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區石刻概述

　　北京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統治中心，中央集權的等級制度非常嚴明。所以很多石刻的製作十分講究，紋飾雕刻也極精美，皆有法度、等級。帝王之碑很多，不僅是他們的墓碑、功德碑，還有他們的敕賜碑、誥封碑、聖旨碑、敕建碑等。這些碑刻是其他地區所罕見的。一般都體量很大，選材上要求較高。雕龍刻鳳、仙鶴、麒麟、獅子、天馬、蓮花、牡丹、海水江崖等，都有一定的法式。這些都是古代石雕、石刻藝術綻放的花朵，它們代表了一個時代、一股潮流，同時也是帝王之所好。北京作為都城，碑刻種類繁多，內容包羅萬象，其豐富多彩的樣式也是其他地方所不具備的。有簡單一、二字的題記，還有整部的《十三經》刻石，以及世界上數量最豐的「房山石經」。有蠅頭小楷，也有擘窠大字。有反映個人生平事迹的墓碑、墓誌，還有內容涉及人、事眾多的記事碑、壇廟碑、會館碑等，有記錄科考辦學的儒學碑，也有進士題名碑，有佛、道、伊斯蘭教、基督教等石刻。有反映民族、經濟、文化、科技、農業等方面的內容，也有治蝗、記錄災異、修橋補路諸多內容的石刻。體裁上有詩詞、歌賦、書畫等。北京的石刻上起秦漢，下迄民國，歷經兩千多年。雖然唐、遼、金、元有不少石刻，但以明清兩代為最，佔全部總量的絕大多數。迄今為止，現存已知的石刻大部分都已納入國家文化行政部門的統一管理保護之中。如房山雲居寺石經、碑碣，幾近15000件。首都博物館與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收藏大約各兩三千件。十八個區縣、兩個特區文物部門徵集管理的也應有數千件。其他博物館、研究院所、大學等，園林局屬各文保單位如頤和園、北海公園、圓明園等亦應3000餘件，再加上其他各文保單位，如故宮、歷史博物館、中南海、玉泉山等遺址遺存，原地保護、散落田野的各類石刻的總數應在20000件以上，5000種左右。

北京有一些石刻在全國範圍內也堪稱孤品，其量大質精為他處所無，如房山石經、明清進士題名碑、《孔廟告成太學碑》、清《十三經》刻石、《官員人等下馬》碑、《燕京八景》碑、《三希堂法帖》刻石、密雲《十面碑》、少數民族文字碑等。法源寺今存唐張不矜撰文、蘇靈芝書丹的《憫忠寺無垢凈光寶塔頌》、今存文丞相祠中的《唐雲麾將軍李秀殘碑》堪稱書法中的絕品。海淀區慈壽寺塔後明線刻《九蓮菩薩像碑》、八大處六處清刻《大悲菩薩自傳真像》碑，又可稱繪畫中的精品。雍和宮乾隆《喇嘛說》碑實際上是一篇論述清朝採取宗教政策的文章。清乾隆時期邵瑛《間架結構九十二法》法帖石刻，是一份書法教學的範本，它比後來習見的黃自元帖要早100多年。

北京地區的石刻還體現了它的包容性。其中，儘管有許多石刻並非北京固有之物，但它確實在北京保存已久。所有的這些石刻都是非常珍貴的，值得我們深入研究探討。

　　一、北京地區秦漢及以前的石刻

在距今約一萬至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遺存中，發現過石斧、石鏟、石鑿、石紡輪等文化遺物，其出土地點遍布北京的郊區、淺山區、河流台地和平原地，說明那時北京的先民們已經不是簡單的原始獵人，已開始從事農業生產了。他們使用原始的木、石工具，砍伐樹木，芟除草萊，播種穀物，進行原始的農業活動。建築大師梁思成曾講：「藝術之始，雕塑為先。蓋在先民穴居野處之時，必先鑿石以為器，以謀生存；其後既有居室，乃作繪事，故雕塑之術，實始於石器時代，藝術之最古者也。」說明，原始先民所藉以謀求生存的石質工具，是早期的石刻形式，甚至是最簡單的藝術品。當然，從石刻學的角度講，廣義上說所有的經過人工雕鑿的石質產品都屬於石刻。而狹義上是指那些摩崖、碑碣、墓誌、塔幢銘及法帖一類的文字石刻。所以，嚴格地說，北京地區此期的文字石刻至今還沒有發現，歷史上也無明確記載。但北京的周邊如河北省平山縣三汲鎮曾出土典型的中山國守丘刻石，它是迄今為止中國境內所發現的最早的文字石刻之一。

秦及以前的北京地區，特別是在商周時期的古燕國，也曾出土了帶字的卜甲、卜骨，精美的青銅禮器，陶制器皿、瓦當、貨幣、兵器、工具等，其工具中有斧、錛、鑿、削、錐、針等。青銅禮器的製作工藝已非常講究，充分顯示了當時的工藝水平。但可能由於石材暫時沒有被開發，得不到當時人們的普遍注意，因此石上刻字未能流行開來，目前亦尚未發現。兩漢時期，營建活動大為發展，石材真正被應用到建築領域中。於是石刻開始廣泛流行。　　北京地區的文化藝術也有所發展，其工藝水平體現在今天的出土文物中。如丰台區大葆台漢墓出土的透雕玉璧、螭虎佩、鳳形玉、玉舞人等，雕工之精巧，出類拔萃，雖非石刻，但雕刻手法相近，無非是小巧與粗大的區別。而真正意義上的石刻，建國後也陸續有所發現。如在石景山區老山腳下出土的東漢《幽州書佐秦君神道雙柱》及其上所刻《烏還哺母》文、題記等石刻17件。永定河故道被水沖刷出來的東漢石人、丰台區三檯子漢墓出土的帶有四神及禹遇伏羲浮雕紋飾的畫像石墓門等，雖然為數不多，但也是北京早期石刻遺存的佐證。另傳漢《韓延壽碑》，史載也在今石景山一帶。

