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博弈與烏克蘭危機的演變及發展趨勢

烏克蘭危機爆發至今已經三年，2013年11月因前總統亞努科維奇拒簽與歐盟的聯繫國協定導致的一系列後續效應仍在繼續發酵。已經建立親西方政權，繼而陷入國土淪喪、內戰不斷的烏克蘭，在「西化」道路上，又受到重重的一擊，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表示：「在今後20~25年內烏克蘭無法加入歐盟和北約。」而美歐和俄羅斯在烏克蘭問題上的博弈，目前看來就像在敘利亞問題上的「突進」引發難民危機一樣，越來越證明西方在政策制定上的短視和眼高手低。

圍繞烏克蘭問題，從烏克蘭獨立之初，美、歐、俄便展開了積極的博弈，但是直接走向前台進行對抗共有三次：一是2004年「橙色革命」；二是2010年的總統選舉；三是2013年歐烏聯繫國協定後的對抗。這三次標誌性事件，在以螺旋上升的形式將烏克蘭推向絕境的同時，也讓冷戰後東西方緩和、合作的氛圍遭到破壞向對立，甚至出現誘發「新冷戰」的情勢。冷戰時期的「鐵幕」是「從波羅的海岸邊的什切青到亞得里亞海邊的的里雅斯特」，而現在「新冷戰」的「鐵幕」或許是從烏克蘭哈爾科夫穿越頓巴斯到克里米亞黑海之濱，它將成為俄羅斯與西方在歐洲「新冷戰」的地理分界線。在這種對抗中，圍繞意識形態、地緣政治、經濟利益等問題，歐美與俄羅斯在歐亞大陸的西側拉起了一個縱貫歐亞的「文明斷裂線」。

一 意識形態博弈下的理念之爭

西方國家利用自身掌握的話語權以及在民主、自由、人權上所謂的道德制高點，動輒對非西方國家，特別是不依西方國家意志行事的國家揮起干涉的大棒，其輿論先導往往就是指責這些國家在所謂的民主、自由、人權上的缺失。特別是對於歐洲來說，二戰後隨著自身實力的相對下降，更傾向於利用所謂的道德高地設置話語權，通過推行價值觀軟實力，擴大其影響力。這種傳統可追溯到古希臘時期，從雅典和斯巴達兩強相爭進而引發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可清晰看到意識形態博弈爭執的影子。民主政治的雅典和寡頭政治的斯巴達存在嚴重的意識形態對立，都希望推行以自己意識形態為基礎的制度，伯利克里甚至認為「雅典的制度是別人的模範」，「正是由於意識形態上的鬥爭,希臘社會分裂成兩個互不信任的團體」。隨著這種不信任關係的累加和彼此矛盾的螺旋式上升以及對對方普通民眾敏感神經的刺激，戰爭的發生變得已不那麼突然，而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

西方世界有一種根深蒂固的觀點，「即西方天然就是優越的，而且對他者具有吸引力。如果某些領導人並不接受這一點，甚至加以反對，那就將會引發極端的憤怒甚至混亂。」在2010年亞努科維奇訪美時簽訂的《美烏戰略夥伴關係憲章》，把「雙方共同利益和價值觀：民主、經濟安全和福利、安全和領土完整、能源安全、國防領域的合作、法律至上、個人自由」作為主旨，這體現了西方天然優越感的自然存在，即民主、法律至上和個人自由。歐盟視自己為「文明國家」，在其眼中以一頭「熊」的形象出現的俄羅斯，不只是被貼上了「專制」國家的標籤，其行為的不透明性、不確定性、魯莽性也成了西方眼中「不文明」的標誌。而且歐盟還將這種天然的優越感具體化，通過實施「東方夥伴關係」計劃，致力於在歐亞核心之地的烏克蘭等國「建立一個民主、繁榮、穩定與加強互動和交流的共同區域」，進一步擠壓俄羅斯的「不文明」空間，認為對行為「不文明」且不可預測的俄羅斯進行預測的最好辦法，就是限制其行為空間，並建立多條價值觀防線，以加強抵禦俄羅斯的「預警能力」。

