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戰爭前後的日本海上戰略演變

地緣環境與日本海軍戰略

遠在孫子和漢尼拔的時代，將地理位置與國家命運等量齊觀就已不是一件新鮮事了。到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當馬漢、麥金德等人將地理視為國家生存發展不可或缺的考慮因素之一時，亞洲一個孤獨的島國—日本，再度以實例印證了這一看似離奇的公理。

對於一個國家開發海洋的能力而言，「海權」（Sea Power）是最基本的標準，而海權與其空間上的考量顯然密不可分。自豐臣秀吉和德川家康的時代開始，日本人就必須面對兩大地緣現實的制約：海島國家；臨近大陸。

日本與亞洲大陸在空間上相距較遠，本州島距朝鮮半島近161千米；整個東海岸只有少數平原地帶，主要城市面向太平洋而不是亞洲大陸。在歷史上，這種獨特的地緣與人口分布狀況加深了日本的孤立感和島國心態，制約著日本的戰略選擇：它雖然是亞洲的一部分，但人口分布又使其傾向於太平洋彼岸；與其說是與中國「一衣帶水」，在某種程度上還不如說是與美國「隔海相望」。在大陸問題上，日本沒有直接發言權，它對於自身到底是（或者說想成為）東方國家還是西方國家一直存在矛盾。

另一方面，日本又不可避免地要在大陸事務中起一定的作用。它的四個主島綿延1932千米，相當於美國東海岸從北到南的全部長度。整個海岸線長達27370千米，與之相比，中國是17710千米，美國是19320千米，俄羅斯則是37030千米（但大部分面對空曠的北極）。更為複雜的是，日本還擁有3900個近地小島，其最遠部分到達了北回歸線附近。換言之，日本的整個海上防禦區域足有北大西洋—歐洲那麼大，還要加上整個地中海。自琉球向南延伸的群島鏈構成一個長長的新月形地帶，靠近亞洲大陸最大的陸地國家—中國的東側；而由亞洲大陸延伸出來的朝鮮半島突出在外，猶如一把刺向日本心臟的匕首。即使純粹從自保的角度出發，日本也不得不對這一點有所忌憚。幾個世紀以來，正是這些亘古不變的地緣特徵左右著中、日、朝三個國家間的關係，影響著它們之間爆發的戰爭。

東北亞地區全圖。自琉球向南延伸的群島鏈構成一個長長的新月形地帶，靠近亞洲大陸最大的陸地國家—中國的東側；由亞洲大陸延伸出來的朝鮮半島突出在外，猶如一把刺向日本心臟的匕首。幾個世紀以來，這些亘古不變的地緣特徵左右著中、日、朝三個國家的關係。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不難看出獨特的地理環境對日本海上戰略產生的影響：首先，日本的安全不可避免地維繫于海洋，為生存起見，必須具備一整套清晰而具有指導性的海上戰略；其次，日本的安全同樣與亞洲大陸上的鄰國息息相關，海陸是為一體，不可偏廢。基於以上原因，無怪乎「海陸軍」和「陸海軍」問題自1867年起就牢牢困擾著這個偏偏崇尚曖昧的國家。

「海主陸從」與「海外雄飛」

與近世諸多史書所言的截然相反，江戶幕府及其開創者德川家康（1543—1616）所採取的消極內向型國家戰略在日本海上戰略思想的形成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與前任豐臣秀吉風險高昂的「北進」「西進」相比，德川家康明智地自我隔離於大陸事務之外，在內部建立起一套分權自立的穩固統治體系。到「明治維新」之前，德川幕府統治下的日本已經擁有了前工業時代一流的建築、造船、土木技術，完善的商業、金融和信用體系，健全的交通運輸和通信制度，以及最重要的—高效的人力資源開發能力。如桑原鶴這樣的激進分子甚至認定：「早在維新之前的鎖國時代，日本民族就足以傲視世界民族之林。」與之恰好相對應的是，大陸上的中國在這一時期基本處於分裂或戰亂狀態，既沒有必要也無興趣征服這個海上小國。而德川幕府也樂於看到一個分裂狀態的大陸並始終與之保持特殊聯繫。

