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醉酒佯狂作《酒狂》

阮籍（公元210—263年），三國時期建安七子中阮瑀的兒子，字嗣宗，竹林七賢之一。陳留尉氏（河南開封）人，曾任步兵校尉，故世稱阮步兵。崇奉老莊之學，政治上則采謹慎避禍的態度，與嵇康、劉伶等七人為友，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世稱竹林七賢。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其中以《詠懷》82首最為著名，阮籍透過不同的寫作技巧，如比興、象徵、寄託，借古諷今，寄寓情懷，形成了一種「悲憤哀怨，隱晦曲折」的詩風。蔡邕在琴界的影響是很大的，漢魏之際，在蔡邕的故鄉陳留，阮氏一門，就先後出了很多音樂家，阮瑀、阮籍、阮咸、阮瞻等均是以琴見稱的名士。　　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籍的父親，擅長音樂，曾從同鄉蔡邕學習琴樂，曹操聽說了阮瑀的雅名，便徵召為官，但阮瑀拒不赴任。後來曹操愛惜其才，接連採取各種方法逼迫他赴任，阮瑀無奈，便逃入山中。曹操仍不放過他，派人燒毀山林，終於找到了他，阮瑀大概也受了感動，便表示願跟隨曹操，曹操讓他和陳琳一道管記室。但阮瑀內心仍是有些不情願，於是在曹操大宴賓客之時，阮瑀一語未出，曹操發怒，便將他趕入樂工之列，目的是欲羞辱他。但阮瑀能解音律，善鼓琴，並不感到是羞辱自己，於是他便撫弦而歌，即席唱道：「弈弈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島，在西東人怨。士為知己死，女為悅者玩。恩義苟敷暢，他人焉能亂。」 曲調和諧美妙，曹操十分高興。阮瑀後來成為曹氏集團的重要文人成員。　　阮瑀的音樂修養對家人很有影響，他的兒子阮籍，孫子阮咸，都是「竹林七賢」中以琴見稱者。阮咸，字仲容，「竹林七賢」之一，阮籍的侄子，叔侄二人當時並稱為 「大小阮」。山濤認為他「貞索寡慾，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職必絕於時」，但晉武帝認為他耽酒浮虛而不為所用。他與阮籍一樣放達任誕，狂浪不羈。阮咸妙解音律，善彈琵琶，當時所用的琵琶，和後世從龜茲傳來的曲項琵琶不同，人們為了加以區別，就稱之為「阮咸」，後簡稱為「阮」，一直沿用至今。他不僅長於演奏，《三峽流泉》，據《樂府詩集》引《琴集》說是「阮咸所作」。李季蘭在《三峽流泉》一詩中，生動地描繪了他的音樂表現，並有「憶昔阮公為此曲，能使仲容聽不足」的詩句。他曾與大音樂家荀勖討論音律，荀勖自認為遠不及阮咸，便極為嫉恨，阮咸也因此被貶為始平太守。阮咸還有著作《律議》傳世。他的兒子阮瞻，字千里，性清虛寡慾，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琴史》稱阮瞻「亦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長幼賁賤，皆為彈之」。他為了滿足人們欣賞琴曲的要求，甚至可以整天連夜地為人們彈奏，沒有一點不耐煩的表示，確有其先人之遺風。　　同嵇康一樣，阮籍同樣沉醉於古琴與酒。但是命運的安排，嵇康走向刑場，阮籍卻醉卧在皇帝的腳邊。嵇康以琴酒為傲，阮籍以琴酒為狂。阮籍本有濟世之志，但身不逢時，只能托興於酒，並在琴聲之中苟且於亂世。阮籍為人曠放不羈，任情自適，鄙棄禮法。正始年間曾任尚書郎、大將軍曹爽參軍，二次均以病免歸。司馬懿執政，召為其太傅府從事中郎，以後相繼為司馬師、司馬昭的僚屬，晚年做過步兵校尉。