移民都非常自覺地培養、維護自身和後代的種族認同。即使在矽谷這樣的高科技聖地，印度移民同樣建立了大量的宗教場所，而且還在不斷的擴建中。隨著他們經濟、社會地位的不斷提高，新一代印度移民不僅堅守本民族的文化，而且比其父輩更情願、更努力地傳播印度特色文化。印度的飲食、音樂、電影、服裝、瑜伽等在美國日漸流行。相比之下，華人就不如印度人，一些中華傳統文化習俗正在逐漸傷逝。比如，就有許多在美國出生的ABC(American-born Chinese)就不願意說中文，那就更談不上繼承中華傳統優秀文化了。這是一件值得我們深思的事情。沒有語言這個紐帶，華人軟實力的優勢就難以實現。3．3 IC不同處世方式對個人成就的影響通常，一個人的處事方式會受到所處的社會環境、家庭背景、工作環境、國家制度、經濟發展等差異因素的影響。中印兩大族裔在處事方式上雖然有許多共同點，但兩個民族具有不同的人生觀。中國人是「現世主義者」，只相信今生今世，過好眼前的日子才是最重要的，也是生活的目的所在。相信宗教的印度人是「來世主義者」，他們關心的是來世，這是因為他們認為「來世主義」會支配現在的生活，敬神是出於畏懼，或想得到切實的好處（發財、陞官、得子）。例如，不少在矽谷發了跡的印度CEO，致富不忘父老鄉親，發動起來一齊給他們的母校——印度理工學院IIT捐款，一次籌款就是上億美金；還有一批「數字英雄」，籌集了上億元，在矽谷和美國東海岸建立了幾個由印度人主導的高科技的研究所。再從他們與祖（籍）國的聯繫來看，自上個世紀90年代印度開始實行經營自由化和對外開放以來，印度僑民便成了開放初期外來投資的重要力量。開放後第一年的1991年，印度吸引外資僅只9700萬美元，而到了1998年，已高達35億美元之巨，7年增加了40倍，到本世紀初，早已突破百億美元，其中就有許多是來自矽谷，可見海外印度人喝水不忘挖井人的美德。儘管上述華人和印度人的這種處事方式帶有傳統價值觀的色彩，但在今天的矽谷，他們的處事方式無不折射出兩種不同傳統文化的價值。比如華人對創業的態度和眼前的物質生活，就有周密的思考和計劃，不是很有把握的事情也不會輕易去冒險，而在回歸祖（籍）國時考慮的因素（見表11）和回歸祖（籍）國的目的（見表12）時也與印度人的想法有很大的不同。表11：影響矽谷中印兩個族群回歸祖（籍）國的主要因素(%)因素中國大陸中國台灣印度職業機會8.38.17.8文化和生活方式7.57.08.3稅收和其他激勵機制7.05.76.8美國職業機會的限制6.75.95.0幫助母體國的慾望7.06.17.8表12：中印兩個族群回歸祖（籍）國的可能性（%）回歸目的中國大陸中國台灣印度為了全職工作42.824.845.1為了全職工作（年齡在26-35歲者）46.641.852.7為了全職工作（年輕在35歲以上者）37.014.433.9為了定位生意78.355.476.1上述兩項統計還表明，印度人更加關心文化和生活方式以及對幫助祖（籍）國的興趣，他們很少關心在美國的職業機會對其限制的因素，在對回歸祖（籍）國的可能性方面，華人和印度族群似乎差別不大，在生意定位方面，華人的目的性更強。不同的處事方式是價值觀的具體體現，也對華人和印度兩大族群的自身利益產生影響，這種價值觀也直接影響了他們在公司和社會上的利益。例如，印度人就很會照顧自己人，不忌諱結黨營私、任人唯親之嫌。其實這從一個側面表現了他們強烈的群體意識。華人則特別講究「避嫌」，一般不會介紹自己的「同胞」進自己工作的公司工作。其實，這主要是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所致。又如，近年來美國印度人移民與祖（籍）國的經濟聯繫也越來越多。這是因為印度政府鼓勵移民，坦然面對「人才流失」。當他們在海外遭遇風險的時候，越來越多的矽谷印度人回歸祖（籍）國創業。為此，有一些研究移民的學者預言：印度的未來將有賴于海外的印度人移民。