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耳：我不要「名氣越來越大，寫得越來越差」

　　本版撰文羊城晚報記者何晶

　　最近，花城出版社推出「銳·小說」叢書第一輯，包括徐則臣《我的朋友堂吉訶德》、田耳《長壽碑》、王威廉《聽鹽生長的聲音》、蔡東《我想要的一天》等四本。上個周末，田耳、王威廉、蔡東分別在廣州購書中心、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暨南大學等處與讀者分享他們的創作心得。

　　叢書的責任編輯文珍說，以這樣的組合結成的陣容，是藉助70後、80後與之後將要推出的第二輯90後作者一起，凸顯不同時代的新銳小說家，反映中國社會在不同時段各色人物的心態和生活細節，以求勾勒中國小說創作的軌跡和亮點。

　　1999年，田耳大專畢業，一度以推銷電器為生，夜裡寫小說。從2000年到2004年，平均每年發表一篇，產量不高，但質量高，每篇都不自我重複。僅有的幾篇小說讓他迅速進入評論家視野，成為《芙蓉》雜誌社2005年力推的「新湘軍五少將」之一。

　　那兩年他沒有工作，已近而立之年，被人嘲笑在家啃老。但他還是愛寫，寫出了中篇小說《一個人張燈結綵》，隨即獲得2007年魯迅文學獎。此後，作家田耳正式踏入文壇。

　　「在《衣缽》中，一個大學生回鄉當了村長兼道士，其中有沈從文式的鄉土中國之鄉愁；而《鄭子善供單》如出知識分子之手，把弄個人敘述與官方的法定敘述之間的斷裂反諷；《姓田的樹們》諷喻性地描繪了縣城與鄉村的風俗畫，幾乎是一份巴爾扎克式的社會考察；《坐搖椅的男人》和《圍獵》卻像是卡夫卡的夢魘；《狗日的狗》和《遠方來信》，在某些批評家手裡，必是關於『底層』、關於『道德』的證詞；《重疊影像》和《一個人張燈結綵》則因為扣人心弦的探案敘述大受期刊編輯的讚賞，後者更因為顯見的寬厚和正派獲得了魯迅文學獎……迄今為止，田耳仍是難以界定和難以把握的，他的作品中各種趣味和路徑雜然交陳。」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如此評論田耳的寫作。

　　田耳則說，最初讓他對小說留戀有加的，是小學時偷偷讀完的《射鵰英雄傳》。「我至今記得讀完以後，有近一月時間回不過神，回不到現實，家庭與學校有如地獄困住了我。另外促使我寫作的，還有王朔的《動物兇猛》和余華的《活著》。金庸展示了故事具有使人致幻的效果，而王朔、余華則讓我明白，『敘述』就是小說的第一性。」

　　新書《長壽碑》收錄了田耳三個中篇小說，均創作於2013至2014年，書中小說的排列先後與寫作順序恰好相反。在代跋中，田耳這樣寫道：「時至今日，寫小說已是向死而生，這也沒什麼好抱怨，因為我確乎還有一部分過剩的感覺，要給沒有感覺的人們勻一勻。」

　　對談

　　1、安全感：以閱讀累積的能力去處理生活

　　羊城晚報：2007年你的中篇小說《一個人張燈結綵》獲第四屆魯迅文學獎。可在這之前，你一直沒工作在家寫小說，有過焦慮感嗎？

　　田耳：如果真有焦慮感肯定也就過不來了，我其實比較有安全感，不太焦慮。1996年我考了一個大專文憑，1999年畢業，從那時到2002年陸續幹了一些小活。2003年開始我在家一直寫，到2007年獲獎，2008年縣裡面給我解決了工作。在家寫作那幾年，我覺得比現在還要舒服一點，因為沒有什麼操心的，也沒有人認識、關注你，蠻自由的。寫作狀態一開始肯定會好，但寫作是一個消耗的過程，名氣越來越大，寫得越來越差，基本上是這樣。

　　羊城晚報：現在你的名氣也越來越大了，也這麼看自己的作品嗎？

　　田耳：我希望自己不要這樣，因為我還在努力，但是能不能成功得別人說了算。但我看越寫越好的，沒有幾個，這不是對自己要求越來越嚴格就可以的，是一個狀態，還得聽天由命。

　　羊城晚報：從閱讀中獲得的複雜性和從生活經驗中的複雜性，哪一個能對你的寫作產生更大的作用？

　　田耳：閱讀經驗和自己的經歷，其實是統一的。我的生活經驗並不多，但看書特別多，帶著自己的閱讀經驗去體驗生活，從生活里得到的東西其實是翻倍的。用我的觀察和分析，第一時間去處理我經歷和看到的事情，這樣經驗才能豐富。如果只說生活經驗的豐富，我是欠缺的。為什麼我能寫？在於一個人處理生活的能力，只有你在閱讀中累積了較多的能力，帶著這種能力去理解生活，會得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收穫。