　　二、北京地區魏晉南北朝時期石刻

此期的石刻在北京地區得到了較快的發展，其原因多種。其一，佛教傳入中國，帝王統治者的提倡，老百姓的信奉，因此佛教題材的石刻不少，造像之風極盛。其二，南北朝前後經歷了宋齊梁陳，諸侯割據的五胡十六國。易君變國、戰亂頻仍，刻碑書志，在所難免。其三，隨著帝王禁碑，民間厚葬，產生了新的石刻形式——墓誌，以寄託對死人的哀思。1965年在石景山區八寶山西側的半公里處出土了西晉永嘉元年(307)的《幽州刺使王浚妻華芳墓誌》。志文中有「假葬於燕國薊城西廿里」之文。我們據此可以推斷薊城城址在今北京城的西南部，薊城的大部分與今北京外城的西北部相重合。志石呈長方形，書法秀美遒勁，為研究墓誌由長方形向方形過渡的形制及書法字體演變過程提供了寶貴的素材。另外，在石景山老山腳下的另一座西晉墓發現了東西排列的三方墓誌。志文記敘了均不足周歲的姑叔侄三人於西晉永嘉元年(307)四月二十五日遷葬至此的史實。懷柔縣韋里發現的北齊武平二年(571)《傅隆顯墓誌》，同時出土的還有兩塊刻字的墓磚。此墓亦為北京地區首次發現的有紀年的北齊墓葬。歷史記載，早在三國魏時征北將軍建城鄉景侯劉靖在薊城地區屯田種稻，在當時的梁山(今石景山)的漯河(今永定河)上修建了一個攔河大壩，稱戾陵堰。在大壩的東端開鑿引水渠，叫作車箱渠，使薊城的水量充足，洪水暴漲時又可疏泄，灌溉面積達兩千頃之多。當時曾立魏《征北將軍建城鄉景侯劉靖碑》和《戾陵遏表》，以及後來北魏裴延作幽州刺使時再修戾陵遏所立《追薦魏徵北將軍劉靖碑》等，今天這幾件石刻文物均已不見於世。1997年石景山八角村西北發掘魏晉墓一座。

有石刻若干：

1 墓門二扇，門上浮雕武士執戟及三角紋圖案。

2 墓室前室內建石帳(槨)，全部由後壁、左右壁、地板、頂板五石組成。前檐正面刻繪五個獸頭，屋脊四角雕出獸頭。壁面雖無片文隻字刻寫，卻有生活畫面繪出。

3 石獸一件。迄今在北京地區發現最早的一處摩崖，也是此時期的遺存，即《東魏武定刻石》，該石刻呈不規則形，位於門頭溝區色樹墳永定河轉彎處的一塊台地的自然巨石上，東魏武定三年(545)刻。文中記當年戍邊築城用夫之事。南北朝佛教盛行，其風波及燕薊。今存的實物不多，僅傳世的北魏太和十三年(489)石佛造像一軀。此像背光之後附有紀年及《閆惠端等造像記》題刻。石刻原在海淀區聶各庄鄉車耳營，1998年被盜，毀為五段，今已修復，在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保存展出。另有今燕山石化區及門頭溝區新發現石造像兩尊，學界爭論不一，此不贅論。傳世品在北京者亦有數例，均附有題記：神龜二年(519)《楊對口等造像記》，天平三年(536)東魏《趙俊興等造像記》，北齊天寶十年(559)《張聰造像》，北齊武平元年(570)《賈致和等十六人造像》及無年款但具此期風格的造像若干。

三、北京地區隋唐時期石刻

房山地區從隋代的靜琬大師開始，在雲居寺刻經，代代相承，鐫刻不止。當初靜琬大師擔心有「法難」的危險，故日夜刻經不止，藏之深山。始刻於隋代，盛刻於唐、遼、金三代，終刻於明代末年，歷時千餘年。所刻佛經1022部，3500卷，刻石15000餘塊，分別錮藏於石經山九洞和南塔前的地穴中。(本卷已有專論，此不贅述)就當時的鐫刻水平與數量之豐，價值之高，在全國亦為僅見。即使是到了今天，房山石經的數量也佔北京地區全部現存石刻總件數的一半以上。除雲居寺刻經之外，房山縣磁家務至今仍存有大量的隋唐遺迹，明代無梁殿下的孔水洞中存有隋代的石刻造像及刻經，無梁殿內東西北三壁上連續24m的唐朝大曆五年(770)《文殊普賢萬菩薩法會圖》浮雕，漢白玉石質，上千佛像分層次布滿石壁，菩薩、諸佛、伎樂天萬頭攢動，出沒在山川雲氣間，甚為壯觀。仙佛人物姿態各異，頗具動感，並不像其他石佛造像，千佛一面，往往憑手印才能區別。上房山雲水洞存唐遼金及明代舊跡較多。二站村的賈島墓、祠及據傳賈曾出家的雲蓋寺，雖然今存已無早期的石刻，但它的歷史在地方志中記載悠久。經過歲月的滄桑，石刻丟失被毀棄是可想而知的。

