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納教授談美國暴亂:歷史紀念碑是權力的象徵!
作者簡介
埃里克?方納(Eric Foner),當代美國最有影響力的歷史學家之一,哥倫比亞大學德威特?柯林頓歷史學講席教授,美國國家藝術與科學院院士和英國皇家科學院通訊院士。曾任美國歷史學家組織主席(1993)、美國歷史學會主席(2000)和美國歷史學家協會主席(2006)。主要著作有《美國自由的故事》、《給我自由!一部美國的歷史》和《自由之路:「地下鐵路」秘史》等。
本文原載《紐約時報》,由雅理讀書公號兩位編輯小銘、Fiona完成翻譯。
南部邦聯的雕像與「我們的」歷史
周四一早,特朗普總統在推特發文,譴責邦聯雕像的移除,稱這一行為摧毀了「我們偉大國家的歷史與文化」,由此引發許多問題。其中,問題之一就是「我們」到底包括了誰。包括哪些人。
特朗普先生本人可能並不知道,他進入的論辯命題事實上可回溯到共和政體的初建。美利堅民族是應該建立在共同價值觀的基礎上,而不論種族、民族和原國籍,還是應該根基於如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的新納粹黨所言的「鮮血與祖國」——這種特朗普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接受的觀點?
特朗普譴責在夏洛茨維爾發生的暴力衝突,但因未點名抨擊「白人至上」而受到廣泛批評
若是說誰創造了美國本質上是一個白人國家這種觀念,那既不是特朗普先生,也不是夏洛茨維爾的遊行示威者。1790年實施的首部《歸化法》確立了移民如何成為美國公民的指導方針,明確將受理對象限定在「白種」人之中。
那麼出生在這個國家的有色人種呢?在南北戰爭前,公民身份主要由各州自行確定。一些州將出生在本州內的黑人確定為公民,但許多州並沒有這麼做。就國家法律而言,這一問題的解決由1857年最高法院在臭名昭著的斯科特案的判決中作出,首席大法官羅傑·B·坦尼(他在巴爾的摩的雕像於本周從公開展覽中被移除)寫道:黑人,曾經並且將永遠是在美國的異類。
圖為展現斯科特案的漫畫
這就是1861年南北戰爭爆發時這片土地上所遵循的法律。它是南部邦聯象徵著的和試圖保護的傳統,而無論特朗普先生是否有意為之,他都在支持將「我們的歷史和文化」同南部邦聯等同起來。
當然,許多美國人反對美利堅民族基於種族的定義。在他們中最重要的是廢奴主義者,他們提出了一種可供選擇的定義方式,無論對男性還是女性,對黑人還是白人,這就是今天為人所熟知的與生俱來的公民權。他們堅稱,任何出生在美國的人都是美國公民,且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應該一律平等。廢奴主義者不僅支持奴隸制的廢除,而且支持吸納重獲自由的人們作為美國社會的平等成員。
在內戰後的重建時期,平等主義主張被首次寫入我們的憲法和法律。但是南方各州多種族民主觀的出現激發了恐怖主義的反對浪潮,這些浪潮由三K黨和血族團體領導(Ku Klux Klan and kindred groups ),也就是三K黨徒(Klansmen )和在夏洛茨維爾遊行示威的新納粹黨的前身。重建時期的政府被一個個推翻,而在下一時代,白人至上主義又一次掌控了南方。
圖為芝加哥民眾為夏洛茨維爾暴力事件的受害者舉行紀念活動
當特朗普先生察覺到紀念邦聯領導人的雕像,是「我們」歷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後,他向那段黑暗時期致敬。如同所有的紀念碑,這些雕像所喚起的歷史時代感遠超過其落成的年代。修建邦聯紀念碑的狂潮始於19世紀90年代,因為在那時,南部邦聯正逐漸被理想化為所謂的「失敗的大業」,並且南方政治緊固在種族隔離的狀態之中。到了20世紀20年代,剝奪黑人的公民權、對其實行種族隔離和處以私刑的情況更是達到了頂峰。這些雕像是此種族主義及美國排他性定義之合法性的一部分。
歷史學家卡爾·貝克爾(Carl Becker)寫道,歷史是現在對於過去的選擇性記憶。歷史紀念碑(不考慮其他事項)是權力的象徵——指示著誰有權選擇歷史如何在公共場所中被記憶。
如果這僅僅是文化遺產的問題,那為什麼沒有詹姆斯·朗斯特里特副將(李將軍重要的副將之一)的雕像?不是因為他的將才不足;事實上,他還警告李不要進行致使葛底斯堡戰役落敗的皮克特衝鋒。朗斯特里特獲罪是在內戰後:他贊同黑人男性享有選舉權,以及指揮新奧爾良的都市警察。這些都市警察在1874年與試圖掌控國家政府的白人至上主義者進行過武裝敵對鬥爭。朗斯特里特不是白人至上主義的象徵;因此,他幾乎完全沒有資格成為那些長期控制南方公共記憶的人的紀念對象。
白人至上主義者舉起「南部邦聯」旗幟在李將軍的銅像前集合
正如所有歷史學家所知,在公眾理解歷史的過程中,遺忘與銘記起著同樣關鍵的作用。邦聯雕像不僅僅是紀念「我們的」歷史,正如總統宣稱的那樣。它們只尊重我們過去的一部分事實。在前奴隸州,哪裡有雕像是為了向包括400萬奴隸的南部大多數平民(他們站在合眾國,而非南部邦聯這一邊)致敬的?哪裡有為了奴隸制受害者而建的紀念碑?亦或是為了那些在重建期間,職位從美國參議員調到基層法院法官、再到教育局官員等數以百計的黑人議員而建的紀念碑?從歷史認知中排除黑人,已經成為了硬幣的另一面,而由此美化了南部邦聯。
自斯科特判決案起,在種族平等上,我們已經走了很長一段路。但我們的公共紀念碑建設還沒有跟上進度。夏洛茨維爾釋放的辯論是對「誰是美國人」進行的一次有益的重新審視,而「我們的」歷史與文化,則要遠比總統所認識到的複雜多樣、包羅萬象。
翻譯:小銘、Fi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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