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國家建構理論：從二維到三維

摘要：如果說權力對應著國家，權利對應著社會，那麼「國家—社會」的二維研究框架對於研究現代國家並不充分，它是對19世紀以來工業社會中一個重大事實的遺漏——資本的力量。

　　作者：中共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博士　曾毅

　　 一、現有國家建構理論簡述

　　現代國家建構(state-building)是政治學的基本問題。社會科學處理國家建構問題時，主要承襲了兩大主流傳統：韋伯傳統與馬克思傳統。所謂韋伯傳統，是指以科層制研究為核心的現代國家的組織問題；所謂馬克思傳統，則是以階級分析為核心的現代國家的功能問題。國內學術界並不是從國家建設角度看待馬克思的國家理論，更多的是批判的角度，但批判本身就是國家建設中要解決的問題。

　　國內學術界熟悉的是韋伯式國家組織主義學說。韋伯傳統關注的是自上而下的國家權力(power)，即現代國家如何「立」得住的問題，這與德國近代史上四分五裂的形態與渴望建立統一權威的衝動相吻合。這一傳統是現代國家建構理論的最主流路徑，西方社會科學的現代國家理論基本上都是由此展開的。例如，英國學者安東尼?吉登斯在《民族—國家與暴力》中對現代國家的人身監視、軍事暴力、工業主義特徵的描述；再比如，20世紀80年代起流行的回歸國家學派對國家自主性和國家能力的強調，都是依循著韋伯的國家組織主義路徑。

　　其實，比韋伯更早的馬克思傳統則開啟了社會權利(right)的研究視角。不同於韋伯傳統，馬克思的工具主義國家觀將國家視為經濟上居支配地位階級的統治工具，認為「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1]這反映了早期資本主義國家成長中面臨的重大問題，也提醒現代國家建構研究者們注意：一國疆域上普遍建立起合法壟斷暴力的機器，並不意味著國家建構的終結，還有各種各樣的國家成長中的問題值得警醒，最重要的一點莫過於如何保障在疆域內生活的居民的各項權利得以落實。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的批判味道十足的國家觀是理解現代國家建設的重要理論，比韋伯的國家觀更具有前瞻性。如果說韋伯是基於歷史而形成的國家觀，馬克思則是基於現實批判而導向未來的國家觀，因而馬克思的國家建設理論更值得深入發掘。馬克思主義所點燃的世界範圍內的社會主義運動和大眾權利運動直接導致了國家建構的另一個側面——「權利建設」被納入政治學的視野。二戰後「社會主義」和「民主」一躍成為普世性追求，進一步地，對於民主理論的爭論演變為國家建設之爭。西方學者紛紛將「政治參與」列為政治現代化和現代國家建設的重要指標之一。

　　簡要歸納來說，韋伯式國家觀解決的是「國家能力」問題，而馬克思主義國家觀則為現代國家建設研究帶來了自下而上的權利視角，使「國家正義」成為國家建設無法避免的主題。這樣，事實上形成了國家建設中的「權力觀」和「權利觀」。「權力—權利」的二元劃分也深深影響著中國學者的國家觀。[2]可見，無論是政治科學研究、政治哲學研究還是中國政治研究，都是圍繞兩個基本線索即國家權力和公民權利展開的。

　　筆者曾指出，僅僅以「權力—權利」二元劃分來研究現代國家建構存在諸多缺陷。由於缺乏比較歷史的視野，「權力—權利」二元對立的研究框架往往拘泥於靜態的概念描述，因此往往會簡單地將「民主—威權」、「國家—社會」進行對立，似乎現代國家建設的道路選擇是非此即彼的。然而事實上，從比較歷史的視角我們可以看出，「現代國家」不僅存在權力與權利之間的張力，更重要的或許來自權力建制之間的張力關係以及權利之間的衝突，權力與權利的關係遠比我們想像的更加複雜。現代國家建設的研究框架絕非「權力—權利」這樣一組概念對立這麼簡單，除了權力內部的先後次序與複雜張力，權利內部也有著不同的戰略次序。一旦加入了這個「歷時性」的視角，發達國家與後發國家建設的差異並沒有那麼大，並不是「威權主義—民主主義」這種靜態標籤能夠囊括的，更多的是一種戰略選擇。[3]

　　在進一步的研究中，筆者進而發現，僅僅以比較歷史分析的「歷時性」視角來突破「權力—權利」二維邏輯還是不夠的。如果說權力對應著國家，權利對應著社會，那麼「國家—社會」的二維研究框架對於研究現代國家並不充分，它是對19世紀以來工業社會中一個重大事實的遺漏——資本的力量。