今僅存明碑一段、清碑兩通、匾一。另外，房山的大峪溝、雲居寺石經山、上方山雲水洞亦均存唐代的石佛造像。在整個房山區境內至今尚存有八座玲瓏小巧、造型別緻浮雕造像或銘文的唐代方塔。可見房山雲居寺刻經事業帶動了整個房山地區石刻的發展，同時也影響著北京地區石刻的發展。而民俗石刻或其他類石刻，卻極少見。只有少量的墓誌出土。隋代墓誌，在北京範圍內，迄今只發現了數種。相比之下，唐志雖然較多，但也少初唐之作，多為開元、天寶、永泰、大曆之時。此期的墓誌，已基本定型，平面呈正方形，志石不大，邊長約50cm。志蓋多為頂式，蓋頂鐫四字篆書題名。四剎線刻花草紋圖案，或十二生肖紋飾。志文多行楷，行字不盡相等，隨意性強。外罩四框，內界豎格。文字不多，但較規整清晰，一目了然。用字在今天看來已多生僻。志文中還保存有大量的地理沿革與歷史事件的史料。聯繫文中所記當時的地名與今天名稱，即可看出其歷史地名稱謂沿革與變遷之一斑。志文所連帶而及的歷史事件，有許多又可補正史之缺。今存的碑碣類石刻雖然不多，但很有特點。一個是它的宗教色彩，一個是它的藝術風格。佛教的造像碑，如《比丘尼毛藏妹嚴行造像》、《宋小兒金剛經碑》、《袁敬一經之碑》，無論從碑首的造型上，還是從佛造像的雕刻上，以及碑文書法上都體現了這一點。法源寺今存唐書法家蘇靈芝所書《憫忠寺無垢凈光寶塔頌》及文天祥祠所存李邕書《雲麾將軍李秀殘碑》，就是兩部非常精美的書法藝術作品。前者通篇章法布局頗具法度，字法嫻熟，張馳有度，筆意流暢，一氣呵成，毫無做作之感。楷行草交替運用，即便是同一個字重複出現時，字法結構上也有所區別。後者則是一篇氣韻生動的草書佳作。雖然今已被斷作柱礎，但其雄渾之勢、自然天成之美猶拭目可見。還有一些金石書中曾著錄過的碑刻，惜今已見不到其蹤影了。如房山磁家務孔水洞唐開元年所立《大房山投龍璧記》，拓片僅存。清乾隆間趙懷玉的《游西山記》：「石景山(即今首鋼中石景山)西岩有殘石經數版，嵌崖間。其可辨識者，『《佛本行集經》卷第三十一。幽州、盧龍兩節度使劉相公敬造，元和十四年(819)四月八日建』數十字，余多漫漶。」劉相公即劉總，劉總之父劉濟，曾撰《涿鹿山石經堂記》，在房山石經山上立。劉濟之父劉怦，據《金史》記載，當時的南苑有唐舊碑，即劉怦墓碑，後詔賜錢改葬。其實唐朝北京地區「燕石」(即今漢白玉、青白石一類)不論是在雕鑿藝術上，還是在建築上均已經廣泛地使用了。

據史料記載，唐天寶末年，范陽節度使安祿山為了取悅於唐玄宗和楊貴妃，在陝西西安(時稱長安)華清池建成之際，特遣使從今北京(時稱范陽)往送白玉石雕琢的魚、龍、鳧、雁及蓮花、小橋。明皇見到置於池中的工藝品，其「魚、龍、鳧、雁皆若奮鱗舉翼，狀欲飛動」，結果差點兒驚了聖駕。可見其雕鏤之巧及動感之強了。這些「美石材」為鐫刻創造了客觀條件。建國初，北京地區在唐信州刺史薛氏墓內曾出土過5件精美的漢白玉石生肖俑，計有雞、蛇、龍、猴、羊，它們個個線條生動，姿態自然，栩栩如生。在丰台區出土的唐史思明墓翼獸，漢白玉質地，渾圓雕成，雙目圓睜，蹲踞之勢，既尊嚴又自然，結人一種大唐氣勢。