如果說歐盟在俄羅斯面前更多體現的是「文明國家」的形象，那麼美國價值觀的「優越性」則帶有更多的「工具性」，實質上這也跟美歐各自的實力、歷史傳統有很大的關係。奧巴馬直接將西方與俄羅斯總統普京之間的爭議設定為「冷戰期間的意識形態衝突」。無獨有偶，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在2016年慕尼黑安全政策會議上指責多國與俄羅斯對抗，「我們已陷入新冷戰時代，幾乎每一天我們都在互相指責對方製造新的恐怖威脅」。美歐將烏克蘭國內反政府的遊行示威，視為「烏克蘭人對歐洲民主的追求」，更加堅定了西方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優越性，自然地認為這是「對他者具有吸引力」，從而演化成類似冷戰而不是冷戰的意識形態理念之爭。

西方佔據輿論和道德制高點的「民主、人權、國際法」，在俄羅斯看來是「雙重標準」的產物。普京在克里米亞歸俄後的演講中尖銳地指出：「克里米亞政府還有科索沃這一先例，這一先例是我們西方的夥伴自己造的，親手製造的，和克里米亞現在的情況完全一樣。他們自己白紙黑字寫的東西，推廣到全世界，強迫所有人接受，現在倒義憤填膺起來了。」

實際上，烏克蘭危機所表現出來的意識形態博弈下的理念之爭，其實質是利益之爭的先導。意識形態博弈的背後是雙方佔據道義制高點，進而在道義制高點的掩蓋下進行赤裸裸利益之爭的「遮羞布」。即使像歐盟這樣自視為一種規範性力量甚至是「後現代」的國家，與那些追求勢力範圍的「前現代」或者「現代國家」截然不同，但在烏克蘭危機爆發後，其與俄羅斯一樣，依舊沒有完全擺脫傳統地緣政治思維的影響。這種源自西方天然優越性的價值觀之爭，不但會隨著烏克蘭危機的演化繼續下去，而且在其他的國際事務中，這種關於道義制高點的競爭和雙重標準下的語境設置也會隨著西方的「干涉」而不斷地重複下去。

二 地緣政治博弈「硬碰硬」的利益之爭

談到東歐和烏克蘭在地緣政治上的作用和功能，始終繞不過去的是麥金德的「心臟地帶」理論，「誰統治了東歐誰就能主宰心臟地帶；誰統治了心臟地帶誰就能主宰世界島；誰統治了世界島誰就能主宰全世界」。作為「心臟地帶」的中心，烏克蘭的地緣政治價值體現在它與俄羅斯的關係上。美國長期以來奉行「弱俄」政策，其目的是維繫其對全球事務的支配，作為五百年來主導全球事務的第一個非歐亞大陸大國，「美國能否持久、有效地保持這種地位直接影響美國對全球事務的支配」。而防止歐亞大陸再次出現主導和支配全球事務的大國，以維繫美國的「地位」，是美國重要的地緣政治目標和國家戰略。烏克蘭在限制和削弱俄羅斯方面具有強大的地緣政治功能，是阻止俄羅斯崛起的重要支點。美國前國務卿蘇珊·賴斯認為，在烏克蘭局勢的演化中，「美國不能迴避領導全球的責任，否則全球的獨裁主義者及極端主義者將會因美國的收縮政策而更加大膽，而美國將會因國家利益與價值觀受到踐踏而付出代價。」這種主張所表明的全球性和地緣政治意圖十分明顯。而曾任職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邁克爾·辛格也強調了烏克蘭對美國的「地緣政治現實性」。