「海防論」自幕府末年就開始勃興。雖然在當時未得實行，卻成為「開國」後啟發維新諸人關注海防的要因。明治政府建立後致力建設海軍，統一建軍思想和建軍理論自然甚為重要。1870年5月4日，兵部省向太政官呈交了一份堪稱創立海軍基本理論的建議書，其中的第一部分「關於迅速建設海軍、認真加強陸軍、建立保護國家體制的建議」就提及全國上下發奮努力，興辦海軍，加強陸軍，建立一支保民衛國之軍隊，用以壓制強敵，擴大我日本數千年悠久歷史之影響，耀皇威於四海，這才是最緊急最重要的國務。

以當時之勢，日本的大規模內戰已經結束，但要實行對外侵略又嫌實力不足。無論黑船「開國」還是薩英戰爭、馬關戰爭，侵略日本的矛頭都來自海上，現階段軍備建設的主要任務是防範西方國家的海上攻擊。據此，明治初期的日本國防建設採取「海主陸從」方針，海軍和海防成為軍事建設的重點。這一點從當時的正式文件中對武裝力量的稱呼「海陸軍」上也可以看出。但因為日本的工業基礎太差，明治初期海軍建設的重點還是在單純的裝備改善上。迅速吸收西方的理念和技術並不是因為日本人認為這些理念在本質上有什麼過人之處，而是基於「如果無法戰勝敵人，那就變得和敵人一樣」的原則。從這個意義上說，日本開國之初實行的海軍振興、「海主陸從」體制與日後海軍戰略家們的「海主陸從」相比要單薄得多，僅僅是一種軍備建設上的優先次序罷了，還談不上有什麼戰略規劃。

長崎海軍傳習所盛況。1855年，德川幕府在長崎設立海軍傳習所，聘請荷蘭教官21人講授西洋海軍戰法、炮術以及航海、造船、算術、機械、築城、測量、天文、地理、歷史知識。永井尚志為傳習所總監，勝海舟為助理。先後有三期共231人接受了傳習所的教育，包括榎本武揚、赤松則良等幕臣以及薩摩、肥前等藩選拔出的藩士。1859年長崎海軍傳習所因財政理由解散。

19世紀60年代日本人繪製的「黑船開國圖」，把佩里艦隊描繪為通體黑漆、冒著濃煙的龐然巨怪。雖然「黑船」到來不是日本重視海防的唯一原因，但來自海上的威脅顯然是明治初年「海主陸從」國防方針確立的重要原因。

當幼稚的日本海軍還在「海主陸從」國防方針下緩慢成長之時，以「海外雄飛論」為基礎的日本陸權思想家們已經開始在大陸上尋找未來的突破口。明治維新「教父」吉田松陰（1830—1859）在《幽囚錄》中就放言，日本的大害來自俄國。他的高徒山縣有朋（1838—1922）更是集幕末的「海外雄飛論」和木戶孝允等人的「征韓論」之大成。1890年12月帝國議會第一次會議上，山縣以首相身份發表《外交政略論》，強調「蓋國家獨立自衛之道有二，一為守衛主權線；二為保護利益線所謂「利益線」， 具體說來「焦點在於朝鮮」。如果別國侵入「利益線」，必須以「強力」排出之。日本陸軍用以支持其對外戰略的「大陸政策」至此初步形成。但在筆者看來，與其說日本在一開始就以中國為假想敵，還不如說中國只是日本最終與俄國開戰的一個必經階段—因為俄國是整個亞歐大陸最大的陸上強權國家，一旦其控制了滿洲、朝鮮和中國，日本的生存就會遭到直接的鉗制；而當時的中國處於少數民族政權統治下，又已在內憂外患中變得虛弱渙散，不足以對日本構成決定性威脅。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程度還沒有到需要開拓資源的地步，「大陸政策」就完全是地緣政治和著眼於安全的產物。