作為順義縣城標誌的石幢，今已殘毀不完。縣誌記載系唐時故物，浮雕海馬瑞獸，海水江崖，純稟自然。雖時代尚有可疑，文物實為精品。

四、北京地區遼金元時期的石刻

契丹入主南京(今北京)，當時只是作為五都之一的陪都，典章制度，民族特性等在石刻上所反映的還不很鮮明，甚至至今在北京地區還沒有發現一件契丹文石刻，仍然以漢文化的內容為主。如發掘發現的《秦王發願紀事碑》、《王守謙墓誌》、《韓佚、韓佚夫人墓誌》等。仍存原地的有海淀區大覺寺《台山清水院藏經之記》、房山谷積山院《遼張君於谷積山院讀藏經記碑》、庄公院《遼劉師尼塔銘》、門頭溝戒台寺《遼故壇主守司空大師法均遺行之碑》等。今存廣安門外的天寧寺塔，也是在遼代舊塔的基礎上修建起來的。90年代文物部門對塔進行全面修繕時，於塔頂部發現了一方有遼代紀年的修繕石刻。即《遼燕京天王寺建舍利塔記》，斗方大小，字體規整，通篇短小精悍。青石質地，紋理細膩。另外，石景山八大處二處遼招仙塔，毀於19世紀末的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在清理塔基時，人們發現了舍利石函及塔剎上的漢白玉承露盤。盤底上首橫書有頭體藏文二行。其下漢字豎書三行：「大遼國公尚父令公丞相大王燕國太夫人鄭氏造，咸雍七年八月日工畢記」共30字，證明招仙塔為遼咸雍七年(1071)鄭氏所造。據考，鄭氏為皇親孟父房之後耶律仁先之妻。據錢大昕《潛研堂集》記，乾隆庚寅(35年，1770)三月，琉璃廠窯戶掘土得古墓，有墓誌一，「遼故銀青崇祿大夫檢校司空行太子左衛率府率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隴西李公志銘」。文中記「公諱內貞，字吉美」，今石已不存。金女真族定鼎於北京，南與臨安(今杭州)對峙。國祚不長，但卻留下了不少傳說與史跡，如金章宗的燕京八景、西山八院，大興隆寺內飛虹橋、飛渡橋題刻，盧溝橋、西華潭、昌平銀山塔林等。海陵王完顏亮弒金熙宗而即帝位以後，為了有效地鞏固對華北地區的統治，並打擊宮中的舊派貴族對他弒位奪權的不滿，他下決心將都城由偏僻的會寧(上京，今哈爾濱東南)遷至富庶的南京(今北京)，並派張浩、劉□等負責南京的修建工程。宮闕制度，模仿汴京新城。整個工程分為城池的擴建與宮殿的興修兩大部分。天德五年(1153)，宮城竣工。海陵王正式下詔遷都，改燕京為中都，析津府為大興府。於是盡毀上京宮殿、宅第，並夷為耕地，所有的宗室也都被遷來中都。主要的宮殿建築，是以從城南門豐宜門北通宣陽門、拱辰門的直線為中軸展開的。沿著柳蔭匝地的大道進入豐宜門，前面是龍津橋，此橋就相當於後來元代的周橋和明清的金水橋。橋下河水東流，水清而深。橋以燕石構成，上面雕刻著精美的圖案。橋分三道，中為御路。由此可見當時石刻雕鑿技術的發達與輝煌。在中都城之西也有一座橋，大抵作為謁陵之橋及為出城而南的交通所設。那就是舉世聞名至今仍存的建於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的盧溝橋。此橋已經多次修葺而非全部原貌，尤其是柱頭上的那些獅子，原本一柱一獅，漢白玉雕成。石欄望柱，拱券汲水獸，巍然屹立，頗為壯觀，橋面上可以並行十騎。據元代著名義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稱讚，各處橋樑之美鮮有及之。歷史博物館今存元代的《盧溝運筏圖》再現了當年盧溝橋的盛景。海陵遷中都後，卜地於大房山雲峰寺興建陵園，是為金陵(在今房山區)。把包括阿骨打和吳乞買在內的始祖以下十二帝的梓宮遷葬到這裡，並設萬寧縣以奉山陵。其後改稱為奉先縣，元代又改為房山縣。金陵雖然在金元(一說明代)之際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陵上建築幾乎無存。建國後文物部門進行了發掘，發現《金景陵睿宗聖號碑》(見圖一)，石質鳳棺及睿宗景陵的部分雕刻極為精美，神道上有雕龍祥雲石欄板、石階等。金代的統治者也很重視漢族文化，同樣對中原文化的載籍、石刻等視為珍寶。金太宗天會五年(1127)，金軍在滅亡北宋後，俘虜了徽、欽二帝、后妃、皇子、公主以及宗室貴戚三千餘人，並席捲汴京宣和殿、太清樓和龍圖閣的圖籍、珍寶和文物而北。其中包括著名的天文儀象之器、歧陽石鼓、九經石刻、宋仁宗篆書的針灸經石刻、定武蘭亭石刻等珍貴文物。這些文物除少數在途中散失外，後來都置放在燕京。如《石刻春秋殘碑》、《石刻禮記殘碑》，當時置燕京城南金子學中，明代記載已磨滅不完，清時記載已不復存矣。《針灸經刻石》後亦失落。建國後，在拆除明代城牆的工程時，在城牆的填充物中又發現了該石刻的部分，共計七石，今已收藏於文物部門。歧陽石鼓，即石鼓文，由於唐時發現於歧山之陽故名。其時代，學者聚訟未決，總之為先秦故物。當時金人得之汴梁，輦至京師，見其以金字，知為貴物。由於後來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失落於泥土草萊之中。最終在元大德之末(1307)為大興府學教授虞集發現，向時宰建議動員軍隊，以大車十乘載列於元大都國子學大成門內左右壁下各五枚。這才算將國之重寶真正保護起來。其後，石鼓除在抗戰中被運往西南保管外，一直沒有離開北京，現存故宮博物院。近幾十年，隨著考古工作的開展，北京地區先後又發現了不少重要的金代石刻。如房山縣石樓村出土的金《楊瀛神道碑》，丰台區出土的《呂徵墓表》，通州區出土的《李摶墓誌》，平谷縣出土的《巨構墓誌》，西城區阜成門外出土的《董庠滅罪真言刻石》，丰台區出土的《烏古論窩論墓誌》、《烏古論元忠墓誌》及《魯國大長公主墓誌》與碑等。

元代與遼金相比，國土面積達到了歷史上的最大，真正統一了中國，結束了南北分立的局面。元代蒙古統治者在原中都廢墟的東北處建立了大都城。這些都促進了京城石刻事業的發展。新城選擇在高粱河的下游，使宮苑水源得到了進一步的改善。為了運送木石工料，又重鑿金口閘，導盧溝水以漕西山木石。元大都對後世最大的貢獻是城中街道及街坊里巷制度，衚衕和四合院，至今還有多處保留原來的格局，還保存著大量的自元代以來留存下來的石雕石刻小品，如石坊額、石門礅、上馬石、上轎石、滾墩石、拴馬樁、石敢當、戧檐石雕、牆腿石雕刻等。