　　為什麼要在國家建構研究框架中加入資本/市場？這首先要重新思考什麼是國家建構。在《政治發展的面面觀》中，派伊認為，現代國家建構中面臨著五種危機：認同性危機、合法性危機、滲透性危機、參與性危機、整合性危機。[4]這五種危機或任務大致是符合一個漸次順序的。即在解決了韋伯意義上的秩序、權力建構之後，才逐漸解決馬克思意義上的公民參與和福利分配的問題。這就啟發我們：民族國家建構是一個歷史過程。因此，國家建構與國家成長、國家治理之間的界限並不是截然分明。事實上，正如上述五個危機是交錯面對的一樣，國家建構與國家成長、國家治理也常常是交叉混合的。尤其對於後發國家而言，在全球化和互聯時代，更是要同時處理國家建設、成長、發展與治理多項任務。

　　理論的背後是活生生的歷史。現代國家建構的理論是隨著西方民族國家的興起而產生的。韋伯式國家觀回答的是國家如何實施有效統治的問題，可以說是國家建構的第一步。而「民主(政治參與)」被廣泛納入國家建構研究，則是在二戰後。隨著社會主義的發展、新興民族國家的誕生以及東西方的冷戰，「民主國家」成為一個關鍵詞。派伊、亨廷頓和阿爾蒙德等戰後理論家大大豐富了民主研究的內涵。可見，現代國家建構的理論不是一成不變的，也不是西方經典教科書中不可動搖的圭臬，而是可以隨著現實的發展不斷擴充的。僅僅以官僚制、主權獨立、壟斷權力為主要內容研究「民族國家建設」是不夠的，需要加入以政治參與、保障公民權利為內容的「民主國家建設」研究。然而，這些還不夠。既然作為社會權利的民主可以被加入現代國家建設的研究框架中，那麼在當今這樣一個政治經濟緊密結合的時代，「政治經濟關係」為什麼不能加入現代國家的分析框架中？作為權力的資本，在國家建設中基本被忽略，「權力」仍局限在傳統意義上的政治範疇，這將大大遮蔽我們這個時代的真相。因此，需要從經濟領域來重新認識權力，並拓展國家建構的研究維度。

　　二、第三維：從經濟權利到資本權力

　　對現代國家的討論離不開重要的第三維——資本權力。在歷史的維度上，很多國家在很多時期，其實是資本權力在主導著國家行進的方向，而作為一種來自社會的權力，既不同於國家權力，也不同於社會權利(權力)，因而必須、也只有把資本權力嵌入國家理論，國家建設或國家的基本結構才能得到更好的解釋。經濟權利最終演變為資本權力，這既是波蘭尼所說的市場從社會「脫嵌」的結果，也是歐洲國家成長中戰爭邏輯的體現。

　　1.從經濟權利「脫嵌」而來的資本權力

　　一般認為，與政治權利一樣，經濟權利更多是一種「權利」，包括市場經濟交易權、財產所有權等各項權利的總稱。我們的確可以將市場帶給普通公眾的自由選擇機會視為一種權利，然而，在國家建設的視野下，必須要認識到，在市場中異軍突起的資本已經不再是一種簡單的「天賦的權利」，更是上升為了「宰制的權力」。事實上，這是19世紀以來日益凸顯的一個全球性現象，直到今天仍然方興未艾。

　　幾乎是在兩個世紀之內，資本就由一種被呼籲的「天賦人權」迅速成長為強有力的權力。資本主義的內涵遠遠超越了經濟組織方式本身，更是成為一種社會組織方式和生活方式。這種經濟從政治、宗教、社會關係領域中獨立出來的過程，被社會主義學者卡爾?波蘭尼稱為「脫嵌」。[5]作為比民主主義來得更早的歷史洪流，資本主義本身需要得到更深入的反思。事實上可以說，國家、資本主義、民主主義是近代社會最重要的三個發明。資本脫嵌與大眾權利運動都曾深深地衝擊了古典的國家結構。

　　16～17世紀，現代意義上的財產權爭論開始出現。約翰?洛克是具有開拓性意義的關鍵人物。雖然對私有財產的保護從古羅馬時期就已有之，但正是洛克構建了財產權的理論基礎，財產權由此成為現代政治哲學的基礎性問題。洛克指出，財產權利與生存權利一樣，是符合自然理性和上帝啟示的自然權利。而這個論斷的正當性基礎在於人的勞動。由於每個人對自己的人身享有天經地義的所有權，那麼他所從事的勞動和他的雙手所進行的工作也必然是屬於他自己的。「所以只要他使任何東西脫離自然所提供的和那個東西所處的狀態，他就已經摻進他的勞動，在這上面參加他自己所有的某些東西，因而使它成為他的財產。」[6]財產因而成為勞動延伸的部分，勞動使人擁有正當的財產權利：「勞動使它們同公共的東西有所區別，勞動在萬物之母的自然所已完成的作業上面加上一些東西，這樣它們就成為他的私有的權利了。」[7]古典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沿襲了洛克的傳統，將勞動視為一切財富的源泉。

