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現時代生活 面對現實發聲

五年以來，文學之花在中國當代文藝的大花園中，開得奼紫嫣紅。自2012年莫言摘得諾貝爾文學獎這一世界文學桂冠以來，中國文學便捷報頻傳。2015年，科幻文學作家劉慈欣的《三體》榮獲「雨果獎」；2016年，兒童文學作家曹文軒榮獲國際安徒生獎。

近幾年來諸多重量級國際獎項上，中國作家身影日益頻繁地亮相，也是中國文學發展的一個縮影。

在獎項的光環背後，中國文學整體生態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五年來，中國文學在制度建設、作家隊伍、藝術探索等方面取得了哪些碩果？8月14日，在中國作家協會文藝報社主辦的「砥礪的五年——中國小說創作研討會」上，眾多學界專家、創作者對五年來的創作現狀進行了深度剖析。

關鍵詞一：創作題材風格的豐富多樣

「就長篇小說的數量來說，2012年以前每年在3000部左右，2012年開始就達4000多部，現在每年穩定在5000部以上。」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白燁以長篇小說為例，對五年以來的創作狀況做了一個「量化分析」。

白燁指出，這幾年文學創作的題材可謂前所未有的豐富。以現實題材為主，包含了鄉土變遷、都市生活、小人物日常生存、反腐大戲、現代人的情感狀態、知識分子的命運等內容。此外，創作手法上也體現出多樣化、個性化的特徵。

「余華《第七天》的『鬼魂敘事』，蔣韻《行走的年代》的浪漫主義，老奎《赤驢》中的反烏托邦風格，都體現出手法、風格上的多樣性。」瀋陽師範大學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所所長、教授孟繁華同時表示，在創新之外，不少作家敢於面對當下時代精神難題，保持現實主義的創作姿態，尤其難能可貴。

這一豐富的創作生態，被《小說選刊》副主編王干形容為「摺疊」。「這5年來的創作風格，也許比任何一個歷史時期都要複雜，很難再對號入座。」按照題材的不同，王幹將其分為鄉土、反腐、滄桑、青春四大板塊，而各大板塊之間，不僅呈現犬牙交錯的現狀，也體現出對社會性和個人性的強烈關懷。

新時期以來，傳統文學更多轉向對內心和個人性的書寫，對人的社會性存在相對忽視。「但事實上，中國文化對人的社會屬性是非常強調的，反腐小說近年來的火熱就是一例。」中國作協小說委員會副主任胡平以周梅森、周大新等作家的創作為例，指出了新的文學如何從「接地氣」「揚正氣」走向「聚人氣」。

近5年來社會變遷中對普通人影響最為深刻的，大概就是轟轟烈烈的「城市化」進程。《十月》雜誌主編陳東捷認為，城市文學和新鄉土敘事會成為這一時代最具現實意義的題材。

「從60後到70後，大部分作家從鄉村進入城市，而80後、90後及其以後的作家可能大多出生在城市，或從海外歸國。客觀的生活經歷決定了他們寫作的重要意向。」人民日報海外版文藝部主任劉瓊說，社會關係的變化催生了路內的《慈悲》、北村的《安慰書》、陳彥的《裝台》等關注城鎮現實的作品。而相應的，面對傳統鄉村遭遇的時代變革，付秀瑩的《陌上》則給我們提供了有別於傳統鄉土敘事的表達。

關鍵詞二：創作群體的代際疊加

「很少能看到這樣一個時代，從30後作家，一直到40後、50後、60後，直到新時代的生力軍70後、80後，還有現在活躍的90後作家，總共七代人在文學領域裡同台競技。」白燁的這句話，點出了這個豐盛的文學時代不同於以往的一面。

在2015年評出的第九屆茅盾文學獎的獲獎作者中，憑《這邊風景》拔得頭籌的王蒙就是30後，金宇澄、李佩甫是50後，最「年輕」的格非和蘇童則是60後。第六屆（2010—2013）魯迅文學獎中獲獎的徐則臣、張楚、滕肖瀾等，都是標準的70後。

