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方論叢】明洪武朝開平衛的設立與北邊防禦體系的建設

元末，農民起義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統治，元朝勢力北撤塞外草原，史稱「北元」。北元君臣一心欲圖恢復中原，時時南下，給新生的明王朝帶來極大的政治與軍事壓力。明朝為加強北邊防禦，在北邊要塞地區建立軍事衛所，開平衛就是在元上都故城上建立起來的一處重要衛所。其名源自蒙元初期忽必烈潛邸時期的機構——開平府。

明初，開平地區處於明與北元對峙的前沿，其發展變遷集中反映了明與北元複雜的鬥爭形勢。對於開平衛，迄今為止只有李逸友先生從考古學視角對其相關遺存進行了研究[①]，除此再無專文論述。一些有關明代北邊防禦體系研究的論著多是從宏觀視角進行整體研究，本文以相關文獻史料為主，結合考古資料，對明初開平衛的設置及北邊防禦體系的建設作一探討。

一、上都的陷落

元至正十八年（1358年）十二月，關先生、破頭潘等人率領的紅巾軍由大同直趨元上都，「焚宮闕，留七日」[②]，基本毀掉上都城。明洪武元年（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七月二十九日，元順帝從大都退往上都，經行半月，八月十五日「車駕至上都」，欲以上都為據點，圖謀恢復。可是，元廷和地方武裝存在矛盾，協調配合不力，在明軍強大的攻勢下，地方武裝被各個擊破，守在上都城的元廷也岌岌可危。「上都經紅賊焚掠，公私埽地，宮殿官署皆焚毀，民居間有存者。遼陽行省左丞相也速公獻幣二萬匹、糧五千石至，始有自存之勢矣」[③]，其殘破之狀可見一斑。

洪武元年十二月，徐達佔領太原，擴廓帖木兒向甘肅逃走，明軍據有山西全境。[④]洪武二年（1369年）五、六月間，常遇春等率領的明軍擊退了北元將領也速等對北平、大同的進攻，並乘勢向開平進發，迅即攻克開平，時北元勢力已北撤，隨後又追擊數百里，生擒宗王慶生及平章鼎住等人。[⑤]七月，班師途中，常遇春病逝於柳河川。同年十月，朱元璋遣使致書元順帝妥懽帖睦爾。在書信中，朱元璋表露了他的御邊方略，同時也透露出當時故元勢力仍佔據開平地區。可知，常遇春雖已攻克開平，但因病重班師，未在開平駐軍防守，致使北元勢力重又佔據開平，明朝尚未在開平及其周邊的草原地區掌握主動權。[⑥]

究其原因，第一，明軍剛剛進入漠南地區，立足未穩，北元勢力還十分強大，尤其是在失去大都以後，必將上都城視為根本，明朝尚難以有效控制所佔城池；第二，當時明軍兵力均集中於山西大同、太原、北平等重要城市或要塞重鎮，對極邊之地，尤其是開平這樣的前沿陣地不敢盲目駐兵，恐陷於被動防守之局。洪武初期，明軍北進可謂是節節勝利，從後來洪武五年朱元璋「永清沙漠」的戰略決策可知，明朝最初不以防禦為主，而是積極征討，從正北、西北、東北三面出擊，就當時明與北元對峙的形勢來說，開平地區的戰略價值並不大；第三，明軍大將常遇春的突然病逝，必造成軍心動搖，促使明軍無法在剛剛佔領開平之後進行駐守，只能先南撤，以圖穩固。

洪武三年（1370年）二月，明朝再次北征，兵分兩路：大將軍徐達出兵甘肅，敗擴廓貼木兒；李文忠為左副將軍出居庸關，先攻克興和，率兵嚮應昌進發，路上抓獲一名蒙古騎兵，經過審問，得知元順帝妥懽帖睦爾已於四月二十八日駕崩，這名騎兵準備從應昌去開平報喪。隨後，李文忠迅速進兵，攻克應昌城，俘獲順帝嫡孫買的里八剌等人，「遂進次開平，元平章上都罕等降」[⑦]，暫時控制了開平、應昌至大同地帶，元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從應昌遠奔漠北。

二、洪武初期的開平地區

明初佔領開平以後，究竟如何管轄開平地區？《明史紀事本末》、《明史》、《大明會典》等文獻記載均較為簡略。

《明史紀事本末·設立三衛》卷二十：

「洪武初，李文忠克元上都，設開平衛守之」。[⑧]

