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議會的遐想：中國曾與「議院」擦肩而過

　　歷史是容易被遺忘的，如今的人們早已忘記了那些曾經為這個古老國家的轉型而努力奔波的先行者們，只因為他們沒有成功的推行憲政，也未曾在歷史上留下濃重的色彩。這一切，和一百年前那個飄落的憲政夢一樣，都最終湮滅在滾滾的歷史浪潮之中。

　　1910年11月5日，北京東西長安街及正陽門外大街皆張燈懸旗，通宵達旦。燈上統一書寫著四個喜慶的大字「慶祝國會」。原來，朝廷曉諭各方，將原本8年的預備立憲期縮短為5年，並允諾於宣統五年，即1913年正式召開議院。 　　11月7日晚，在京師督學局的命令下，各學堂齊集於大清門前，學生們提著紅燈，列隊雙行，以軍樂前引，高唱歌曲，三呼萬歲來慶祝立憲。 　　日俄戰爭讓改良派發出立憲呼聲 　　議院，又稱議會（國會），是國家的最高立法機關，監督內閣行政，並對內閣作出的決議擁有決定權和否決權。在20世紀初，議院設立與否，是衡量一個國家到底是君主專制政體還是君主立憲政體的基本標準。而彼時的清廷所面臨的困局就是，獨裁統治已被大部分有識之士所摒棄、唾罵，不頒布憲法、依法治國，統治階層的合法性就會遭到最根本的質疑。 　　這種大規模的質疑發軔於康梁變法。可惜，康有為的思想介於新舊之間，他破釜沉舟式的改革由於過於激烈而夭折。 　　1904年，中日甲午之戰的十年後，曾經狼煙四起的遼東大地爆發了日俄戰爭。當日俄兩個強盜在中國的國土上大打出手時，主人卻只能無奈而可恥地掛起免戰牌，宣布在這場令全體國人蒙羞的戰爭里「嚴守中立」。 　　然而，這場戰爭卻為清廷突破當時政治改革的瓶頸提供了契機。國人在親眼目睹了東瀛小國將老牌的沙俄帝國打翻在地這個出人意料的結果後，不免又勾起了關於甲午之役痛苦的回憶。 　　長期積壓的不滿情緒和變革要求，終於得到了宣洩的機會。戰爭甫一結束，素有清議之名的《大公報》便立刻發文稱：日，立憲國也；俄，專制國也，專制國與立憲國戰，立憲國無不勝，專制國無不敗。 　　在《大公報》的帶動下，國內報刊的輿論情緒極度高漲，紛紛利用自己的渠道不遺餘力地鼓吹立憲勝於專制，「20世紀舉全地球中，萬無可以復容專制政體存在之餘地」，立憲自由主義乃大勢所趨，所向無敵，如果「頑然不知變計者，唯有歸於劣敗淘汰之數也。」 　　據當年的《東方雜誌》載，時人見面莫不談立憲，「上自勛戚大臣，下逮校舍學子，靡不曰立憲立憲，一唱百和，異口同聲」。 　　朝中改良派們也傾巢出動，袁世凱、張之洞、周馥等人在輿論的推動下向朝廷上書，請求實行立憲政體。就連當時的駐外大使也紛紛奏請清政府仿效「英、德、日本之制」，「定為立憲政體之國」。在這些上書中，提出了一個相對可行的建議，那就是派遣官員出國考察他國憲政，為中國的立憲做準備。 　　在炸彈的「歡送」下考察憲政 　　群情激昂之下，慈禧難免有些動心。1905年7月，清廷下發諭旨，遣派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等，隨帶人員，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擇善而從。 　　1905年9月24日，正陽門車站熱鬧非凡。 　　一片喧囂中，五大臣登上了火車。載澤、徐世昌和紹英坐在前面的車廂，戴鴻慈和端方則坐在後面。他們揮手致意，向送行的人告別。火車一聲長嘯，慢慢啟動。 　　突然之間，「轟」的一聲巨響，火車被震得左搖又晃，隨即，一團濃煙和烈焰從車廂中躥出，一顆炸彈爆炸了！頓時，送行的人亂作一團，慌亂間作鳥獸散。眾人驚魂甫定，車站的巡警匆忙趕來。登上車廂後，發現五大臣里除了紹英傷勢較重，載澤、徐世昌略受輕傷外，戴鴻慈和端方均纖毫無損，安然躲過一劫。 　　據戴鴻慈後來在《出使九國日記》中記載，載澤「眉際破損，略有小傷」，紹英「受傷五處，較重，幸非要害」；徐世昌「亦略受火灼，均幸安全」。紹英原本不是考察大臣之選，後來清廷考慮到載澤年少，才加派同行，不料還沒出行就罹此大禍。 　　後經查證，這是一次精心策劃的暗殺活動。巡警在車廂的中部發現一具屍體，衣服里有個名片，上書「吳樾」二字。