而華人族群通常重視眼前的利益，除認真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外，很少關心其他與己無關的事情，更不可能去做那些表面工作。因此，在矽谷高科技公司中、高層管理人員中，華人要比印度人少得多。4 矽谷IC在美國主流社會影響力之比較印度人較大規模地向美國及矽谷移民始於上世紀60年代中期以後，一直持續至今。早期中國移民美國加州始於19世紀40年代末，[[8]]而大量移民矽谷的華人始於上個世紀40～50年代，尤其是1965年通過新的移民法案（Hart-Celler Act）後，[[9]]來自大中華地區的移民才有了明顯改善。整體上來看，中國人移民美國矽谷大約經歷了5次浪潮（見表13）。表13：中國人移民矽谷的五次浪潮及特徵年代跨度主要特徵1950s技術移民：主要在IBM 、Intel、Fairchild和其他公司工作1960s技術移民：只要在加州國防工業部門工作1970s中國大陸研究生來美1980s後至90初從中國大陸、台灣和其他海外華人族群的移民，美國矽谷以外的華人1990s至2000中國大陸留學生可以說華人是伴隨矽谷的誕生、發展和成長來到這裡的。目前這裡的華人來自世界各地，矽谷成為世界華人的聚居地。[[10]]上個世紀90年代後，這個數據發生了巨大變化。據薩克森尼亞（Annalee Saxennian 1999）的研究，矽谷亞裔員工中華人佔51%，印度人佔23%，越南裔佔13%，而日本裔和韓裔分別只佔4%和3%。來自印度與大中華(包括中國與台灣) 的技術人才佔了七成，矽谷真是由 IC (印度人與華人) 構成。[[11]]經過多年的拼搏，華人和印度人無論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已經取得巨大成功，彰顯出不同的實力，但也同樣存在一些差異。4．1 IC整體實力比較印度人和華人一起被認為是矽谷舉足輕重的兩大族群。早在2000年，華人和印度人工程師共掌管了矽谷約2800家公司，銷售額達1268億美元，平均每4家公司之中，就有一家由他們掌管。矽谷的印度人科技人才多於上個世紀70年代來到這裡。他們大多畢業於50年代由總理尼赫魯創辦的6所印度科技學院，其學術成就與其他世界知名大學的畢業生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使得美國在搶佔信息技術的制高點中把目光投向了印度。在美國眼中，既擅長數學、邏輯、推理，又能講一口流利英語的印度人，無疑是打造新經濟的最佳人選。在矽谷，40%的網路公司創始人是印度人移民，如今矽谷已經成為一座「印度樂園」。在矽谷創辦公司的數量上，與其他族裔相比，印度創辦公司的數量也獨佔鰲頭（見圖1），且工程技術人員也大大超過其他族裔（見圖2）。圖1：美國矽谷工程技術公司創辦人祖（籍）國分布圖資料來源：America』s New Immigrant Entrepreneurs圖2：美國矽谷創辦公司工程技術移民創始人出生國分布圖資料來源：America』s New Immigrant Entrepreneurs加利福尼亞大學1999年公布的調查結果還表明，在1980年至1998年，印度人美國人創辦的公司數量占矽谷高科技公司數量的比例僅為7%。現在，這一比例已經高達15.5%。據位於矽谷的《聖荷西信使報》2007年11月披露，印度裔雖然是最晚來矽谷的新移民，卻擁有大部分價值連城的房地產。華裔雖然許多英文沒有其他族裔移民說得好，生意卻是做得最好。雖然印度裔移民是較新的移民群，約三分之一在2000年後移民赴美，但他們的經濟能力非凡。根據報告所知，每5名印度裔移民便有4名至少擁有學士學位，他們的收入比平均入息的81000美元高，而擁有的房屋亦是價值最高的，約86萬美元。除了高科技業外，醫療專業、旅館業也是印度人在美國從事的主要行業。在美國醫療專業中，印度人移民是最大的外來群體，因此美國的印度籍醫師協會成為美國醫生最大的種族團體。