　　2、好作家：寫作「失控點」越多越好

　　羊城晚報：這幾年非虛構寫作很紅火。但作為小說家，虛構的能力應該更重要吧？

　　田耳：我覺得虛構可能恰恰是考驗寫作者檔次最關鍵的東西，其實虛構的基礎是實的，是由作者實在的體驗和間接的經驗構成。小說好玩的地方，就是由實入虛。經過一定過程以後，突然到在一個點上，根據你在小說中建立的邏輯，寫作開始失去你的控制，進入一個你無法預想但比你的預想更好的狀況。在一個小說中，從控制到失控轉換這樣的點碰到的越多，越能成為一個好的作家。這又關係到作者面對自己現有的經驗，如何處理把經驗上升為寫作、上升為作品的過程。

　　我跟寫作的朋友談過一個觀點：虛構就是我們處理現有的材料，一般的作家是粗選，要達到一定量才能選出礦來；但優秀的寫作者，甚至可以把重要的礦山裡選出來的尾礦買過去，繼續提煉。但我那位朋友就用了一句話，好的創作就是在下雨之後的路邊，從一潭積水裡面釣出魚來。這個比方，我非常驚訝。

　　羊城晚報：有人認為70後作家由於生活閱歷或經驗不足，導致作品不如60後，這是先入為主的偏見嗎？

　　田耳：每個時代都是先入為主的，這其實沒什麼好說，我更願意說說寫作的快樂。我在寫作中獲得的快樂特別多，我到今年才開始調了工作，到了大學，環境變了，覺得自己是作家了，反而寫作的快樂沒那麼多了，有種焦慮感。現在是給你一間辦公室坐那寫，我以前寫作是在縣城裡，天天喝酒，醒了有靈感就寫，寫完了也是不要改的，都是腦袋中先想好了，這段我覺得過了就走到下一段，不過就繼續寫。

　　我喜歡看NBA，寫作的時候經常讓自己感覺像打球一樣：寫出來的句子好，我滿意了，兩分，這個句子覺得更加好，三分。寫一天下來我看自己打了多少分，是這樣激勵自己的。

　　3、《長壽碑》：驚喜自己有了預言家的氣質

　　羊城晚報：《長壽碑》這篇小說展示的內容非常豐富，寫出了生活里的複雜性，但不做任何褒貶的評判，你是有意將自己的情感隱藏在其中嗎？

　　田耳：不是隱藏，而是發泄掉了。《長壽碑》的題材很簡單，大家知道很多長壽縣是造假的，老人的年齡檔案是改過的。如果從人類學這樣高屋建瓴的角度寫，我就沒法進入。那怎麼跟人們進入得不一樣，我要想一個點。

　　從我想寫長壽村造假，到真正寫出來，隔了很長時間。後來我想到，這種造假存在倫理難題。如果一個老人今年加了30歲變成100歲，假設他只有一個兒子今年40多歲，兒子如果不隨之改年齡的話就會有漏洞。那如果把母親和兒子中間加一代，原來的兒子成了孫子輩……想到這一點，我覺得寫下去肯定會有快感的。很好玩，這篇小說寫出來以後，很多人說，你寫的是我。

　　《長壽碑》寫完以後，我小孩剛出生，於是請保姆。保姆一般是50多歲的婦女，但這位老人家到我家後，說她59歲，但我覺得不止。於是我按正規的手續，要她把身份證給我看，但她不給。後來我打聽到老人住的村子，通過我父親的熟人了解到，老人其實70歲了，檔案中她的女兒是她妹妹。過了幾天，有人打電話說，又有一個保姆帶來我家看看，我一看真的傻眼了，和前個是同一人。我說你來過，她說我從來沒來過，她已經失憶了。

　　你的寫作和想像可以在一定範圍內自洽地發展，在現實中會應驗，這是寫作巨大的困難也是挑戰，但也是驚喜。最後你發現自己有了預言家的氣質。

　　4、寫長篇：一起經歷不可預知的明天

　　羊城晚報：您的長篇小說《天體懸浮》曾入圍「2014年花地文學榜」年度長篇小說前十的榜單。在這部小說之前，你已經寫過兩部長篇了。

　　田耳：《天體懸浮》原本是個中篇，最初名叫《左道封閉》。2004年我還是到處遊盪的狀態，有個親戚在派出所當所長，他知道我能寫，邀我去住一陣，最好能寫些好人好事。我在那待了兩個多月，看到的無非是瑣屑之事，大案也輪不到他們辦，小事還有居委會。但我意外地得知輔警這個群類，那段時間我和他們稱兄道弟，他們沒有正式身份，是臨時工。2007年我忽然想寫，兩個能力相當的輔警競爭派出所唯一的轉正名額。當時寫了幾萬字，但寫著寫著發現，對於身份的獲取，並不限於輔警，各行各業都有，如果只寫這個，格局太小，寫起來也沒勁，所以沒寫完就扔電腦了。