　　在政治思想中，自由主義代表著這樣一種信念：私有財產權利既然來自人的勤奮勞動的產物，那麼就是天賦人權和自由的基礎。這正是英國自光榮革命到工業革命的蓬勃發展時代精神的寫照。可以說，17世紀中期後的近一個世紀中，西方思想史上的財產觀念都是以「權利訴求」為核心的，勞動可以帶來財富，財產權是一切其他權利和自由的基礎。財產權沒有任何爭議，因為財產的佔有是以享有為度的。而且，「世界上天然物資豐富，消費者很少，一個人的勤勞所能達到的並對它獨佔而不讓別人分享的一部分物資數量很小」，[8]所以財產爭執和糾紛幾乎不會存在。第一次工業革命在歡歌笑語中滾滾向前，追求財富的權利看起來正當且可愛。不僅如此，功利主義更是將其推向極端，鼓吹一部分人的貧困正是社會前進的動力所在。

　　洛克式自由主義代表著新生階級的基本訴求，把財產權視為同自由、生命一樣的權利，而「光榮革命」以後的「議會主權」政府則是積極地保護著革命成果即新生階級的財產權。

　　這種局面到了19世紀中期急轉直下。第一次工業革命在帶來滾滾財富的同時也帶來了面目可憎的副產品——貧困，甚至是赤貧。貧困不再只是資本主義「附帶的痛苦」。卡爾?波蘭尼指出，在1696年英國的濟貧總費用大約40萬英鎊，而到了1818年羅伯特?歐文時代開始時，總費用已接近800萬英鎊。這120年內人口大約增長了兩倍，但濟貧費用卻增加了20倍，貧困化的意義浮上歷史的水面。[9]

　　馬克思最為深刻、最為系統地揭示了資本作為一種獨立力量的崛起過程，他在《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中批駁了「勞動財產同一說」的自由主義財產觀根基，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財產關係意味著勞動與財產的分離。首先是勞動者把土地當作生產的自然條件的那種關係的解體，即自由勞動的小農土地所有制的解體；第二種是勞動者是工具所有者的那種關係的解體，也就是手工業勞動形式的行會制度的解體；第三種是勞動者本身被當作生產客觀條件被人佔有的農奴制關係的解體，資本佔有的不是工人，而是他的勞動。[10]這些歷史過程的最後結果是：使一個民族的大批個人脫離以前作為其財產的客觀生產條件，變成自由僱傭工人，「他們唯一的財產是他們的勞動能力，和把勞動能力與現有價值交換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所有客觀的生產條件作為他人財產，作為這些個人的非財產，和這些個人相對立。」[11]這個勞動與財產相分離的過程，也就是自由工人與自由基金相對立的過程，「一方面，是自由的工人；另一方面，是資本」。[12]在《共產黨宣言》中，他的矛頭直指洛克—斯密式的私有財產權利說：「資本不是一種個人力量，而是一種社會力量。」[13]這個社會力量甚至有能力將國家變成管理其資產的委員會。

　　如果說馬克思是以階級分析為武器對工業化大生產進行了鞭辟入裡的批判，那麼，波蘭尼則對整個市場自由主義進行了批判。他認為土地、勞動力和貨幣都是虛擬商品，因為土地是自然的一部分，勞動力歸根到底是人類行為，而貨幣與信用供給是政府政策產物，這三樣東西都不能像其他商品一樣在自由市場上簡單交易。比起馬克思階級分析的批判力度，波蘭尼帶有環保主義、人文主義的批判顯得較為溫和，但是他卻道出了19世紀以來資本與經濟力量逐漸從社會中「脫嵌」的事實。在他看來，古典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這個時代是由國家的開創者托馬斯?莫爾和馬基雅維利、路德和加爾文開啟的；而寫作《論濟貧法》的湯森則屬於19世紀，這個世紀的一個典型特徵是社會(經濟社會)的存在，這個社會是由李嘉圖和黑格爾發現的，它不受國家法律的支配，恰恰相反，卻使國家服從它的法律。[14]對於波蘭尼來說，經濟的「脫嵌」帶來的後果比馬克思所看到的貧困和不平等更加可怕，甚至是一場災難。「由於這個正在浮現的社會其實就是市場體系。所以，人類社會現在就被置於一場危險之中，因為它的原有基礎，即部分地由從前的政治機體所構造的道德世界，很可能被一種完全陌生的東西置換掉。」[15]無約束的市場與有組織的社會生活二者之間的衝突，既是19世紀進步的動力，也產生了極大的緊張與張力，最終釀就了工業社會問題的替代方案——法西斯主義。