在旅店業領域，矽谷乃至全美國50%的汽車旅館和將近37%的旅店都被印度人擁有。此外，印度人移民還在美國及矽谷的金融、藝術、媒體等行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華人移民矽谷始於上個世紀50年代，主要來自中國台灣。經過幾十年的拼搏，他們中湧現出了許多精英，並涉足許多高科技領域（見圖3；圖4）。並且創辦公司的數量也從70年代到80年代迅速上升。[[12]]與印度裔相比，儘管矽谷華人中約有4成不能流利地說英語，但卻擁有較好的經濟能力，他們的入息亦較平均入息為高。據美國《世界日報》2007年11月22日報道，德勤集團(Deloitte &Touche USA LLP)根據2002～2006年五年總收益成長，在美國各大地區選出成長最快的50大公司 (Deloitte"s Technology Fast 50)，包括矽谷等16個地區。矽谷成長最快前50大公司中，有多家為華裔創辦。全美16個地區入選成長最快的前50大公司，直接進入「德勤全美成長最快前500大公司」。在2007年矽谷成長最快前50大公司中，網路、媒體與娛樂、通訊產業類別中的排名，華裔金海平創辦「TeleNav」排名第一；謝青創辦「Fortinet」排名第四，五年成長率為5145%；楊致遠創辦「雅虎」(Yahoo)五年成長率574%、排名第23；華裔趙耀 (Michael Zhao)的「Array Networks」 成長率同為574%；梁見後(Charles Liang)創辦「Super Micro Computer」排名第40，成長率239%；盧昭信創辦「Netgear」排名第49，成長率142%。圖3：台灣移民在產業領域創辦公司的分布情況圖在軟體與信息類別，由洪筱英 (Shaw Hong)共同創辦「OmniVi-sion Tehcnologies」排名第15，成長率957%。刑正人(Michael R. Hsing)擔任執行長之「Mono-lithicPower Systems」排名第18，成長率760%。生技與醫療裝置類別中，陳一之創辦「RAE Sys-tems」排名第20，五年成長率有211%。又如在聖荷西水星報評選的2006年「矽谷150大企業」排行榜中，就有21家華商上榜，美國華人朱敏創辦的WebEx公司首次登上聖荷西水星報評選的「矽谷150大企業」排行榜，並且與鄧峰、柯嚴共同創辦的Netscreen Technologies(NSCN)，同列成長最快速的公司前10名。調查還顯示，矽谷創造的財富中，40%有華人的參與，每年湧現的5000家初創企業中，約有1/4由華人創辦。這充分說明華人整體實力有了顯著的提升。圖4：美國矽谷中國大陸移民創辦公司領域分布圖在職業選擇上，矽谷的華人多在管理、職業和技術領域。根據對矽谷腹地聖塔克拉拉縣統計，來自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的華人在上述幾個領域具有較高比例（見表14）。表14：矽谷聖塔克拉拉華人從事職業人員情況(1990)職業中國大陸中國香港中國台灣管理7077(43.44%)1866(34.42%)5657(38.15%)專業人士2067(12.83%)1188(21.91%)3752(25.30%)技術870(5.4%)200(7.38%)1355(9.14%)行政983(6.10%)536(9.89%)1002(6.76%)總合計10997(67.77%)3980(73.6%)11766(79.35%)資料來源：Public Use Microdata Sample(PUMS)Files,19904．2 IC社會認知度與形象在經濟上取得成功後，矽谷華人和印度人的認知度、地位和形象有了顯著的改觀，許多人士開始涉足美國政治，以服務社會，維護族群利益，並利用自身的社會資源優勢為祖（籍）國提供一些幫助，在祖（籍）國和美國之間架起一座座交流的橋樑。