《明史·地理志一》卷四十：

「開平衛。元上都路，直隸中書省。洪武二年為府，屬北平行省，尋廢府置衛，屬北平都司。」[⑨]

《明史·兵三》卷九十一：

「先是，李文忠等取元上都，設開平衛及興和等千戶所，東、西各四驛，東接大寧，西接獨石」。[⑩]

《大明會典》卷一百三十《鎮戍五·各鎮分例二·宣府》：

「國初，逐虜漠北。即元上都，設開平衛守之」。[11]

《大寧考》：

「國初即其地設開平衛，置馬驛八」。[12]

《全邊略記》卷三《宣府略》：

「洪武元年，忠武王遇春破虜於漠北，即於元之上都設開平衛守之」。[13]

《口北三廳志·古迹》卷三「開平故城」條援引《職方圖考》：

「明初，即其地，設開平衛」。[14]

綜合各文獻記載可知，洪武二年或三年五月李文忠攻克上都以後，上都路改為開平府，劃歸北平行省管轄[15]，後改設開平衛。一些研究論著也據此認為開平衛設於洪武二、三年之間。[16]

元朝時，地方行政建制分為路、府、州、縣四級，明朝初期去路，以府、州直屬行省。開平地區在元時有上都路，下轄有一府六州十五縣。明初，因忙於徵戰，其建制仍循元朝舊例。上都是元朝都城之一，攻佔以後，自然不能再作首都，便撤掉路的建制，降為開平府，隸屬北平行省。洪武九年（1376年），明朝變更地方行政區劃，將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陝西、湖廣、山西諸行省改為承宣布政使司，開平地區成為北平布政使轄地。上文已述，洪武二年明軍攻克開平以後，並未駐軍防守。因此，洪武二年將上都改稱開平府，我認為有名無實。因當時戰事緊蹙，實際上難以開展有效的實質性的行政建制工作。

那麼，「尋廢府置衛」之事是否發生在洪武三年以後不久呢？檢索明代基本文獻《明實錄》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以前的記載，均未有「開平衛」稱呼，只稱「開平」，甚至偶有稱其「上都」者[17]，而其他北方衛所，設置以後均稱「衛」，如東勝衛等。文獻中記載的「明初即其地設開平衛」或「即於元之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等敘述，均應為籠統的說法，在洪武二年至洪武二十九年之間，明朝政府無暇設置開平衛並置兵防守。其所謂的「明初」應是一個較長的時間概念，可能指整個洪武一朝。

此外，與開平相互連通的興和守御千戶所，元朝時為興和路，明軍攻佔以後，洪武三年改為興和府，《明史》中籠統的記載「屬北平布政司」[18]，其實當時應隸屬北平行省。洪武四年以後廢，直至洪武三十年才正式置所。[19]期間同樣因為明朝北部防線的南撤，成為明與北元對峙角逐之地。開平與興和唇齒相依，置廢基本同步，可以解釋《宣府鎮志》中為何會將開平衛的設置與興和守御千戶所放在一起敘述：

「高皇帝洪武元年，明大將軍徐達取大都，元主如開平。二年，征虜將軍常遇春兵至開平，都督汪興祖兵至興和，元主乃奔應昌，遂取之。因置開平衛指揮使司與興和、懷來俱守御千戶所。」[20]

洪武五年（1372年）嶺北慘敗以後，明朝不得已將北部防線收縮在今山西、河北北部、北京一帶，開平地區成為明與北元對峙、角逐之地，喪失對該地的實際控制權，設府、置衛均無從談起。

北元勢力在明朝步步緊逼的軍事打擊和招撫之下，或被擊退遠遁漠北，或紛紛降明，明朝得以控制漠南大部分地區。洪武五年，明朝在北征節節勝利的情況下，朝廷上下一致認為應乘勝追擊，「鼓率將士，以剿絕之……永清沙漠」[21]，尤其是武將，紛紛摩拳擦掌、躍躍欲試，欲以十萬兵北征，儘管朱元璋生性謹慎，採取了「兵須十五萬，分三道以進」的方略，徐達、李文忠、馮勝分別率軍出從中、東、西三路北征，但結果卻只有西路軍獲勝，中路和東路均在嶺北遭致慘敗，這一役成為明與北元對峙格局的轉折點。北元軍乘勢南下，紛紛襲擊明朝沿邊城塞，重新進入漠南地區，進逼至興和、開平、東勝和亦集乃一帶，致使故元宣寧縣（今內蒙古涼城縣麥胡圖鄉淤泥灘古城）、興和、雲內州（今內蒙古土默特左旗東南）、斷頭山（在今內蒙古卓資縣一帶的大青山中）及東勝衛等地再次被北元勢力控制。羈縻衛所官山等衛也不復存在，原降附明朝的沿邊諸王、軍民或南遷，或歸附北元。朱元璋不得不對北元的政策作出重大調整，轉而以防禦為主，並將整個防線南縮，開始重點經營大同、宣府至北平一帶的邊防。洪武六年（1373年）八月，命徐達、李文忠等，赴山西、北平等地練兵防邊，並叮囑守將們，「略荒裔之地不如守邊。……御邊之道，固當示以威武，尤必守以待重，來則御之，去則勿追，斯為上策。若專務窮兵，朕所不取，卿等慎之」[22]，可知，經此一役，明朝不再抱有「永清沙漠」的幻想，轉而以「守邊」為上策。

