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穎｜張愛玲的洞察力是對「年輕」的打擊
▎懷著緊迫感講述故事
嘉賓：
唐穎，1955年出生於上海，1982年畢業於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1986年發表第一篇小說《來去何匆匆》，出版中篇小說集子《麗人公寓》《無性伴侶》《多情一代男》《純色的沙拉》《瞬間之旅――我的東南亞》《紅顔――我的上海》，長篇單行本《美國來的妻子》《無愛的上海》《阿飛街女生》《初夜》《如花美眷》，非虛構長篇《加油小子――美國高中陪讀筆記》，小說《紅顔》曾被改編爲電影《做頭》，由關錦鵬監制，關之琳、霍建華主演。長篇小說《上東城晚宴》刊載於2016年第5期《收獲》。
采訪：
張英，前《南方周末》高級記者，圖書總監，現任騰訊網文化中心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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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英：談談你的小說觀，如今在文體、結構形式等走到盡頭，重返故事是唯一的選擇嗎？故事對小說重要嗎？在生活中，寫作占據著你的何種位置？
唐穎：相對於影視類，小說創作似乎寬松得多，在市場經濟的今天，除了審查，影視創作者也同時被投資者控制。因之，回過頭來看看小說，覺得這裡簡直是一片樂園哪。人們在說小說受到漠視，但我覺得它同時也獲得了更多的自由。
我想說，對於我的小說，故事從來是至關重要的，我的心裡棲息著各等人物，那些令我難忘的男男女女，可我一直等到有了合適的故事，才會讓其中的一些人出場，你也可以說，故事是我所關注的人物的載體，他們的個性必須在故事中展開，而故事本身綿延曲折的進展，出人意外的轉折，不可預料的結局－－進展、轉折、結局－－故事的戲劇性具有了象徵意義，因爲我已經從中感受到人物命運的內在節奏。是的，我常常被生活中的故事激動，並産生寫作沖動，然後又企圖編織故事去激動讀者。
勿庸諱言，我在寫作的時候，我的面前有讀者，我不希望我的小說是晦澀的，我希望他們能毫無阻礙地感應我的內心，我會在乎他們閱讀時的感覺。但這只是表明我的寫作有所顧及罷了。就我的寫作風格來說，我更擅長敘述故事，可我又不想得心應手地寫下去，我仍然在尋找新的合適於我的敘述方式，無論如何，對於一個創作者，「得心應手」也是創造力萎頓的開始。
寫作是我生活的部分內容，我覺得重要卻沒有因爲它而放棄什麽，就這一點，我是個平庸的寫作人，難道我想面面俱到嗎？好像又不是。你看，我的日程表中寫作的時間很少，一星期有三個半天已經很順利了，那是在手頭有東西寫的時候，有時候，兩三個月都在「不寫」，然而，「想寫」的感覺卻跟著我。對於我，有「寫作」的願望，比「寫作」更有意味，生存意義因爲它而有所提升，這種說法好像很空泛。確切的感覺是，當我進入寫作狀態，便開始遠離現實，是的，我找到了遠離現實的方式，感謝上帝，我找到了這樣一種方式。
張英：你曾說到中文系不是你理想的專業，但你的寫作卻斷斷續續地進行著。從你作品來比較，早期作品比較單純樸素，到了《不屬於我的日子》，這種理想主義者和現實世界的沖突已經達到了不可和解的地步。但到了《隨波逐流》，彷彿你已經無奈地同現實世界達成了某種妥協，而這幾年的小說，從對形式的刻意到對故事的刻意，以及注重感覺、細節、氛圍的營造，你的寫作也發生了不少變化，對此你更多是基於哪些考慮?