由於此人距離炸彈最近，當場便被炸身亡。 　　吳樾，字孟俠，安徽桐城人，原本是個寒窗苦讀的士子，在目睹了清朝甲午之役、庚子之役乃至日俄戰爭中的一敗塗地之後，從一個溫文爾雅的讀書人變成了積極排滿的革命者。吳樾深受當時暗殺思潮的影響，在他看來，「排滿之道有二：一曰暗殺，一曰革命。暗殺為因，革命為果。暗殺雖個人而可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時代，非革命之時代，實暗殺之時代也」。對清廷的新政，吳樾一向嗤之以鼻，認為這不過是苟延殘喘、粉飾太平的一種手段罷了。 　　此次恐怖活動並未得到輿論的支持和同情，相反，指責和詰難頻繁見諸於報端。在士民上下一心的鼓勵聲中，炸彈最終沒有動搖清廷對憲政嘗試的決心。 　　考察團分東西兩路，分別由戴鴻慈和載澤領隊。1906年7月，兩路考察團先後回到上海。其中，端方和載澤用心查訪、記錄，感悟良多——也只有自家人真正心疼自家的家業。 　　跪在西太后面前的載澤，懇切地陳述了一番肺腑之言：立憲利於民，也利於國，卻不利於官。故立憲之最大阻力，恐出自勢要權貴。隨後，載澤列舉了立憲的「三大利」：皇位永固，外患漸輕，內亂可弭。 　　玩慣了權術的慈禧對載澤密折中提出的口惠而實不至的「立憲」方案頗感興趣。想想看也是，日本明治十四年宣布憲政，二十二年後才開國會。著什麼急？高懸一個遙遙無期的目標，將天下臣民的注意力都集中於此。因此，慈禧把寶押在了「預備」二字上。 　　袁世凱的改革呼聲最強 　　1906年9月1日，由瞿鴻禨起草的預備立憲的上諭正式發布，內稱：仿行憲政，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以立國家萬年有道之基。 　　年屆七旬的慈禧晚景無多，卻面臨著一個風雨如晦的爛攤子，因此，她將更多的心思花在了盤算當前政權的安穩上，真正「立憲政治「的改弦易轍還是留待將來吧，這是所有政客都諳熟的技巧——拖。 　　然而，被激發起來的民眾卻對立憲寄予了過於厚重的殷望。來自朝廷的聲音鼓舞著嚮往「立憲「政治的各階層的精英，他們很快就名正言順地組成了各種社團，以社會組織的力量，表達自己的心聲與追求。 　　1906年12月，憲政公會成立。緊接著，帝國憲政會、憲政預備會等一系列的政治社團，成為了晚清社會結構變動中一股活躍的力量。 　　對於浸淫在既得利益中的權貴而言，耿耿於懷的不是憲政的具體內容或實施時間，而是各自在憲政權力架構中的具體位置。 　　在慈禧的授意下，由慶親王奕劻、孫家鼐、瞿鴻禨組成了負責官制改革的領導小組，具體籌備這項事務的辦事機構編製館也在恭王府的朗潤園正式成立。 　　預備立憲的上諭頒布後僅僅三日，朗潤園的官制改革會議便拉開了序幕，與會者囊括了幾乎所有的朝廷親貴和重臣。 　　會上，奕劻的發言冠冕堂皇，認為立憲有利無弊，是舉國趨向所在，若不能貫徹執行，拂了民意，便是「舍安而趨危，避福而就禍」。 　　袁世凱更加激進，他對於朝廷關於立憲的「預備」二字十分不滿，他強調說，如果把一切準備好後再行立憲，恐怕「日不暇給矣」。 　　晚清重臣中，袁世凱思想進步不是秘密。但在如此重要的高層會議中，對袁世凱的冒險一搏不能簡單地理解為「他很開明」，真正的動因源自一件讓他無法安枕而眠的往事。 　　戊戌年間，維新派將希望寄托在了高呼「咸與維新」的袁世凱身上，譚嗣同帶著謄寫的光緒密詔夜訪袁世凱，希望能說服他盡起小站精銳之師，助己方圍園殺後。當晚具體發生了什麼，後來的歷史學家一直眾說紛紜。坊間有一種說法，袁世凱第二天返回天津，向榮祿告密。此舉直接導致了慈禧提前迴鑾訓政，捕殺六君子，囚禁光緒帝。 　　被軟禁在瀛台的光緒日夜百無聊賴，將袁世凱的名字寫在一張紙片上，用箭射之，以泄心頭之恨。這是在清末政壇流傳頗廣的一個段子。 　　由此觀之，袁世凱在朗潤園的表演就不難理解了：君主立憲政體能充分限制皇權，這樣一來，在慈禧殯天、光緒上台後，自己才可安然無恙。 　　然而，軍機大臣榮慶、大學士孫家鼐力主「緩行立憲」，奕劻、袁世凱也不好過於堅持，最終達成了一個折中的方案，即先擱置立憲政體中起根本作用的「議院」不議，而主要對行政和司法兩大系統作形式架構上的調整，同時，用帶有西方色彩的責任內閣取代軍機處。 　　