它的另一個貢獻是，皇家園林的興建。元中統三年(1162)忽必烈下令將金瓊華島加以修整，作為駐蹕之所。宮城築成後，把這裡改為萬歲山，組成宮苑的主體。至元二年(1265)琢成的瀆山大玉海便放置在這裡。《輟耕錄》載：「玉有白章，隨其形刻為魚獸出沒于波濤之狀。其大可貯酒三十餘石。」把金水河水引至山後再汲至山頂，從一個石龍口瀉入方池，然後伏流出仁智殿後，從石雕昂首蟠龍口中噴涌而出，東西分流入池。

再有一個貢獻就是元大都的水系與橋閘系統的建設。至元二十六年(1289)，會通河修鑿後，溝通南北的大運河建成，著名的水利科學家都水監郭守敬重新主持設計了從大都到通州的運河方案。北引昌平白浮村的神山泉，匯合一畝、馬眼、玉泉諸水，擴大了運河的水量。並在大都到通州之間增置閘門二十處，以時宣洩。橋閘的修建既解決了漕運用水諸問題，同時它也是石雕石刻與建築一體的成就，現在仍能見到的白浮九龍池之九龍口石雕，萬寧橋(俗稱後門橋)就是當初二十四橋閘之一。條石鋪路，石雕欄板，猶可見當年的遺風遺韻。傳說當年拱券下懸「北平」二字石匾，今天早已不見蹤影。但在本世紀初整修該橋時，發現了精美的石獸，其上有後至元四年(1344)銘刻，更加證明該橋的年代與價值。

元代的石雕技術也是遠近聞名的，當時大都稍南曲陽的工匠楊瓊，是著名的雕刻家。世代為石工，他的玉石雕刻，得到忽必烈的欣賞，贊為絕技。大都的營建中，有許多石雕工程，就是由他來主持完成的。大都的周橋，便是他的傑作。由城南的麗正門入城，往北便是長可七百步直通皇城欞星門的千步廊。欞星門內數十步有河東流，河上建白石橋三座，稱周橋。石欄上雕刻龍鳳祥雲圖案，石質晶瑩如玉。橋體下面還有四條白玉石龍承托。據有關學者考證，故宮今仍存的斷虹橋，就是當年周橋的三虹之一。

元大都的文化傳播非常迅速，中原及南方的理學、道教、域外傳來的喇嘛教、天主教、伊斯蘭教等，在今存的石刻中都有所反映。如宣武區牛街清真寺、朝陽區東嶽廟、昌平縣居庸關、密雲縣番字牌、門頭溝區燕家台、順義縣元聖宮、房山十字寺等都有重要遺存。體現了元代的蒙古統治者對漢文化的一種追求，以及對他種文化的寬容。但不知是何種原因，元代的墓誌至今出土較少，僅有崇文區出土的《鐵可墓誌》、朝陽區《張弘綱墓誌》、頤和園《耶律鑄夫婦墓誌》，及房山出土的《焦墓誌》等數例。其中《張弘綱墓誌》為大書法家趙孟頫所書。

有一些重要的石刻，其中保存了不少重要的史料，為研究某一領域提供了重要依據。如《王德常去思碑》、《海雲和尚葬志》、《崇國寺聖旨白話碑》、《歲數碑銘》、《敕賜十字寺碑》、《元成宗加封孔子聖號聖旨碑》、元進士題名碑、《鈔紙局中書戶部分官題名記碑》、「致和元年石匠劉三」刻石等。

遼金元時期的石經幢、塔幢，是此期的一大特點。遼金的最多，元代次之，其中以門頭溝區遼統和十年(992)幢，為最高大，高4米余，並且完整。到了元代的經幢，已將八楞演變為六楞。明清在園林中仍有少量的復仿製品，寺廟中建經幢之風已過。由於時間久遠與戰亂動蕩，完整的經幢已不多見了。在北京的四郊寺廟遺址附近，常常見有散落田野的蓮座、雲墩、傘蓋、立蓮等，幢身是其最重要的部分，上刻經文。也有半經半記、連序帶款的。另有塔幢及造像幢等。

五、北京地區明清時期的石刻

此一時期北京地區的石刻種類最為齊全，同時也產生了一些新的類別。內容題材大大豐富了，有許多新生事物於中有所體現。雕鑿手法更加純熟，格式固定。等級制度森嚴，體量也大小不一。此期不僅有大量的地上石刻與地下石刻，還有大量的建築石刻、石雕及民俗石刻等。按照石刻學的理論，對中國傳統石刻進行分類，大致應有11個類別，北京的石刻也包括了這些類別。明清時期石刻除畫像石外，其他均有所體現。擬分述於下：

1 刻石摩崖類。北京地區此類石刻，以明清時期的遺存居多。其中門頭溝區色樹墳石佛嶺上石窟崖摩刻的明《石古崖修橋補路碑記》、崇化庄明《買地刻石》、木城澗路旁清刻《繼序修補道路功德碑》、石景山區八大處明《石佛造像及題記》等為最典型。除此之外，有關民間宗教、帝王巡視、山水題材的摩崖石刻，大多集中在郊縣名勝或城近帝王園林的山石上，其字體不一，形式各異，內容多樣，如大覺寺、北海公園、頤和園等，它們是北京明清時期特殊的石刻遺存。