明朝為加強北部邊境的防禦，「又詔山西都衛於雁門關、太和嶺並武、朔諸山谷間，凡七十三隘，俱設戍兵」[23]，沿邊各隘口、要衝均修築關塞駐守。同時，徙沿邊州縣之民於內地，以斷絕這些「攜貳之民」與北元的聯繫。自嶺北之役以後至洪武二十年納哈出投降明朝的期間，明與北元對峙的控制範圍較之前有了很大的變動，由此重新劃分軍事分界線。達力扎布先生曾探討過雙方在洪武五年以後的對峙疆界[24]，開平地區成為明與北元對峙角逐之地，在明朝沒有實力再次出擊北元之前，明朝很難有效控制開平地區。

經過十多年的休養生息和對北邊防禦的經略，明朝國力恢復，具備了再次出擊北元的條件和時機。洪武二十年（1387年）、二十一年（1388年），明朝大將馮勝、藍玉先後迫降北元丞相納哈出，擊敗脫古思帖木兒汗。北元勢力遠遁，明朝北邊防線再次向北推進，為鞏固勝利成果，開始在更北的地帶重新構築防禦體系。

首先是宗王出鎮制度的建立。洪武年間，朱元璋在北部沿邊地區共分封了九子：秦王（西安)、晉王（太原）、燕王（北平）、谷王（宣府）、肅王（甘州）、遼王（遼陽）、寧王（大寧）、代王（大同）、慶王（寧夏）。「此九王者，皆塞王也，莫不敷險隘，控要塞，佐以元戎宿將，權崇制命，勢匹撫軍，肅清沙漠，壘帳相望。」[25]同時，還經常派遣宗王出邊巡狩。洪武二十四年三月，「命齊王槫率護衛騎兵於開平近地圍獵。」[26]在開平周邊地帶圍獵，時間大約在當年的三月至八月，名為圍獵，主要為了防禦蒙古軍隊，這是朱元璋宗王出鎮制度的一個具體表現。洪武三十年夏四月，朱元璋敕諭晉王「備邊十事」，包括檢閱開平地區的駐軍情況，設置斥侯，開展屯田生產等邊務，並交由晉王等全權負責。[27]。朱元璋認為「北騎南行，不寇大寧，即襲開平」[28]，可見，朱元璋認識到北邊防禦的重點地段是大寧、開平等地。因此，他為以燕王朱棣為首的出鎮宗王制定了戰守方略，「可召西涼、開平、遼東諸將，分左右翼，爾與代、遼、寧、谷諸王居中策應，彼此相護，首尾相救」[29]，如此尚能保全。

其次是駐兵防守。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把北征的騎兵留在開平、興和和興州（今河北灤平縣）幾個據點駐守：

「今上留征進馬軍於上都，或興和、興州，相度便益，令都督、都指揮總率屯駐，常往來閱視，其公侯悉遣還京。」[30]

可知，只有再次擊敗北元之後，明朝政府才有能力在開平地區派駐軍兵把守，此前根本無法駐兵，遑論屯田、設衛，實施有效管轄。

第三，開始大規模設置衛所。開平以東地區有：洪武二十年設置大寧都司，並置大寧衛，洪武二十一年大寧都司改為北平行都指揮使司，並陸續設置新城衛、富峪衛、會州衛、榆木衛、全寧衛等。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五月，「置泰寧、朵顏、福餘三衛指揮使司於兀良哈之地，以居降胡」[31]。開平以西地區有：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分置東勝左、右、中、前、後五衛[32]。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明朝政府「置大同後衛及東勝左右、陽和、天城、懷安、萬全左右、宣府左右十衛於大同之東。高山、鎮朔、定邊、玉林、雲川、鎮虜、宣德七衛於大同之西，皆築城置兵屯守」[33]。