阻止俄羅斯再度崛起，將俄羅斯的勢力範圍限定在一定的空間，並形成從歐洲經高加索，穿過中亞直至東亞的對俄戰略包圍網，是美國重要的戰略目標。限制俄羅斯軍隊的遠程投送和活動範圍，擠壓黑海艦隊的活動空間是美國地緣政治活動的主要目標。布熱津斯基認為：「烏克蘭獨立是二十世紀三件最重大的地緣政治事件之一，它直接終結了俄羅斯帝國，烏克蘭成為一個可以抗衡俄羅斯帝國復甦野心的國家，一個能夠遏制俄羅斯新帝國主義勢力的橋頭堡。」基辛格也認為：「烏克蘭對美國至關重要，從實際能力出發，俄羅斯及其領導人是否會放棄過去的擴張傳統仍然值得懷疑。」

與美國地緣政治上對俄剛性態度略有不同的是，歐盟雖然追隨美國對俄羅斯進行了制裁，但是歐盟內部對俄羅斯的態度某種意義上是不統一的。新歐洲和老歐洲對俄的態度具有鮮明的不同。新歐洲在地理上靠近俄羅斯，大部分原屬於社會主義陣營，受蘇聯影響較深，在兩極格局下，其主權多少受到過蘇聯的侵犯，對蘇聯時期俄羅斯的作風有刻骨銘心的感受，將烏克蘭視作抵禦俄羅斯的屏障，主張對俄羅斯進行強硬的制裁。而作為老歐洲核心的法德兩國只是在克里米亞併入俄羅斯，造成冷戰後歐洲最大領土變動後，才同意對俄羅斯實施多輪制裁。為了緩和烏克蘭局勢，法國總統奧朗德甚至多次飛往莫斯科會見普京，並推動會談和明斯克協議的簽署。歐盟國家與美國在危機升級前後零和式的思維有一定的不同，究其原因，畢竟歐盟近在俄羅斯「眼前」，而美國在大西洋的另一側，切身的感受是不一樣的。實際上，即使是在民間，德國民意調查顯示，「大部分德國人不僅反對對俄施加新的嚴厲制裁，而且大多數德國人對普京渴望保護俄羅斯在克里米亞的國家利益持同情的態度。」民意的反應多少牽制了歐盟核心大國德國對俄的態度。

實際上，即使是在烏克蘭危機爆發前，無論是2004年的「顏色革命」，還是後來圍繞烏克蘭問題展開的多次博弈以及歐盟東擴，歐盟的角色及其地緣政治的功能，都與冷戰時期的美蘇之間和現實美俄之間的地緣政治之爭有著明顯的不同。歐盟雖然是一個超國家聯合體，但是其作為整體的國際政治影響力和行動力與作為國家單一主體形式的美俄相比，還是稍顯遜色的。這也就決定了歐盟在地緣政治上與俄羅斯的對立不是霸權之爭。歐盟的構想是「藉助其一體化的豐富經驗，憑藉巨大的經濟政治影響，通過提倡自由、民主、法制的價值與規範，引導、塑造、約束包括強制周邊地區和國家，執行歐盟標準，實行對歐盟的睦鄰政策，為歐盟的進一步擴大作準備。」歐盟的地緣政治角色和參與地緣政治博弈的動機，更多的是想依靠經濟、政治和價值觀等軟力量，擠壓俄羅斯的地緣政治經濟空間和文化空間。美國則是立足於軍事和權力空間，因此不能不說即使美歐在烏克蘭問題上與俄羅斯的博弈確有不同，實際上也只是各有分工的不同。小布希時期美國在前台，歐盟在幕後，而今天歐盟在前台，美國在幕後，但本質上和功能上沒有什麼區別，最終目的都是擠壓俄羅斯的戰略空間，阻止俄羅斯的崛起。