即使是這個折中方案，也被洞悉奧妙的人毫不留情地點破了。御史趙炳麟犀利地指出，奕劻力主此方案是為了藉此獲得內閣總理一職。而袁世凱的主要目的也不在於「憲政」本身，卻是考慮到性命之虞而預留退路。同時他提醒慈禧，小心「大臣專制」代替「君主專制」。 　　孫家鼐和瞿鴻禨則採取迂迴戰術動搖了慈禧的決心。前者提出，改革官制應從州縣做起，不必牽動京官；後者在與慈禧獨對時，貌似無心插柳地說道：「在新的內閣制下，用人大權為內閣總理所有，聖上位隆而無實權。」 　　對政客而言，權力事關生死。猶豫再三後，慈禧否定了奕劻的官制改革方案，將之縮水到只增設兩個機構：審計院和資政院。前者相當於國家審計署，而後者原本只作為博採群言、消解民怨的機構，詎料正是這個資政院，在後來的歷史進程中發揮了令人驚嘆的作用。 　　在省一級選舉產生咨議局 　　1907年，湖南鄉紳熊范輿公然上書朝廷請求速開國會。一石激起千層浪，紳民謀求憲政改革的呼聲，由鄉野村舍迅速席捲開來，湧入到王朝權力的中心北京，構成了數千年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民眾請願活動。 　　時至1908年，全國範圍內的簽名請願運動已經如火如荼，來自各地的士農工商雲集北京，在天子腳下信心十足地策動一場伏闕上書的行動。 　　光緒三十四年八月初一（1908年8月27日），清廷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正式公布了以九年為期的預備立憲方案。 　　80天後，光緒和慈禧先後離世。 　　抱著宣統登上監國之位的攝政王載灃，主政後的第一次政治表態，就是遵循《欽定憲法大綱》，恪守九年預備的決定，定使憲政成立。 　　以議院為主體架構起來的立憲政體，就是當時的中國在不斷前進和接近著的民主方向。而資政院，就是這一過渡時期的過渡產物，咨議局則是資政院正式開院前在省一級的民意機構。 　　咨議局由選舉產生的地方紳商作為它的議長。雖然選進局裡當議員的十有八九都是出身於傳統功名的進士、舉人，但與以往體制下進入權力系統的渠道不同，他們畢竟通過了「選舉」這一近代民主政治的形式。 　　當然，從不知民主為何物而初次接觸民主程序的國人鬧出了很多笑話。比如，安徽懷寧縣初選時，票櫃未開，即已知某姓票數多少；望江縣草率編造選舉名冊，竟把久已病故者列入了被選人。然而，形式仍然是重要的，即使它顯得蹩腳，卻讓人耳目一新，宣告了一個時代的來臨。咨議局的選舉，使得分處各地的士紳和富商擁有了屬於自己的、合法表達意向的機構，更為全國性的民意機關資政院的開院，打開了大門。 　　資政院里的鬥爭 　　宣統二年，1910年的9月23日，醞釀已久的資政院在北京正式開幕議政。 　　資政院議員共200人，分欽定和民選兩種，各佔一半。這種由出身不同所帶來的差異，竟造成了「隱然若兩黨對峙」的局面。民選的議員來自各省的咨議局，自覺或不自覺地扮演著民意的代表，成為王朝政體的天然批判者；而欽定的議員則理所當然地成了王朝的代言人。 　　從議題的表決看，留日出身的民選議員的意見往往能起決定性作用。羅傑、易宗夔、雷奮號稱資政院「三傑」，均以善辯而著稱，對議員們的意見傾向影響很大。尤其是雷奮，「態度極其從容，言論極其透徹，措詞極其清晰而宛轉，等他發言之後，所有極難解決之問題，就得到一個結論，而付之表決了」。 　　激烈的發言聲，時起時落的掌聲，夾雜著一陣陣的鬨笑聲，使議事大廳里的氣氛在熱鬧中稍顯凌亂。也許，議員們正是從這種無序中第一次體會到了自由的氣氛。 　　一次選舉，其中三票書寫的是蒙古文，秘書官不認識，問翻譯，也不識。議員請求詢問蒙古王公，軍機大臣那桐力言：議員不能兼任翻譯之事，本院設有翻譯，當秘書官拿著選票問翻譯時，翻譯也不能對答，那桐居然拍掌鬨笑，在場的蒙古議員也拍手相和，一時間會場秩序紊亂至極。 　　民選議員有時會利用在資政院內形成的不可逆轉的政治輿論趨勢，逼迫欽選議員順從自己的政治要求。在表決速開國會和剪辮易服的議案時，民選議員堅決反對無記名投票法，而主張使用記名投票法。