第四，修築長城防禦工事，配合衛所實施點線綜合型防禦。在今內蒙古地區中部烏蘭察布和呼和浩特境內，東西綿亘著一道長城，起止點分別為烏蘭察布市興和縣南晉蒙交界處和呼和浩特市清水河中部一帶，長達320公里，恰好位於山西北部，西接河套地區，東聯開平、興和地區。相對於晉蒙交界處的「大邊」，當地人們均稱這道邊牆為「二道邊」、「二邊」或「次邊」，至今沿線還有許多村莊稱為邊牆村、二道邊村等。在豐鎮市隆盛庄鎮東面的蘭家溝村東北1.4公里處雙台山西北坡的長城牆體附近，有一處石刻題記[34]，題記共56個字，內容如下：

「題記」大明洪武貳拾玖年歲次丙子四月甲寅吉日山西行都指揮使司建築隘口東山坡至西山坡長貳千捌拾捌丈□□壹拾壹里陸□煙墩三座」

根據明代計量單位換算，2088丈（貳千捌拾捌丈）=6598米。因此，刻石記載修建了大約6598米的長城牆體。[35]根據石刻題記分析，石刻附近的部分牆體修建時間為洪武二十九年，但這段長城長達320公里，可能不會在一年時間內建成。題記落款是山西行都指揮使司，其設立於洪武八年（1375年），但不應據此認為這是修建長城的時間上限，因為洪武五年的嶺北慘敗致使明朝在洪武二十年（1387年）之前喪失了對此地的實際控制權，洪武二十年以後才有可能在此處修建長城。因此，其上限不會早於洪武二十年。至於其下限，應是洪武二十九年左右。因建文元年（1399年）建文帝即位伊始便開始實行削藩，以致引起燕王朱棣「靖難之役」，無暇顧及北邊防禦建設，因此下限時間不會晚於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修建這段長城與建立東勝、雲川諸衛的時間相隔較近，說明為同一時間修建的一整套防禦體系，這段長城是明與北元在洪武二十年以後的新邊界。

洪武二十六年所建的鎮朔衛（今山西左雲縣）、定邊衛（今山西右玉縣右衛鎮）、雲川衛（今內蒙古和林格爾縣大紅城鄉）、玉林衛（今內蒙古和林格爾縣新店子鄉榆林城）、鎮虜衛（今內蒙古托克托縣黑城）、高山衛（大同市以西高山鎮）、宣德衛（今內蒙古涼城縣麥胡圖鄉淤泥灘城），都位於這條長城之南，以這些新設立的前哨陣地的衛城為據點，以這段長城為防禦線，共同構成了一道完整的點、線結合的綜合型防禦體系。

第五，構建驛傳預警系統。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五月，由兵部與北平布政使司商議設置驛傳。「自大寧至廣寧東路，四百八十五里，置十驛；中路北平至開平七百六十五里，置十四驛；西路至開平六百三十里，置十三驛；土木至宣府一百里，置二驛。」[36]通過設立驛傳，初步規划了洪武朝的東北部防禦線，自東向西依次為：廣寧——大寧——開平。其中西路北平至開平之間的驛傳，《讀史方輿紀要》卷八十一附見「廢開平衛·涼亭」條記載：

「<山水記>：開平南五十里，曰東涼亭。又四十里曰瀋河，五十里曰叭八，六十里曰黃崖，五十里曰灤河，又五十里曰灰嶺，六十里曰古城，又五十里曰青松。又南五十六里，即古北口矣。此洪武二十七年所置驛路也。」[37]

《明實錄》中記載為13處驛站，上述史料記載如果加上古北口才9處，其餘4處應位於北平至古北口之間，根據元代古北口驛道的路線，這4處驛站應在今北京順義縣、密雲縣境內，具體地點待考。

經過洪武二十、二十一年的再次出擊北元，明朝解除了北部邊境的威脅，在開平以東、以西均設置衛所、城池和長城防禦工事、驛傳預警系統，置兵駐守，構築了一整套嚴密的防禦體系。在此形勢下，開平衛的設立水到渠成。

三、開平衛的設置及洪武朝北邊防禦體系的建成

關於開平衛，文獻中沒有直接記載其正式的設置時間，《明太祖實錄》洪武二十九年九月記載：

「戶部尚書郁新言：近置開平衛，軍士糧餉皆仰給於北平，道路遼遠，所費不貲，宜廣募人，於開平納米，以淮浙鹽償之，庶免轉輸之費」。[38]