對於俄羅斯來說，深入其傳統勢力範圍腹地的美國和歐盟，在烏克蘭問題上所採取的進攻性策略是不可以忍受的。俄羅斯在烏克蘭危機演化後採取的措施和行為，雖然出乎意料，卻也有跡可循。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俄羅斯都無法忍受在自己的周邊出現西方的軍事和價值存在，認為這是對其生存的威脅。俄羅斯與美國、歐盟在前幾次烏克蘭危機中的博弈，如果還是圍繞烏克蘭國內親西方派和親俄派誰上台的話，這次超出了俄羅斯能夠接受的底線，「俄羅斯現在退到了無路可退的邊緣，就像一根彈簧被壓到底，它是會猛烈地彈起來的。」普京的話從某種側面反映了「長期以來西方咄咄逼人、俄羅斯頻頻讓步的不平衡狀態。」

西方在烏克蘭問題上的「過火」做法是烏克蘭問題最終走向危機的根源。無論是歷史上的俄羅斯帝國，還是現實中的俄羅斯聯邦，都沒有將烏克蘭作為一個外國來看待。烏克蘭前總統庫奇馬也承認，「在俄羅斯人的意識中，俄可以給烏主權，但不給烏『獨立』。烏克蘭無論現在還是今後都將是俄的勢力範圍。」無論烏克蘭對於俄羅斯巨大的地緣政治作用，還是歷史上難以割捨的「基輔羅斯」這一斯拉夫民族的「母親之城」都讓俄羅斯難有退卻的理由。「沒有烏克蘭，俄羅斯就不再是一個歐亞帝國；俄羅斯在失去烏克蘭後依舊能夠爭取世界帝國地位，但這大體上將會是一個亞洲帝國。但是假如擁有5 200萬人口、豐富自然資源和黑海出海口的烏克蘭再度被俄羅斯所掌控，那麼俄將再一次擁有建立橫跨歐亞帝國的資本。」在烏克蘭獨立之初，美國國會就通過決議，明確反對烏克蘭與俄羅斯的聯合及在原蘇聯空間出現的任何一體化機制。這些都為普京眼中俄羅斯的一再「被騙」做了最好的註腳。

三 經濟整合背景下的空間博弈

冷戰時期，存在於歐洲大陸的經濟整合帶有明顯的兩極格局和意識形態對立特徵。其經濟整合，一是只針對己方陣營的成員而不向對方成員開放，例如歐共體和經互會；二是存在資本主義陣營市場經濟的整合和社會主義陣營計劃經濟的整合兩種截然相反的方式，而且經互會式的整合更具有封閉性；三是兩種不同的經濟整合方式最終服務於兩強爭霸下的兩極政治格局，帶有明顯的對立性。今日歐亞大陸的經濟整合，既有全球化帶來的區域性自由貿易的特徵，也兼有政治對立和地緣政治的因素，但與兩極格局時完全政治對立下的經濟對立還是有很大不同的。畢竟蘇聯解體後原蘇聯空間國家包括俄羅斯都選擇了市場經濟體制，且原蘇聯加盟共和國成為主權國家後，其獨立性凸顯出來，在參與哪一種經濟整合的時候，更帶有自身國家利益的選擇性。

蘇聯解體後，歐盟在東擴的過程中首先是選擇經濟條件較好，且轉軌比較迅速及與其具有共同天主教或基督教文化基礎的波蘭、捷克、波羅的海沿岸國家作為主要入選成員，而對原蘇聯其他加盟共和國，態度要相對謹慎。針對上述國家，歐盟主要通過90年代開始的《夥伴關係與合作協定》，於21世紀初推行的「歐洲鄰國政策」（ENP）和「東方夥伴關係」，加強合作和聯繫。《夥伴關係與合作協定》的目的在於「推動和支持這些國家實現民主化，並對其向市場經濟轉軌提供支持，實現雙方投資貿易的便利化」，帶有初步經濟整合的作用和功能。「歐洲鄰國政策」（ENP）比《夥伴關係與合作協定》更進一步，其背景是歐盟完成東擴，邊界到達東歐後，為防止與新鄰國造成新的界限和分隔，鞏固和促進原蘇聯空間國家民主化和市場經濟成果，並向歐盟標準靠攏而給予的在市場准入、人員流動、財政幫助方面的支持，其核心點是鼓勵這些國家的政治、經濟體制向歐盟標準過渡或看齊。「東方夥伴關係」計劃目的在於為波蘭等新入盟國家在其與俄羅斯之間建立一個緩衝帶，促進這些國家與歐盟標準「接軌」，比ENP更進一步。自20世紀90年代至今，歐盟為從經濟上、標準上整合後蘇聯空間進行了長達二十多年的工作，取得了積極成果，「也為烏克蘭等原蘇聯加盟共和國加強與歐洲之間的聯繫提供了新動力」。但當歐盟逐步整合到最關鍵的與歐盟一體化的時候，特別是嚴重侵犯俄羅斯的經濟空間和經濟利益的時候，俄羅斯的反彈也就在所難免。