據美國《世界日報》報道，目前矽谷大部份城市都有華人或亞裔的市議員。2007年，矽谷的聖塔克拉拉縣的三分之一的市長由亞裔擔任，五位亞裔市長有四位是華人，他們是中國台灣移民庫伯蒂諾市長鬍宜蘭(Kris Wang)、薩拉托嘉市長劉嘉琳(Aileen Kao)、桑尼維爾市長中國香港移民李洲曉(Otto Lee)，密爾比達市長由來自菲律賓的華人移民艾和諧(Jose Esteves)連任。在2007年6月5日結束的美國聖荷西第四區議員複選中，華人朱感生成為矽谷重鎮聖荷西(San Jose)市157年來第一位華人市議員。自此，華人社區代表終於走進該市市議會，美國華人參政歷史也因此改寫。矽谷華人通過參政成為市政工作的主要決策者和參與者，改變了美國主流社會對華人的看法，逐漸融入以白人為主的社會政治生活。除此之外，在以鼓勵美國與大中華地區人民建立良好而有建設性的關係，推動美國華人全面融入美國社會的著名亞裔團體「美國百人會」和「80/20促進會」的成員中，來自矽谷的就有曉龍基金會創辦人及CEO曾憲章、聯華神通集團董事長苗豐強、矽谷著名創業家陳五福、UT-斯達康總裁陸弘亮以及著名演員陳冲等。亞裔80/20促進會是一個專門促進亞裔、華人美國人積極參政的政治組織，前柏克利加大已故的校長田長霖先生就是該會成員。矽谷華人出現的「參政熱」並能夠獲得成功以及越來越多的美國政府部門如美國移民局（The U.S. Immigration & Naturalization Service ，INS）、聯邦調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美國國家稅務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IRS）以及其他強力部門開始錄用華人，充分證明了：一是華人已經成為美國社會的一部分；二是說明美國主流社會對華人所作出的貢獻的廣泛認同和華人影響力的顯著提高；[[13]]三是華人也深深懂得了選票的力量。有學者甚至認為，大量華人參政正在改變加州的政治版圖。相比之下，矽谷印度人參政的熱情就不如華人那麼高，也很少見到印度人參政的消息。但這並不能說明他們對政治的漠視。取得成功的矽谷印度人開始以不同方式涉足美國的政治。他們不僅將資金投向民主黨人，也投向共和黨人，包括總統布希和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赫爾姆斯。在1998年印度核試驗後，印度和美國的關係滑落到了10年來的最低點。但此後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美印關係開始有了質的變化。布希政府上台後，印度人院外集團從布希宣稱「美中是戰略競爭對手」的講話中，敏銳地抓住了美國新政府對外政策的脈搏，進一步推動美印關係邁上新台階，增強印度在美國對外戰略中的地位。可見印度人的作用功不可磨。除此之外，矽谷的印度人通過牽線搭橋、投資辦廠也為祖（籍）國經濟發展做貢獻。印度軟體公司目前所承攬的大部分國際合同都是由矽谷印度人人牽線引進的。[14]在過去的20年中，矽谷湧現出許許多多不僅受過良好教育而且有著足夠創新精神的印裔成功人士。例如矽谷創辦網路服務公司使其在35歲之前走進矽谷高科技百萬富翁的行列之中的Anil Godhwani，已經成為灣區印度移民社區的一個千萬富翁兼慈善家。再從專業協會的影響力和網路建設方面來看，華人更重視專業社團組織活動，其影響力也更大。[[15]]除此之外，華人還有數百家各種同鄉會、校友會、協進會等，如北加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北加州湖北同鄉會（1996）、北加州湖南同鄉聯誼會（1996）、、北加州清華大學同學會、北加州北京大學同學會等各種社團組織。4．