尤其以70後為代表的文壇生力軍的崛起，也許是過去五年最重要的一股文學脈動。「現在的70後跟過去不可同日而語了，像石一楓的《地球之眼》、徐則臣的《耶路撒冷》等，已經脫去了剛出道時的生澀和輕飄，可以說是很成熟了。」白燁補充道。

在賈平凹、方方、格非、嚴歌苓等50後、60後作家依然保持著旺盛的創作力的同時，70後、80後作家等新生力量的逐漸長成，的確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文學的發展。有代表性的是，曾經和主流文壇距離甚遠的80後作家群，如今也湧現出張悅然的《繭》、笛安的《龍城三部曲》等備受評論界認可的作品。

「80後文學的中國抒情把中國故事融入這一代人的代際情緒之中，在成長之後，越來越靠近某種歷史傳統。」山西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劉芳坤尤為肯定80後愈加成熟的文學實踐。

文學創作隊伍的代代相繼，無疑是文學界的利好消息。但無論對於新作家還是老作家，打破原先的身份認同，實現自我突圍，都是決定境界高下的重要環節。

《當代》雜誌社社長、主編孔令燕不無打趣地說，曾經被認為是青年作家的70後作家群體，如今都快50歲了，80後也奔40歲而去，所以這一代際劃分的標籤是讓人生疑的。事實上，所有作家本身都在成長變化的過程中，無論是青春寫作、個人經驗，還是宏大敘事、社會關懷，都在融合與流變之中。

「一方面，青年作家在突破年齡和閱歷的局限，擴大自己對世界的認知；另一方面，老一輩作家也試圖跳出原有的眼界格局，不滿足於舊有的視角，關注新的藝術領域。」中國小說學會會長雷達說。

關鍵詞三：向現實與傳統回歸

「回歸傳統，回歸大地，是這幾年來國內文學創作的顯著特徵。」河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郭寶亮說，過去有一段時間我們向西方學習，比如先鋒文學，更多是基於一種觀念，但如今的寫作更多基於現實生活。所謂中國故事、中國經驗正是如此。「這一點我認為是最大的成就。」

「經過多年的外部洗禮之後，文學創作逐漸回歸傳統經典，你會發現，其實每個作家內心都有創作史詩的夢想。」孔令燕舉出了不少編輯工作中的例子，她以賈平凹為例，認為賈平凹是一位典型的承接中國精神的作家，在他的《極花》《帶燈》中不僅有鄉土，還包括傳統審美的文風。

此外，格非、金宇澄、任曉雯等作家都呈現出向傳統回歸的趨向。從《春盡江南》三部曲到《望春風》，格非的小說愈加註重文字的打磨，「畫面感、色彩感和動感」俱佳。金宇澄的《繁花》則傳遞出一種鮮活流動的細節感，如水銀瀉地，自然流淌，用雷達的話說，就是「無結構的結構，無意義的意義」。

在這方面，李清源《蘇讓的救贖》、任曉雯的《好人宋沒用》等也有相當的代表性。2012年後，作家對文學傳統的回歸，國家對傳統文學的重視，帶動了大眾審美趣味逐漸回歸傳統。業內人普遍感覺，以中短篇小說為主的文學期刊的創作，出現了穩中有升的跡象，甚至還帶動了文學市場的火熱。

但與此同時，郭寶亮也指出，如果沒有經歷過先鋒精神的磨礪，當下對傳統的回歸很難體現出獨特的魅力。「回歸現實主義，不代表要拋棄過去，因為過去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會和當下發生關聯。通過先鋒文學的磨礪再回歸本土，也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今天的成就。」

儘管此前有評論家質疑傳統寫作和先鋒探索殊難兼容，但無論是格非的創作實踐，還是最近趙本夫的小說《天漏邑》，事實上都是將先鋒敘事的技巧和傳統的敘事方式進行了融合，並且取得了不錯的效果。

歸根到底，無論是偏先鋒探索還是偏傳統敘事，唯有落腳點在「現實」上的作品，才能真正擁有經久不息的生命力。表現時代生活，深入人民群眾，面對現實發聲，無疑是這一時代的最強音。「作家最重要的能力，還是把握現實的能力，這是對一個作家的最根本的考驗。」雷達的話一針見血。

（本報記者魯博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