　　2.「戰爭製造國家」與資本權力的崛起

　　在研究西歐國家形成的過程中，歷史社會學家梯利提出了一個著名論斷即「戰爭製造國家，國家發動戰爭」。這個命題其實揭示了歐洲現代國家權力的來源，即軍事權力是國家最重要的權力。對此，邁克爾?曼在《社會權力的起源》中有著最為系統的考察。

　　前面我們闡述資本「脫嵌」而成長、壯大的過程(即17～19世紀)也正是歐洲現代國家形成、定型的過程。從1648年標誌著現代民族國家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到1815年拿破崙戰爭結束，最晚到1861年俾斯麥統一德國，其間歐洲從幾千個城邦國家最終演變為屈指可數的今天的現代國家，這個過程就是梯利所說的「戰爭製造國家」，為此這一時期國家的主要功能也是戰爭功能，這一點從國家財政支出比例上看得清清楚楚。

　　1695～1820年間，英國國家財政支出只有三大項：軍事開支、償還債務和民政開支，其中民政開支極其穩定，而且數量很少，基本不超過23％，其他大部分都用在軍事開支和償還債務。曼提醒我們，這時的英國是「憲政」國家，但其國家職能基本上是軍事性質的，而且其他職能都是由戰爭派生出來的。[16]不但英國的財政開支如此，歐陸的奧地利和北美的美國也大致如此。1795～1817年間，奧地利的民政開支基本上在20％左右，很多時候不到12％，其他都是軍事開支和償還債務。1790～1820年間，軍事開支從19％上升到55％，而民政開支從26％下降到16％。[17]

　　曼沒有告訴我們的是，在三大項財政開支中，軍事開支和償還債務其實可以合併為一項，因為政府所借債務基本上用于軍事開支，在當時的國家職能中，很難設想政府會為了民政事務去借債。這一點從18世紀初英法爭霸戰爭中可以看出來。人口規模、財政收入都遠不及法國的英國最終成了贏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英國政府的舉債能力。在「光榮革命」後的9年里，政府債務劇增到1700萬英鎊，而此時正逢9年戰爭(1689～1697年)，是政府堅實的財政基礎使英國贏得了這場戰爭。在18世紀每一場連續性的戰爭期間，收入、支出和債務都有很大增長。到1790年，在英國與法國為爭霸而開戰的前夕，英國的債務是2.44億英鎊，相當於該年歲入的15倍。[18]

　　進一步的問題是，在以戰爭為主的國家職能中，為了戰爭國家去舉債，向誰舉債？當然是金融家和企業家，比如至今仍然有巨大影響的金融家族羅斯柴爾德就是伴隨著19世紀初國家的戰爭職能成長起來的。

　　因此，戰爭在製造國家的同時，也催生了國家所依賴的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權力。結論用曼的話或許能準確地表達出來：

　　在軍事革命之後，任何國家都不能維持自己的自主性和在戰場上倖免殺戮之災。因此國家需要更多的財力，後來需要更多的人力。這就需要與組織得較好的社會集團，尤其是土地貴族以及貿易國家中的商業寡頭集團合作。這種合作逐漸演變成國家和支配性階級的有機聯合。不同的國家走上絕對主義路線和立憲主義路線，但它們都與支配性階級進行密切合作。國家精英和私人利益和行動範圍此時變得愈益難以區分。在17世紀和18世紀，開始有理由把國家說成是——用馬克思的話說——管理資本家階級共同事務的委員會了。[19]

　　所以說，在歐美，「資本的年代」並不是霍布斯鮑姆所說的1848～1875年，而是更早。當然，我們知道，霍布斯鮑姆所說的「資本的年代」即西方資本主義對全球的征服在1875年已經完成，資產階級的勝利是毫無疑問的，沒有受到任何挑戰。霍布斯鮑姆引用俾斯麥的話說：這個時代是「物質利益」的時代，而經濟利益是「基本力量」。[20]

　　至此，上文從「脫嵌」和戰爭兩個角度考察了從社會而來的資本權力，這個權力同從社會而來的國家權力一樣，一旦形成就有自我確認和再生的能力，從而形成另一種形式的巨大權力，即另一種形式、與國家權力並駕齊驅的「利維坦」。但是，在自由主義居統治地位的西方思想傳統中，從古典自由主義到當代新自由主義，伸張的是個人權利而撻伐的國家權力這個「利維坦」，其實每一個人都明白，資本權力和國家權力一樣壓制著芸芸眾生的個人權利，但是很少有人從資本權力的角度看待個人權利，更別說從資本權力的角度看到國家建設問題。