2 碑碣類。統指刻字碑一類。如按所記內容及功能上去分，有墓碑、祠堂碑、寺廟碑、記事碑、功德碑的不同。如按造型特點分，又有方碑、四面碑、龜碑、卧碑、方尖碑、崑崙碑、嵌牆碑、異形碑等的不同。依此期碑類現狀及敘述之方便起見，可分列於下：

北京陵墓碑遺存最多。如明清帝王陵寢所立之碑。悼亡紀念死者最常用的手法就是建墳立碑。講究者，碑上有螭首，下有龜趺、海墁，外罩碑樓。前書死者姓氏、簡歷、書撰、刻字、經理人姓名，後列出資人官階、籍貫及捐錢數。陰陽額上亦有「萬古流芳」、「捐資題名」等。碑框雕雲龍圖案，海墁刻魚鱉蝦蟹，碑側及座側浮雕升龍、海水江崖及麒麟、瑞獸等。墓碑也有墓主人名碑、功德碑、誥封碑、賜謚碑、敕諭碑、諭祭碑等。比較著名的如今存房山常樂寺的明《姚廣孝神道碑》，通縣燃燈塔旁的明《李卓吾先生之墓碑》，今存石刻藝術博物館內的《明故大隆善護國寺西天佛子大國師張桑朵而只墓塔記》、清《巴爾達齊碑》，密雲縣存清《范承勛碑》，順義趙全營清《武功大夫碑》等。另外，北京還有一批特殊人物的墓碑，即傳教士碑。從明萬曆年間來華的天主教士利瑪竇開始，許多傳教士陸續在北京境內傳布天主教義，溝通中西方文化，他們不遠萬里來到中國，有的供職於中國朝廷，死後即埋葬在京師的集體墓地。目前仍保存了上百通墓碑，主要集中在西城區滕公柵欄原傳教士墓地和海淀區五塔寺石刻博物館碑林中。其中知名者除利瑪竇外，還有湯若望、南懷仁、郎世寧、張誠、白晉、蔣友仁等。這些碑採用了中國傳統的螭首或方首形，下為方座。額題處鐫刻十字或教會標誌。碑面陰陽則以漢文及拉丁文合壁書寫。明清兩代傳教士墓碑眾多，內容涉及面很廣，是研究當時社會歷史、人物風俗的重要史料。

壇廟祠堂碑是中國封建社會特有的產物，明清帝王除建宮殿外，也同樣重視拜天祭神祀祖，這類建築多雄偉壯觀。如太廟、孔廟、國子監、歷代帝王廟、雍和宮，天、地、日、月壇，風、雨、雷、霆、先蠶、先農壇等，素有五壇八廟之稱。有些建築雖已不存，但其碑刻仍有留存。如孔廟中的十幾座高約七、八米的告成太學碑等，國子監中清《十三經》刻石、《恭勒御制國學新建辟雍圜水工成碑記》、成賢街《官員人等至此下馬》碑，雍和宮由乾隆皇帝撰文的《喇嘛說碑》等。祠堂也是封建時代祭祀性建築，只不過其受用者及等級不同而已，有皇帝敕建，也有達官顯貴、地主豪紳或鄉民同建的公共性場所。如今東城區文天祥祠、智化寺（原明王振祠），西城區匯通祠、賢良祠，石景山剛炳祠，房山區黑龍關（原為祈雨祠），通州區曹氏宗祠等，其中都有相關的碑刻遺存。

寺觀碑是有關記載宗教場所興建、重修、四至、傳承、戒條等的碑刻。北京的寺廟庵觀眾多，它們大多歷史悠久，明清興旺，今存的碑刻數不勝數，此不贅舉。會館碑是北京明清時期又一特色。明永樂年間在北京開科取士，北京也再度成為中央考場，全國舉子進京趕考，落榜生在京暫住以待來年。因此，他們聯絡京官、旅京客商等合力集資購買荒地或官宦私宅改為文人試院。因過去城南地荒不發達，會試舉子又出入宣武門，故會館多集中在今宣武區一帶。明嘉靖年間增加外城，使得原本是郊外的城南一帶成為發展經濟市場的良好環境。清初又在崇文門設稅關，使得今崇文區一帶雲集了一大批工商外來戶，此地便成為工商會館的聚集地。據有關資料顯示，北京地區舉子會館與工商會館多達200餘處，至修兩廣路前尚存上萬間館舍。其中有記事、行規、創修、館產等的碑刻，如宣武區法源寺前街的《雲南會館重置碑》、下斜街的《全浙會館重修碑》，崇文區河泊廠附近的《魯班行會碑》、小江衚衕的《創建晉冀會館碑》等。總之，會館碑是象北京這樣大都市特有的產物，所以在北京的石刻分類中佔有相當重要的位置。

研究明清科舉制度最重要的實物資料就是現存北京孔廟中的198通進士題名碑，其中明代77通，清118通，另有元代幾通，共記載了5000多名進士的姓名、籍貫、名次。此外，還有其他內容的題名碑。如明萬曆十二年（1584）的《戶部題名碑》、萬曆十九年（1591）《太常寺正官題名碑》、崇禎七年（1634）《順天府儒學題名碑》、清康熙四十二年（1730）《御史題名碑》和道光三年（1823）《滿道題名碑》等。這些碑刻是研究明清科舉制度、職官制、文化與政治的重要史料。