唐穎：說些題外話，你一直很推崇《不屬於我的日子》，這篇發表在95年《鍾山》講述殘酷青春的小說，卻是在2016年的今天被民營電影公司青睞，這家公司不少八零九零後年輕人，她們對這篇小說的喜愛和深切的感受力，令我感慨，想來當年小說先於時代一步而不被關注，「不屬於我的日子」，也是我的寫作生不逢時的感覺。98年我在上影廠任職劇本策劃時，上影的某位與我同齡的領導對我說過，你的小說，都可以改編電影，但要在二十年後。《隨波逐流》1997年在《收獲》發表後，北京有五家影視公司來談改編，雖然這是一部非常上海的故事，其中一家公司的策劃是沈芸，她索性帶了律師住到我家附近酒店，我把小說改編權給了她，卻沒有通過當年的審查。最近聽說關錦鵬導演非常想把這部小說改編成電影，但在如今的商業影片大行其道之時，這類文藝片是否能獲得投資人支持呢？
說到寫作的變化，事實上，在寫作過程中，這種改變是不自覺的。有些是技能上的進步，從敘述的青澀到圓潤，寫作過程也是練筆過程，從最初寫作到現在，我一直在爲「怎麽寫」而努力，我在進步嗎？但是，單從數量上看到的是，多部作品後面是多年的時間，也就是，我的生命也在成長，或者說，我的生命正在流逝，這種感覺很悲哀。生命的基調變了，創作的基調也在變，一切都是不由自主的。
張英：看得出，你對人的物慾、情慾要求一直是持肯定的態度，然而，關於這個話題卻總是頻繁受到指責、批評，你能否談談個人看法？
唐穎：是「肯定」嗎？可我的故事好像在告訴人們，你得爲自己的慾望付出代價。慾望本是社會前進的活力，可我或多或少被中國文化制約，在直面它的時候，已經有了道德態度。然而，我很怕我的小說有「警世」作用，我希望能客觀地描述我的人物，那些有慾望有活力因而也讓自己的人生充滿戲劇性的人物，他們經常需要選擇，爲了一些在旁人看來是卑微的願望，他們舍此取彼，讓心靈飽受煎熬，這一刻的人性最豐富。也許，個體生命太渺小，和時代的大而化之比起來？可卻讓我看到自己的寫作價值，描述這一個個渺小的個體生命是我不倦的追求，假如這也能稱爲追求。我想說，沒有選擇的人生是不人道的，這便是我對我筆下人物的肯定。
張英：你對一度流行所謂「女性寫作」（女權主義）這一概念，和那些作品有何評價？
唐穎：Feminist也常被譯成「女性主義」，「女性主義」聽起來比較冷靜，而不像「女權主義」那麽咄咄逼人，是嗎？記得好些年前，我讀過一組女作家的文章，是討論關於婦女問題，她們幾位上來第一句便是，「我不是女權主義。」我是什麽感覺呢？感覺是失望（失望是溫和的說法），在一個文化傳統如此男權的社會，女作家們紛紛要和「Feminist」脫離幹係，是不是個可悲的現象？
在中國，曾經男女同工同酬，男女平等是被體制規定，而不是文化上的覺悟，因此一到改革開放，各種形態的生活都可以出現的時候，整個社會在某些方面竟出現了倒退，即體現強烈的男權化的傾向，只要看看各種服務行業對年輕貌美女子的需求，便會發現我們這個東方社會的本色。
蘇青是一個不自覺的女性主義者，她的小說《結婚十年》和同時期發表的隨筆，有著鮮明的女性主義立場，但她的女性覺悟是從經驗獲得，比起同時代的左翼女作家，她與男權社會的對峙是自發的，孤立無援的，也因爲此，蘇青更讓人難忘。是的，比起張愛玲的世故冷靜，率真熱情激烈充滿身體活力的蘇青更有女性魅力，可悲的是，她的精神早已先於她的肉體死寂，她才是最寂寞的女人啊！
張英：你相信愛情嗎？在你的筆下，愛情彷彿不存在，總在毀滅、粉碎，今天你已經擁有一個溫暖的家，你感到滿足、幸福嗎？
唐穎： 毀滅、粉碎，這常常是愛情的結局，當然，這證明愛情是存在的，只是結局不夠好罷了。然而，任何好結局都是庸俗的，文學是悲聲的場所。在這個粗鄙的時代，愛情顯得多麽脆弱、不堪一擊，當然這還是在大沖突到來的時候，它的消失還有眼淚做祭奠，有悲劇的儀式感。而日常生活也就是「現實」這把鈍刀，更是愛情的天敵，你甚至毫無痛楚，而情感已經變質，或者說在被「現實」磨損、消耗，是的，愛情是美的，而生命中所有的美都是轉瞬即逝無法把握，你說得對，這幾乎是我所有小說的主題。我悲觀嗎？然而，這不正是我的寫作動力？
至於我個人生活，如何能用「滿足」「幸福」這樣的詞？這樣的詞似乎只屬於媒體上的明星，是她們擺pose時的基本狀態，當她們在向天下告白自己有多幸福時，我竟爲她們感到忐忑。我和我周圍的人一樣，是一群生活在挫折、失敗、和不間斷的傷害中的生命。可日常生活的瑣碎、麻煩，使你連這樣消極的情緒都無法聚積，你會變得無情無緒，麻木不仁，我必須通過寫作抗拒的狀態。
張英：你說這是一個故事的時代，我理解是你在這樣一個動蕩不安的物質社會獲得了更多的寫作資源，但在更多的表象背後，生活不是很簡單甚至單調嗎？你的這種寫作觀能夠堅持多久？