　　如前，如果說行為主義政治學的功績是將社會嵌入政治學而根本性地扭轉了政治學的方向，仿照行為主義政治學的做法，我們同樣有理由將資本權力嵌入政治學並更好地理解政治學的根本問題即國家建設與治理問題。事實上，當資本主義在19世紀末取得了世界範圍的勝利以後，就有了公共權力的屬性，這種公共性與國家權力的合流如此密切，以致很多人將二者視為一回事。但從國家自主性理論來看，儘管歷史上國家權力和資本權力密不可分，但兩者畢竟有結構性區分。單獨把資本權力作為結構性變數，無疑能更好地理解歷史上國家建設的成敗得失及其問題。

　　三、作為公權力屬性的資本權力

　　從公權力的角度看待資本權力在國家建設中的角色，比單純地把資本權力作為國家權力的一部分更能辨識同一個國家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政治與經濟的關係，甚至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所經歷的共同的政治與經濟關係。美國南北戰爭其實是資本主義對奴隸制的戰爭，資本主義最終取得勝利。勝利以後的資本主義一路狂飆，這一時期的商業階級被稱為「強盜貴族」(Robber Barons)，其不同於歐洲資本主義的特徵是：對商業買賣完全不加控制、不加管理，欺詐之風甚囂塵上，而且擁有私人法庭、私人軍隊，用歐洲的標準看已經屬於無政府狀態。在1850～1889年間，自行其是的治安義勇隊槍殺了530名真假不明的罪犯。大資本家已經成為這個國家的標誌。[21]1874年《國家勞工雜誌》中寫道：美國人民曾一度是他們自己的統治者，「沒有其他人能夠或應該成為他們的主人」，而如今，「這個夢想已經無法實現。……這個國家的勞動大眾……很快就會發現，資本就像專制王朝一樣堅不可摧。」[22]因此，在美國這樣典型的自由資本主義國家(相對於歐洲大陸的福利資本主義國家和東亞的國家主導型資本主義國家)，不考察資本權力，就根本無法認識國家建設和國家成長的真實過程。

　　從資本權力考察國家建設，不僅是理解歷史的需要，更是當前國家建設的現實需要。那麼，到底從什麼角度看待作為公權力的資本權力呢？或者說，既有的相關知識和實踐給予我們什麼樣的啟示？

　　首先，資本權力和政治權力一樣約束著個體。英國哲學家羅素認為，權力對個體發生的影響，主要有以下幾個方式：「甲、對一個人的肉體直接行使有形的權力，例如監禁或處死；乙、以賞罰為誘導手段，例如僱傭或解僱；丙、對於一個人的意見施加影響，也就是進行最廣義的宣傳。」[23]羅素事實上是從政治、資本、文化諸角度來考察「權力」。

　　其次，資本權力是國家權力的來源或結構性權力。邁克爾?曼認為社會權力有四個來源：意識形態的、軍事的、經濟的和政治的，它們構成了一個交疊的社會互動網路。[24]林德布羅姆則以「社會控制要素」研究國家對公民的控制手段，這種控制要素包括交換、權威和說服。在這裡，交換對應著市場，權威對應著政府，而說服則對應著意識形態；[25]再比如，新制度經濟學者諾思的「國家、產權、意識形態」三要素理論，[26]及歷史制度主義學者豪爾的「利益、制度、理念」三要素理論，[27]都是立足於人類共同體最為基本的三種組織形式——政府、市場和意識形態，也就是人類共同體最重要的三個領域——政治、經濟、文化。

　　再次，資本權力決定或直接影響著民主的樣式和狀態，影響著國家建設的成敗。從實質民主的意義上講，民主意味著民眾對權力的分享。政治學擁有如下共識：具有天然擴張屬性的權力必須得到制約，才能保障作為社會下層的民眾的福祉，才能接近真正的民主。對權力的再認知，成為對當代自由民主社會反思的起點。傳統政治學將權力等同於政治權力，因此約束權力的方法來自橫向的制約(權力分立與制衡)與縱向的大眾控制(民主選舉)；而當經濟權力這匹脫韁野馬闖入歷史的田野中時，如何去制約經濟權力便也成為學者必須直視的問題。

　　羅素敏銳地意識到經濟權力的崛起，這些論斷在近一個世紀後同樣奏效：「我們已經知道，作為近代技術的結果，各種組織是怎樣成長、合併以及擴大它們的範圍的；不可避免的結果是：國家要麼必須承擔起越來越多的經濟職責，要麼必須讓出一部分權力給那些強大得足以抗拒或操縱國家的私人大企業。國家對這樣的企業如未取得支配權，就成為這些企業的傀儡，而這些企業就成了真正的國家。」[28]