《晉書》本傳稱，阮籍年輕時「有濟世之志」，自視很高，世人對他也很器重。曹爽、司馬懿請他去做幕僚，就是一種借招納名流以擴大自己聲望的手段。但隨著司馬氏篡權圖謀的顯露，政治風雲日趨險惡，阮籍的處境十分艱難，只能放棄了往日的雄心。他對司馬氏集團的行為極為不滿，但不僅不能公開反對，而且身為司馬家的幕僚，被捲入政治漩渦而無法擺脫。為了躲避當政者尋釁迫害，他只能用醉酒佯狂的辦法來掩飾自己的心境，在琴樂里尋找精神上的慰藉。一方面可以少做違心之事，多少維護了個人的意志，另一方面又不致引起猜疑而導致殺身之禍。　　這位白眼冷權貴的阮籍，一生都與酒有關，《晉書》載，他可以一口氣「飲酒二斗」，也記錄他曾為逃避做皇帝老兒的兒女親家，連醉六十日；看上一兵營廚子釀的酒，才做司馬家的步兵校尉，到任後除飲酒外不問一事。為了喝酒而去做官，成為「縱酒頹放」的賢士，瀟洒至極。「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阮籍喜歡一個人駕車遊盪，上載著酒，沒有方向地前進，直至走到盡頭。「真的沒有路了？」他自問，最後傷心大哭。終於有一次，他長嘆一聲：「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這一語成了千古名言。阮籍的「酒狂」，雖不及劉伶命童子「提鍬隨後，醉死即埋」那般瀟洒，卻是以似醉的清醒苦守節操，抱著已是無望的志向，苦苦不肯向世俗低頭。阮籍有82首五言《詠懷詩》，其中第一首為世人傳誦：「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在一個深夜，一個人飲酒撫琴，「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表達了一種強烈的生命孤獨感。月色如水，寒風拂衣，孤鴻悲鳴，宿鳥驚飛，在這一片冷漠枯索的氣氛中，主人公獨處空堂，徘徊憂思，獨自彈琴。這裡所描摹的並非實有的場景，也未必隱喻著什麼具體的事件，而只是借詩的意象和意境，用象徵的手法，寄託一種絕對的孤獨感，一種幽深而難以名狀的愁緒，此時，酒與琴成為阮籍傾訴的全部。　　阮籍的《詠懷詩》第一首以清冷的自然景色為襯托來抒寫對孤獨的傷感和憤慨，從詩的景色、動態及其結合後構成的意境來看，唐人王維《竹里館》：獨坐幽篁里，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可以說和《詠懷詩》的表現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乃至連「獨坐」、「彈琴」、「明月」等辭彙的運用，都如出一轍。…… 阮籍又善嘯，而這恰好又和《竹里館》的「長嘯」聯繫起來了，一首20個字的短詩，有這麼多的類似之處，絕非偶然。聯繫阮籍的《詠懷詩》第一首來尋繹《竹里館》中的傷感和激憤，其為不滿現實政治而發，可以說是非常明確的了。　　阮籍雖然厭惡司馬氏集團的所作所為，但他並不是從政治上站在曹魏政權的一邊來反對他們。阮籍認為司馬氏奪取曹家天下的手段是虛偽而卑劣的，他所感受到的是一種具有廣闊歷史意義的悲哀。所以，他在現實中找不到出路。阮籍飲酒，除了表示對禮俗之士的反抗，更主要的是保全自身的手段，當時司馬氏控制朝政，打擊異己，司馬氏不甘心阮籍不與自己站在一起，想通過各種手段迫使他就範，司馬昭想讓兒子娶阮籍的女兒，如果阮籍同意就等於屈服了。於是，司馬昭就派一名使者前去求婚，阮籍早就得知了消息，他不願意但又不能明確表態拒絕，在使者到來之前，他拚命喝酒，喝得大醉，不省人事。使者到來，見阮籍醉卧地上，不成樣子，昏沉沉不能言語，大醉60天，天天不省人事，使者急得團團轉毫無辦法，司馬昭知道阮籍不敢明說拒絕，可心裡又不同意這門親事，只好作罷。