其目的十分明顯，即不給欽選議員以陽奉陰違、含混搪塞的餘地。結果，兩案均順利通過。連莊親王載功、貝勒載潤等滿清親貴也因大勢所趨而投票贊成剪辮易服。 　　資政院要求速開國會 　　關注中國政治前途的議員們，活躍的思維並不局限於蒙古文字等一類無足輕重的小事上，他們主要的精力還是放在了世人矚目的「議院」問題上。 　　1910年10月22日，在資政院討論地方學務章程時，眾議員再也按捺不住內心的憤激之情，要求立即討論速開國會，一時間聲浪大作，議場騷動。議長頂不住壓力，只好同意討論陳請速開國會案。相繼登台發言的羅傑、尹作章等議員，在聲淚俱下的講演中，把會議的議題指向了唯一的中心——速開國會。接下來的討論中，聰明的民選議員力主用起立表決。 　　就在議長溥倫宣布表決開始的剎那間，會場上的議員竟然全體起立，一致贊成通過——在全場群情激奮的情況下，即使是再保守的欽選議員也失去了在眾目睽睽下公然反對的勇氣。見到如此情景，年輕的議員汪寶榮情不自禁地歡呼道：大清國萬歲！皇帝陛下萬歲！大清國立憲政體萬歲！歡聲雷動中，會議熱烈的氣氛達到了高潮。 　　在資政院全體一致通過「速開國會案」的議案送上朝廷的龍案後，來自全國各省督撫要求立即組織責任內閣和速開國會的聯電，也呈交到了攝政王載灃的手中。 　　以新春之際廣州新軍的武裝起義為開端，繼之以長沙搶米、萊陽抗捐的群體性事件，王朝的政權在1910年隨時都有傾覆的危險。時任民政部尚書的善耆，也向載灃提出了自己的主張：若不速開國會，民心忿極，大禍必發。11月1日，各省督撫又聯銜電奏朝廷，要求同時設立國會和責任內閣。認為時不我待，遲開不如早開，如若不然，遷延日久，恐再想開也已經失去時機。 　　三天後，載灃召開的最高級別的政務會議，經討論，頒布了一條空前絕後的上諭：將預備立憲期縮短，於宣統五年開設議院。 　　可惜，永遠也不會有宣統五年了。宣統三年，武昌起義爆發，辛亥革命的先驅們沒有再給滿清貴胄機會，延續了260多年的大清朝壽終正寢。 　　胎死腹中的議院 　　載灃的承諾永無兌現的可能了，你可以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揣度這一切仍是作秀，但這一次，他確實是「被失言」的。畢竟，歷史沒有用宣統五年來作驗證。 　　議院，多麼誘人的字眼。在一百年前，我們曾如此真切地與之擦肩而過，歷史到底有沒有另一種可能？ 　　在清末，以對待憲政改革的態度為標準，統治集團內部存在著三種不同的論調，反對、緩行和速行。 　　馬克思說過：陳舊的東西，總是力圖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復和鞏固。事實正是如此。 　　清朝統治集團內部的不同君憲主張，就其主觀動機而言，還是探求一種新的統治方法，而非作為欺騙愚弄國民的權宜之計出現的。它是統治集團對國內外政治局勢和統治危機作出的本能反應，是清廷繼洋務運動、庚辛新政等改革自救運動後的一次最高層的改革嘗試。這一嘗試雖然淺嘗輒止，但卻反映出某種歷史的必然。 　　當然，如果要苛責的話，清廷的預備立憲和統治集團內部關於君主立憲的議論主張也可以被斥為「假借立憲之名，以固其萬年無道之基」，然而，從近代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史的角度去看，它確實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新事物。 　　君主立憲一經清庭宣布，即如壅塞之水，一瀉千里，其政治的、歷史的影響，就絕非他們所能預料和駕馭的了。清廷在邁出每一不情願的立憲步伐後，都難以再完全倒退回去。正如緩行論者所擔心的那樣——民智已開，愚之無術。幾千年來，一直被視為天經地義、至善盡美的封建專制制度，受到改良派和革命派不同程度的批評和否定，對於國人來說確實是一場深刻的思想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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