1870年國防建議書的第二部分是一套完整的軍備計劃，由此，俄國成為日本在大陸上的頭號假想敵。而這一假想敵的確定也與另一個世界性強權—英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俄國自克里米亞戰爭失敗後，將擴張重點放到了亞洲和中近東。在英國需要著力防範歐洲大陸上兩大強權德、法的同時，勢必沒有足夠的力量用於遠東，需要借重日本這個「有想法」的小夥伴。1893年，《日英改訂條約》在倫敦簽字。以俄為敵、「大陸進入」成為日本這一時期的國策。

2007年長崎帆船節上，日本代表團按1∶1比例複製的幕末名艦「觀光丸」。「觀光丸」原為荷蘭東洋艦隊蒸汽明輪軍艦「森賓」號（Soembing），1855年被贈予幕府，改名「觀光丸」，成為日本第一艘蒸汽機軍艦。「觀光丸」是長崎海軍傳習所最初的教練艦，為日本海軍的初建培養了大批人才。

在組織結構和官僚制度上，海軍創製之初，軍政（行政）、軍令（指揮）機關都隸屬於海軍卿（後稱海軍大臣）。1878年12月軍令系統獲得整體獨立，設置了與陸軍省並列的參謀本部；1886年3月，修改後的參謀本部條例在參謀本部長之下並列設置了陸海軍次長。1888年5月又實行參軍制，在「帝國全軍總參謀長」下設置陸海軍參謀本部長，事實上分割了海軍的軍令權。但在1889年3月，海軍參謀部再度隸屬於海軍大臣，重新實現了海軍軍政、軍令一元化。然而在海軍兩權統一的同時，陸軍的軍令機關—參謀本部依舊直屬於天皇，其職權與陸軍、海軍兩省並列，引起了海軍方面的不滿。因此在1893年1月，海軍又提議設置獨立於海軍省的海軍軍令部，但被參謀本部以「影響軍令統一」為名予以否決，引起了海軍的不滿。但此時大陸政策已經成為既成事實，實力稍遜的海軍依舊處在師從英國的學習和摸索過程中，矛盾並未激化。在朝鮮局勢日益緊張的壓力下，陸軍做出妥協，1893年5月海軍軍令部成立，但陸海軍之間已經結下了對立的梁子。

日俄戰爭與佐藤鐵太郎的覺醒

朝鮮事件以及由之引發的甲午戰爭，與其說是日本蓄謀已久的結果，莫如說是一次極富針對性的練兵以及對俄作戰準備。在開戰之初即掌握黃海制海權、主力艦隊伺機尋求決戰、海陸協同作戰……這些在過去未曾經歷過的事件由聯合艦隊在甲午戰爭中一一演練並化為現實，且無一例外地運用於數年後與俄國的戰爭中。如果說這次戰爭還有什麼額外的好處的話，那就是日本獲得了清政府2億兩白銀賠款的大輸血，使其產業和資本急劇膨脹。10年之間工廠增加了5.2倍，資本增加3.3倍，使用動力機械的工廠增加5.9倍。1897年開始實行金本位制，1900年八幡制鐵所投產。到1903年，日本的陸海軍工廠動力已經增加了5倍。「大陸進入」帶來的豐厚利潤從客觀上加強了陸軍以及陸權主義者的發言權。日俄戰爭與佐藤鐵太郎的覺醒甲午戰爭結束後不久，海軍方面提出了改組大本營的問題，力圖將「陸主海從」扭轉為陸海平等，陸海軍爆發了激烈的正面衝突。最後在天皇的裁決下，大本營平行設置了陸海軍兩個參謀長，同時新設軍事參議院作為陸海軍的協調機關。總的來說，海軍雖然熱衷於與陸軍爭權，以及在國防方針中求得平等地位，但自己並沒有清晰可靠的戰略思想，只是出於官僚政治的考慮而已。

中日甲午戰爭後，被日軍俘獲拖至旅順進行檢修的「鎮遠」鐵甲艦，艦身上的彈痕歷歷在目。「鎮遠」在次年被編入日本艦隊，列級二等戰艦，1912年4月6日在橫濱解體。右下小圖則是一代名艦不為人知的心酸結局：日本人利用「鎮遠」的剩餘艦材製造了一艘小汽輪「元山丸」，由九州商船公司運營，一直使用到1959年方才報廢。