3 墓誌類。明清的墓誌形式差別不大，平面呈正方形，漢白玉或青石質地。一般明代墓誌中太監志較多，清代墓誌中規格較大的要多。此期的墓誌數量較大，北京地區大約有上千合，著名的有明太監《趙政墓誌》、《錢義墓誌》、《房能墓誌》、《劉忠墓誌》等。其他如明廣寧伯墓誌》、《明武定侯墓誌》、《明沅懷王墓誌》、《明遂平公主墓誌》等，民間百姓、致仕官僚的更多。清代著名的墓誌有《洪承疇夫妻合葬志》、《四川總督苗大生夫妻合葬墓誌》、納蘭性德家族墓誌等。

4 塔銘及與塔銘相關的石刻。即指在塔身上鑲嵌的塔銘及相關石刻。門頭溝的潭柘寺、戒台寺都有塔院。明清時期的僧塔不少上刻高僧法諱。如房山谷積山明代羅漢塔地宮壁刻《明敕賜谷積東庵釋迦如來真身舍利碑》、海淀區五塔寺明建金剛寶座塔周身所刻藏梵文經咒等。

5 經幢與墳幢。正如前文所述，元代以後經幢較少見，如石景山區法海寺明《楞嚴經幢》、《大方廣佛華嚴經幢》，今北海天王殿前東西矗立的清制經幢。墳幢如房山谷積山上的《明太監馬公幢》等。

6 造像題記。此期的佛造像及題記大多為明代遺物。如門頭溝石佛村的二十幾尊造像及部分題記，石景山八大處翠微山麓的造像三尊並題記。

7 買地券及鎮墓券。買地券一般系子女為亡去的父母買地安葬的憑據，用以告謂鬼神。一式二份，兩塊券石的接縫處騎縫刻咒語。買地券亦分石質與磚質二種。北京地區發現得較少。如西城區出土《明王贊墓券》，海淀區出土《明王佑塋券》，宣武區出土《蕭公買地券》，丰台區出土《清匡士亮買地券》等。

8 刻經。北京的刻經始於隋代，即房山石經，一直到明末。海淀區摩訶庵金剛殿內牆壁上至今仍鑲嵌著明代重臨集刻的三十二體《金剛經》，共為六十石。另外還有儒經與道經，今存國子監中的清刻《十三經》刻石，清代官訂的十三部儒家經典全部模勒上石，共有190座碑形石刻。道教經有宣武區白雲觀後人模刻的元趙孟頫《道德經》刻石。

9 石刻法帖。有明一代，帖學大興，帝王的好尚，文人墨客的追隨，使得後代留下大量的法帖刻石。由於刻石是為了捶拓，所以在選石上很有講究，大多使用青石板材。今明代刻帖鮮見遺存，僅保留下清代的帖石為多。著名的法帖有清康熙《懋勤殿法帖》，乾隆《三希堂石渠寶笈法帖》，清成親王永瑆《詒晉齋法帖》。除此之外，還有大量的民間私刻，如清劉塘《清愛堂帖》、邵瑛《間架結構九十二法》、李鶴年《敬和堂法帖》、馮恕《蘊真堂法帖》及不知名所刻的《濫竽齋帖》、《藏庵帖》等。

10 建築附屬刻銘及其他。包括石匾、額、門窗石雕石刻等。最早的為金元時遺存，如白雲觀某齋的「齋」字殘石；明洪武六年「平則門」；門頭溝沿河城《永勝門》匾，沿河城敵台上的「沿」字型大小石匾；明定陵明樓石額（見圖二），房山谷積山院內的明代梵文壁藏刻石；明真覺寺金剛寶座梵藏大經咒，西城區西黃寺清凈化城塔前牌樓坊間梵文六字真言石刻等。明清時期北京的石雕石刻事業既積累了以往的經驗，又形成了更大的規模。房山的大石窩，是北京地區最大的採石加工基地，明代以來逐漸形成規模，北京以南河北的曲陽，素有石雕之鄉的美譽，兩地互為表裡。此地採石機械、石雕工匠雲集，既產石材，又從事雕刻，兼及繪事。所出石材既要滿足石雕石刻的需求，又要供應皇宮、陵寢、寺廟建築、園囿別墅的建材。明代亦曾在大石窩石材產地設官監辦。

明清二代石刻的風格較為接近，作為統一多民族的國家，定都於北京，呈現一統江山的王者氣派，帝王風範顯示得特別充分，而且定型化、規格化、等級化。為眾人所熟知的名勝古迹中的碑碣、石刻、石雕，均體型龐大，高聳挺拔，厚重敦實，造型規範，圖案紋飾、年代區分明顯，等級分明，用料講究，刻工精細。如北京石刻博物館存明《隆福寺創建碑》，螭首龜趺，通高達6m以上；清《普勝寺創建碑》、《普勝寺重修碑》雙卧式碑，均高3m以上，寬近4m；大興清《德壽寺雙碑》，高7m以上。即使是帖石，也是工程浩大，連篇累牘。等級分明，主要表現在雕刻紋飾上，不論是碑首、碑身、碑座、碑側、海墁，如果有龍的圖案，那麼此文物或多或少肯定與皇家有一定聯繫。如果是螭首，則其下必定是龜趺或雕龍方座。如果是素方座，則其碑身及碑首紋飾圖案也極簡單。帝王之碑，一般體量較大，尺寸規格要求較嚴，即使是內容不多的諭祭碑、誥封碑，也不會節省半分石材，書丹多為規矩的館閣體。而民間百姓的碑，體量較小，以實用為主，圖案比較活潑，如祥雲瑞草、靈芝花卉、梅蘭竹菊、子孫萬代、瓜瓞綿延等。有的碑刻紋飾簡單或素麵，文字、刻工也較簡易，而接近手寫，甚至常常出現錯別字。另外，清朝的北京因為是滿族的統治，政府的懷柔政策，常有二體（滿漢合壁）、四體（滿蒙漢藏合璧）書刻的聯楹、匾額及碑刻，是清代所特有的現象。時代上的區分，也反映在碑刻的細節之處。明清時間跨度不大，但各朝有各朝的特點，甚至某個皇帝、太后的好尚都直接反映到碑刻的形制上。額題由早期的圭形過渡到長方形，龜趺由寫實到抽象化，碑面四框由簡單的線條繁瑣到雕龍、刻鳳、團蓮花、百子圖等。規制也從大小不定到有一定標準，且不能僭越等，這些都具有一定的規律可尋。抓住這些特徵，對我們的研究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六、北京地區民國時期的石刻