　　林德布羅姆進一步指出企業家在現代國家中的優越地位，一個國家中不同集團的權力是不對稱的，並非多元主義者所勾勒的那麼完美、和諧的公平競技場。在市場經濟的國家裡，勞工集團、實業家集團顯然並不處在一個權力水平線上。實業家擁有得天獨厚的三重優勢：極其雄厚的資金來源、一切就緒的組織結構和接近政府的特殊渠道。「在所有的私有企業制度中(不論是否為多頭政治的制度)，公司的決策者都決定著一個國家的工業技術、勞動組織的形式、產業的位置、市場的結構、資源的配置，以及當然還有經理們自身的酬勞和地位。在有關生產什麼、用什麼數量生產的位置上，他們也是直接的或近似的有權力的決策者，儘管他們要服從於重要問題上的消費者控制。簡而言之，在任何私有企業制度下，一系列主要的決策被轉移到實業家手上，不論是小的還是大的政策。它們取代了政府的議事日程。因此，對他們加以廣泛的觀察的話，實業家們已成為一種公共官員，並行使著公共的職能。」[29]這樣的結果是——正如波蘭尼所意識到的「脫嵌」——「公共政策的一大片領域已從多頭政治的控制下掙脫。」[30]也就是說，實業家擁有的大量權力，成為自由民主體制下的一個盲區，使這部分支配被掩蓋在被人忽略的角落。

　　有見地和大眾關懷的學者對於這樣的民主制度必然是不滿足的。在他們看來，「民主不僅是必需的，而且還需是真實有效的」。[31]羅素指出，要獲得有實效的民主，就是讓一般公民獲益。政治上的民主主義只解決了問題的一部分，但並沒有全部解決。「舊式的民主主義和新式的馬克思主義都旨在節制權力。前者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它僅僅是政治的，後者之所以失敗，則因為它僅僅是經濟的。不把二者結合起來，問題是不可能得到解決的。」[32]將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結合起來，雙管齊下，共同約束權力，就要既看到普通民眾對於資本崛起的無力感，在經濟上保證公正；又要避免緣木求魚，避免經濟所有權的上收形成一種新的強制。這就要看到現代經濟中所有權與管理權的分立，要對掌握經濟管理權的人進行制約和監督。國家與大型經濟組織是現代社會的兩大最重要的組織結構。把權力集中在這樣的組織中，對普通公民來講必然會妨害有實效的民主。因此，要達到有效民主，就要使權力在運轉過程中儘可能分散，給「下級組織大量的自治權」，使民主、地方分權、法治處罰真正落實。

　　林德布羅姆也持類似的觀點。他眼中的「民主」必須要發揮實際效果，因此，除了在政治上的「多頭政治」控制之外，還要努力克服實業家特權的影響力。「誰在市場中擔當主要領導？實業家。誰在貫徹有特權的實業界控制時擔當主要領導？當然是實業家。誰在多頭政治中擔當主要領導？是發揮的大得不成比例的影響的實業家。」[33]在這裡，林德布諾姆事實上提出了「不平衡的多元主義」思想，即美國政治是一種事實上的由實業家主導的寡頭政治。

　　除了在現實層面實業家階層大得不成比例的影響力(對利益集團、政黨、選舉等的影響)之外，在一個多頭制(民主)社會，實業家的影響力還以另一種形式悄悄、根深蒂固地存在著。這便是林德布洛姆所謂的「循環控制」。這種訓導、潛移默化的說服，通過輿論宣傳工具引導著普通民眾，「每個普通的大眾媒體都負荷著實業界意識形態的一個沉重貨物」，[34]擁有著龐大資源和影響力的實業集團通過這種潤物細無聲的意見引領、輿論操控，使普通民眾慢慢地接受了他們的主張，「從而公民們的決斷不是服務於自身的利益而是服務於實業家們的利益。公民們這時變成了實業家們的盟友」。[35]這些盟友包括媒體人、學者和年輕人等等。每個人都為了獲取更多的社會經濟資源而努力，因此，「主要的美國報紙和它們的許多專欄作家仍然堅守私有企業制度的根本，美國是所有多頭政治中最受階級意識支配的一個國家」。[36]

　　資本一直是最有影響力的力量之一，而普通民眾則一直處於權力的下游。民眾無法與資本抗衡，除非國家介入。因此，「民主」還意味著對資本的約束。誰來約束？國家。因此，在民主理論中，絕不是將國家驅逐出去，民主需要國家約束資本集團，確保資本不侵佔民眾的利益、左右民眾的觀念。但是，到目前為止的所有自由民主理論，幾乎都是主張個人權利對抗國家權力，而有意無意地模糊或遺忘資本權力對個人權利的壓制。結果，對於很多國家而言，國家建設中的民主化運動與其說敗給國家，不如說敗給了資本集團。也就是說，國家建設進程中的民主化事實上是國家、資本和大眾三方之間的博弈，而不單是國家權力與個人權利之間的遊戲。