這是《明實錄》中首次出現「開平衛」的稱呼。洪武二十九年以前，未發現任何具有「開平衛」或有關於開平衛指揮使、指揮僉事等官職的記載，但同年五月、八月，以及次年（1397年）正月、三月，均出現了關於開平的記載：

「五月，後軍都督府言，開平宜立五屯衛，命先置中屯衛，調官軍屯守」。[39]

「八月，置開平左、右、前、後四屯衛指揮使司。初，詔立開平中屯衛，至是，北平都指揮使司奏已立中屯衛於沙峪，今議立左屯衛於七合營，右屯衛于軍台，前屯衛於偏嶺，後屯衛於石塔，俱從之。」[40]

「洪武三十年春正月，城開平衛。先是，上命中軍都督同知盛熙，調山海衛五所官軍往開平立衛，發北平都司屬衛軍士城之。至是，訖工復命，熙分調北平等都司軍馬，屯守於農隙講武，以傋不虞。」[41]

「洪武三十年三月，遣鷹揚衛千戶朱貴等，運皮襖、氊帽、皮褲各五千二百一十餘事，給開平士卒。」[42]

據此分析，洪武二十九年正式設置開平衛指揮使司，並設開平五屯衛，均置軍屯田、駐守。屯衛以屯田為主要目的，但實行軍事化管理，在有警時也可協助邊軍禦敵。洪武三十年，明朝為屯田駐防的需要，命中軍都督同知盛熙調集山海衛及北平都司屬衛軍士，前往開平修築城垣，修築城垣工程較大。在戰亂中遭到破壞的開平城，這時得到重新修築，但是重建的開平城並未恢復到元上都時期的規模。[43]開平城的性質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只是一個單純的軍事衛所，並非是以前元上都時代的繁華大都市了。根據洪武三十年三月份運送的士兵衣服數量，約摸估計開平衛的士兵共計五千二百多人，可能包括駐在原上都城內、五屯衛的守城、屯田士兵。

開平衛設立以後，東、西兩面各設置四處驛站，東邊為涼亭、泥河、賽峰、黃崖，接大寧；西邊為桓州、威虜、明安、隰寧，接獨石[44]，以下分別敘述：

東路驛站有四：涼亭、泥河（瀋河）、賽峰、黃崖。這條驛路基本上沿襲了元代古北口驛路，「涼亭」即元時的東涼亭，也稱「只哈赤巴拉哈孫」，意為「漁者之城」，位於開平衛以東五十里，今內蒙古多倫縣北白城子古城。[45]根據元代古北口至上都之間的驛路，瀋河、黃崖兩驛均是元時舊有驛站。推測瀋河驛可能在東涼亭東南四十里處今多倫縣境內的灤河沿岸一帶。賽峰驛，位於瀋河與黃崖兩驛之間，據《昌平山水記》所載，瀋河與黃崖之間的驛站為叭八站，不知兩者是否為同一驛，待考。西路驛站：桓州，即今正藍旗四郎城。威虜，原稱李陵驛，明成祖於永樂八年（1410年）七月從漠北返回開平駐紮時，改稱威虜驛。[46]李逸友先生考證，威虜驛為今內蒙古正藍旗南部金界壕南部的太平城。明安，今河北省沽源縣小紅城址（元代察罕腦兒行宮、西涼亭）北十三里處的馬神廟城址[47]。隰寧，即金幼孜《北征錄》中所記之「盤古鎮」，為今河北省沽源縣石頭城子[48]。由以上各處驛站，將開平衛與東邊的大寧，西南的興和、宣府連成一線，互相聲勢相通。

開平衛的設立，將洪武二十年以後東、西兩面建設的防禦體系正式聯結了起來，構成了一道完整的外圍防線，標誌著明洪武朝北邊防禦體系的建成。洪武三十年正月，在修築開平衛城之後不久，又「置興和、懷來二守御千戶所。調大興左衛、永清右衛官軍守之」[49]。隨後，朱元璋在對寧、遼等諸王關於各據沿邊草場放牧進行指示之時，總結了北邊防禦體系的總體形勢：

「自東勝以西至寧夏、河西察罕腦兒，東勝以東至大同、宣府、開平，又東南至大寧，又東至遼東，又東至鴨綠江，又北去不止幾千里，而南至各衛分守地；又自雁門關外西抵黃河，渡河至察罕腦兒，又東至紫荊關，又東至居庸關，及古北口北，又東至山海衛外，凡軍民屯種田地，不許牧放孳畜，……」。[50]