從阮籍的種種表現來看，我們把他稱為「酒狂」也是再恰當不過的了，《酒狂》這首琴曲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創作出來的。《酒狂》就是在琴酒與阮籍之間達到和諧的統一，因酒而沉醉，為琴而痴迷，大醉大迷中才是真正的自我。琴曲《酒狂》表現了酒後迷離恍惚、步履顛躓的形象和借酒佯狂的人孤獨苦悶的心情，這就是阮籍自己精神形態的寫照。阮籍創作的琴曲《酒狂》，淋漓盡致地表現了他在司馬氏大肆殺戮、排斥異己的黑暗統治下，且恐且憂、且怒且避的真實心態。全曲通過五個段落的循環變奏，使感情不斷深化，將主人公對黑暗現實強烈不滿而又找不到出路的矛盾心理，借醉酒者的形象表達得非常充分。《酒狂》，稱得上是我國古代音樂中的珍品。　　阮籍與晉司馬氏政見不合，為了免遭殺害，便隱居山林，終日里彈琴吟詩，借酒佯狂，以潔身自保，並示不滿，故創作並彈奏琴曲《酒狂》以吟情詠性，並抒其內心的惆悵。《酒狂》的傳譜最早見於明人朱權《神奇秘譜》（公元1425年）及《風宣玄品》（公元1539年）、《重修真傳》（公元1585年）等多種琴譜中。據朱權《神奇秘譜》解題云：「是曲也，阮籍所作也。籍嘆道之不行，與時不合，故忘世慮於形骸之外，托興於酗酒以樂，終身之志。其趣也若是，豈真嗜於酒耶，有道存焉。妙在於其中，故不為俗子道，達者得之。」這段話道出了阮籍《酒狂》的真實底蘊。明琴人楊倫《太古遺音》談到《酒狂》云：「按是曲，本晉室竹林七賢阮籍輩所作也。蓋自典午之世，君暗後凶，骨肉相殘，而銅駝荊刺，胡馬雲集，一時士大夫若言行稍危，往往罹夫奇禍。是以阮氏諸賢，每盤桓於修竹之場，娛樂於麴櫱之境，鎮日酩酊，與世浮沉，遮不為人所忌，而得以保首領於濁世。則夫酒狂之作，豈真恣情於杯斗者耶？昔箕子佯狂，子儀奢欲，皆此意耳。」在記載此曲時，琴人們就知道「酒狂」的中心涵義：避世。阮籍與嵇康一樣，對司馬氏的皇權反感仇恨至極，恨不能手刃之！而歷史上的「酒狂」琴人與藝術家又何止竹林七賢？　　《酒狂》後由琴家姚丙炎以《神奇秘譜》為本，並參照《西麓堂琴統》定譜。樂曲的素材精練，結構嚴謹，先揚後抑的旋律，似乎隱藏著一種優郁的情調，給人以放蕩不羈的感覺。這些音樂表現，可以引起人們對樂曲所刻畫的醉意朦朧和煩亂不安的形象的聯想。據姚丙炎先生打譜《酒狂》採用三拍子的節奏，這在古琴音樂中是罕見的。　　《酒狂》基本上是用一個主要曲調，在不同高度上稍加變化重複而成，重複的各個段落中間有些過渡性的連接材料。曲調為三拍子組成，並因常在第二拍出現沉重的低音或長音，造成了一種頭重腳輕站立不穩的感覺，從而形象地刻畫出醉酒後迷離恍惚、步履顛躓的神態。短小的樂句稍一進行，使出現停頓，表現了主人公在重重壓制下，欲進不得、步步受阻的煩悶心情。旋律發展的趨勢，顯得向上進行非常艱難，好不容易達到高處，隨即又繼之以下行，生動地表現出作者對自己的理想雖有所嚮往和追求，但是無情的現實卻又總是令人失望。樂曲尾句的反覆，改用羽音開始，使音調具有嘆息的性質，使人體會到這位縱酒佯狂者的內心深處充滿著孤獨和苦悶。樂曲結束前標以「仙人吐酒聲」，古琴以「拂」與「長瑣」指法，奏出一長串同音反覆，模擬汩汩酒聲，猶如一江東流水，傾瀉出滿腹憤慨不平之氣。《酒狂》一曲，韻律聽似簡單卻不單調，音階跳躍卻無不安，似是迷茫卻又超然，似已濃醉實為旁觀，癲狂醉醒之姿，洒脫無羈之意，盡顯獨醒於世的卓然、豁達與痛楚。這首琴曲利用短小形式寓以無限深意，成為古琴曲中難得之佳作。　　除《酒狂》之外，阮籍還有音樂理論著作《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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