　　民主化成敗本身，也正好說明作為國家建設的結構性權力即資本權力不能被忽視掉。或者說，對於那些已經完成國家建設的發達國家而言，資本權力決定或直接影響著民主的性質與質量；而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資本權力則是直接影響著國家建設成敗的因素之一。

　　四、第三維度國家建設理論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考察資本權力的政治社會理論並不少見，尤其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脈絡中，新馬克思主義將其發揚光大，比如從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到普朗查斯的國家自主性理論。但是，如果將資本權力納入國家建設理論之中，作為政治學元理論的國家理論不但更豐富、也更接近真相，還可以從這個元理論去理解和豐富相關的重大理論，尤其是理解西方政治學的主流理論即民主化理論，理解國家建設中的民主化成敗這樣的根本性問題。

　　1.在理論上，第三維度的國家建設理論具有多重意義，其中最直接的意義是豐富我們熟悉的國家—社會理論。在傳統的國家社會關係理論上，人們習慣於二元對立思維。其實，自資本主義全球化以來，國家的內部關係已經不再是二元的，而是三元的，即國家—資本—社會，其中國家與資本的關係既密切合作又有可能對抗或出現矛盾，如新馬克思主義的結構主義國家理論所研究的；而資本與社會的關係似乎更多的處於一種對立性狀態，由此而演變出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對立。歷史上大量的國家建設之所以失敗，都是因為三者之間的關係，而不是簡單的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可以把諾思的國家悖論納入進來。在諾思看來，國家租金最大化與社會產出最大化存在與生俱來的悖論：產出最大化就是要追求更大的利潤，但是國家即統治者的這一訴求可能有損最有勢力選民集團的利益，從而難以實現。這就是解釋荷蘭、英國興起而法國、西班牙滯後的國家理論和產權理論。[37]其實，最有勢力選民集團就是資本集團或者說支配階級。也就是說，歷史的進程大多數時候是國家與支配階級之間的遊戲，而社會大眾的合作或者反抗不過是二者遊戲的副產品。

　　2.第三維度的國家建設理論不但豐富了國家—社會關係理論，還豐富了政治學的另一個元理論——政體論。筆者曾研究了比較政治經濟學視野下的政體問題，而比較政治經濟學是關於國家、資本和社會的三維度理論。林德布羅姆通過社會控制要素即交換(市場)、權威(政府)和說服(意識形態)比較兩大政治制度，發現其中的政治過程差別並不是想像的那麼大。而林德布羅姆給我們的啟示是：以往政體研究，無論是舊制度主義對憲政結構的描述(權力之間)，還是行為主義對大眾化控制的描述(權力—權利之間)，都沒有涉及一個政治共同體中最為重要的方面：政治—經濟關係。如果說國家和市場是迄今為止人類最重要的兩項組織形式，那麼這就是一個不可原諒的遺漏。在亞里士多德那裡，政治—經濟關係是被考慮的因素，隨著經濟結構和階級關係的變化會相應地發生「政體變更」，而後來者卻常常忽略了這個重要的思想遺產。因此，將市場和政治經濟關係重新納入政治學的視野，不僅完善了政治學的研究對象，更在「政體觀」的意義上有所突破。[38]它發現了市場這個制度對於一國宏觀制度的深刻影響，同時關注不同行為體在市場中對權力和資源的爭奪，而這是每天都真實發生在我們身邊的事實。

　　政治—經濟關係分析法與政策分析法密切相關，因為在一個實行市場經濟的現代國家中，大量公共政策都是帶有經濟性質的。「在政策制定者和普通公民之間，有許多其他的特別參與者，他們在各種制度的政策制定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這些人包括：利益集團領袖、政黨工作人員、新聞記者和其他輿論領袖，企業家、恐怖分子，以及城鎮或其他政府下屬的官員。另一個經常被遺忘的集團就是外國政府官員，他們也能產生起支配作用的影響。」[39]而在這所有的參與者中，最活躍也最有力的莫過於利益集團領袖。將利益集團和實業家即資本集團納入政策分析的框架，在政治—經濟互動中觀察一國政治制度，這將大大豐富政體論的研究要素。也就是說，這個視角使我們不會再止步於以選舉而劃分民主與非民主；政治過程中的政體、尤其是資本集團主導下的政治過程中的政體遠比民主—非民主二分法複雜。

　　3.對民主化理論的意義。民主化理論是國家建設理論和政體理論的衍生品，但是因為理論前提的遺漏或者誤導，即國家建設理論和政體理論本身的結構性缺失，進而影響了學術界對民主化的認識和判斷。一個明確的事實是，第三波民主化國家很多都陷於困境，為什麼？西方學術界從經濟上的解釋就是經濟發展與民主化的關係，普沃斯基的著名研究成果是：經濟發展與民主化沒有必然聯繫，但是經濟發達國家相對於經濟落後國家民主化的成活率更高。英格爾哈特的結論是：經濟發展推高了年輕人的價值觀表達願望，而價值表達即利益表達必將帶來民主化。這些就是經濟視角下的民主化解釋的最高成就了。但是，具有強烈的價值觀表達的群體必然是擁護民主的嗎？泰國的政治、「阿拉伯之春」都是反例，即中產階級或公民組織表達的最終可能是反對民主。再者，既然經濟發展與民主化沒有必然聯繫，所謂經濟發達與民主成活率之間的關係至多是一個靜態的描述，而不是什麼重大發現。