烏克蘭危機的引燃點是「聯繫國協定」，「聯繫國協定」是《夥伴關係與合作協定》到期後的產物，也是歐盟輸出標準和軟實力，轉移歐債危機的新形式，其中重點是在不給予相關國家歐盟成員國地位的情況下使其歐盟化。聯繫國協定的核心是《深入和全面的自由貿易協定》，即簽署國可以進入歐盟市場，並實現與歐盟的全面接軌，而烏克蘭是與歐盟簽署該項協定的第一個國家，具有指標性意義。該條約包括制度性條款、一般性條款和最終條款，不但要深化雙方的經濟整合，而且也要實現政治整合，通過貿易與投資、政治聯繫、司法、經濟合作、金融、制度安排、外交政策等七個方面構建與烏克蘭的合作體系，通過聯繫國協定「在與烏克蘭互動過程中，通過提供民主援助、外交壓力等方式推進歐盟規範在烏克蘭的擴散」。

聯繫國協定的簽訂，對烏克蘭的經濟影響是實質性的。作為原蘇聯重要加盟共和國，烏克蘭承擔了大量原蘇聯的工業和經濟分工職能，烏有些部門和企業是俄羅斯產業鏈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不可替代性，而且典型的俄制標準與歐盟標準不具有兼容性。因此，簽署聯繫國協定雖然可以使烏克蘭進入歐盟的龐大市場，但是烏克蘭在從俄標轉向歐標的過程中，要付出沉重的經濟代價。「烏克蘭今後大概要消化300~400個歐盟的指令和法律，涉及內政外交的廣泛事務。」時任烏克蘭總理阿扎羅夫說：「僅修改法規一項，未來十年就會花去1 650億歐元。」可見，對烏克蘭來說，全面轉軌到歐盟標準也是「不可承受之重」。加之烏克蘭獨立後，寡頭控制了國家的經濟和政治，在融入西方還是在與俄羅斯合作問題上，烏克蘭精英實際上奉行的是機會主義和投機主義的所謂「平衡外交」，「希望獲得西方的財政援助和技術，卻不想為此進行改革」。

這樣的變化，不但是烏克蘭經濟短期不能承受的，而且將徹底破壞俄羅斯工業與烏克蘭工業之間的供應鏈，短期能對俄羅斯工業特別是軍工產業產生深刻的影響。這也是俄羅斯所不能容忍的。此外，單純在經濟領域，儘管俄羅斯可以在烏克蘭設廠並將產品出口到歐盟市場，獲得同等待遇，但是由於俄羅斯產品的競爭力和質量問題，現實中不存在俄羅斯產品通過烏克蘭加工和組裝後進入歐盟市場的可能，但是歐盟產品在烏克蘭生產、組裝後可以避開「原產地證明」直接湧入俄羅斯市場，不但給俄羅斯有關產業造成打擊，也可使歐盟的經濟觸角滲透到歐亞經濟聯盟內部，這是俄羅斯所不樂見的。在全球經濟危機背景下，擴大出口、貿易保護是各經濟體必然採取的措施。因此，歐盟轉嫁矛盾的做法，自然不會被俄羅斯所接受。