根據當時明與北元對峙格局形勢分析，明朝勢力實際所能控制的外圍最北地區，自東向西應該是遼東廣寧地區和大寧衛，迤西通過開平東路驛站，連接開平衛，再通過西路驛站，連接獨石口和興和，再向西便與今內蒙古境內的明長城及山西行都司北部沿邊衛所相接，直至河套東勝衛地帶，並與陝西北部、寧夏、甘肅相連通。東北地區的兀良哈三衛、全寧衛等均屬於羈縻衛所，任命降明的蒙古首領為衛所長官，用以籠絡北元一些部落，不在明朝有效的控制區內。這是北邊防禦體系的外圍地區，也是洪武末期明與北元的基本疆界。特別是烏蘭察布——呼和浩特境內的明長城，實際充當著防禦工事和疆域界線的雙重作用。此外，在山西、北平、遼東一帶，明朝又建設了內邊防禦帶，根據上述史料可知，以雁門關為中心，向西抵黃河，渡河至察罕腦兒；同時，雁門關以東至紫荊關，又東至居庸關、古北口，又東至山海衛一帶，是內邊防禦地區，洪武五年嶺北之役以後開始建設，至洪武末年也完具規模。至此，洪武朝北邊防禦體系正式建成。

餘論

洪武朝北邊防禦體系的建設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大體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洪武元年至洪武五年，為初建時期，以主動北進、軍事打擊為主，不以築城設衛、駐軍屯田為意；第二階段為洪武六年至洪武二十年，以撤出漠南地區，構築內邊防禦帶為主，主要是加強軍政建置，屯軍駐守，間或小規模出擊；第三階段為洪武二十一年至洪武三十年，以進佔漠南地區，進行內邊防禦帶和外圍防線的全面建設為主，主要方式有：築城置衛、宗王出鎮、驛傳預警與修築邊牆等以及設置羈縻衛所多種方式並行。此階段中，防禦體系的完成以開平衛的正式設置為最終形成標誌，時間在洪武二十九至三十年之間。

洪武朝開平地區的變遷和開平衛所的設置，既是北邊防禦體系建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見證了明與北元對峙格局的變化。初期北元佔據開平、「圖謀恢復」，不久明朝佔領開平，旋又失去控制權。洪武中期以後，明朝實力恢復和北元內訌不斷、自身力量削弱，明朝再次控制了開平地區，最終築城置衛。這一長達三十多年的對峙局面在開平地區持續上演，並在以後的建文、永樂、洪熙、宣德初等時期繼續進行，一方面反映了北元勢力不甘心失去中原統治權，尤其是被元朝視為「龍興之地」的上都，[51]更是「屢謀興復」；另一方面表明明朝前期，至少在宣德以前，明朝政府對待北元勢力基本上是多措並舉，主動出擊與築城置衛、固守疆圉相結合，始終沒有放棄開平地區，可見其戰略地位的重要。正是由於洪武朝最終把開平地區作為北邊防禦體系的關鍵，著力經營，在後來永樂朝歷次北征以及宣德朝前期的北邊防禦中，開平衛才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宣德以後，明朝軍事實力下降，統治者多為守成之君，已經不具備朱元璋、朱棣等帝王的雄才大略，加之北元勢力在明朝「靖難」之際，元氣逐步恢復，勢力稍振，到宣德以後，再次強兵壓境，明朝防守更加困難，不得不於宣德五年（1430年）將開平衛南撤獨石口，「棄地三百里」，開平地區徹底成為了蒙古族游牧的場所。明朝北邊防禦體系也隨之發生巨大變動，正北、東北的防線全面南撤於內邊，洪武朝建立的外圍防線中的邊牆廢棄，衛所內撤，使內邊的壓力驟然增大，由此開始了九邊軍鎮的建設。

[①]李逸友：《明開平衛及其附近遺迹的考察》，《內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第2期。

[②]（明）宋濂《元史》卷45，《順帝本紀》，中華書局，1976年，第945頁。

[③][元]劉佶《北巡私記》，選自薄音湖、王雄《明代蒙古漢籍史料彙編》（第一輯），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3頁。

[④][清]張廷玉《明史·太祖本紀》卷二，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1頁。

[⑤]《明太祖實錄》卷43，洪武二年六月己卯：「常遇春等克開平」，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影印校勘本，1962年。版本以下同。

