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人士說中國人富於奴性均系主觀臆斷/摩羅

06-04

中國遠古時代各個部落和種族，經過了漫長的相互屠殺、相互征服、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過程。中國典籍說，大禹會諸侯於塗山時，參與會盟者有萬國之多，那就是有一萬個部落或者部落聯盟。到了商湯時代，只有三千諸侯。等到周族當政之時，只有諸侯一千七百七十三個了。再後來，正如我們所知道的，中國變成了一個大一統的國家，先後形成了周、漢、唐這樣的政治共同體，各個種族的文化特徵也漸趨接近，於是具有文化和民族的認同。由萬國而一國，這是一個十分殘酷的征服、屠殺、融合過程。其中淪落為奴者不在少數。

　　中世紀期間，中國先後兩次被蒙古族和滿族所征服，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為此付出了非常血腥的代價，留下了極為沉痛的體驗和記憶。近代以來，在西方列強的槍炮下蒙受著巨大恥辱的中國知識分子，將歷史的恥辱與現實的恥辱噲為一爐，極盡憤激地體驗著民族的痛苦與絕望。假如沒有西方殖民掠奪與屠殺的現實，五四那一代人還會那麼重視元清兩代被異族征服和統治的慘痛歷史嗎？文化人對歷史的記憶與強調，往往是宣洩現實感受的方法之一。他們熱切盼望著早日從西方列強的魔爪下和軍閥混戰的亂局中擺脫出來，只恨自己剛勇得不夠，決絕得不夠，只恨自己卑怯太多，懦弱太多，屈從太多。

　　在這種憤激而又絕望的情緒體驗中，五四精英不是一味譴責征服者、屠戮者的罪行，而是從自身的角度檢討這種卑怯、懦弱、屈從性格的歷史來源及其成因，激勵自己鼓起反抗掠奪、擺脫奴役的勇氣和信心。這時候他們找到了一個刺激國人覺醒和振奮的角度，那就是批判奴性，那就是堅決摒棄在屈辱中苟活的性格。為了清理和擺脫奴性，他們對於國人曾經屈服於元清兩代異族統治者和一切統治者的經歷，進行了痛切的反思與批判。

　　有這樣的文化精英來感受和清理民族的精神痛苦和傷害，當然是民族的幸福。這種後來被命名為國民性批判的思想潮流，我們甚至可以不從學術上要求其具有足夠的依據，因為這種言說和思潮主要是一種激勵自己奮起的方式。他們之所以將自己和自己的民族描述為世界上最為奴性的、最為可恥的群體，之所以將自己置於絕地、死地，乃是為了追求「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效果。這種「怒其不爭」的自我詛咒，與客觀的學術研究大異其趣。細讀魯迅的文字，他老人家在鞭打國人的靈魂時，始終有一句潛台詞在鞭影間低沉地呼嘯，翻譯出來就是：咱們為什麼不能拍案而起，將那些大大小小的奴隸主一口咬死？

　　中國精英對於國人奴性的判斷和批評，只是出自自勵的需求，始終缺乏客觀依據。

　　西方殖民者對於中國人的奴性描述，是不是具有客觀性呢？我們姑且舉一個西方人最早對中國人進行描述的例子看看。十六世紀葡萄牙商人多默·皮列士，在馬六甲海峽從事藥材生意的時候，寫過一本《東方誌——從紅海到中國》。其中這樣描寫中國：「他們是軟弱的民族，沒有什麼了不起。……他們說中國人因害怕爪哇人和馬來人才制定這條法律，使人不能到廣州去。可以肯定的是，這些民族的一艘船能打敗二十艘中國船。他們說中國有一千艘船，每艘都在它認為合適之地做貿易，但百姓是軟弱的；既然他們害怕馬來人和爪哇人，那完全可以肯定，我們的400噸的船隻，其中一艘就能夠消滅廣州，而這種消滅會給中國帶來巨大的損失。」接下來作者又說：「不要抹殺任何國家的光榮，看來中國肯定是一個重要、良好並且十分富有的國家。據他們說，馬六甲政府不用多大的兵力就能把它置於我們的統治之下，因為其百姓非常軟弱，容易被征服。常在那裡的重要人物聲稱，印度政府用10艘攻佔馬六甲的船，能夠沿海岸攻佔全中國。中國距我們的船只有20天的航程。」（1）

　　馬六甲那時候是中國的藩屬國，如果他們認為中國如此軟弱可欺，還會定期來進攻送禮嗎？皮列士關於中國人軟弱、中國民族軟弱的言論，與其說是來自馬六甲社會的知識，不如說來自他的主觀臆想和虛構。

　　跟皮列士的言論相近，西班牙駐菲律賓總督桑迪在寫給國王的報告中，是這樣描述中國人的：「他們是一群鄙賤、無恥而且可厭惡的族人。……他們是異教徒，做出很荒唐的事。……他們是卑鄙的族人，而且是雞姦者……人的品德很壞……」（2）這種惡意的謾罵和誣陷，比虛構走得更遠。僅僅因為企圖實施掠奪和征服而暫時尚未得手，就對一個自己不了解的無辜民族如此惡言相向，究竟說明誰「鄙賤」？誰「無恥」？誰是劣等民族？