　　羊城晚報：後來為什麼會撿回來？

　　田耳：2012年初打算結婚，想掙點錢，剛好有朋友邀請我當編劇，就去了。那部戲是室內劇，對故事要求不嚴謹。後來我發現，編劇只需先確定人物形象，塑造得具體生動、有血有肉，之後只要按照他們的性格碰撞一集集往下走。

　　這讓我意識到自己寫不好長篇的癥結所在：以前是用寫中短篇的思維寫長篇，事先把開頭結尾都設計好。但現在寫長篇，20多萬字，這麼大的篇幅，如果事先想好開頭結尾，整個寫作就變成是完全封閉的。從開頭到結尾，總會與設想有所偏差，如果調不過來，勉強朝著事先設定的結尾走，勢必會變得非常彆扭。

　　我忽然想，能不能用編劇的法子寫小說？於是撿起了《左道封閉》的四萬多字，展開重寫。確定人物性格後就由他們領著我走，我和他們一起經歷不可預知的明天，也扔掉了原有的結尾。寫《天體懸浮》印證了我對長篇小說的設想，寫順以後，度過了一段安定愜意的日子。《天體懸浮》賣了三萬冊，是我賣得最好的一本書。接下來我打算繼續寫長篇。

　　王威廉：以悲壯感面對個體寫作

　　王威廉從小喜歡聽故事，因為他幸運地擁有一位滿肚子都是故事的爺爺。「爺爺講兩種故事，一種是書里的，一種是他親身經歷的，比如抗戰的、青海剿匪的等等。我能夠寫作，和經常聽祖父講故事很有關係。」王威廉說，還是孩童時他已經朦朧地意識到，人的生活豐富無邊，並且能用語言保存下來，讓其他人也能體驗，「這是我生命經驗的最初覺醒。」

　　中學時期，王威廉的作文一直很好，但他的偶像是愛因斯坦，對物理非常感興趣。高考過後，他考取了中山大學物理系。沒想到，入學一個月後，他發現自己「完蛋了，聽不懂老師說的，數學不行」。他只好考慮轉系，想去中文系將文學特長發揚下去。「結果中文系的老師說不要我，中文系就業率比物理系還高。所以最後我只能打打文科擦邊球，選了人類學系。我給系主任寫了一封信，他們很高興，說歡迎我加盟，於是我成了中大校史上第一個大二轉系成功的人。」

　　從那以後，王威廉開始寫作，寫了幾年發現上了「賊船」，根本沒人理、也沒人看。用他的話說，是在中大校園裡當了兩年的無業游民。那時他住在學校的筒子樓里，黑洞洞的，只有一個單間和公共衛生間。有一天，他在公共衛生間遇到了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發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他決定在小說里報復。「在小說里我把這個男人寫得非常壞，寫完之後忽然覺得，原來小說是這樣的，不是寫作文，而是把你的憤怒和情緒寫出來。」

　　從事寫作以來，王威廉也不止一次問自己，誰會喜歡聽我的故事呢？「我是個沒有故事的人。但儘管如此，沒有故事的我依然有著講述的渴念，依然希望有人通過我的講述，激活他自身的生命體驗。在這種困境中，我只能虛構起來了。」後來，他讀到本雅明所說的「小說的誕生地是孤獨的個人」，深感自己被理解了，「我再也不為那些從自己的孤獨中凝聚起來的想像而惶恐不安了。」

　　新書《聽鹽生長的聲音》中，第一篇即同名小說，源起於王威廉去西部旅行見到的一大片鹽湖。「鹽湖是乾涸的，給人非常壯觀、蒼涼的感受，我想一定要把這個場景寫出來。剛開始我以自己的角度寫，寫了一點就寫不下去了，但心裡還是惦記著。幾個月後，我換了一個身份，還是以第一人稱的角度，但『我』不是旁觀者，而是生活在工廠里的工人。這樣整個寫作就打開了，我一下就理解了他的生活，他面對鹽湖荒涼的心境是怎樣的。鹽湖不再是自然景觀，而是我心中的人文景觀了。」

　　在王威廉看來，對小說創作而言，最重要的是從生活中挖掘素材，從閱讀中吸取經驗；但這二者其實又並不是全部，小說的複雜性應該是一種銳度，展示人性精神存在的複雜性，所以發現和創造更重要。

　　談到80後作家與老一輩作家的關係時，王威廉說：「60後作家的成功是在上世紀80年代，那是文學爆炸的時代，在今天，作家、教授、詩人在文化中占的比重不一樣了。我們現在有一種悲壯感，在個體面對寫作的時候，內心應該平靜下來。代際這個概念是80後出來之後產生的，然後再逆推回去，如果不用代際的概念，80後作家似乎完全被淹沒在我們對上一代人的文學記憶中。」他認為，在今天從事文學職業，需要的是孔子「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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