　　西方學術界之所以不能在經濟視角下取得更大的民主化理論突破，說到底是因為其捍衛的自由主義價值背後的財產權關係。試想，如果從產權角度看問題，捍衛財產自由的資本集團必然與呼喚平等的大眾民主產生矛盾。事實上，從俄羅斯民主的失敗，到「阿拉伯之春」變成「阿拉伯之冬」，再到泰國的循環式政治動蕩，背後都有財產自由權與大眾平等權之間的張力。[40]因此，民主化不是簡單地反對國家權力，不是社會與國家之間的博弈，民主化可能同時反對的是資本權力與國家權力，是國家、資本和社會三者之間的博弈。這樣，民主化事實上又變成了理解國家建設的一個個鮮活的案例，反過來，只有三維視野下的國家建設理論才能更好地理解民主化。

　　無論是三維的國家建設理論，還是政體理論，以及作為二者衍生品的民主化理論，無疑又都是現實中的實踐問題。因此，三維的國家建設理論的理論意義本身就是其實踐價值。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著：《共產黨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頁。

　　[2]徐勇：《「回歸國家」與現代國家的建構》，《東南學術》2006年第4期；林尚立：《走向現代國家：對改革以來中國政治發展的一種解讀》，載黃衛平、汪永成主編：《當代中國政治研究報告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周光輝、彭斌：《構建現代國家：以組織化、制度化與民主化為分析視角》，《社會科學戰線》2009年第6期；任劍濤：《國家理由：國家稟賦的或社會限定的》，《學術研究》2011年第1期；易承志：《試論現代國家與公民權的內涵及兩者之關係》，《太平洋學報》2010年第3期；王家峰：《在權力與權利之間：現代國家建構的歷史邏輯》，《天津社會科學》2010年第6期。

　　[3]曾毅：《「現代國家」的含義及其建構中的內在張力》，《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2年第3期。

　　[4]魯恂·W.派伊菩，任曉、王元譯：《政治發展的面面觀》，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

　　[5]卡爾·波蘭尼著，馮鋼、劉陽譯：《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

　　[6][7][8]洛克著，葉啟芳、瞿菊農譯：《政府論》(下篇)，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年，第18、18、20頁。

　　[9][14][15]卡爾·波蘭尼著，馮鋼、劉陽譯：《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第95、96、100頁。

　　[10][11][1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98～504、504、506頁。

　　[13]馬克思、恩格斯著：《共產黨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2頁。

　　[16][17][19]邁克爾·曼著，劉北成、李少軍譯：《社會權力的起源》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53、654～655、695～696頁。

　　[18]參見溫格斯特：《有限政府的政治基礎：17—18世紀英格蘭的議會和君主債務》，載德勒巴克、奈主編，張寧燕等譯：《新制度經濟學前沿》，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253～293頁。

　　[20]霍布斯鮑姆著，張曉華譯：《資本的年代：1848—1875》，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0頁。

　　[21][22]霍布斯鮑姆著，張曉華譯：《資本的年代：1848—1875》，第190～193、194頁。

　　[23][28]伯蘭特·羅素著，吳友三譯：《權力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232頁。

　　[24]邁克爾·曼著，劉北成、李少軍譯：《社會權力的起源》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25]查爾斯·林德布洛姆著，王逸舟譯：《政治與市場：世界的政治—經濟制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26]諾恩著，陳郁、羅華平等譯：《經濟史上的結構與變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27]彼得·豪爾著，劉驥等譯：《駕馭經濟：英國與法國國家干預的政治學》，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

　　[29][30][33][34][35][36]查爾斯·林德布洛姆著，王逸舟譯：《政治與市場：世界的政治—經濟制度》，第249、249、288、294、294、334頁。

　　[31][32]伯蘭特·羅素著，吳友三譯：《權力論》，第235、231頁。

　　[37]諾思著，陳郁、羅華平等譯：《經濟史上的結構與變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38]曾毅：《政治科學視野下的政體觀》，中國人民大學博士論文，2013年。

　　[39]查爾斯·林布隆著，朱國斌譯：《政策制定過程》，北京：華夏出版社，1988年，第54～55頁。

　　[40]參見楊光斌：《民主的變種與當前世界政治大勢》，《人民論壇》2013年9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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