[⑥]《明太祖實錄》卷四十六，洪武二年冬十月：「是月遣使致書元主曰：……朕謂君自知胡無百年之運，能順天道，歸我中國故土，上策也。未幾邊將來報：君率殘兵，留連開平。朕思君前日宗社奠安，國用富實，尚不能削平群盜，今以孤兵自隨，遠寄沙漠，若欲效漢之匈奴、唐之突厥，出沒不常以為邊患，是君之計不審也。」

[⑦]《明太祖實錄》卷五十二，洪武三年五月丁酉。

[⑧][明]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設立三衛》卷二十，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317頁。

[⑨]《明史·地理志一》卷四十，第907-909頁。

[⑩]《明史·兵三》卷九十一，第2236頁。

[11][明]申時行等《大明會典》卷一百三十《鎮戍五·各鎮分例二·宣府》，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1版，2007年第2次印刷，第668頁。

[12][明]楊守謙《大寧考》，明刻《名臣寧攘要編》本，引自薄音湖、王雄《明代蒙古漢籍史料彙編》（第二輯），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3頁。

[13][明]方孔炤《全邊略記》卷三《宣府略》，引自王雄《明代蒙古漢籍史料彙編》（第三輯），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99頁。

[14][清]黃可潤增修《口北三廳志·古迹》卷三，「開平故城」條援引《職方圖考》，清乾隆二十三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民國五十七年版。

[15]《明史·地理志一》卷四十「京師」條記載：「元直隸中書省。洪武元年四月分屬河南、山東兩行中書省。二年三月置北平等處行中書省，治北平府。先屬山東、河南者皆復其舊。領府八，州三十七，縣一百三十六」，第883頁。

[16][日]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論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84年，第13頁；彭勇《明代北邊防禦體制研究——以邊操班軍的演變為線索》，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88頁；郭紅、靳潤成《中國行政區劃通史·明代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322頁。

[17]《明太祖實錄》卷二百一，洪武二十三年閏四月乙丑。

[18]《明史·地理志一》卷四十，第909頁。

[19]《明太祖實錄》卷二百四十九，洪武三十年正月庚辰。

[20][明]孫世芳修欒世約輯《宣府鎮志》卷一《制置考》，明嘉靖四十年刊本，台灣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第14頁。

[21]《明太祖實錄》卷七十一，洪武五年正月庚午。

[22]《明太祖實錄》卷七十八，洪武六年正月壬子。

[23]《明史·兵志三》卷九十一，第2235頁。

[24]達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歷史研究》，呼倫貝爾：內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年，第4頁：「在今遼河以東，東自雙城（今朝鮮永興），向西北經鴨綠江，婆豬江（今渾江）匯流處，由此向西，以輝發河、渾河為界，此線迤南為明朝的控制區，向西以渾河匯入遼河處以南的下游遼河為界。在遼河以西，明朝設防于山海關一帶，其控制範圍大致在小凌河上游到大寧（今內蒙古寧城縣大明城）向西北至上都一線迤南。正北的控制區到了大青山、陰山、黃河河套北，在河套西側則沿河西走廊向西北至嘉峪關。」

[25][明]何喬遠《名山藏》卷三十六，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善本叢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

[26]《明太祖實錄》卷二百八，洪武二十四年三月丙辰。

[27]《明太祖實錄》卷二百五十二，洪武三十年夏四月乙酉。

[28][明]夏燮王日根、李一平、李鋌、李秉乾等校點《明通鑒》卷十一，長沙：嶽麓書社1999年，第391頁。

[29]同上。

[30]《明太祖實錄》卷二百一，洪武二十三年閏四月乙丑。

[31]《明太祖實錄》卷一百九，洪武二十二年五月辛卯。

[32]《明史·兵志三》卷九十一：「（洪武）二十五年又築東勝城於河州東受降城之東，設十六衛，與大同相望。自遼以西，數千里聲勢聯絡」，第2236頁。

[33]《明太祖實錄》卷二百二十五，洪武二十六年二月辛巳。

[34]在以往的一些研究者和調查人員的記錄中，均載有這處石刻題記的內容，比如：高旺《內蒙古長城史話》（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等著作，還有長城小站（http://www.thegreatwall.com.cn）等網站，均記載有此石刻題記，但並未對其進行考證，基本上一致的看法是這處石刻題記所在的這段長城的大概修建時間是在洪武年間。