3 對比中的反思——印度軟體業為何發展迅速信息軟體業是當今世界最活躍的經濟，是提升一個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源泉。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信息技術在印度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一躍成為印度經濟的增長點。早在1997年，比爾?蓋茨就曾預言，「未來的軟體超級大國不是美國，不是歐洲國家，而是印度」。據印度國家軟體及服務公司協會(NASSCOM)預計，由於全球企業不斷擴大外包業務，因此2006年財年印度的軟體及服務出口營收將增長32%，印度信息產業和外包總產值達到296億美元，其中出口就佔到236億美元，印度的軟體出口已經佔世界第二位。目前，軟體出口已經佔到印度出口總額的10%。據美國麥肯錫諮詢公司與印度軟體和服務公司協會共同制定的未來10年信息技術戰略聯合研究報告，印度信息產業產值到2008年將達870億美元，佔GDP的7.5%，可吸納220萬人就業，其中軟體出口為500億美元，佔印度出口總額的35%。僅信息部門就可吸收外國直接投資50億美元。印度已跨入世界第二大軟體國的門檻，目前擁有5800家軟體公司和28萬合格軟體人才，並吸引大批頂尖軟體跨國公司如微軟、國際商業機器公司、摩托羅拉、甲骨文（Oracle）、愛立信、通用電氣、朗訊、康柏、得克薩斯儀器等公司在印度進行軟體開發。印度電腦軟體業的發展也成就了世界上最大的電腦軟體出口地之一和全球第五大信息科技中心「印度的矽谷」班加羅爾。目前，這裡有7個軟體開發區和150餘家國際大型IT公司。海德拉巴、晨奈、孟買等城市也都成為印度的矽谷。全國軟體園總數已達17個。據預測，未來10年，印度至少會有25個具有最新基礎設施和通信條件的信息化城市。印度電腦軟體產業之所以發展迅速，除了起步早、實行鼓勵軟體發展的政策、政府部門起協調促進作用、高等教育發達，人才優勢、跨國公司的合作、大財團紛紛投資外，其中最主要因素包括：一是重視人才庫和人才儲備。早在上個世紀60年代，印度政府就投資創建了「科學人才庫」，負責接納願意回國工作的印度人；二是投入巨資興建了科學城，作為國外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的永久性基地。近年來，印度的高科技產業迅猛發展，已成為世界上重要的計算機軟體開發基地；三是為矽谷創業者和海外留學或者工作人員回到祖（籍）國開辦軟體企業或者從事軟體開發大開「綠燈」。這些軟體人才的「回歸」為印度帶來了充足的資金和尖端的技術，特別是與海外同行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繫，每人都形成了一張巨大的海外「關係網」，同時，大量會說英語的廉價勞動力也吸引著西方IT精英公司紛紛將班加羅爾作為發展的橋頭堡；四是加強法律建設，制定激勵政策允許軟體人才和投資（王建剛，2003），例如2000年10月17日，印度頒布《信息技術法》生效，為該國信息產業的穩步發展提供了法律保障；五是矽谷乃至美國的印度人的成就，大大激勵印度人的創業精神。這批人與國內的聯繫，對印度發展軟體產業起了推動和示範作用。同時，在快速發展國內電腦信息技術的同時，還有許多公司藉助印度人高科技人才的作用，把公司和研發中心設到了矽谷，如印度維普羅公司已把總部設到美國矽谷，併購美國的網路公司，以開展互聯網和電子商業。中國的軟體信息產業在經歷了2000年前後的發展瓶頸期後，已進入高速發展階段。2005年其年產值已達3900億元人民幣，摺合美元為487.5億。我國軟體產業在全球市場上的份額也增至3.55%，高於印度和韓國。