民國時當封建社會之後，新舊交替之際，中西文化不斷撞擊。西方文化思潮逐漸滲透，舊學思想仍在繼續。社會上一部分人在努力接受外來文化的熏陶，適應新生事物。一部分人仍在尊孔讀經，弘揚國粹。作為文化載體之一的石刻，脫離了帝制封建的陰影，擺脫了等級規矩的羈束，大膽放開地去創作。但由於當時社會不太穩定，國力尚不富強，且文人們的重點也早不在於此。所以無大體量的石刻，極具藝術性的石刻較少，大規模耗資的石雕石刻工程也不多。因此，此期石刻有以下特點：

1 擺脫封建束縛，更現文人氣質。調查時常能看到民間百姓的墓碑上面雕龍刻鳳，即使體量不大之碑，螭首浮雕也很講究。如北大未名湖畔的《王國維墓碑》，《培根女學校匾》也大膽地使用雲龍紋作邊框。石景山八大處四照谷林長民書摩崖石刻，系作者游山題刻，筆隨意轉，率性而為。由登山開始，隨上隨題，最後將落款留在最高處，體現了一種當代文人的氣質。受西方的影響，此期還出現了方尖碑，如《孫中山先生奉安紀念碑》、《劉和珍君碑》、《高君宇碑》、《石評梅碑》等。

2 選材下料非常大膽，再不墨守成規。在海淀區徵集的《王妙如女士墓誌》，邊長近1m，字大徑寸，體現墓主人家的一種殷實家境和子女孝順之心。同樣是海淀區出土的由當時的著名書法家于右任先生書寫的《康心孚先生之墓碑》、《陝西城固康母楊夫人之墓碑》，系選用今天常用的建材石料墨玉。以墨玉制碑，以前很少見。

3 立碑書篆，更加註重書法。如上文所述二物，前者為隸書，後者為大書法家所書行楷。八大處新發現的「燕玉」刻石，字體有濃重的魏碑韻味，又有顏字的功底。而同地發現的《莊子·秋水篇·濠梁問答》摩崖，呈現了草隸的風格。《行健會帖》，選刻歷代書家墨跡上石，其中包括唐太宗、宋徽宗及乾隆皇帝等人的書法。說明當時文人書家的好尚。

4 石刻所反映的內容，有許多是當時的新生事物，或稍縱即逝的史實。如興學碑、改廟建學碑、改學建祠碑、榜示捕盜刻石等。《金韻梅大夫之碑》碑陰有當時教育部長頒發的獎狀。《四行儲蓄會匾》、《中國地學會新置會所碑》、《增設汽燈茶棚碑》、《成立京城內外農圃研究所始末記》，都記載或證實了當時的史實，另外如修繕與修建的刻石、碑刻，如天寧寺、五塔寺、智化寺、白塔寺、第一助產學校等碑刻。

5 當時的歷史和人物，在石刻中都有所反映。中山公園今存的《美國前總統哈定墓碑》，西城區原地質部圖書館址仍存的《趙亞增碑》，海淀區出土的《民國交通總長潘復墓誌》，石景山慈善寺馮玉祥書摩崖刻石，門頭溝區城子今仍存的前北洋政府國務院總理周自齊墓前的華表、牌樓等建築，坊心額題「周氏墓道」及「控山帶河奠靈城，鎮燕紹魯衍華初」聯語及《周自齊墓志銘》等石刻。另有《張文襄（之洞）公祠堂碑銘》、李慈銘《極樂寺看海棠記》等。

民國畢竟是革命與變革的時代，時間不長，動亂不斷，雖距今不遠，但石刻不豐。

總之，北京地區的石刻，既多且繁，疏密有度，遍布北京的城郊各地。北京市屬18個區縣石刻分布總趨勢是：城內比較集中，郊區比較分散，西部多於東部，北部少於南部。北京經歷了幾千年的歷史變遷，戰爭動亂，自然災害，政治風雲等，石刻文物是屢建屢毀，屢毀屢修。「文革」時期，損毀的石刻不在少數。建國後，隨著工業的發展，城市的建設開發，「酸雨」逐漸成為石刻的天敵，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京城大規模基本建設的展開，陸續不斷有新的石刻文物被發現，使原有石刻的數量不斷增加，其中不乏有價值的石刻文物。迄今為止，現存已知的石刻總數應在近3萬件。這些珍貴的石刻遺存，是我們研究、弘揚北京歷史文化的極為寶貴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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