唐穎：我並沒有簡單、單調的感覺，隨著年齡的增長，我更能感受生活的豐富性。種種生活表象給我更多的是體味、感懷，獲得的是對生命本質的醒悟，事實上，我的寫作不僅是從「目前狀態」獲得資源，我也從記憶中獲得，我以今天的目光去審視過往，新的故事又湧來了。
張英：也許我的感覺不太准確，在你的部分小說中，人與物的對比彷彿顛倒過來了，在巨大的物的面前，人顯得那麽渺小和卑微、軟弱，人的精神沒有力量，在物的面前粉碎、被擊敗，當然小說家展現人在慾望中的掙扎過程，但我還是覺得你是不是太悲觀了？
唐穎：我的小說給你這樣悲觀的感覺嗎？可我對這個問題看法並不悲觀，我曾和另一位評論家陳惠芬討論過這個問題，經濟起飛帶來消費時代，必然産生物質主義的一代，這聽起來是負面的，對於我卻有更多的正面的意義。因爲，我是在文革中成長，那個時代沒有個人，只有群體，堂而皇之的理想後面，是殘暴的獸性的張揚，消費時代也是更個人化的時代，表明了某種無所不在的個人選擇，是對群體化意識形態的消解。今天人們對於物質的巨大熱情，是對於當年匱乏的補償，也是人性受壓之後的反彈，這種物慾的需求不會永久地持續下去，人們必然在沈溺中失卻自己，又在掙扎中找回自己。人的精神是在與自己的抗爭中變得強大。
然而，人的確又是渺小的，和時代的潮流相比，過往的政治潮流，今日的經濟潮流，你永遠無法選擇你嚮往的時代，你永遠有生不逢時的感覺，要說悲觀，這才是我的悲觀。
張英：你曾說過，文學在九十年代以後更自由了，表現視野更開闊了，文學不再是文化人的文學，而是大衆的文學，這是否表明你的寫作立場和態度？你部分小說場景似乎總發生在酒店、寫字樓，即白領階層，這是否是一次有策略的時尚選擇呢？這種寫作彷彿已成爲文壇的流行時尚。
唐穎：我卻是覺得文壇對於今日城市生活的表現還遠遠不夠，以今日生活的開放度和豐富性。是的，新生活的開拓性已遠遠超過了文學。所謂開放，並非是你展示了多少「性」或者「暴力」，而是你對人性不同層面的揭示，人性中有多少盲區在新生活中轉變爲新的危機，文學對此的探索還剛剛開始！
文學一旦進入市場，文學的價值取向也不再由圈內權威舍取，有時候你覺得它好像墮落了，看看圖書市場對嚴肅文學的排斥和充斥的暢銷讀物，但，這正是文學沖破禁忌的時候，在經過了饑不擇食的階段，人的口味才會高尚起來，而生活的種種可能性也同樣會延伸到文學。
關於我的小說題材，事實上，真正以酒店或寫字樓爲背景的所謂「白領小說」只有三部《麗人公寓》《無性伴侶》《告訴勞拉我愛她》，大部分小說，包括我自己認爲更重要的那些小說，如《隨波逐流》《無力歲月》《糜爛》《不屬於我的日子》《冬天我們跳舞》《純色的沙拉》《寂寞空曠》《阿飛街女生》《當我們耳語時》《名媛》《初夜》《如花美眷》等完全不是白領題材。讓人産生錯覺，是否因爲我寫過的所有故事都是城市背景，我的主要人物都是上海女人？
在城市生活久了，會産生這樣的錯覺：似乎男人都是匆匆過客，女人卻從容地安營紮寨，施展在光怪陸離的舞台上，成了主角。城市充滿了各種誘惑，城市女人的路途也充滿了陷井，沒有比今日的城市女人更有危機感，她們在暗礁遍布的洪流中沈浮的過程是最有生命力的華彩段。而上海是城市的經典，有過輝惶的過往，之後的沒落與頹唐，從這兒走出來的女人先就有了滄桑氣息。
張英：談談你喜歡、受過他們影響的作家。能否談談張愛玲？我覺得你們兩人的作品有某些共同的藝術特怔。
唐穎：幾乎是整整兩個世紀的西方作家影響過我，不僅是在寫作上，也是我青春期時需要的蛋白質和維生素。能夠列舉的作家太多了，但直接在寫作上給我影響的是法國新小說派作家，我的第一篇小說《來去何匆匆》的敘述方式，便是模仿米歇爾·布托爾的《變》。
讀到張愛玲的小說是在1984年。張愛玲小說的深刻與尖銳是要在自己的生命也成熟之後才能感受，她的小說沒有詩情，沒有烏托邦，幾近於豪華的文字講述的卻是一個腐爛的人生，這樣的小說如何能讓一顆年輕的心去獲得感應呢？年輕便是詩意盎漾、充滿期待、毫無戒心，張愛玲的洞察力是對「年輕」的打擊。
如果說有什麽共同點，那就是我們都是以上海女人作爲故事的主角，上海這座被西風熏染的城市，五十年來是在瓦解中，然而某種特質卻從血液、或者說是遺傳中保留下來，就我的認識（可能是偏頗的），上海的個人生活一直要比上海的文化生活更有前衛性，即便是在專制的年代，上海的某些人群依然頑固地保持著其個人性，逃身於時代的洪流，上海人對環境的險惡感是比任何人都強烈。即便今天已經進入開放的年代，上海的文化也遠比經濟來得落後和保守，不過又有什麽關係呢？生活的覆蓋力量總是更強大。而我常常覺得自己不屬於這個時代，同時，卻是懷著緊迫感講述我需要講述的故事。
【訪談於2016年9月經過補充修改】
題圖：Stone Garden，Willi Baumeister 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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