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與台灣的民主進程

或許是出於對自身社會的失望或期待，大陸始終有許多人推崇蔣經國在台灣民主化的貢獻。這些觀點文章不是忽視他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對黨外運動的鎮壓，就是即使認識到那些威權統治，但認為他在80年代中期「忽然」良心發現做出偉大決定。

2013年4月9日經濟觀察報上舒彤先生《蔣經國晚年的「寧靜起步」》一文，基本就保持著這個觀點，去理解蔣經國和台灣的「寧靜革命」，但遺憾的是，文章是去歷史化的。

作者界定「寧靜革命」的起步是蔣經國在1987年宣布解嚴，1988年宣布廢除黨禁、報禁。這可能是個誤解。「寧靜革命」的原意是指相對於其他政治轉型經驗，台灣在整個民主轉型的過程中幾乎沒有暴力和流血——除了極少數案例，如「王幸男炸彈案」，或者「林宅血案」——這包括了朝野雙方的自我約束。所以「寧靜革命」必須被看做一個更漫長的過程，而非是蔣經國開啟的。

而當作者提出正確的問題——「蔣經國的改革到底是主動還是被動的」之後，接下來的討論卻幾乎沒有論及上世紀70年代開始的黨外民主運動對國民黨政權產生的壓力，以致於做出這樣的判斷：對蔣經國晚年來說，維持戒嚴是最容易的選擇，但他做出最不容易的選擇——告別舊制度。

(圖註：1986年10月，蔣經國接受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葛蘭姆專訪，透露台灣將解除戒嚴；編輯配圖，圖片來自網路)

但事實卻可能剛好相反，蔣經國在1986年前後做出的最合理的、成本最小的選擇，就是進行政治改革。用政治學的語言來說，威權統治者面對民間要求改革的壓力，會考量「鎮壓成本」和「容忍成本」的相對大小，一旦民間要求政治改革的壓力讓統治者無法忽視，甚至鎮壓也很難維繫其政權時，亦即當容忍成本小於鎮壓成本，統治者當然會容忍反對力量，放棄鎮壓，實行改革來維持政權延續，而這正是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台灣的狀況。

讓我們回到歷史。

要分析蔣經國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政治改革，就不得不面對一個歷史事實：不過是在幾年前的1979年，「美麗島事件」，國民黨政權逮捕大部分黨外運動精英，將其中8人施以軍法審判。很明顯，這是面對越來越壯大的黨外民主運動，蔣經國要一網打盡。

然而，統治者沒有料到的是，「美麗島事件」並不能壓制住70年代開始崛起的人民聲音。當80年代的幕布拉起，更多的社會力量和異議聲音開始吶喊。

首先，在1980年底舉行的「中央民意代表增額選舉」，黨外勢力取得良好戰果，整體得票率比70年代更高，約為三成。尤其，幾位美麗島受刑人的家屬出來參選「討公道」，都高票當選。次年，美麗島大審的律師辯護團多人參選市議員，如陳水扁、謝長廷、蘇貞昌，也都高票當選。「美麗島世代」雖然入獄，但「律師世代」和更多年輕人投入民主運動，代表黨外已經重整出發，並確立了約三成的民意基礎，讓國民黨無法忽視。

黨外運動尤其更進一步組織化。1982年9月，再度提出競選共同政見；1983年，不同派別分別成立「黨外公共政策研究會」，「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同時，1983年「立委」選舉得票率為29.3%，高於1980年的27.9%。1985年，兩派共同成立「1985年黨外選舉後援會」。這已經是1986年9月正式組黨的先聲了。

除了政治組織，上世紀80年代台灣也有更多的「黨外雜誌」出現。這些雜誌報導政治黑幕、社會不公，激烈批評政府，因此也屢屢遭到查禁。但總是會有新雜誌前仆後繼地出現。政治之外，由於政治空間擴大，80年代也出現各種社會運動和街頭抗議，尤其從1983年開始劇增：環保、勞工、消費者、原住民、學生運動等等。據統計，從1983年到1986年，有三千件街頭抗議事件。

民間壓力之外，國民黨機器也開始逐漸損壞。首先，從80年代初開始，蔣經國的健康就不斷惡化。其次，國民黨的統治也發生一連串危機，如1984年的「江南案」引起美國高度不滿，並對台施壓，以及1985年的金融醜聞「十信事件」（作者註：導致財政部長下台）。更不要說蔣經國個人身體健康的嚴重惡化。

同樣重要的是美國給予國民黨的壓力。雖然台灣當局和美國在1978年斷交，但是台灣當局仍然需要美國的政治支持；而八十年代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年代，也給予台灣需要進一步革新的壓力，來持續強化作為「自由中國」的國際形象。

當然，蔣經國並非黨內最保守的力量。他確實希望透過小部份改革來維持國民黨的權力，而不像黨內其他元老如黃少谷、嚴家淦或軍方的保守勢力。如在70年代初，他知道國民黨政權開始面臨危機，所以拔擢本省籍精英、推動「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來獲取政權的新正當性，但這並不能滿足社會期待，所以出現「美麗島事件」。而社會對民主的呼聲在80年代越來越強大時，他才開始認識到必須透過更大幅度的改革來維繫政權。

1986年國民黨第十二屆三中全會，決定政治革新，並容忍民進黨組黨。在民進黨在圓山大飯店成立後的半小時，警備總部對蔣經國提出逮捕名單，蔣經國回答說，「抓人不能解決問題」。這一年，他也說出「我也是台灣人」。次年，他廢除長達將近四十年的戒嚴令，進行部分自由化改革──但仍然沒開放更大幅度的國會改選，因為他要確保對政權的掌握。

可以說，蔣經國是一個看到民主化壓力，知道無法逆勢而為的聰明統治者。當然，這個「識時務」是區別他和其他專制者的重要差別。

我當然知道，大陸作者對蔣經國的過度肯定是因為另有期待，而非單純地只是分析台灣歷史。然而，如果沒認識到統治者推動改革的真正原因，只是一廂情願地期待改革者出現，恐怕只是徒勞的等待。

【編輯按】

本文系作者回應舒彤先生《蔣經國晚年的「寧靜起步」》（註：點擊查看舒彤先生原文）一文；本文不少段落節選自作者新書《時代正在改變：民主、市場與文化的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