　　皮列士和桑迪為什麼要這樣想像中國？薩義德在《東方學》中，討論英國人貝爾福的埃及學著作與英國殖民行為的關係時，曾經這樣說：「學者、傳教士、商人、士兵、教師——這些人為佔領埃及打下了必要的基礎並且隨後實際上執行著佔領的任務。」（3）皮列士的「中國學」與貝爾福的埃及學的功用完全一致。

　　中國曆來被西方社會描述為富庶、強大、和諧的天堂，曾經在西方世界享有崇高之地位。英國人亞當·斯密說：「中國一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4）馬爾薩斯說：「幾乎所有其他國家能出產的，中國都有。而中國出產的不可盡計的東西卻在其他地方找不到。」（5）為了鼓起勇氣前來富庶的天堂進行掠奪和征服，他們必須首先將中國描述為軟弱的、脆弱的、不堪一擊的。

　　事實上，早在皮列士寫作《東方誌》一百多年前，中國使者鄭和就多次率領龐大的艦隊，穿過馬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航道。船隊規模數以百計，鄭和本人乘坐的船達到700噸排水量。皮列士卻在幻想用自己的一艘400噸位的船隻消滅整個廣州。他們那個時代還沒有技術上的優勢，他們只能企圖在精神上壓倒中國。

　　這位皮列士日後被葡萄牙政府委任為出使中國的使者，從而成為歐洲進入中國境內的第一位政府使者。從他的著述來看，與其說他是一位和平使者或者商務使者，不如說他是一位軍事偵察員。當他作為葡萄牙王室的商務代表駐紮馬六甲海峽的時候，他日思夜想的是如何進攻並統治中國。當他作為使者進入中國以後，他最為關心的是什麼，幾乎不用費心猜測。

　　皮列士對於中國國民性的判斷和分析，完全是為他內在的征服欲、掠奪欲、統治欲服務的。他的中國論中包含著這樣一個邏輯結構：主觀上刻意貶低和蔑視中國人——鼓起征服中國的勇氣——實施征服——實現掠奪和統治。

　　起初這種「貶低和蔑視」還是一種戰略思想，或者是一種巧妙的「文化攻勢」。一旦他們的征服和掠奪獲得成功，他們對東方人的「貶低和蔑視」就不再是一種戰略思想，而是一種發自內心的情感態度。後來興起於歐洲的對於東方民族性和中國民族性的描述，其內在結構跟皮列士的中國論完全一致。比如，對於美洲印第安人，歐洲人判定他們沒有靈魂，因而「不是人」，為其大肆屠殺和役使印第安人提供了借口。對於非洲黑人，他們也一度懷疑其沒有靈魂，最後判定為野蠻人，於是他們能夠理直氣壯地像捕獵山羊一樣設法捕獵非洲野蠻人，販賣到歐洲和美洲做奴隸。對於印度人，英國人認為他們很低賤，比土耳其人、埃及人、波斯人、阿拉伯人更為低賤，因為他們自私、無知、扯謊、不負責任、愚蠢、骯髒，等等。

　　皮列士來不及實施征服與統治，所以皮列士的中國論我們完全可以置若罔聞。可是後來的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美國人、俄國人等等西方人，用槍炮實現了對於中國的征服與統治，我們對他們的中國論再也不能置之不理。於是，我們在連續近百年的失敗之後，不得不接受他們對中國國民性的「貶低和蔑視」的描述，並逐步接受了東方學背後的整個歐洲中心主義的意識形態框架。

　　正如上文所言，當魯迅這些精英人物對於中國國民性的自我批判與西方殖民國家知識分子對於中國國民性的蔑視態度相一致的時候，這種內外呼應的聲音所構成的文化氛圍，將會對國人的自我認知產生巨大的引導作用，對國人的文化認同和心理體驗模式產生不可小覷的內在影響。這種錯誤的引導和影響如果持久地存在與發展，很可能會導致一個民族的精神扭曲和殘缺。

　　誰都知道，魯迅等民族精英對於中國國民性的批判，其出發點、其情感態度，與西方知識分子對於中國國民性進行負面描述的出發點和情感態度，完全不一樣，甚至完全相反。但是，五四以來中國的學術制度、文化傾向都在向西方主流文化靠近，我們在很多學術問題上常常毫不省察地以西方權威學者的是非為是非。五四前賢魯迅、胡適、陳獨秀等人在國人心中也享有崇高的權威。內外權威在中國國民性批判問題上的一致態度，使我們對於以外國殖民勢力為背景的西方學者對於中華民族和中國國民的種種錯誤描述，放棄了予以審視、省察、鑒別的警惕性，從而不自覺地按照他們的錯誤描述來認知自己、理解自己。

　　（1）皮列士《東方誌——從紅海到中國》，96-99頁，何高濟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

　　（2）轉引自周寧《天朝遙遠——西方的中國形象研究》，768頁，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2006年出版。

　　（3）薩義德《東方學》，44頁，王宇根譯，三聯書店1999年出版。

　　（4）何兆武等主編《中國印象·下》，13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出版。

　　（5）何兆武等主編《中國印象·上》，23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