[35]明制1里為568.8米，1丈為3.16米。李貞娥《長城山西鎮段沿線明代城堡建築研究》（清華大學2005年碩士論文）一文在第39頁寫道：「對明代營造尺長，有文獻記載，明代寶鈔長邊墨邊距離即營造尺長。一般認為明代一營造尺為32cm。但實際營造工程中，營造尺受時間因素、地域、製作工藝等因素的影響。傅熹年先生通過明代建築實物的實測值來推算，認為明初洪武永樂年間約為31.73cm左右，明中期為31.84cm，明後期為31.97cm。程建軍先生對地方工匠使用的傳統木工尺調查得到各地營造尺蘇州27.50cm、廣州28.33cm、泉州30.00cm、太原31.60cm、大同31.60cm、北京32.00cm等等。轉引《桂林明代靖江王陵營造尺初探》林哲，桂林工學院學報2004年7月第24卷第3期290頁。對於本研究，因對象限于山西，而一營造尺選定為31.60cm。明代一里為180丈，一丈為2步。總之，1里=180丈=360步=568.8m，一丈算為3.16m，並一步算為1.58m。」

因此，「囗囗壹拾壹里陸囗」，根據1里=568.8米，那麼11里=6256.8米，因損毀嚴重，這段長達6256.8米的設施已不知是什麼，可能為壕塹或擋馬牆之類的附屬設施。後面的「陸囗」推測可能為「陸分」或「陸尺」等等，是一個零頭。「建築隘口東山坡至西山坡」。根據實地調查時沒有找到這兩個地名，證明現已不用，但據刻石附近的長城牆體保存現狀和刻石中「煙墩三座」的記載仍可約略判斷出大概位置。刻石位於豐鎮市隆盛庄鎮東邊的雙台山山頂西北方，「雙台山」之名源於山頂上有兩座烽火台，推測應為其中的兩座。

[36]《明太祖實錄》卷二百三十三，洪武二十七年五月乙酉。

[37][明]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八十一，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山水記》為顧炎武之《昌平山水記》。陳高華、史衛民《元代大都上都研究》一書認為，這條道路沿承了元代兩都交通的東道，但所經地點已難確考。（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67頁。）

[38]《明太祖實錄》卷二百四十七，洪武二十九年九月丁巳。

[39]《明太祖實錄》卷二百四十六，洪武二十九年五月壬戌。

[40]《明太祖實錄》卷二百四十六，洪武二十九年八月庚寅。

[41]《明太祖實錄》卷二百四十九，洪武三十年春正月辛未。

[42]《明太祖實錄》卷二百五十，洪武三十年三月己丑。

[43]李逸友《明開平衛及其附近遺迹的考察》，《內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第2期：「經考古調查證實，明代僅就元上都城垣加以修補及改用，未見有明顯的大改動。」明朝修築開平衛，僅是在元上都遺址基礎上，利用了其明德門作為進出的通道，其餘的城門均已封閉，以加強防禦。遺址宮城內有一處院落基址，構築方式和布局打亂了元代建築格局，據推斷應為開平衛指揮使司所在地。

[44]參見《明史·地理志》、《大寧考》、《全邊略記》、《口北三廳志》、《宣府鎮志》等文獻。

[45]葉新民《元上都的涼亭》，《內蒙古大學學報》1995年第2期。葉新民《元上都的驛站》，《蒙古史研究》第三輯，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89年。

[46]《明太宗實錄》卷106，永樂八年秋七月戊辰。

[47]葉新民《元上都的涼亭》，《內蒙古大學學報》1995年第2期；尹自先《元代察汗腦兒行宮及明安驛故址辨》，選自葉新民、齊木德道爾吉 編著《元上都研究文集》（元上都研究叢書），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16-123頁。

[48]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七冊「元明部分」，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年，第44-45頁；薄音湖、王雄《明代蒙古漢籍史料彙編》（第一輯），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51頁；尹自先《元代察汗腦兒行宮及明安驛故址辨》。

[49]《明太祖實錄》卷249，洪武三十年正月庚辰。

[50]《明太祖實錄》卷249，洪武三十年正月庚辰。

[51]傳說元順帝北奔後，曾經作歌，懷念失去的上都：「夏季避暑我的開平上都，我的美麗的沙拉塔拉，未納拉哈、伊巴呼二人之言，乃我應受的報應。把神明所建的行宮，把忽必烈薛禪可汗避暑的開平上都，統通失陷於漢家之眾；……」，引自《漢譯蒙古黃金史綱》（賈敬顏、朱風譯本），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3頁。

【作者介紹】翟禹，內蒙古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主要從事蒙元史、內蒙古地區史研究。本文原刊於《朔方論叢》第二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