2006年的出口額達到50億美元，並湧現出如華為技術有限公司、海爾集團公司、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UT斯達康通訊有限公司、神州數碼（中國）有限公司、浙江浙大網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熊貓電子集團有限公司、北京北大方正集團、浪潮集團有限公司、海信集團有限公司等一百家收入規模較強軟體企業。但在這些大型企業集團當中，真正由回歸海外華人創辦的遠不如印度。作為一個正在與印度一起崛起的新興工業化大國，我們必須正視差距。首先，我國軟體研發和生產過於分散。目前儘管我國有54個國家級的高新技術開發區，幾乎每個高新區的主導產業中都有軟體開發和生產，顯得不集中，缺乏集約和規模效益。實踐證明，無論是美國的矽谷，還是印度的班加羅爾等，它們的軟體園區建設一般都相對集中，容易產生規模和集群效益；其次是由於體制和機制問題，大學與科技園區（包括大學科技園）聯繫不緊，產、學、研在很多區域內還停留在口頭上，致使浪費許多知識資本、文化資本、技術資本、金融資本、環境資本和民主資本等；再次是我國發展電腦軟體面臨諸多困境，如嵌入式軟體稅收難題、軟體產業的系統性危機、缺乏自主創新的能力和高素質的軟體人才培養等；最後是我們在利用矽谷和海外華人軟體人才方面，也不如印度。儘管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吸引海外歸國人才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但在實際操作中還存在許多壁壘，如創業環境中的政策機制、法律機制、政務機制、金融機制、人才機制、社會服務機制等有待進一步完善，例如回歸祖（籍）國創業者的身份、小孩就學、就業、創業模式的選擇和導向等問題，都直接制約矽谷和海外華人回到祖（籍）國創業的熱情。5. 結語作為矽谷兩大族裔的印度人和華人，在短短50多年的時間中，經過不斷的努力和拼搏，成為矽谷經濟發展過程中重要的支柱。因此，他們對矽谷發展所起的作用是值得我們重視並加以研究的。通過對他們的對比和分析，可以看到印度人和華人有許多的共同之處。他們都有著強烈的民族認同感，為報效祖國和實現自身價值，他們開始選擇了「回歸」祖（籍）國；他們都有很高的受教育程度，普遍高於矽谷當地的白人，因此在矽谷主要在高科技公司從事技術和管理方面的工作，絕大多數人是知識工作者；他們中許多人都先為別人工作然後再開始創業，並取得了成功，在矽谷產生了很大影響；除了經濟上成功外，他們還涉足政治，通過各種方式融入主流社會。然而，印度人和華人之間存在著更多的差異。受民族心理、民族認同、價值取向和祖國大環境的影響，矽谷印度人比較崇尚內在的精神力量，鄙視物質，他們的冒險精神大大的超過了華人。中國人比較看重現實，群體意識較強，團隊精神不夠，雖然現在矽谷華人的實力已經大大提升，但與印度人相比，還略遜一籌。反思印度人和華人的異同，我們逐漸了解到印度為什麼能夠在軟體業取得如此迅速的發展。作為一個正在努力和平崛起的大國，我們要深刻地思考其中的原因，並發現存在的問題。通過對印度軟體業發展的敘述，我們可以從中發現解決問題的方法，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充分的重視人才。只有創造良好的環境，為矽谷和海外華人回歸祖（籍）國工作和創業提供便利，以優惠的條件來吸引他們，才能提高他們的熱情，也才能為我們建設創新型國家貢獻更大的力量。參考文獻[①] 國務院僑辦課題（編號：GQBY2007027）[[1]] 何洪澤，鄒德浩：走進復甦中的美國矽谷 華人印度人員工受青睞[N].環球時報，2006-10-24[[2]] 朱明忠：宗教與印度的民族性格[J].《世界宗教文化》， 2005（10）[[3]] Bernard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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