在區域經濟整合上，俄羅斯一個很重要的目標就是在原蘇聯空間實現經濟和政治的整合，進而實現俄羅斯的復興。歐盟對烏克蘭的整合，將會直接影響歐亞聯盟的經濟整合,打亂俄羅斯的復興計劃。沒有烏克蘭加入的歐亞聯盟是不完整的，沒有歐亞聯盟的俄羅斯不可能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成為與歐盟、美國比肩而立的重要一極。如此一來，「歐亞經濟聯盟就真成了一個『實用主義』的地區一體化計劃，而不再具有普京賦予的文明色彩和價值內涵。」事實上，美國也是鼓勵烏克蘭參與歐洲一體化整合的，鼓勵其向歐盟靠攏。美國駐烏克蘭大使曾直截了當地警告烏克蘭：「烏克蘭作為世貿組織成員，其所承擔的義務已排除了加入關稅同盟的可行性，烏克蘭對外經濟合作的優先方嚮應該是與歐盟建立自由貿易區。」

歐亞經濟聯盟和歐盟在地區一體化上是否真的不相容呢？事實上，歐亞經濟聯盟和歐盟在「大歐洲」的聯合上，不是沒有兼容的可能。普京在《歐亞大陸新一體化計劃——未來誕生於今天》一文中指出：「早在2003年俄羅斯與歐盟就商定，要在不建立超國家機構的情況下建立共同經濟空間，加入歐亞聯盟除了可獲得直接經濟好處之外，還可以使每個成員更快地、更強勢地融入歐洲，將大歐洲團結在一起的是自由、民主和市場規則的統一價值觀。」針對普京伸出的橄欖枝和融入歐洲的大歐洲概念，西方以顏色革命加以回應，打破了在烏克蘭問題上雙方難得保持的平衡狀態。實際上，正是西方和烏克蘭自己將烏克蘭推向了悲劇的深淵，烏克蘭有選擇自己道路的權力，但是西方總是通過俄羅斯這面鏡子看烏克蘭，而不是通過烏克蘭看烏克蘭，所有的對烏克蘭政策都是為俄羅斯準備的，在烏克蘭身上附加了太多的它本身不應該承擔或者承擔不了的功能。

四 烏克蘭危機發展趨勢分析

烏克蘭作為具有巨大地緣政治和經濟價值的國家，其走向牽動著各方的利益。實力對撞之後的地理界線從烏克蘭哈爾科夫穿越頓巴斯到克里米亞黑海之濱，這是俄羅斯與西方之間目前暫時均衡的地緣政治分界線。烏克蘭局勢未來也一定跟雙方實力的此消彼長有直接的關係。基辛格認為，實現烏克蘭的「芬蘭化」是解決當前烏克蘭危機的有效方式；烏克蘭不能選擇一方而反對另一方，應該成為連接東西方的橋樑。一個中立化的不結盟的烏克蘭對於東西方和烏克蘭自身都是有益的。庫奇馬政權時期曾經存在過這樣一種局面，庫奇馬也被稱為「平衡大師」，但是在平衡之後換來的是橙色革命後的一邊倒。美國「給了烏克蘭作出自己選擇的權利」，但是只能選擇倒向西方。俄羅斯的烏克蘭情結讓俄羅斯無法放棄烏克蘭。烏克蘭與芬蘭及波羅的海沿岸三國有著本質的不同，烏克蘭、白俄羅斯、俄羅斯是東斯拉夫的內核，當年正是這三兄弟結束了蘇聯。芬蘭化是兩極格局下的產物，更是兩極均勢的產物，隨著蘇聯解體兩極格局的瓦解，芬蘭的獨立價值才凸顯出來。今天的時代背景與當時的歷史條件有很大的不同，而且烏克蘭的地緣政治作用和功能也是芬蘭所不能比擬的。即使有可能出現一個芬蘭化的烏克蘭，也是一個「不完整」的沒有克里米亞的烏克蘭。