這裡必須著重指出的是，1867年「尊王派」自德川幕府手中奪權時自身並沒有雄厚的力量，主要依靠的是長州、薩摩、肥前、土佐四大強藩及其藩兵。這就使「維新」後的政治格局中，元老、藩閥、軍人（進入20世紀後又有政黨加入）圍繞著天皇形成了一個相互牽制的「連環套」。到日俄戰爭為止，「明治維新」初期的政界「元老」依舊在政治和軍事決策中起著最重要的作用。1885—1901年，10屆內閣中有9屆由元老親自出馬組閣，或組成以元老為強大後盾的「元勛內閣」。這期間，元老政治的核心是薩長藩閥的總後台—伊藤博文和山縣有朋，因此也被稱為「伊山時代」。1901年以後，「元老」的職能雖然被樞密院和軍部分割出一部分，但由於他們仍有推薦首相人選的特權，所以仍然是左右天皇決策的政治中樞，並在幕後操縱政局。這批實權人物壓制了陸、海軍之間的鬥爭傾向，維持住了整個局面的穩定。日清、日俄兩次戰爭中，陸、海軍在軍事行動上密切配合，對日本的軍事擴張不斷取得勝利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伴隨著19世紀最後10年動蕩的世界局勢，日俄戰爭終於「眾望所歸」地爆發了。英國需要日本牽制住俄國在遠東的推進步伐，德國為了獨享在歐洲挑戰英國的利益，也攛掇俄國在遠東開戰。1902年1月30日《英日同盟協定》生效，戰爭的最後基石已經奠定。1904年2月6日，戰爭自旅順口開幕。

關於1905年日本海海戰（對馬海戰）的最著名繪畫：「三笠」號艦橋上的聯合艦隊指揮人員。中間手握望遠鏡、站立沉思者為聯合艦隊司令東鄉平八郎，其左側持望遠鏡、臉型瘦長者為參謀長加藤友三郎，加藤左方正在沉思和做交談的兩位參謀，右為秋山真之，左為伊藤鐵太郎。這四人主導了日本海海戰後20年整個海軍的軍備和戰術思路建設。

1905年5月，對馬海戰落下帷幕，日本聯合艦隊一舉全殲俄國第二太平洋艦隊，取得了日俄戰爭的決定性勝利。俄國海軍自此一蹶不振，日本一躍而成為東北亞第一大海權國。這場海戰的勝利帶有太大的偶然性，其重要性也值得懷疑：即使俄國艦隊穿越對馬海峽到達海參崴，也並不能改變已經形成的戰略態勢（除非俄軍能徹底擊敗日軍主力艦隊，不過考慮到俄軍的官兵素質和戰艦的技術水平，這種情況幾乎不可能出現），但卻實實在在地帶來了兩大影響：在國家戰略上，圍繞「下一步何去何從」這一問題，以佐藤鐵太郎（1866—1942）為代表的一批海軍軍官開始覺醒。他們認為，日本未來的發展必須以海洋、海權為基礎，從而開始了對日本海上戰略的規劃。在戰術和艦隊建設上，自東鄉平八郎海軍大將以下，人人爭先恐後地總結帶有偶然性的戰果，並發揚為必然性的「決戰論」，最終進一步僵化為葬送了聯合艦隊最後榮光的「漸減作戰」。

在決定日本未來命運的關鍵時期，為了以日俄戰爭的經驗教訓為基礎，系統地構造屬於日本自己的海上戰略思想，1905年12月12日，第二艦隊首席參謀佐藤鐵太郎中佐向齋藤實海相上書，希望調職到海軍大學以方便研究工作。雖然僥倖取勝，但「戰理未明」的狀況未能得到根本改善，只有對此戰以及自古以來的知名海戰戰例進行總結、歸納要義，才能在今後的戰爭中佔得先機。