還有主張認為西方應該做好與俄羅斯長期鬥爭的準備或者乾脆承認俄羅斯的勢力範圍，從俄羅斯的角度理解俄羅斯的行為，甚至認為「在一切塵埃落定之後，可以開始另一個對俄『重啟』計劃」。此類觀點的出現屬於烏克蘭危機後對俄羅斯的再認識。實際上，明斯克協議特別是第二個明斯克協議所規定的內容，就是各方實力和利益妥協的產物，是對「現狀」的固化。在俄羅斯的傳統勢力範圍內，烏克蘭局勢可能的一種趨勢是「摩爾多瓦化」或「喬治亞化」。從蘇聯解體後獨立各國的命運來看，第一類與俄羅斯民族關係密切程度最低的波羅的海沿岸三國已回歸「歐洲大家庭」，並獲得俄羅斯的認可；第二類緊緊依靠俄羅斯，依附於俄羅斯，與俄羅斯關係密切的白俄羅斯和中亞國家基本保持了穩定，處於俄羅斯的傳統勢力範圍以內，西方有所染指，但總體上俄羅斯可控。第三類是喬治亞、摩爾多瓦和烏克蘭，屬於俄羅斯面向歐洲和黑海的地緣政治關鍵區，也是俄羅斯歷代統治者花費精力最多的地區。喬治亞的親俄地區阿布哈茲實現實質性獨立並被俄羅斯控制。摩爾多瓦的德左地區也由俄羅斯直接駐軍。雖然烏克蘭東部地區現在還沒有公開的俄羅斯軍隊，但是俄羅斯駐軍烏東部，實現烏東部「阿布哈茲化」或者「德左化」也不是不可能的，甚至可能借鑒西方的經驗，將烏克蘭東部「科索沃化」。在當代大國格局的背景下，當一方在某一問題上無法壓制住另一方時，其唯一能選擇的最好結果，就是在大國實力交接的「過渡地帶」直接將一個國家的內部裂解成親己方的一部分。

從歷史上看，克里米亞對俄羅斯的歸屬是通過戰爭實現的，也是在戰爭中放棄的，再次歸俄還是通過戰爭實現的。只有在蘇聯時期，克里來亞作為一個統一國家的內部地區和平離開俄羅斯進入了烏克蘭，但是普京認為：「這個決定（把克里米亞交給烏克蘭）明顯有違憲法，即使在當時也是如此，這是私相授受。而且隨著蘇聯的解體，克里米亞突然成了另一個國家的國土，俄羅斯這才意識到，克里米亞不僅僅是被偷走了，而且是被搶走了。」除非發生大規模的大國格局的變動，而且這種變動類似於大國關係和格局的重新洗牌，否則克里米亞很難重新回到烏克蘭。而且類似於蘇聯解體這樣的大國格局變動，在俄羅斯剛剛獨立孱弱之時，被認為親西方的葉利欽和科濟列夫也沒有讓「北方四島」回歸日本。「北方四島」是二戰的勝利成果，而克里米亞是葉卡捷琳娜二世女皇給俄羅斯的「嫁妝」，塞瓦斯托波爾更是俄羅斯的「榮耀之城」。

總體來看，烏克蘭目前的局勢除非發生大的地緣政治事件，在短期內很難有大的改觀，而且作為主要博弈方的美國，在喬治亞問題上沒有付出全力，那麼在烏克蘭問題上也將堅持同樣的原則。只要不撼動美國支配全球事務的地位，美國隨時可以拋棄烏克蘭而取悅俄羅斯。美國和歐盟更不會為了烏克蘭而與俄羅斯發動戰爭。自二戰以來形成的兩極格局雖已瓦解，但是以二戰戰勝國為核心，以聯合國為制度框架的「大國共治」局面一直延續到今天，大國之間的矛盾還是可以調和的。因此，從短期和長期來看，烏克蘭局勢的發展都是大國實力角逐的結果。

來源：《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